司马光传——举旗论“体要”

吕诲只是被贬出朝的官员之一。在他之前，已有知开封府滕甫，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等。他们中除王拱辰外，都是言官或刚由言官改任他职。短短两三个月内，就有如此多的言官被贬，仅次于四年前的“濮议”。在“濮议”中，是司马光打出了“尊无二上”的理论旗帜。而这一次，保守派官员凭直觉感觉到王安石像幽灵一样来者不善，便仓促发起攻击，随便抓起一块污泥，企图把他涂抹成奸邪模样。看似热闹，却没有理论的武器。举旗责任，又要落在司马光头上了。

为什么是司马光举旗？

保守派中的大人物多的是，似乎轮不到司马光来扛旗，但人家却认准了这位旗手。这是因为：第一，他敢言，在知谏院和任御史中丞期间，被他弹劾的有两府大臣，有皇亲国戚，有宦官近幸，有封疆大吏，从仁宗到神宗三代皇帝，他都有劝谏和批评；第二，他有学识、有理论，可与王安石对垒，在御前与王安石论理财时，针锋相对，头头是道；第三，他特立独行，无朋党之嫌；第四，他品德高尚，两袖清风，无辫子可抓；第五，他性格倔强，直来直去，死不回头，视名节重于生命，容易被利用。在建储之议中，在“濮议”中，韩琦成功地把他当枪使，现在，想利用他的人多的是。

神宗在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同时，任命三朝元老富弼为宰相，加上原来的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唐介和赵抃，正副宰相变成了五位。五位当中，曾公亮以年老请卸任，富弼请病假不上班，坚持上班的是三位副相。三人中，王安石与唐介每事必争，争得水火不容，赵抃在中间和稀泥，打圆场。唐介曾为言官，在先朝就直声显赫，令人畏惧。在王安石还没进政府时，执政请示工作，神宗屡问：“安石怎么看？”唐介直通通地说：“动辄问安石，那就让他来干，先把我免了。”他没有被免，但王安石上来了。两人遇事必争，唐介辩不过王安石，官司打到神宗那儿，而神宗又站在王安石一边。唐介因此气得背部生疮而死。因此，朝臣用“生老病死苦”来形容政府：“生”，王安石；“老”，曾公亮；“病”，富弼；“死”，唐介；“苦”，赵抃。保守派将唐介之死归咎于王安石，吕诲列之为十大罪状之一。

用唐介的死做“罪证”是扳不倒王安石的，但从“生老病死苦”中，司马光却有“重大发现”：威福下移！就是皇帝的权力被王安石假借了。

五个宰辅，四个“老病死苦”，就王安石一个生气勃勃，他主导了政府，在某些方面当了皇帝的家。证据呢？有。郑獬等三人被贬，因他们的身份在“两制”以上，按规定应由宰相起草敕令。当时，两个宰相，富弼告假养病，曾公亮出使辽国，王安石便代行宰相职权，起草了敕令。这是严重的越权行为。可御史没有弹劾他越权，而是讲贬谪三人不公。你说不公，王安石却说，我现在还后悔，不该给他们留面子，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全部抖搂出来，以儆戒朝中小人。司马光一贯主张言者无罪，当然也愿为郑獬等三人开脱，但与其争论三人该不该贬，不如先追究此事办得是否有违政体。就像打官司，如果程序违法，就得从头再来。有人会说，既然神宗已有意贬郑獬等人，换谁起草敕令不是一样吗？不。在宋代，“两制”都有封还词头的权力，何况宰相？具体到这件事，如果让曾公亮起草，他会犹豫不决；如果让富弼来起草，他会断然拒绝。郑獬等人就可能留下来了。司马光就是司马光，一下抓住了这件事的要害。王安石也觉察到此事办得鲁莽，有越权之嫌，上疏请辞，神宗不准。

恰在这时，神宗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名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对此，神宗考虑了很久，早在王安石入朝之前，他就想设立一个领导裁减国用的专门机构，并且准备让司马光来负责（见上章）。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不几天，这个编外机构不仅设立起来，而且其职能远远超出了裁减国用的范畴，成为一个制定经济法规并监督执行的权力机关。其地位之重要，看其负责人的级别即可一目了然。神宗让两府各出一人共领，具体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枢密副使陈升之（旭）。两个执政大臣领导一个部门，宋代史无前例。神宗让司马光当裁减国用的负责人时，司马光反对另设机构，只是考虑到不可侵了三司的权，未料到今日的条例司俨然像一个二政府。神宗与王安石当然知道，设立条例司会侵了三司的权，但现存的国家机关老气横秋，因循苟且，何谈改革？而且，要改革就得起用一批新人，而拥护改革的多是中下级官员，资历不够，是进不了三司机关的，只有设立一个新机构，调人方可只问需要而不问级别。

事实正是如此。吕惠卿本是真州（今河北正定）推官（法官），调京编校集贤殿书籍，一个着绿袍的从七品芝麻官，如果按阶梯一级一级上，猴年马月才能进入决策层。而有了条例司，便可以任命他为条例司检详文字，级别很低，差遣却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实际主持条例司的日常工作。改革是要干实事的，条例司推荐的官员多为能员干吏。用能员干吏，好啊！好个鬼！儒臣大多长于议论而“不任繁剧”，能员干吏用多了，儒臣自然就用得少了。而且一旦成为用人导向，儒臣地位就会下降。在第十九章我们已见过陕西转运使薛向，司马光曾当着神宗的面说他晓钱谷而未必晓边事。他积极支持种谔收复了绥州，后种谔被连降四级，随州编管（见第二十章）。薛向因说过愿与种谔连坐，也被贬。墙倒众人推，接任的陕西转运使张靖弹劾他在陕西制置盐、马有问题。哪知神宗较了真，让他俩各摆事实，在朝堂辩论，在事实面前，张靖被驳得哑口无言，获罪。薛向的理财办法与桑弘羊差不多，民不加赋而用度足。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思路完全一致。所以，神宗任命他为江、浙、荆、淮等路发运使，统管六路经济。于是重用钱谷俗吏的议论出来了，把他多年前受处分的事也翻腾出来了。他到陕西赴任时，夜至灵宝县，在驿站与客商崔令孙争房子，崔有病，受惊吓而死，薛向因此而被贬知汝州，数月后复职。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 攻击薛向为“小人”，说他在陕西理财侵犯了商贾之利。两人赢得了儒臣的喝彩，结果却一个被贬到处州监酒税，一个被贬到衢州监盐税，而薛向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神宗以手诏慰勉。

司马光这次没有参与对薛向的攻击，一是他认为薛向确实知钱谷，二是他十分明白，条例司是改革指挥部，要害是要端掉条例司。把这座“庙”撤了，“长老”“和尚”就得散伙，变法就会作罢。而条例司是个非编机构，是违背祖制的，是有伤政体的。皇帝最怕什么？最怕大权旁落，最怕政体有变，要端掉条例司，阻止王安石，这就是突破口。

选准了突破口，却未能突破

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司马光于熙宁二年（1069）八月初五日亮出了反变法之剑，树起了保守派的理论旗帜，这就是《上体要疏》^[1]。

他开宗明义：“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明帝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

何谓“为政有体”？“古之王者，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叙（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

看了这段政体论，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错，这是司马光礼治思想的又一种表达，与《通鉴》的第一则“臣光曰”对“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的论述是一致的。现在，他要用这一理论向条例司发起攻击了：本朝祖宗内设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等中央政府机构，外设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一套地方行政监察体系，这就是纲纪。而陛下在此之外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使两府大臣“悉取三司条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数人，与之谋议，改更制置，三司皆不与闻”。如此做法，“考古则不合，适今则非宜”，“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就是说，设立条例司不合政体，乱了纲纪。还有，根据条例司的请求，朝廷派刘彝、谢卿才等八名官员巡视诸路，考察农田水利及赋税。这是另设使者取代地方将帅、监司、守宰，同样是乱了纲纪。内外纲纪都乱了，则国家危险了。

政府机构设置虽受政治体制制约，但不属于政治体制范畴。概念边界模糊是国学的一块短板。司马光在这里讲的是政府编制的事，上的是政治体制的纲。虽有点牵强，但同样会触动宋朝君臣的敏感神经。宋代为防止大臣专权，“事为之防，预为之制”，中书宰相是政府首脑，却不管军事、外交和财政，军事、外交另设枢密院（枢府）管理，财政则另设三司（计府）管理。现在另设三司条例司，由两府（政府、枢府）各一员首长负责，有两府插手财政之嫌；同时，政府、三司的有关经济的指示要经过条例司“检详”之后方可行文，故司马光指斥为“大臣夺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职”。

好。就算你批评得完全正确，国家财政困难明摆在那儿，说说你有什么高招化解吧？司马光又重复了他此前《论财利疏》（见上章）的观点，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精选知晓钱粮、忧公忘私之人，任为三司使、副、判官、诸路转运使，“各使久于其任，以尽其能，有功则进，无功则退，名不能乱实，伪不能掩真，安民无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不丰哉！”简单地说，就是现有体制不要变，现有制度不必改，只要干部用对了，就不愁财利不丰。

说罢“为政有体”，再说“治事有要”。“王者之职，在于量才任人，赏罚功罪而已。苟能谨择公卿牧伯而属任之，则其余不待择而精矣。谨察公卿牧伯之贤愚善恶而进退诛赏之，则其余不待进退诛赏而治矣。然则王者所择之人不为多，所察之事不为烦，此治事之要也。”因此，国家大事，应与公卿商议，而不应让小人参与；四方之事，应交牧伯，而不应使左右窥探。若公卿牧伯尚不能选到贤者，小臣、左右就能够吗？万一不贤，则险诐私谒，无不为己。如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举荐，非牧伯所纠劾，或越次提拔，或无故罢免，外人疑骇，不知所从。对此，有人阿谀陛下，说这叫“聪明刚断，威福在己”，陛下或许信了，我却以为不然。公卿牧伯之举荐、纠劾不是没有错的时候，“或谓之贤而不贤，谓之有罪而无罪”，但都迹有所循，责有所归，所以不敢过分欺罔。而奸臣密告陛下，陛下按其意实行，外人以为是陛下的意志，“则威福集于私门，怨谤归于陛下矣”。此前，陛下所任免的官员，未必都出自圣意吧？陛下要想真正威福在己，何如谨择公卿牧伯，明正忠信者留，愚昧阿私者去，使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后，凡办一事，“则与之公议于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虑，择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复夺也”。凡除一官，“亦与之公议于朝，使各举所知，……择其贤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复争也”。如此，虽谋者、举者是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这才叫威福在己。“陛下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

在这里，司马光表面上讲的是治事有要，实质上讲的是威福下移，而要不威福下移，就得按我以上所说的，每办一事，每除一官，与公卿牧伯即内外大官公议于朝，而不可让小人参与。很显然，他所说的小人、小臣（在此疏中，二者为同一概念）就是指吕惠卿。

我们还记得司马光在反对张方平任参知政事时，与神宗当面争论。神宗板着面孔说：“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美事也。”司马光针锋相对地回敬说：“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见第十九章）他是一贯主张广开言路，言者无罪，鼓励议论纷纷的。王安石入朝后，朝廷内有关革新与保守的辩论方兴未艾，日甚一日，有些问题争得旷日持久，未有穷期。这让司马光着急了。在此疏中，他说：“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自古而然，不足为怪。他并不反对各抒己见，问题是人君到时要决是非。三人群居，无法统一，不散则乱，所以立人君以统治；群臣百姓，势均力敌，彼此不能管理，所以由人君来决断。古人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可看出利弊之极致；断之独，可定天下之是非。知谋而不知断，则群臣各逞私志，那是衰乱之政。今陛下听群臣议事，使各尽其情，善则善矣，然陛下不肯以圣意裁决，遂使臣下有好胜者“以巧文相攻，辩口相挤，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朝堂恰似辩论场。这样有损朝廷政体，有损陛下明德，让邻国轻视，非国家之福也。大家说得都有道理，皇帝该怎么决断？司马光开出了标准：天下事有难断的，以先王之道度之，就好比“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

看到这里，年轻的神宗也许明白了，司马光这位老师，讲为政有体也好，说治事有要也罢，是要以先王之道作为检验一切的度量衡，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那问题又来了，你司马光讲先王之道，王安石也讲先王之道。王安石的意思是“当法其意而已”，而“法其意”是为了“改易更革”，你司马光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他似乎又糊涂了。

他糊涂了，司马光却很明白。他以阿云案为例，来说明他的先王之道其实就是一个字：礼。他说，近有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实为非法婚约之未婚夫，见第二十章），重伤垂死，情无可悯，在理甚明……可争论纵横，至今未决。田舍一妇人有罪，相对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小，“何啻秋毫之末？”要办此案，派一法吏足矣，何必满朝纷争不已？若碰到比这大的案子，又将如何决断？“执条据例”办案是法官的事，“原情制义”才是君相的事。“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礼是法的根本，法是礼的枝叶。陛下试以礼察之，此案岂有难断之处？（法不能断，就用礼来断，将会产生如董仲舒以《春秋》判案的严重后果）况且，“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可惜争论逾年而后成法（指判杀人案要考虑杀人动机的司法解释），“终于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求枝叶而忘根本所致哉？从阿云案，我看陛下似乎没有抓住治事之要。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皇帝根本就不该关心这种本该“文法俗吏”来管的小事；第二，朝廷没有做到“非礼不决”，不讲礼而论法，本末倒置。

这篇《上体要疏》，亦可称之为“体要论”，通篇始终没有提到王安石，只是在最后讲阿云案时有所侧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明谏神宗帝，暗批王安石。从此，“体要论”成为保守派的理论旗帜，成为反变法的理论武器。诸如不合礼制，违背祖制，有损政体，有悖先王之道，万箭齐发，其源盖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