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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传——巨著耀千秋

历史大观园 文人墨客 2020-07-06 02:03:13 0

司马光逝世已九百多年了。九百多年来,《资治通鉴》印行了七十余版。他的生命通过《资治通鉴》延续至今,并将永远延续下去。

《通鉴》的第一个版本,我们只能见到记载而见不到书了。司马光辞世后一个半月,朝廷敕令国子监将《通鉴》于杭州镂版印刷。这一官版没能流传下来,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浙东茶盐公使库重刻印行的,因刻印于余姚县,亦称余姚本,是足本,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南宋一代,《通鉴》约有十余版本,但除“余姚本”是足本外,其余或非足本,或因避讳而有改动。由宋入元,元朝在大都(今北京)设兴文署,出版汉文经典,《通鉴》被列入其中。这个版本被称为元刻本。学者胡三省大概根据这个版本为《通鉴》作注,并将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散注于正文之下,这就有了元刊胡注本。《通鉴》在明代有十余个版本,但因辗转雕版,讹误较多。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鄱阳胡克家得到元刊胡注本,据之翻印,此即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是现存最好的胡注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对《通鉴》标点重印。点校的工作底本采用了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吸收宋、元、明各种版本的优长和历代学者对《通鉴》的校勘成果。对《通鉴》进行标点,分段。将年份独立出来自成一行,顶格排印,并且注明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年内之事每事一段,低两格排印,用“1、2、3、4、5……”标出,对“臣光曰”和所引前人的评论也独立成行,方便了读者阅读。这就是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

南宋学者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就是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通鉴》这样有生命力。

千年兴衰史,镜鉴万万年

南宋的朱熹顽固坚持正统观,对司马光在《通鉴》中三国时期采用曹魏纪年颇为不满,但他对《通鉴》还是佩服之至的,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意思是像吃饭穿衣一样,不可离开。怎么就不可离开呢?最早为《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得明白: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新注资治通鉴》序)

正如宋神宗御赐之书名,《资治通鉴》,以史为鉴,目的是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写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千年兴衰史,镜鉴万万年。因为《通鉴》是分阶段上呈的,所以宋神宗至少是看了这部书的绝大部分,甚至可能看过全部。宋神宗与司马光,一个要变法,一个反变法,政治观是对立的,并且在神宗为《通鉴》作序时,两人在刚刚是否收复绥州(今绥德)的问题上发生了正面冲突,可神宗在御制序中把司马光与司马迁并列,并热衷于在经筵上听司马光进读,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治家的胸怀,而是他确实感到《通鉴》可以“资治”。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可以让他“观圣人之迹”,“见前车之失”。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和臣子无不将《通鉴》作为案头必读之书。且不去说,只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而《通鉴》几伴其一生,通读了十七遍之多。华夏文化研究所《文白对照〈资治通鉴〉全译》编委会在该书《前言》中说: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可谓开宗明义,鉴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聩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论述犹多,究见其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上。略举两例:

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第2131页,原文讲的是刘备出征在公安,法正全权留守首都,他睚眦必报,“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要诸葛亮向刘备反映,遏制法正权力,诸葛亮说,“主公”现内外交困,“法孝直(法正字)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无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泽东写批语曰:“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卷七十一《魏纪》三第2241页,讲的马谡失街亭的事,毛泽东批曰:“初战(诸葛)亮宜自临阵。”卷七十二《魏纪》四第2268页,讲太和五年(370)六月,诸葛亮“因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毛泽东批曰:“自街亭败后,每出,(诸葛)亮必在军。”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根据《通鉴》改编的,把《通鉴》中所载历史事件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将分散在各个时间段的史料集中起来,按时间顺序连缀成篇。毛泽东读此书(清光绪戊戌年 湖南思贤书局校刊本),也有不少批语。在卷二百二十七《后梁灭唐》第48—50页,就有好几段批语,如:“康延孝之谋,李存勗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李绍宏等)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庄宗李存勗小名)”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批准杀了两个老红军出身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此案被称之为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1]

千年伟人毛泽东对《通鉴》的痴迷说明,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人民领袖,都离不开历史的镜鉴,而《通鉴》是一面使用起来非常便捷的“镜子”。正如毛泽东在与吴晗谈话时所说的:“《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2]

《通鉴》写的是中国史,但从问世起就受到邻国的重视。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丽使者来华,就提出购买《通鉴》,可能因为保密原因,被宋廷婉言谢绝。但大约在两宋之际,《通鉴》还是传到了亚洲诸国,尤其是在日本引发了“通鉴热”。上至天皇、幕府,下至诸藩及其弟子,无不读《通鉴》,幕府末期还成立了专门的“通鉴会”。明治天皇即位后,《通鉴》成为他的必读书,每月定时讲习,他无疑从中汲取了政治智慧。

《通鉴》的主题是一个礼字,写的是历史,讲的是政治,然而,《通鉴》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绝不止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它可谓编年史之巅,让后人高山仰止。

编年体之巅,后继者连绵

明代学者胡应麟说:“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史书占毕》)什么意思呢?汉、唐及之前的历史,因有司马光的《通鉴》而记得清清楚楚,而以下的历史,因没了司马光而懵懵懂懂,总之,他认为《通鉴》是空前绝后的。的确,《通鉴》是编年体史书的巅峰之作,空前毫无疑问,绝后则要从两方面来看:从《通鉴》引发了编年体史书的写作热,后继者连绵的情况来说,它没有绝后,只可惜后续者只有望尘之憾;而从学术成就上说,因后世没有一部编年体史书可与之比美,可谓绝后也。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左丘明的《左传》。在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写作之前,史书基本都是《左传》式的编年体。《史记》的问世,使《左传》式的编年体相形见绌,日渐式微,几至绝迹。《左传》式的史书以年月为次,好处是时间脉络清楚,不足之处是记事过于简略,可读性较差。司马迁的纪传体,在书首设“本纪”,用编年体简要记载一朝的大事,用“书”(班固修《汉书》时改为“志”)来介绍一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军事工作,而把“列传”作为主体,生动地记叙传主的生平事迹。纪传体史书保留了《左传》的优长,又完整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历史人物,可读性很强,所以很快取代了《左传》式的编年体,成为正史的标准写法。在司马光编纂《通鉴》前,已有“十七史”(加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应为十九部)之说,均为纪传体。

煌煌十九部正史,可宋神宗却在《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的嘉奖令中说:“史学之废久矣”,怎么回事呢?第一,科举考试只考经义而不考史学,以至历史无人问津;第二,十九史卷帙浩繁,一千六百余卷,正文及其注洋洋三千余万字,一般人根本没有可能读完,更别说日理万机的帝王和身负重任的大臣了(恰恰他们是最需要了解历史的)。《通鉴》问世前,历史学家如凤毛麟角,但大多也只读过《史记》和前后《汉书》等名著,对汉以后的历史也是懵懵懂懂。就是在“史学之废久矣”的背景下,司马光主动挑起了振兴史学的重担。

要振兴史学,是否能吸引读者是个关键。正史之所以逐渐失去读者,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太长了,而文字太长,是因为同一件事往往在“纪”、“志”和相关多人的“列传”中重复记载,且时有互相抵牾之处;另一个原因是“列传”中的人物固然生动,但时间概念比较模糊,让人不容易理清历史事件发生、演变的时间顺序,难以认识事件的全貌。早在东汉,荀悦就认识到了纪传体史书这一缺点,便将班固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的《汉纪》,八十万字的《汉书》被浓缩为八万字,其内容虽然几乎全部来自《汉书》,没有增加新史料,但因为叙事简洁、脉络清楚而受到欢迎。如宋神宗,他也许没有读过《汉书》,但肯定是看过《汉纪》的。但《汉纪》并未给编年体带来生机,直至唐代,高峻编了一部名曰《高氏小史》的编年体简明通史,将《史记》到《隋书》等十五史浓缩为八十卷,少年司马光就是读这部书爱上了历史,也是直接受这部书的启发而萌生了振兴史学的豪情壮志。

《通鉴》受《汉纪》和《高氏小史》的启发而修,但如果不超越他们,一样会湮没无闻。宋神宗在对执政大臣谈《通鉴》时说,超荀悦《汉纪》远矣!司马光超越的地方,就是他创新的地方,就是《通鉴》的生命力之所在,就是奠定其顶尖史学家地位的基石。

在第三十章《书局在洛阳》,我们已经介绍了司马光创造的先编“丛目”、再写“长编”、最后定稿的三步法,这一方法已成为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圭臬。创造一种编撰方法无异于发明一种新工艺,很了不起,而学术上的创新则更让人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首先,《通鉴》告诉我们,在纪传体正史的基础上再撰编年体通史,不是简单地浓缩和重新编排,而是一种再创作,不仅可以大大缩小篇幅,而且可以增加容量。《通鉴》将十九史浓缩为三百余万字,却增加了许多新的史料。《通鉴》中,唐、五代部分有约二分之一的史料是正史和现存史书中所未见的,而被他引用的这些书籍今天多已亡失。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曰,《通鉴》“网罗繁富,体大精深,为前古之所未有”。史学界历来有“不熟读正史,未易决《通鉴》之优劣”的说法,同时有“读正史不可不兼读《通鉴》”的说法。

其次,《通鉴》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即使是经典名著中所载的故事,也要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司马光在编《通鉴》的过程中,发展完善了考据学,其派生书《通鉴考异》是我国第一部考据学专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无不采用了考异之法。

其三,《通鉴》突破了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不“为尊者隐”,暴露昏君之丑行毫不留情,对明君之失误也秉笔直书,对农民起义虽依旧称之为“寇”、“贼”,但大抵能够客观描述;对分裂时期的政权,不论大小强弱,不分正统、僭伪,一视同仁。这在史书写作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其四,《通鉴》不写无法考证的神仙鬼怪和不合情理的奇节异行,对正史上的有关记述一概毫不客气地删去。历代封建统治者为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无不编造君权神授的离奇故事,司马光虽然是个天命论者,却拒不采用此类离奇故事,目的是让皇帝明白,“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到时候天是靠不住的。这无疑又是史书写作上的一大进步。对于那些夸大其词、有悖情理的传说,司马光一概不予采信。如张良为太子请出“商山四皓”,阻止了刘邦废太子的图谋,这个故事《史记》《汉书》均有记载,但司马光认为在汉初的政治力量中,“商山四皓”起不到如此大的作用,故《通鉴》不载。再如《史记》称鲁仲连义不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司马光认为,这不可能,不过是游侠之士的夸夸其谈,未予采信。

最后,《通鉴》给后世做出了一个用洗练的文字生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样板。《通鉴》是史书,但同样可以当文学来读。这得益于在写作上对传统编年体史书的突破。在时间本位和事件本位发生矛盾的情况下,《通鉴》根据需要不拘泥于“以事系日”的固定程式,而改用以事件为主线组织材料,置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段内,从而保持了事件叙述的完整性。《通鉴》对重大事件的许多记叙,即使纯粹从文学角度看也堪称经典,最著名的当是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赤壁之战》(《通鉴》第六十五卷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十月)。赤壁之战是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的重大战役,但原有史书的记载均不完整,其史料散见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虞溥《江表传》、韦昭的《吴书》和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等书中,而涉及的人物有曹操、刘备、孙权、周瑜、诸葛亮、鲁肃、张昭、黄盖等,一般人不可能把上述史书都读到,而且即使都读到,也很难将赤壁之战理出头绪,形成完整印象。司马光仅用二千余字就把赤壁之战的前因后果和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彩纷呈,所涉及的人物一个个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孙权、诸葛亮、鲁肃、周瑜这四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赤壁之战》能成为文学名篇,理所当然。在长于叙事这一点上说,司马光与司马迁可谓不相上下。

最早就将司马迁和司马光并列的是宋神宗,但“两司马”的提法与近代学者梁启超有关。他认为《通鉴》“繁简得当,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可并称为我国史学界的前后“两司马”。[3]

《史记》和《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古代史学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古代史学之绝笔”[4]。从两部书的影响来说,并称“两司马”也是恰如其分的。《史记》乃正史写作之规范,而《通鉴》带动了编年体的复兴,引发了“通鉴体”写作的高潮。

引领新体系,催生通鉴学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编年一体,唐以前无足观。至宋有《通鉴》,始赫然与正史并列。”的确!编年体史书能与纪传体的正史分庭抗礼,并驾齐驱,发端于司马光的《通鉴》。

《通鉴》问世后,在南宋引发了通鉴体史书的写作热,且往后续《通鉴》的大多在书名中冠以一个“续”字。第一个续写者为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写北宋一代史事,可惜未能完整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此书之中华书局版是辑本,因无法补上残缺,才五百二十卷。接着,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与《长编》相接,写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事。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记录了起徽宗政和七年(1117)七月四日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月二十一日的两宋交替时期的历史,重点在写靖康之乱。又有刘时举著《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写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的史事。往前续《通鉴》的,除了刘恕所撰之《通鉴外纪》十卷外,又有南宋金履祥所著《通鉴前编》十八卷,两书均记周共和元年(前841)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与《通鉴》相接。

南宋以后,《通鉴》的续作者薪火相传。明朝有薛应旂和王宗沐分别所著一百五十七卷本和五十七卷本《宋元资治通鉴》,记宋、元两朝史事。记载明朝历史的有谈迁的《国榷》一百零八卷。进入清朝,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有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记载明史的有陈鹤的《明纪》六十卷,夏燮的《明通鉴》九十卷。

司马光是通鉴体的祖师爷。纵观史学发展史,以《通鉴》为发端,《通鉴》及其后续之作,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编年体史书体系,足以和二十四史相抗衡。

以上讲的是《通鉴》的续书,还有很多由《通鉴》改编的史书,在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改编从两个方向进行,第一是纲目体,第二是纪事本末体。

纲目体的始作俑者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通鉴》改编为《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叙事首列标题,用大字书写,标题下详述史实,可视为《通鉴》的简编本,好处是提纲挈领,眉目清晰,但朱熹将《通鉴》中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强化,而扬弃了《通鉴》不分正闰的先进历史观,对多国并存时期强行划分正统非正统。《通鉴纲目》因朱熹的名气而影响极大,后作纲目体史书者历代不绝,乃至出现了《纲鉴合编》。

纪事本末体是为弥补编年体史书的一个缺点而产生的史学新体裁。编年体史书因为受时间轴约束,一件经过数月数年的大事往往散落在若干卷中,且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掺杂,读者检索起来殊为不易。南宋的袁枢是个《通鉴》迷,深为上述问题头痛,于是将《通鉴》中所述之大事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把分散在各卷中的记载按时间顺序集纳到题目之下,稍加剪裁连缀,便成了一个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此书定名为《通鉴纪事本末》,篇幅只有《通鉴》的二分之一,但囊括了《通鉴》中的所有大事,方便读者检索,所以不乏续作者。李焘的《长编》也被改编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此后,宋、辽、金、元、明各代之史以及《左传》均有人改编为纪事本末体,形成了纪事本末系列。

《通鉴》催生了中国史书的新体系,其影响扩大至亚洲邻国。据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受《通鉴》的启发,日本编撰了编年体史书《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另外日本史书中的四大名著《吾妻镜》(《东镜》)《神皇正统记》《本朝通鉴》《大日本史》也不同程度借鉴了《通鉴》的做法。朝鲜十二世纪金宽毅编纂的《编年通录》,李朝时期成书的《东国通鉴》,一五一〇年越南武琼编写的《大越通鉴通考》,亦当是受《通鉴》影响的产物。

《通鉴》有纵向系列,即由其引发的续书;《通鉴》还有横向系列,即与其配套的派生书。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就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有九本与之配套的书:

《通鉴考异》三十卷,集纳了在编撰《通鉴》中的部分考异成果,是我国第一部考据学专著。原独立成书,元人胡三省将其散注于《通鉴》有关条目下,成为《通鉴》的附注。考异法为后世尊为治史之不二法门,《通鉴》类的后续之作无不采用考异法,在清朝产生了考据学著名学派——乾嘉学派,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名家辈出,其代表作有《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劄记》等。

《通鉴目录》三十卷,乃《通鉴》所写的千年历史的大事年表,非常便于检索。《四库提要》指出:“用目录之体,则(司马)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为《通鉴》之总会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因为司马光首创目录体,我们今天读书才有如此方便。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考虑到《通鉴》卷帙浩繁,副本只有王胜之一人读完,司马光为读者着想,将《通鉴》缩编成举要历。

《通鉴节文》六十卷,性质与《通鉴举要历》同,但是否司马光所作,已难以考证。

《历年图》七卷,所述历史时段与《通鉴》同,也是编年体,但更为简练,以“臣光曰”为开头(即前朝或前国亡国之时),与《通鉴》的“臣光曰”多就事就人而论不同,而就一朝一国的兴亡立论。

《国朝百官公卿表》十卷,记载北宋开国以来至英宗治平四年(960—1067)百余年的大事。以上两书单行本已佚,但被保留在《稽古录》一书中,被重新分卷,前者被合并为五卷,后者被合并为四卷。

《稽古录》二十卷,由《稽古录》和上述两书合成。卷一至卷十一,记载伏羲氏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的历史,即《通鉴》之前的历史,编撰体例与《历年图》同,是一本给少年儿童普及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卷十二至卷十六为《历年图》,卷十七至卷二十为《国朝百官公卿表》。

《涑水记闻》,是司马光为写《资治通鉴后纪》(北宋当代史)而准备的资料汇编,因每条大多注明了消息来源,故曰记闻。这些资料尚未经考异,不准确处在所难免。后被《长编》作者李焘和《宋史》的编撰者脱脱未加分辨地大量引用。历来版本卷数及内容多寡不一,现中华书局版《涑水记闻》是在《四库全书》本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史料编辑点校而成,共十六卷,附录四件。

《通鉴释例》一卷,是司马光编撰《通鉴》时所定的凡例,由其曾孙司马伋根据遗稿整理而成。

以上九部书构成了《通鉴》的横向系列,其中《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历年图》可视为《通鉴》各种不同的摘要本或缩编本,为的是方便不同层次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为后世树立了一部书分别出全本、节选本、普及本、少儿本的榜样。《稽古录》把《通鉴》前的历史用通俗的形式写出,就是古代的少儿本。另外,《国朝百官公卿表》和《涑水记闻》,一为当代大事记,一为当代史料汇编,体现了他重视当代史的史学精神。

《通鉴》从问世起即吸引了研究它的学者,以至逐渐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我们知道,因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的情况极其罕见。与文学上因研究《红楼梦》而形成红学一样,史学上因研究《通鉴》而形成通鉴学,本身就说明了其研究对象博大精深,空前绝后。专门研究《通鉴》的作品,在宋末元初就已硕果累累,不乏鸿篇巨制。与文天祥同榜的进士胡三省,入元后终身不仕,潜心研究《通鉴》,写出了《资治通鉴音注》,其注释对《通鉴》所载之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详加考订,特别是对地理、官制的考证尤其精当,其篇幅大抵与《通鉴》相等。后世誉之为“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我们今天读《通鉴》可以看到附于书中的胡三省之注,对读懂原文极有帮助。录取文天祥为状元和胡三省为进士的复试官王应麟,南宋度宗时为礼部尚书,入元后不仕,专门做学问,写出了《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以《通鉴》地理为研究对象,因其兼考《史记》等史书的地理沿革,又可视为一本古代军事地理专著。《四库全书总目》赞其“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对秀才师生严衍、谈允厚,埋头研究《通鉴》三十年,拿十七史逐句逐字与《通鉴》对照比勘,写出了《资治通鉴补》一书,纠正了《通鉴》和《资治通鉴音注》中的错误。所以,史学界有要深入研究《通鉴》,不可不读《通鉴补》之说。但两人在书中对《通鉴》原文和胡注随意作删节,且补注过多过滥,篇幅竟超出《通鉴》四倍,因此颇遭诟病,一直只有抄本而不便印行。到清道光四年(1824),有个叫张敦仁的,从《通鉴补》中择出其改正、移置、存疑、备考、补注等部分,编为上中下三册,第一次出版。此后,咸丰、光绪年间又有出版。

民国时期是《通鉴》研究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突破了微观研究的窠臼,出现了带宏观总结的开拓之作。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崔万秋的《通鉴研究》,从司马光的生平、著作到编撰《通鉴》的动机、过程以及成书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张须的《通鉴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绍《通鉴》的著作,几乎囊括了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超越《通鉴研究》远矣。成书于一九四五年的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别出心裁的著作,对音注《通鉴》的胡三省做了深入研究。因为胡三省是南宋遗民,入元后不仕,音注《通鉴》,在字里行间巧妙地隐藏着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陈垣是在抗战时期日本占领的北平研究胡注的,于是在胡注中找到了“知音”。他首次把名不见经传的胡三省(《宋史》《元史》)均无载)这个爱国主义史学家的生平事迹挖掘出来,对胡注细考探微,所引用书籍达二百五十六种,用胡注七百五十余条,通过巧妙地引经据典,叙述史实,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代表性著作,标志着通鉴学已经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的出版以及以之为母本的各类节选本、注释本、活页本、学生本、讲读本、全译本、文白对照本的出版,《通鉴》的普及程度前所未有,通鉴学的繁荣也前所未有。为《通鉴》作新注的,先后有瞿蜕园的《通鉴选》,王仲荦《资治通鉴选》,陈光崇、顾奎相的《资治通鉴选读》,张鸿儒、沈志华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还有多种全译本,译著频出,难以枚举。研究《通鉴》的论文和专著相继出版,颇具影响的有冯惠民的《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柴德赓的《〈资治通鉴〉介绍》、陈光崇的《通鉴新论》(论文集)、王曾瑜的《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宋衍申的《司马光大传》,等等。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则是一部专攻《通鉴》纪事时间之失的学术著作。此外还出现了许多以通鉴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一九八四年,《通鉴》问世九百周年;一九八六年,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海峡两岸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出版了论文集《〈资治通鉴〉丛论》《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台湾出版了《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韩国、日本也有研究通鉴学的学者。

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总论》中说:“如果从成就和影响来看,温公的史学掩盖了他的经学。‘元祐更化’之际,温公废除全部新法,要比他在史学和经学上的影响大得多。”的确,如果我们姑且撇开“元祐更化”中的司马光,而专注于他的《通鉴》,就会发现《通鉴》像一坛美酒,越陈越醇,越陈越香,年代愈久,其价值愈高。

[1]《党建经纬》,1998年第1期。

[2]刘志清:《司马光修史独乐园》,远方出版社,2004。

[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4]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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