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一朝权在手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七日，神宗驾崩。

在金陵，王安石作诗哭悼：“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赞美神宗“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在洛阳，司马光在独乐园设了灵堂，行国祭之香。朝廷没有通知外地官员进京奔丧，去不去？在洛阳的三品以上官员先后启程了，而司马光还在观望。程颢着急了，催促说，太子（赵煦，哲宗）登极了，太皇太后（高氏，史称宣仁，以下称高太后）垂帘听政，不能再犹豫了。而司马光仍然不急不忙。作为保守派的旗手，他树大招风；作为历史学家，他见了太多的皇权交替中的血腥。他渴望被重新起用，把王安石的新法彻底翻个底朝天。他也明白，高太后一直反对新法，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虚十岁的孩子能稳住朝政吗？时任执政大臣八人：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太圆滑，人称“三旨宰相”：向皇帝请示曰“请旨”，听到指示后曰“领旨”，布置工作曰“奉旨”，所以居执政十五年不倒；其余皆为新法派人物，次相（右仆射）蔡确、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韩缜被保守派称作“三奸”。他们能不兴风作浪吗？直到神宗逝世后十天，程颢又来劝他说，告病的孙固、韩维昨天都已赴京，你该动身了。正劝着，有人送来了儿子司马康从东京捎来的信，信上说，高太后曾问首相王珪：司马光来否？王珪答：未见。又问：众臣皆来，司马光为何不来？看罢此信，他对程颢说：“准备出发！”

“子改父道”与“母改子政”

三月十七日，司马光和程颢骑马赴京。马至城门，守卫禁军以手加额，说“此司马相公也”。消息传开，引来沿途民众聚观，以至马不得行，有人高声对他喊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王安石曾说，“始终言新法不可行者，司马光也”。因此，对他的到来，保守派宛如盼来了太阳。“及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之，隶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尔）君，愿一识司马公耳。’至于呵斥不退，而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这段记录不见于正史，出自王明清的笔记《挥麈后录》，清人顾栋高编《司马光年谱》时归入遗事卷内，因其生动，后人屡有引用。但此记录语焉不详，时相有两个，首相王珪，次相蔡确，究竟是其中哪一家？宋朝等级森严，老百姓爬到相府的屋子上，敢吗？王明清是南宋人，距司马光进京已隔百年。不论此事真假，但保守派盼望司马光出山的情绪弥漫于京城应是真的。这种情绪太强烈了，让司马光感到害怕。小皇帝和高太后无暇一一接见外来吊丧的臣僚，令不必面辞，司马光便不告而辞了。他刚一走，高太后责问宰相：为什么匆匆放行？高太后于是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二十二日，在独乐园向他宣读谕旨：“毋惜奏章，赞予不逮。”

司马光这才心里有了底，看来彻底否定王安石新法的时候真的到来了！在次日所上的《谢宣谕表》^[1]中，他赞扬高太后“听政之初，首开言路”，是“宗庙社稷之灵，四海群生之福”。三十日，他上《乞开言路劄子》^[2]，其中说：

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用信袋封好的状子），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耍闹处，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则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

这个劄子讲得冠冕堂皇，却露出一处破绽：对无产业之人，“虑有奸诈”，得有人作保，经过批准，才准发言。神宗曾说，王安石“更张法制，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现在限制穷人发言，啥意思？

看了司马光的劄子，高太后撇开政府，于四月十一日直接下诏曰：“先皇帝（神宗）临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繁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安元元之意。”这份诏书意在将神宗与新法撇开，让臣僚大胆向新法宣战。司马光带头响应，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疏中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无非是老调重弹，并无新意，要害是提出了一个比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更具爆炸性的观点。哲宗刚登极，就废除父皇的新法，遂有“子改父道”之讥，司马光驳斥说，这不是“子改父道”，而是“母改子政”：

议者必曰：“孔子称：‘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彼谓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必以己意遽改耳。必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视而不改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

“母改子政”，好极了！现实意义太强了！高太后如获至宝，保守派欢呼雀跃。

司马光为废除新法扫除了礼法障碍，但“母改子政”的观点一旦成立，太后专政甚至擅行废立直至当女皇都有了理论根据。且不说汉之吕后、唐之武则天，仅说北宋，先后有仁宗登极时的刘太后听政，英宗登极时的曹太后听政，最后她们都是在宰臣的迫使下撤帘归政的。现在有了“母改子政”的理论，高太后撤帘将遥遥无期（事实上她一直垂帘到死）。高太后庆幸找到了心腹之臣，急于与司马光相见。此前的四月十六日，她令司马光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他未去上任，在洛阳不停地上奏，先后有《乞罢保甲状》《乞罢免役钱状》《乞罢将官状》等，加起来洋洋万言。高太后派人宣谕，要他赴任经京时，上朝觐见，派出催促的使者道路相望，一拨接一拨。

五月二十三日，司马光到京。随着这位保守派旗手的回朝，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从广开言路到舆论一律

高太后召见司马光究竟谈了些什么，史书无载，大概是给他看了中书省拟定的关于广开言路的诏书。这份诏书五月五日就颁布了，因只颁之于朝堂，司马光在洛阳没有看到。诏曰：

盖闻为治之要，纳谏为先，朕思闻谠言，虚己以听。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厚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得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儌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而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能遍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政阙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

（《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乙未》）

一看此诏，司马光马上怒形于色，说：这分明是划禁区，不让人说话！他问高太后，臣之《乞开言路状》，陛下看了吗？太后说，看过了。他上此状，是由于两名官员因建言而受了处罚。太府少卿宋彭年上书建议在京师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上言依保马法所定原数，核定每年合买（官府向养马户买马）数额，同时建议在太学设《春秋》博士，开课施教。次相蔡确以“非其本职而言”为由，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在状中说：“臣忽闻之，怅然失图，愤邑无已。”“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他请求广开言路的目的，是要广言新法之害，如果规定不得“非其本职而言”，不要说达不到对新法群起而攻之的效果，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保守派的发言权，因为推行新法是变法派的本职，而非保守派的本职。对号入座，司马光已受命知陈州，他乞罢新法的奏疏也属于越职言事了，“若亦不得言，则无所复用于圣世矣。上辜太皇太后陛下下问之意，下负微臣平生愿忠之心，内自痛悼，死不瞑目！”现在，司马光当面向高太后谈了自己看法，下来后又上《乞改求谏诏书劄子》^[3]，指出：

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之愁苦可闵，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

高太后完全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没有当即修改诏书。神宗的丧事未完，而负责此事的山陵使、首相王珪突然病故，按例得由新首相接替，一时又不便大动执政班子，于是提升尚书右仆射（次相）蔡确为左仆射（首相），充山陵使，提升门下侍郎（副相）韩绛为尚书右仆射，令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他当晚接到告敕，次日上《辞门下侍郎劄子》，同时上《请更张新法劄子》。见高太后没反应，隔天又上《辞门下侍郎第二劄子》，向高太后摊牌：“未审圣意以臣前后所言，果为何如？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断，力赐施行，则臣可以策励疲驽，少佐万一。若皆无可采，则是臣狂愚无识，不知为政，岂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获旷官之讥，微臣受窃位之责？”^[4]听我的我就上任，否则我就不干。他渴望废除新法的心情太迫切了，真有点“不知为政”了，新法施行了十五六年，就凭你的几个奏疏，说废就能废了？舆论准备，组织准备，是需要时间的。提升你当副相，不就是准备工作之一吗？这一点，刚刚被任命为宗正寺丞的程颢比他清楚，反问他：太皇太后正要更张新法，是你请辞的时候吗？其实他也知道，高太后正苦于无人可用，不可能准其辞职。果然，高太后当夜就派宦官梁惟简给他送来手诏：“赐卿手诏，深体予怀，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吾将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想宜知悉，再宣谕……除卿门下侍郎，切要与卿商量军国政事。早来所奏，备悉卿意，再降诏开言路，俟卿供职施行。”司马光不再请辞，高太后履行诺言，于六月二十五日重颁求谏诏书，内容几乎是司马光《乞开言路劄子》的复写。

这件事再次典型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性格：听我的就干，不听我的就“拜”。作为学者这不算啥毛病，但作为执政大臣，这却是致命的弱点。从当副相开始，他政治上的高峰期到来了，而作为政治家的悲剧也开演了。他的好友、道学先生程颢一直盼望被起用，可刚任宗正寺丞不久就病故了。他临终前说：“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吾党与安石等分其罪也。”^[5]可惜，这话司马光一点没听进去。与王安石斗，过去是你活我死，现在要你死我活，彻底翻天。

六月，高太后先后召韩维、吕公著进京入对，令韩维留经筵兼侍读，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当年的“嘉祐四友”，除王安石外，又聚到了京城。吕公著向高太后推荐了六名人才：孙觉、范纯仁、李常、刘挚、苏辙、王岩叟。司马光一下推荐二十名，其中刘挚、范纯仁、范祖禹等六人，他自称为熟人，是“内举不避亲”；另吕大防、李常、苏轼、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十四人，他自称不熟，因“众所推伏”故“不敢隐蔽”。他俩都再三强调，台谏须用此等正人。他们都是因反变法而被贬出朝廷的，现在该请他们“复辟”了。

最先被起用的是孙觉，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接着刘挚、王岩叟分别被任命为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但接下来的任命遇到了麻烦。有一天，高太后拿出一份台谏官拟任名单，内有范纯仁、范祖禹、苏辙、朱光庭、唐淑问五人，召三省和枢密院共议。高太后问：“此五人如何？”司马光答：“协众议。”而知枢密院事章惇说：“按照惯例，谏官须经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以上推举，然后由执政大臣进拟，现在名单从宫中出来，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莫非是身边人推荐的？此门不可随便开启。”高太后说：“他们都是大臣推荐的，非我左右人所荐。”章惇说：“大臣当明举，何以密荐？”于是吕公著讲范祖禹是自己的女婿，韩缜、司马光讲与范纯仁是亲戚。章惇说：“台谏是纠察执政的。按规定，执政大臣接受任命后，他的亲戚以及他所举荐的台谏官都要改任其他官职。现在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应当遵循故事，不可违背祖宗法度。”章惇固然是成心找茬，但司马光等人也确实违反了任免规定。

司马光的回答再次显示了他的行事风格，说：“纯仁、祖禹做谏官，诚协众望，不可因我而妨碍贤人提升，我愿辞职。”他大概忘了，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让谢景温当侍御史，因为他与王安石之弟王安国是姻亲，保守派可没少弹劾。现在，御前会议一下冷了场。章惇阴阳怪气地说：“我相信你们不会有私心，但万一哪天奸臣执政，援引为例，引亲戚和所举荐者当谏官，闭塞聪明，恐非国家之福。纯仁、祖禹应任他官，仍令两制以上推举。”高太后不好办，最后其他三人得以任命，范纯仁和范祖禹改任他职。

这是司马光任执政后第一次碰钉子。虽然没有完全如他所愿，但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台谏。刘挚、王岩叟、朱光庭、苏辙等人都是他的“炮手”，从元丰八年（1085）十月到元祐元年（1086）底的宋史，几乎成了他们的奏疏集。这些奏疏可谓舆论一律，一律要废新法。

“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

高太后重新颁布求谏诏书，但诏书颁布了一个多月，却未见高太后批出一件。老太婆太忙了，看不过来。司马光想起神宗登基之初，也曾让臣民上封章，委托他与张方平先详定，然后择要用黄纸签出，报告皇上。择什么？报什么？太重要了。于是，他请求按神宗故事，委详定官先看。好！这事就交给你了。八月底，司马光挑选了农民诉苦状一百五十件，择要用黄纸呈上，相当于“舆情摘要”。随之上了一份“按语”式的奏疏，说：“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十分明显，他是要借舆情来废新法。

司马光造足了舆论，可朝廷在废除新法上仍然犹犹豫豫。自元丰八年（1085）六月司马光任副相至当年底，名义上废除了保甲法、保马法、方田法，其实真正废了的只有方田法。据北宋《治平录》（即《会计录》），全国“不出税赋的田亩有十分之七”，方田法仿井田制丈量土地，以防瞒产逃税，遭到官僚地主的一致反对，所以方田法说废就废了，而保马法废出了麻烦，保甲法说废未废。

保马法的马是指军马，乃一项无奈之举。宋在神宗前是监牧养马，全国有监牧十四处，但从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每年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供骑兵者不到三百匹。王安石于是实行保马法，改监牧养马为“养马于民”。富民愿意养马者听便（户马）；三等户以上十户为一保，养一马（保马）；三等以下户十户为一社（社马），官供马驹并补贴部分养马费用，到时按价收购。马死，保马由保主赔偿，社马由养马人和社各赔一半。司马光废保马法，复监牧养马，可全国仅剩沙苑（陕西大荔县西南）一监，其他养马场已变成耕地，保马一下收回，往哪儿放？马驹在长途转移中死了一半。

保甲法简单点说，就是乡村之主户，每十户编为一保，五保（五十户）编为一大保，十大保（五百户）编为一都保，保长由有财力有威望者担任。主、客户二丁出一为保丁，官给兵器，并配教官，每五日集中训练一次。保甲法是与将兵法配套的，将兵法精干军队，保甲法寓兵于民，平时维护地方治安，战时配合官军作战。据熙宁九年（1076）的统计，全国有保甲民兵六百九十三万，加上边疆区的义勇民兵，共七百一十八万。保甲、保马两法确实有毛病，应当改。司马光则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耽误农事，骚扰百姓，盘剥农民，“犒设赏赉，靡费金帛，以巨万计”。他最担心的是“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若遇大灾之年，“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保甲法“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6]盗、寇，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称呼。应该说，他的批评有合理因素，但更多的是对农民习武的恐惧。保甲、保马归枢密院主管，而知枢密院事是章惇，他自然不愿彻底否定，只令开封府界和三路保甲由五日一训改为每月训练三日。司马光没有达到目的，又上《乞罢保甲劄子》，要求彻底废除。对此，保守派中的许多人也不赞成。吕公著说：“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7]韩维、范纯仁也持此论。于是，章惇抢先一步，颁布了保甲于农隙教练一月的诏令。这让司马光大为不满（保甲法元祐五年（1090）才真正废除，司马光已逝世四年），他更加迫切地感到，要彻底废除新法，必须将执政中的新党人物清除出去，换上自己人。

说起自己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范镇。他给范镇写信说：“闲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散官，守候七十，再如礼致事（仕）。”“况数年以来，昏忘特甚，……故事多所遗忘，新法固皆面墙，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8]他发出了“黄叶烈风”之叹，请范镇出山，范镇却谢绝了他的召唤，说：“六十三岁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岁复来，岂云中礼？”宋朝官员七十岁退休，七十九岁复出，怎么能说符合规定？在神宗下葬时，蔡京见到范镇，说：“上将起公矣。”他说：“某以论新法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乎？”^[9]范镇不来帮他，在洛阳与他为伍的文彦博也指望不上。在朝廷给他加官晋爵时，他以辞两镇节度使为交换条件，给三个儿子升了官，且要求增加食邑。人各有志啊！

司马光的确已是一片“黄叶”，六十七岁，瘦骨嶙峋，齿牙全无，记忆衰退，说话结巴，大约还有糖尿病，因其诱发的脚病已使他举步维艰。他应该颐养天年了，应该心平气和了。然而，愈是感到时日无多，他对新法的仇恨烈火却愈烧愈旺，他要毕其功于一役，痛痛快快地“翻烧饼”。可惜“黄叶”有意，而“烈风”无情。新年到，改年号，曰“元祐”。“元”代表推行新法的神宗之元丰年，“祐”代表奉行旧法的仁宗之嘉祐年，一看就是两党角力的折中。司马光只要嘉祐而不要元丰，指挥台谏向新党人物蔡确、章惇、韩缜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病情加重了。元祐元年（1086）正月十四日，高太后下诏：司马光、吕公著于朝会时与朝臣异班，两拜即可（应四拜），不必“舞蹈”。司马光上《谢起居减拜表》^[10]说，从去年开始他就经常生病，入冬后饮食减少，今春顿感精力衰退，拜起极为艰难，几乎不能朝见。见减拜诏书，“欲辞则实所不支，欲受则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战兢汗流”。但他没说辞职，而表示“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可他朝见时一拜也做不到了，二十一日正式请病假。想到青苗、免役、将官三法还未动，对西夏战和之议未定，叹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