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濮议”战宰执

“十年一展墓，旬浃复东旋。”司马光此次回乡，仅只停留了十天，本是“顺途歌《式微》”回来的，为什么又匆忙回朝？“岂负襁褓受，横遭章绶（官服）缠。”他在扫墓时所作的这首诗说明了原因。思想是怎么转变的？

白说也要说

在鸣条岗祖茔父亲司马池的墓前，父子进行了一次心灵“对话”。他问父亲，儿身为谏官，每见政令有失，用人不当，便不避斧钺，直言进谏，但几无一言被采纳，如此谏官，不当也罢。他似乎听到了父亲的回答，说一不二的是权臣，顺竿爬的是佞臣，犯颜直谏的是诤臣。为臣当为国尽忠，岂可一言不被采纳，就弃君而去？

他越想越是这个理，可父亲不是也辞过谏官吗？而且正是以此为仁宗所知。不过，父亲辞谏官，是因为认为谏官不适合自己。自己呢？自认为谏官很对胃口，毫不推辞就高高兴兴地上任了。只因遇到了挫折，就心灰意冷了。他对父亲说，儿最恨奸佞小人，见之则痛加搏击，先后弹劾了知寿州张叔鲁，知莱州王逵，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张田，陕西都转运使陈述古，朝廷大臣张方平、程戡、贾黯，边帅施昌言、孙长卿，等等，甚至还包括英宗的藩邸旧人王广渊，至于宦官就更不用说了，小人太多，都弹劾不过来了。坟墓里仿佛传出了父亲的声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直言进谏，要讲国家大事；待人处事，要有长者之风。是啊！他想起了父亲在杭州被转运使江均、张从革诬陷而降知虢州，还没离任，江、张贪赃事发，人劝父亲反戈一击，父亲说，乘人之危，吾不为也。人称父亲有长者之风。

父亲有长者之风，恩师庞籍也有长者之风。可惜，两年前他先仁宗而去了。司马光没能去山东向恩师告别，在京师写下了《祭庞颍公文》《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二十七前与他一起金榜题名的“同年”好友，已经过世了两个，石扬休与庞之道，自己已四十七岁了，应该像个长者了。

扫墓之后，司马光去了一趟魏云夫山庄。所谓山庄，其实是一座庙宇，据说是宋初一个叫魏云夫的和尚化缘修建的，建在中条山东麓的白云深处。他去山庄，是想求一份暂时的清静。爬上山峰，进得山门，小沙弥将他引进大雄宝殿。只见长老坐在蒲团上，微闭双眼，双手合十，正在念经。司马光不敢打扰，静静地站在一旁，突听长老问道：“施主莫非司马谏院吗？”司马光拱手回答：“正是，涑水司马光。”长老微睁慧眼，也不转身，说道：“施主面藏隐忧，乃为是非所困。”司马光说：“愿赐教。”长老说：“俗人谓是，其实为非，俗人谓非，其实为是。走出三界，便无是非。”司马光知道长老所说之三界，天、地、人也。这涉及到不同的哲学思想，司马光是儒者，但也吸收佛、道之精华，认为“物出于无，复归于无”^[1]，“人之生，本于虚……业终，则返于虚”^[2]，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死了就走出了三界。但与佛家的“出世”观相反，他是坚定的“入世”派，“天者不为而自成，人者为之然后成”^[3]。他没有与长老论争，但长老从他的沉默中已经明白了一切，说道：世俗之人，自有世俗之烦恼。说罢，自顾念经，置司马光于无。

长老说得没错。他因想逃避朝廷中的烦恼而回乡，而回乡后又遇到乡下的烦恼。“青松敝庐在，白首故人稀。”回乡扫墓自然要见亲人和乡亲，两杯浊酒下肚，“白首故人”们向他诉说起民间疾苦。曾几何时，司马氏所居之坡底村还是个富裕的村子。这得益于其堂伯司马浩，他说服县官，在涑水下游筑了一座坝，使乡人尽得灌溉之利。但近几年来，灾害频仍，先是洪水冲垮水坝，接着干旱让涑水断流，再后来蝗虫吃光了庄稼，去年好不容易获得一个好收成，偏偏遇到刺义勇，三丁刺一，没有刺的也要出钱。因刺一丁补贴二千文，上头没拨，全靠老百姓分摊。君实啊！你是朝廷大官，回去得给皇上说说呀，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呢。他们哪里知道，司马光就是因反对刺义勇而气着请假回乡的。他不能给乡亲们讲这些，但为民请命的激情像一把火，烧得他坐卧不宁。在乡间故居里，他写出了《言钱粮上殿劄子》，要求废止给人民的额外负担。尽管他知道这多半也是白说，但白说也要说。他决定尽快回京，回去参加战斗。

挑战欧阳修

司马光回到京城，刺义勇的事情，已经被一件士大夫们认为更大的事所掩盖。一场史称“濮议”的礼法大论战开始了。

所谓“濮议”，即关于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该怎么称呼的争论。从第十三章我们知道，因仁宗无子，便立堂兄濮王之子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继承皇位。在今人看来，“濮议”非常无聊，甚至无理。允让是英宗的生父，当然要称父，死后要称“考”。但按封建礼法和春秋大义，英宗是被仁宗立为皇子后才继承皇位的，应称仁宗为父皇，那生父允让该怎么称呼呢？问题就来了。一个是血缘关系上的理，一个是封建礼法中的礼，两相冲突。

司马光早就估计到英宗继位后会追尊生父，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调解两宫矛盾时，就在《上皇帝疏》中提出了“重于大宗则宜降其小宗”观点。仁宗和濮王允让虽然都是太宗赵光义的孙子，但仁宗为大宗，濮王为小宗。重大宗、降小宗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应称仁宗为父，而不可再称生父允让为父。根据何在？有史为证：“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汉武帝之被废太子、汉宣帝之祖父）、史皇孙（卫太子之子，汉宣帝之父）；（汉）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钜鹿都尉，刘秀祖父）、南顿君（刘秀生父）。此万世法也。”^[4]至于汉代的哀、安、桓、灵四个皇帝，从旁亲入继大统，追尊其祖、父，这不是孝，而是犯义侵礼，是昏君所为。司马光希望英宗深以为鉴。在司马光上疏后，宰相韩琦等也建议：“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请下有司议。王及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合行典礼，用宜称情。”就是让有关部门拿出一个意见，如何称谓濮王和他的三位夫人，他们应该享受什么待遇。当时，英宗指示，此事要等仁宗“大祥”（死后二十四个月）之后再议。到治平二年（1065）四月，“大祥”日已过，此事被提上议事日程，英宗下诏，让礼官与待制以上讨论，拿出具体意见来。

面对皇帝的诏书，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都吓得不敢吱声，因此事历来敏感，弄得不好，轻则丢官，重则丢命。司马光刚刚从老家扫墓回来，见大家噤若寒蝉，果断拿起笔来，写道：

为人后者（过继给人）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老皇帝死了）之后，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袛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而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太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

（《传家集·卷三五·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典礼状》）

这里面的要害是“尊无二上”四字。在亲生父母和入继父母之间，只能尊一而不能尊二。

司马光起草后，“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和台谏（御史台、谏院）官都愿附议。王珪犹豫了一个多月，终于让人抄录，以二十名“两制”和台谏官名义上呈。就这样，司马光成了台谏派的旗手。韩琦等执政大臣看后，认为此状没有明确回答濮王“当称何亲（称谓），名与不名（是否存其父子关系）”。司马光、王珪等议定：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宜称皇伯而不名”（不存其父子关系）。但是，副相欧阳修作《为后或问》上篇^[5]，提出了与司马光“尊无二上”相反的观点——“降而不绝”：

“为人后者不绝其所生之亲，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于《经》见之。”“何谓降而不绝？”曰：“降者所以不绝，若绝则不待降也。所谓降而不绝者，《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问者曰：“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己者，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若于所后父为兄，则以为伯父；为弟，则以为叔父。如此，则如之何？”馀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

欧阳修认为司马光等人的观点没有根据，特别是“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然后引经据典，论证“降而不绝”：“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降丧服即不用穿三年孝服，而在心里守孝三年。之所以要降，是因为已为人后，以表示重大宗。

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之于制服也，为降三年以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著于《六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以见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

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曹太后听说欧阳修提出了“降而不绝”论，派人送来手诏，严厉责问执政大臣：究竟想干什么？太后的介入使这场礼法之争的火药味一下子变浓，等于逼着朝臣必须在太后和英宗之间选边站。英宗不得不下令暂停，让相关部门广泛搜集典故，但争论既已展开就很难停下来了。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判太常寺范镇、道学先生程颢等参与进来，支持“尊无二上”论。司马光更是觉得这场争论关系到大宋的皇统，绝不可妥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英宗之所以能继位，因为他是仁宗立的“皇子”，若无“皇子”身份，而是濮王之子，能继位吗？追尊濮王，那就会影响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挑头与欧阳修论战。

八月十七日，司马光上《言濮王典礼劄子》^[6]，要求英宗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执政大臣意在尊濮王为“皇考”，以“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公议”。

政府言：《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令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设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当是之时，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若先帝在则称伯，没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

坦白地说，此奏足以表明司马光维护礼法的赤诚，但不足以驳倒欧阳修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汉宣帝和汉光武的史实引用前后说法不一，这是硬伤。欧阳修接着写了《为后或问》下篇：

“子不能绝其所生，见于《经》，见于《通礼》，见于《五服之图》，见于律，见于令，其文则明矣。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曰：“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问者曰：“事有不能两得，势有不能两遂，为子于此则不得为子于彼，此岂非人情乎？”曰：“是众人之论也，是不知仁义者也。圣人之于人情也，一本于仁义，故能两得而两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谓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为人后者，权也，权而适宜者，义之制也。恩莫重于所生，义莫重于所后，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而未尝相害也，故人情莫厚于其亲。抑而降其外物者，迫于大义也，降而不绝于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则仁不害乎义，降而不绝则义不害乎仁，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

欧阳修条分缕析，讲得头头是道，但似乎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个人公开响应。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开封发生了严重的水患，淹死人、畜无数。皇宫内也一片汪洋，洪水冲垮了侍卫部队的营房，死者知姓名者有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司马光觉得“灾异应时君之德”^[7]，借机上疏说，“大臣专权，甚于先朝”，天下失望，暗示追尊濮王是灾异发生的原因，劝英宗虚怀纳谏，潜心修德。这场天灾带来一阵上疏高潮，无非是借天说事。

输了辩论赢得名

转眼到了治平三年（1066）正月，“濮议”仍然没有结论，最后完全演变成政治斗争。韩琦等人执政太久了，太后垂帘也好，英宗亲政也好，其实是宰执当家。台谏派最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宰执为英宗尊崇亲生父母寻找理论根据，是投其所好，意在控制英宗，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张“降而不绝”的是“两府”大臣，才五六个人；而主张“尊无二上”的是“两制”与台谏，二十多人。争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司马光打起了“多数”牌，说如果三个人有两种意见，一个人应该听两个人的，少数服从多数。

但执政不比台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必须着眼现实，稳定政局。英宗与太后本已互相猜忌，好不容易太后才被迫撤帘还政，现在如果按司马光所议，剥夺英宗对生身父母称亲的权利，两宫矛盾必将再次激化，以至于不可收拾。韩琦、欧阳修也想赶快结束这场愈来愈情绪化的争论，想出一个主意：先动员太后出手诏，追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显示太后之慈以安慰英宗；然后由英宗降旨谦让，显示英宗之孝以安慰太后。如此这般后，双方各退一步，按欧阳修的“降而不绝”方案处理。在韩琦等秘密游说两宫时，不知怎么风声传了出来。

司马光听到这个“闻诸道路，未知信否”的消息，马上上《论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劄子》^[8]，质问道：“今臣不知陛下之意，故欲追尊濮王者，欲以为荣邪？以为利邪？以为有益于濮王邪？”他分析说：

第一，于皇上不足为荣。“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继追尊其父为皇者，自汉哀帝为始。其后安帝、桓帝、灵帝亦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尧、舜、禹、汤，不以为法，而法汉之昏主，安足以为荣乎？”

第二，于皇上不足为利。“海内之心所以归附陛下者，为亲受仁宗之命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号与濮王，海内闻之，孰不解体，又安足以为利乎？”

第三，于濮王也无益。“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饰虚名也。孝子爱亲，则祭之以礼。今以非礼之虚名，加于濮王而祭之，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

结论：“三者无一可，而陛下行之”，是上了一二执政大臣的当，他们只能自欺，骗不了天下人，希望陛下速罢此议。

韩琦等执政没有理会司马光，仍按原计划行动，最后决定，对濮王和夫人，不受尊号（即不称皇），只称亲（父母亲）；在濮王陵园立庙，封其子赵宗朴为濮国公，负责祭祀；令臣民避濮王名（允让），讳“让”字。

这等于宣布：欧阳修的“降而不绝”论胜，司马光的“尊无二上”论败。

这一“判决”遭到台谏官集体抵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带头上缴告敕（委任状），英宗派人送回，吕诲不接，声言与宰执势不两立。欧阳修被台谏官视为“首起邪说”的奸佞，成了“箭靶子”。一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对英宗说，台谏既然与辅臣势难两立，若臣等有罪，请陛下出臣等而留台谏，反之，也请降圣旨。

两派都以辞职相威胁，英宗不得不“二选一”，犹豫再三，最后决定留执政而出台谏，吕诲、范纯仁（范仲淹子）、吕大防被外放，谏官赵鼎、赵瞻、傅尧俞出使辽国回来，说曾与吕诲联名上疏，请求同贬，也被外放。

司马光首提“尊无二上”论，输掉了辩论，却赢得了名声。眼下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