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直笔著《通鉴》

文彦博喜携妓出游，屡邀司马光为伴。一次长游归来，独乐园的鲜花已经凋零，司马光未免有惋惜之叹。园丁的一番话却让他振聋发聩：今年春去，明年春来，只可惜数十日来，相公未曾写一行字，看一页书。

司马光等级观念极强，但对仆役和气。他有一祖传琉璃台，被役兵不慎打碎，河南府逮捕役兵，交司马光发落，他在状上批曰：“玉爵弗挥（弗通祓，指去灾祈福的祭祀），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一笔勾销了。上述园丁的批评成了他拒绝文彦博的盾牌，从此不再接受邀请。

其实，司马光在优游山水时也未曾辍笔，所著《游山记》诗文十二卷，士大夫争先传之。但对《通鉴》来说，诚如园丁所言。他内疚了，脸红了，眼看身体越来越差，再不抓紧，《通鉴》真要成不竟之作了。这时，又从开封传来消息，有人在朝中散布，说《通鉴》迟迟不能编成，是司马光故意拖延，以贪图御赐之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其实，书局搬到洛阳后，就未曾请领过皇帝特赐的“御前钱”，更不要说御膳御酒了。恶意中伤从反面逼着他加速编撰。他要为这部大书拼老命了。在他之前，他的助手刘恕已经为《通鉴》献身了。

殉职《通鉴》的刘恕

刘恕的身世已在第十七章中交代，不再絮叨。司马光的工作是在助手所编的长编基础上进行的，一看到长编，刘恕的影子便挥之不去。他是《通鉴》的策划者之一，是司马光挑选的第一助手。奉英宗之旨开书局时，初衷很明确很单纯，就是编一部言治乱之道的编年体通史。可书局运转两年后，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于是《通鉴》有了论战的色彩。编修司马光、同编修刘恕、刘攽，全都反新法。司马光和王安石多是打笔墨官司，而刘恕则“面刺其过”，“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瞒”^[1]。

刘恕在南康边监酒税边修书。熙宁九年（1076），他千里迢迢来到洛阳。一见面，两人都惊呆了。从熙宁三年（1070）京师一别，不过六年多时间，两个人都变得让对方认不出来了。见五十八岁的司马光须发全白，老眼昏花，牙齿掉光，说话漏风了，刘恕也不禁流下泪来。而刘恕才四十五岁，却已羸弱不堪，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起来。司马光牵着他的手，连问三遍：“汝道原（刘恕字）邪？”忍不住泪流满面，说：“如何羸弱至此？是否因所任卷帙繁剧，不胜劳苦？”的确，司马光让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近四百年的长编，后来又把五代的长编交给他，都属战乱时期，头绪万端，错综复杂，编起来绝非易事。但他还有司马光体会不到的苦处，那就是贫穷。靠一个九品官的俸禄，要养活包括老迈双亲在内的一大家子人，又不愿低眉求人，只能喝粥啃咸菜。这些，他是不会启齿的。

刘恕是书局的顶梁柱，等于是常务副总编，司马光离不开他。在他后来（元祐元年七月六日）所上的《乞官刘恕一子劄子》^[2]中说：“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奏举（刘）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3]的确，在司马光的三个助手中，刘恕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有许多问题，司马光也得向他请教。在前面第三十章中，我们说到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而这本书中的许多考异成果，特别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实考异，不少是由刘恕完成的，司马光都如实注在条文之中，诸如“刘恕广本（长编复写稿）云”、“刘恕以为”、“刘恕按”、“刘恕曰”、“刘恕云”等。比如，《通鉴考异》卷四《晋纪》“汉改元建元”条说：“《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修刘恕言：‘今晋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4]我们今天对照《辞海》所附之《中国历史纪年表》，发现刘恕说得一点不错。汉（前赵）改元建元元年在乙亥年（315）三月，是晋建兴三年而非建兴二年。这年前赵用了两个年号，二月（含）前为嘉平五年，三月为建元元年。刘恕如此博大精深，司马光自然要格外倚重。

见刘恕已形容枯槁，司马光想在洛阳给他创造一个休息调养的环境。他让书局的范祖禹、司马康都停下工作，大家一起陪刘恕去登山览胜，游玩散心。四人骑马来到山下，下马上山，在山间草丛中发现一石碑，虽刻有墓主姓名，但司马光也搞不清何许人也。刘恕一看，说，此人乃五代后梁一武将，正史不载，见于某某笔记，并说出了他的籍贯、身世、战功。大家将信将疑，司马光回来后查资料，发现刘恕说得一点不差，由是对他更加佩服。

刘恕可谓考异能手，但司马光倚重刘恕，不止在考异，在《通鉴》的构架、纪年等重大问题上也要与他探讨商议。此类探讨从书局成立开始，直到刘恕逝世，一直在进行。刘恕之子刘羲仲在其编辑的《通鉴问疑》一书中说：“君实访问道原（刘恕字）疑事，（长编）每卷不下数条。议论甚多，不能尽载，载其质正旧史差谬者。”该书记录了他们相互切磋的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为：

君实曰：“……今欲将吴、蜀、十六国及五代偏据者，皆依《三十国春秋》书为某主，但去其僭伪字，犹《汉书》称赵王歇、韩王信也……”

道原曰：“晋元（司马睿）东渡，南北分疆，魏、周据中国，宋、齐受符玺，互相夷虏，自谓正统，则宋、齐与魏、周势当两存之。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于江表似后魏。若为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5]

根据这一记录，司马光开始还是有正统观念的，想仿照《汉书》，对三国时期的吴国孙权、蜀国刘备不称其为帝，而拟称之为“吴王权”、“蜀王备”，对“十六国及五代偏据者”也将如是处理。但刘恕不赞成这样，指出了这样做将难以自圆其说，是荒谬的。刘恕与司马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不止一次，最后结果是司马光完全采纳了刘恕的意见。

驳正闰之说，弃春秋笔法

按阴阳五行推出的正闰说，即历代政权的正统与非正统问题，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前可以说是占主流地位的。洛阳的道学先生邵雍、二程都力主正闰说。他们的依据是，孔子修《春秋》，用的是鲁国纪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始。这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为什么不用周王纪年，而用鲁国纪年，一是《春秋》原本是鲁国史，二是因为鲁乃周公之后，与周天子的血缘最近，且孔子在每年的正月前加一“王”字，即“王正月”，以表明此是周王纪年的正月。一个“王”字，维护了周天子的大一统地位。

孔子修史用春秋笔法，把非礼的即非奉王命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删去，叫作“不书”，如鲁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明载于《左传》，因是费伯的擅自行动，孔子便一笔抹去了。再如，诸侯国都是周天子之臣，按爵位分别为公、侯、伯、子、男，楚国是子爵，但随着实力增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在《春秋》中，孔子不称楚王而仍称其为“楚子”。用春秋笔法编出来的《春秋》，复礼的主题突出，但按礼取舍史实，势必将历史搞得支离破碎，违背史实，被王安石斥之为“断烂朝报”。司马光修《通鉴》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开始，就是因为对《春秋》不敢动一字。正闰说用在国家统一时期，还勉勉强强讲得通，而用在分裂时期就无法自圆其说。

编《通鉴》，刘恕负责的部分正好从三国时期开始，首先就碰到谁正谁闰的问题，魏蜀吴三国各有纪年，用哪国的？在当时已有的史书中，陈寿的《三国志》以魏受汉授为由，尊魏为正统；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刘备为中山靖王后为由，尊蜀为正统。上引司马光与刘恕的讨论当发生在动笔之前。司马光显然受《春秋》的影响较深，所以刘恕提醒说：“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朝）、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这段话说得很清楚，非春秋时期不可用春秋笔法。

司马光完全赞成了刘恕的观点。两人达成共识：不理会正闰之说，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让后人去评判。这一观点明白无误地写在了《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三月的“臣光曰”中：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故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南朝）宋、（北朝）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朱温建立后梁），四方幅裂，朱邪入汴，（被）比之穷（篡夏之有穷氏）、新（篡汉之王莽新朝），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南朝陈国）何所受？拓跋氏（北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前赵主匈奴刘氏）、石（后赵主羯族石氏）、慕容（前燕主鲜卑族慕容氏）、苻（前秦主氐族苻氏）、姚（后秦主羌族姚氏）、赫连（夏主匈奴赫连氏）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忧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馀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这段史论把正闰说批得体无完肤，公开宣布摈弃春秋笔法，申明《通鉴》对各国不论“华夷仁暴，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不分正统与僭伪。可谓破天荒，划时代！司马光在政治上极端保守，而在史学上经与刘恕切磋后，显得颇有革新精神，虽然《通鉴》与《春秋》一样以维护礼制为宗旨，但至少在正闰问题和史料取舍上是造了孔子的反。

具体落实在编书上，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在公元纪年未发明和未被我国采用前，各国各朝各有各的年号。纪传体史书可各国用各国的纪年，而编年体史书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纪年，就没法将各国的事集中到同一时间段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上述“臣光曰”的最后一段说：

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南朝）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后）梁以至于（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刘备）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南朝）宋高祖（刘裕）称（西汉）楚元王后，南唐烈祖（李昪）称（唐）吴王（李）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东汉）光武（刘秀继承西汉）及（东）晋元帝（司马睿继承西晋）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不采用蜀之纪年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蜀亡于公元二六三年（后汉主炎兴元年），而晋代魏在二六五年（晋武帝泰始元年），如用蜀之纪年，这中间的二六四年就挂了空挡，而用曹魏纪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顺便交代一下，司马光在《通鉴》中采用曹魏纪年，饱受南宋以后的道学先生们的攻击，认为《春秋》是万世史宗，司马光背叛了史宗。朱熹为了复刘氏蜀汉之正统，将《资治通鉴》改编为《资治通鉴纲目》，三国时期采用蜀汉纪年。上述中间缺一年的问题咋办呢？不得不在中间加了一个孤零零的“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不伦不类。

刘恕在洛阳近一年，完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编。熙宁十年（1077）初冬，因思念年老双亲，要回南康。临别，司马光赠以衣、袜和一条自用的狍皮褥子。刘恕反复推却不果，勉强带着上路。走到淮阳，他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过度，晕厥过去，醒来已是半身不遂，右半身不能动弹。他让人把司马光的赠物包好，托驿站寄还，回到南康，一边守孝，一边带病编五代的长编，自己口述，由儿子刘羲仲记录。编未竟（剩下一小部分由范祖禹完成），“病愈笃，乃束书归之局中”，元丰元年（1078）九月病逝，年仅四十七岁。司马光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6]中叹道：“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评点帝王，描绘礼治理想

刘恕走了，司马光失去了一个最得力的助手。虽有范祖禹在身边，但凭两人之力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任务，一时也不好找人填补空缺。刘恕生前曾建议奏请将司马康为同编修，司马光没同意，因为司马康才气平平，不堪此任。现在范祖禹又提此议，司马光考虑再三，只奏请他为检阅文字（校对）。司马康熙宁三年（1070）以明经科登第，此前官为大理评事、监西京粮料院（留司后勤科长）。从元丰元年（1078）十月始，书局由司马光父子和范祖禹三人组成。

一坐到书案前，司马光顿然有一种帝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对历代帝王，他的视角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仰视，而是史学家的俯视，行文就像老师对学生讲课一样。以史为鉴，就是打磨一面对照的镜子。应该让他们从中看到什么？是首先要解决且必须贯穿始终的问题。他力排正闰说，不仅因为此说难以自圆，而且因为不利于劝谏君王。“君权神授”可用来欺骗黎民，而帝王若当了真，就会有恃无恐，荒政忽治。他要将罩在君王头上的神秘光环去掉，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则天所制《豫州鼎铭》，最后两句为：“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妄说此乃玄宗李隆基的受命之符。宰相姚崇也上表祝贺，并请载入史册，布告中外。《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在记录此事后，“臣光曰”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

……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对一些君主崇信佛道，迷信阴阳，玩弄符瑞、图谶、占卜之类的行为，《通鉴》毫无例外地持批判态度。有学者认为，唯一例外是卷一百三十写南朝宋国前废帝刘子业之死，似乎印证了因果报应。四六五年（此年宋有三个年号：废帝永光元年、八月改为景和元年、年底明帝改为泰始元年），刘子业在竹林堂让宫人裸戏，一女不从，被杀，当夜他梦见在竹林堂有女子骂他“悖虐不道”，活不到明年夏熟。次日，他把一个相貌与梦中人相似的宫女杀了，夜间又梦见被杀者说：“我已诉上帝也。”天亮后，他请来巫师，巫师说竹林堂有鬼，于是，当晚他与群巫及诸妃前往竹林射鬼，未料被主衣（官名）寿寂之等人杀死，立湘东王刘彧，是为明帝。司马光看似在写因果报应，其实是在写多行不义必自毙。刘子业杀人如麻，杀得宫廷内外人人自危，寿寂之等即将被杀的人乃不得已秘密结伙反抗。

在《通鉴》中，司马光即使是对明君也坚持两分法，不吝批评其失误和缺点。唐太宗是历代公认的明君，司马光在肯定其功德的前提下，从玄武门之变就开始对他批评，不算隐于叙述中和引用他人之言论，所写“臣光曰”五条，只有一条是纯褒扬，其余三条是批评，一条是半批评半表扬。其中一条是批评唐太宗悔婚的。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借故解除了与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薛延陀的婚约，群臣纷纷劝阻，他说：“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弭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唯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对此，“臣光曰”：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昏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还有一条是批评太宗搞钓鱼执法和表扬他知错能改的：唐太宗即位当年，对官员受贿深恶痛绝，于是“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反对说，受贿当死，但您搞钓鱼执法，设圈套陷人于不法，恐怕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正道。太宗听了，欣然采纳，召五品以上官讲话，说，裴矩能当面力争，不拍马屁，如每件事都这样，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臣光曰”：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

（《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对农民起义，司马光虽与历代史家一样称之为“盗”、“寇”，但其描述往往相对客观。比如对唐末黄巢起义，他就没有像旧、新唐书那样一味妖魔化，在许多地方甚至用了赞赏的笔调。如写广明元年（880）九月起义军渡过淮水后，“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写起义军攻下洛阳后，“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写起义军入长安，“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道，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如此描写，意在给统治者以警告：“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尤憎官吏，得着皆杀之。”

司马光像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师，孜孜不倦地在向他的帝王读者说教。在历史的天空中，他可以自由地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评点帝王，描绘他的礼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