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出朝随恩师

为维护礼法，司马光敢于犯颜直谏，不怕得罪权贵，名声大噪。而一旦名气变大，求文的人就找上门来了。秀州（嘉兴）的清辩和尚新修一座真如院，大老远地跑到开封，请司马光写一篇《秀州真如院法堂记》。他写了，文中批判了某些僧侣假佛敛财的丑恶现象，希望真如院能“明佛之道”，“深思于本源而勿放荡于末流”。这篇记比《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稍晚，基本属同一时代，却湮没无闻。为啥？范仲淹、欧阳修当时都是被贬之人，真情实感，流淌笔端；而司马光虽是晚辈却风头正劲，未免居高临下，有了教师爷的口吻。在馆阁和太常礼院的五年时间，司马光如鱼得水，他概括为两句话：“缣素牣充，率多未见。英豪坌集，叨与并游。”第一句，缣素是记载诏令、奏章的白绢，牣充即充满，意思是汗牛充栋的文献是他过去从未见过的。第二句，坌集即云集，叨在这里做谦词用，意思是英豪云集，我有幸与他们交游。此时的司马光高朋满座，与交游者，非宿儒名流，即青年才俊，是否有点飘了？

然而，一个案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庞籍的良苦用心

待漏院是百官等待上朝的地方，信息集散地。皇祐五年（1053）春，有个布衣硬闯进来，要找宰相庞籍。他叫皇甫渊，齐州（今济南）人，因捕盗有功，依法应受物质奖励。但他不要钱，要官。为能当官，到处找关系。道士赵清贶是庞籍外甥，胡吹可帮忙搞定，与相府一堂吏一起收了贿赂，让他等消息。可他左等右等，杳无音信，上书查询，无人理睬，急了，便闯进待漏院，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庞籍一直被蒙在鼓里，下令将他勒解回原籍，而相府一小吏证明皇甫渊所说为实，便将赵清贶和堂吏送开封府追查。开封府判二人刺配岭南，赵清贶死于流放路上。谏官韩绛上疏说，赵清贶之死，乃庞籍为杀人灭口，暗示开封府所为。虽言之无据，但庞籍的宰相当不成了。是年七月，庞籍被贬知郓州（山东东平县）兼京东西路安抚使。

庞籍是法律专家，办案能手，却两次因涉案被贬（其实另有政治斗争原因，这里不展开）。第一次是受府中差役参与贩卖妇女案牵连，这一次又受外甥和堂吏牵连。离京前，他点名要司马光为通判。通判，宋人又称州“倅”，意即知州辅佐。其实，宋太祖设立此职的初衷是监督知州。通判的品级远低于知州，但享有与知州同样的权力，可直接给皇帝打报告。

对恩师的召唤，司马光不会犹豫。问题是，司马光发展势头正旺，庞籍怎么会让他跟随自己去贬所呢？姜还是老的辣。“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在一个人扬鞭跃马、纵横驰骋之际，是很难意识到潜伏的危险的。司马光在论张尧佐和夏竦时，已经卷进了政治漩涡。如果不缓一缓，一直这么下去，必然会被人“惦记”。此其一，爱护。

其次，司马光虽然代理了两个月的知县，但对州县工作只知皮毛。将军拔于卒伍，宰相起于州县。如果不补上这一课，对他的发展前途是有影响的。当时，司马光还不能完全了解恩师的良苦用心，但二话不说就跟着走，为报恩也。他接到出发通知时，因老友邵必被贬泉州，他正在欢送宴会上，酒才喝了一半，不得不提前离席，回家收拾行李。

司马光随庞籍在郓州两年差一个月。庞籍因要统领京东西路军政，便把郓州州务委托给司马光。关于处理州务的情形，他在诗中如此描述：

去秋随相车，沿牒来东方。……行行到官下，日积簿领忙。文书拥笔端，胥史森如墙。况当三伏深，沾汗尤淋浪。细蝇绕眉睫，驱赫不可攘。涔涔头目昏，始觉冠带妨。诚知才智微，吏治非所长。惧贻知己羞，敢不益自强。

（《传家集·卷二·和吴冲卿崇文宿直睹壁上题名见寄并寄邵不疑》）

开始，他这个通判当得很狼狈。堆积如山的公文要处理，如狼似虎的胥吏等着你断案。三伏天的深夜还在忙碌，汗流浃背，蝇蚊在身上叮咬，赶也赶不走。累得头昏脑涨，真想脱下这身官服挂冠而去了。这时候，才深知自己的才疏学浅，吏治不是我的强项。但是，知耻而后勇，我当更加发奋图强。

也许在这个时候，司马光才初步理解了恩师的良苦用心。他是要把一个志满意得的司马光，变成一个“惧贻知己羞”的司马光。对少年得志者，这至关重要。在代理韦城县令时恰逢干旱，他一篇《祈雨文》就迎来了一场甘霖。现在，郓州又遇到干旱，他写了若干篇祈雨文，神求了，佛拜了，龙王也祭了，老天就是不下雨，最后竟然求到黄石公，一个先秦的军事理论家，仍然白搭。当时，京东、京西大面积干旱，仁宗也在开封求雨，老天不应，十月又出现日食。司马光觉得，求雨不灵是上天的惩罚，日食出现是皇帝受了蒙蔽，朝政出了问题。

时任宰相陈执中和梁适，都是貌似公正实则奸佞之辈。司马光在笔记中引述了赵抃弹劾陈执中的奏章：“陈相不学亡术，措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雠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声狼藉”，并且每一条下都做了注释^[1]。其中“很愎任情，家声狼藉”怎么回事呢？陈颇多内宠，嬖妾张氏，恃宠而骄，竟将侍女银儿鞭挞致死，另一侍女海棠被打后上吊自杀。因她为陈执中生下独子世儒，便护着她，对调查此案的给事中崔峄谎称此婢不守妇道，笞之死，非张氏之过。崔峄就此结案，马上升官。这是司马光当时已经知道的。若干年后，张氏遭到“报应”，这里也顺便一说。陈死后，张氏为避祸出家为尼，其子世儒长大，将其接回。世儒膏粱子弟，离京任太湖县令，感到如下牢狱，为回到京城，竟想出一个先弄死母亲再丁母忧的毒招。他与妻子李氏胁迫婢女给母亲下毒，未毒死，又用钉子钉其头，活活钉死。于是发丧，丁忧，回京。谁知一小婢良心未泯，将此事告发，世儒及妻子被处极刑，弃市。

再说梁适，他是靠巴结宦官耍阴谋挤走庞籍当上宰相的。怕庞籍起死回生，继续追查赵清贶案，将不愿顺从的御史和开封府判官、推官统统贬谪。

离京前，司马光颇以论张尧佐获胜为荣，未想到自己离京才几个月，张尧佐又恢复原职，回到朝廷。

朝中的另一件大事是张贵妃死了。仁宗封其为皇后，在宰相陈执中、梁适，判太常寺王拱辰、王洙迎合下，赐谥温成，要百官为之送葬，且令忌日罢朝悼念，哀荣大大超越前代皇后，严重违背了祖制。在她的葬礼上，仁宗令枢密副使孙沔读悼词。宋朝开国以来，为已故皇后念悼词的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一级的官员，没有两府大臣念悼词的先例。孙沔抗争说，陛下让孙沔念悼词则可，但让枢密副使念悼词则不可。说罢，放下悼词就走。好，你枢密副使不念，我宰相来念。陈执中主动上去念了……

对此，司马光在笔记中做了详细记录^[2]，却没有上疏。这有点不符合他的性格，但通判非言路之官，非奉旨不便议论朝政。

经过近两年的磨练，他基本熟悉了州一级的行政工作，结交了许多下层的朋友。他爱上了郓州，写诗曰：

千岩秀色拥晴川，万顷波光上下天。委地鱼盐随处市，蔽空桑柘不容田。讼庭虚静官曹乐，儒服宽长邑里贤。不为从知方负羽，独乘鱼艇老风烟。

（《传家集·卷九·奉和始平公忆东平二首》之二）

永远的丧子之痛

他爱上了郓州，但是，时事的变化需要他离开了。梁适、陈执中相继遭弹劾罢相，文彦博、富弼同时入相。仁宗想起庞籍，召其入对。庞籍文武全才，在西北与韩琦、范仲淹齐名，罢相后放在郓州，纯属大材小用。而并州（太原）北与辽、西与夏对峙，需一大员坐镇。于是庞籍以昭德节度使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部署（司令员）。司马光继续追随恩师，改任并州通判。

北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气温偏低的年代，并州是宋的北部边城，苦寒之地。至和二年（1055）冬，司马光带着妻儿从郓州赴并州，把路上和上任初的艰辛，记录在《苦寒行》^[3]一诗中。

穷冬北上太行岭，霰雪纠结风峥嵘。熊潜豹伏飞鸟绝，一径仅可通人行。童饥马羸石磴滑，战栗流汗皆成冰。妻愁儿号强相逐，万险历尽方到并。

并州从来号惨烈，今日乃信非虚名。阴烟苦雾朝不散，旭日不复能精明。跨鞍揽辔趋上府，发拳须磔指欲零^[4]。炭炉炙砚汤涉笔，重复画字终难成^[5]。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6]。石脂装火近不热，蓬勃气入头颅腥^[7]。仰惭鸿雁得自适，随阳南去何溟溟。又惭鳦鸟^[8]识时节，岩穴足以潜微形。

并州如此严寒，让他想学南飞的大雁和藏入岩洞的燕子，但是他不能离开庞籍：

我来盖欲报恩分，契阔^[9]非徇利与荣。古人有为知己死，只恐冻骨埋边庭。中朝故人岂念我，重裘厚履飘华缨。传闻此北更寒极，不知彼民何以生。

冬天难熬，春天姗姗来迟。“上国花应烂，边城柳未黄”^[10]。三月以后，并州的杏花终于开放。“田家繁杏压枝红，远胜桃夭与李秾”。司马光送别客人，在杏花林下饮酒，高兴之余，突然又伤感起来：“会待重来醉嘉树，只愁风雨不相容”^[11]。从他在并州的诗作中，我们只能读到他短暂的欢愉，其他都弥漫着伤感。在他寓所的北窗外，有一株老杏树，树干十围，花却只开一朵，这一奇特景象拨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吟诗两首。

先看《北轩老杏其大十围春色向晚止开一花悯其憔悴作诗嘲之》^[12]：

春木争秀发，嗟君独不材。须惭一花少，强逐众芳开。顽艳人谁采，微香蝶不来。直为无用物，空尔费栽培。

这是在嘲杏树，还是在嘲自己？显然他是以老杏自况了。再看下一首《杏解嘲》^[13]：

造物本非我，荣枯那足言。但余良干在，何必艳花繁。壮丽华林苑，欢娱梓泽园。芳菲如可采，岂得侍君轩？

如果我繁花似锦，就会待在华林苑和梓泽园，还会在这儿侍候您吗？这不是杏解嘲，而分明是自我解嘲。

联系到《苦寒行》的“中朝故人岂念我”之句，司马光是把京城的故人比作“华林苑”的花朵，而把自己当作了边地老杏。以“同年”好友为例，范镇时任知谏院，已名震京师；石扬休也已从知县调回京城任度支判官。但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他不随庞籍离京，又将如何？接替他任同知太常礼院的吴充可作参照。张贵妃死后，他因为反对给其享受越礼之哀荣，被贬知高邮军（今江苏同名市）。司马光若仍在礼院，下场肯定比他还惨。

因此，司马光理解恩师的苦心，也懂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道理，但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他的付出是中年丧子，就两个孩子，全没了！

就是在并州，其子司马童、司马唐相继夭折。夭折的原因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当与边地的恶劣气候和艰苦条件有关。失去孩子，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中，生活也乱套了。下班后，司马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坐到深夜。夫人张氏也变得木讷了。晚上，侍女给她端洗脚水。按老习惯，先倒开水，再添冷水，将水温调好后，再让放脚。这天不知为什么，刚倒进开水，张氏的脚就放了进去，被烫得大声尖叫。侍女正要解释，一记耳光就打了过来。须知，张氏是个对下人特别爱护的人，别说从没打过下人，甚至连一句狠话也不说的，今天这是怎么啦？一切都变得紊乱不堪。侍女吓得跪在地下，流泪求饶，张氏也泪水涟涟，最后原谅了她，还向她道了歉。她满脚燎泡，治了一个多月才好。丧子对司马光的打击终身无法抹去，二十年后梦见稚子，写下了读之令人心酸的诗篇：

穷泉纤骨已成尘，幽草闲花二十春。昔日相逢犹是梦，今宵梦里更非真。

（《传家集·卷八·梦稚子》）

也许是过分的悲痛引起了内分泌紊乱，司马光夫妇当时才三十六七的年龄，却再也没法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氏急了，去找庞夫人。两人商量，决定给司马光纳妾，并报告庞籍。庞籍沉思良久，说，若明说纳妾，他将死拒，得另想办法。商量的结果：找一个初通文墨的十六至十八岁的女子，先以侍女身份服侍他，待他们产生感情，就顺水推舟了。于是依计而行。买来的女子先放在庞籍家调教，然后由张氏领回家中。这天是个假日，张氏如此这般给她交代一番，便与庞夫人一起郊游去了。“侍女”端着茶走进了司马光的书房，司马光见到这么个打扮入时的美人儿，先是一怔，接着厉声问道：“夫人不在，汝来何干？”“侍女”答：“奉夫人之命，来侍候老爷。”司马光说：“我勿须侍候，赶紧出去！”后来她又按张氏授意来到书房，拿一本书走近司马光身旁，问：“老爷！此是何书？”司马光接过书，以书遮面，说“尚书”。张氏想尽了办法，司马光油盐不进，无奈，只好打发她走了。在宋代，官员纳妾是司空见惯的事。司马光恪守一夫一妻制，实属难得。那“无后”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司马光说服兄长司马旦，将其一子司马康过继为养子。

庞籍多次当着僚属盛赞司马光贤。对这个品德高尚的人，他更要刻意培养，决定让他参与军事。

屈野河败绩之羞

沧溟浴日照春台，组练光中玉帐开。汾水腾凌金鼓震，西山宛转旆旌回。逍遥静散晴空雨，叱咤横飞迥野雷。坐镇四夷真汉相，武侯空复道英才。

（《传家集·卷七·从始平公城西大阅》）

朝阳从幽远的天空升起，照亮大地，阳光下，军士的甲胄闪闪发光，统帅升帐，开始检阅。震天的金鼓声把汾河之水也腾起波浪，队伍随着旌旗在西山宛转出没。隐蔽起来如晴天之雨，无影无踪；喊杀之声如虎啸雷鸣，足以让天际的积雪飞扬。坐镇的统帅真乃丞相，诸葛亮也别再称英才了。

这是司马光第一次接触军队。外行看热闹，阅兵让他兴奋不已。到了秋天，边境摩擦不断，宋军分成小股轮番巡逻逐敌。“剑客苍鹰队，将军白虎牙。分兵逻圁水（今陕北秃尾河），纵骑猎鸣沙。”战场的气氛感染了他，激起他的爱国情怀，写出了在他的诗作中难得一见的有唐之遗风的诗句：

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

（《传家集·卷七·塞上四首》）

西夏不平，终是宋朝的耻辱。他惭愧自己不能像汉代的定远侯班超，投笔从戎，建功边疆。那好，庞籍给了他立功的机会。陕北的麟州（今神木县北）、府州（今府谷）和丰州（今府谷西北）与并州隔黄河相望，是并州的重要屏障，属河东经略安抚司管辖。庆历初，元昊攻麟、府未下，但将丰州夷为平地。嘉祐元年（1056），议复丰州，庞籍派司马光去现地考察。站在丰州故址四望，数十里杳无人烟，只见滚滚沙尘，累累白骨，唯有白榆、红柳在风中顽强挣扎，显示着这方土地还有生机。面对这一片凄凉，司马光忍不住大声质问：丰州至此，谁之罪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丰州是不现实的。因此，司马光建议选择可耕之地、险要之处，构筑堡垒，任能员为将，招募人民，发展农耕，待达到一定规模时，再复建丰州。此议为庞籍采纳，也算他为边防建设立了一功。

麟、府二州孤悬河外，人员、物资全靠河东补给，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麟州境内之屈野河（今窟野河）以西有百里沃野，适合农耕，本是宋故有之地，但因仁宗对西夏一味妥协，害怕边境生事，严令不准宋方军民越过屈野河，该地便被西夏逐步蚕食，以至其公开宣称宋夏以屈野河为界。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这块土地就将彻底丢失。庞籍请示朝廷后，一面实行经济制裁，关闭和市（边贸），同时派司马光去麟州考察，希望拿出一个解决办法。嘉祐二年（1057）四月，司马光到麟州后，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和勾管麟府军马司（分区司令）郭恩等人向他汇报说，屈野河以西目前处于拉锯状态，我军去巡逻，夏军就抵抗，抵抗不住便撤退，我军一撤回，他便卷土重来。他们认为，夏人之所以敢于蚕食这块土地，因我在河西无常驻兵力，无常驻兵力又因无立足之点，因此要巩固这一地区，最好的办法是筑堡。去年已筑一堡，效果很好，一是情报灵通了，敌军动向可随时报回；二是有堡寨为依托，敌人不敢轻易进攻；三是保护了周围的农耕，可就地解决粮草。那为什么不继续呢？因为今年敌骑遍于河西，经略司指示先停下来。现在，敌骑已经全部撤走，正是恢复建堡寨的大好机会。司马光一听有理，便给庞籍打报告，请求立即在河西再筑两座堡寨。

不过，能提建议、当参谋是一回事，能否把建议落实是另一回事。司马光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到屈野河以西去实地侦察，这份建议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河西敌骑真的全部撤走了吗？事后证明，敌骑并未全部撤走，而是隐蔽起来了。五月，庞籍收到司马光的报告，上报朝廷，未等批复就命令麟州筑堡。筑堡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在接替范仲淹知延州时，他就用这个办法收复了全部失地。但这一回，他犯经验主义错误了。麟州非延州，此时非彼时。延州的部队是经范仲淹改编成的训战合一的“将”，将领都是由范仲淹考核选拔的能战之将，行动中将领说了算，且有便宜之权；而麟州的部队未经改革，勾管军马司、知州、走马承受（监军宦官）等各带一部分，多头指挥，一盘散沙，又互相牵制。麟州接筑堡令后，勾管军马司郭恩、走马承受黄道元、知州武戡等率领一千余人，带着建筑工具和酒食出发，准备去施工。越过屈野河，走到沙黍浪，发现夏军并未撤走，就在十五里范围内。郭恩和武戡觉得应该先撤回去再说，而走马承受黄道元不干，威胁要以违抗军令论处，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前进。次日凌晨，部队到达忽里堆，陷入敌围，战斗结果，郭恩、黄道元被俘，武戡率小部逃脱。

败讯传到并州时，司马光已接到调令，回朝任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低级官员管理部门）。朝廷派侍御史张伯玉前来查处屈野河案。在御史到来之前，庞籍催司马光快走，并把所有与他有关的文件、信件全部藏匿起来，叮嘱说：“此事与你无关。我是统帅，一切由我承担。”这让司马光想起了已逝的父亲，在知凤翔府时，有案件被刑部驳回，下属吓得寝食不安，父亲说，“我是知府，一切由我承担”。恩师越是爱护自己，司马光心里越是难受。他生平第一次违抗恩师了，说：“问题出在我的那份报告，御史不来我不走。”庞籍发火了：“你犟什么？人家是冲我来的，你搭进去，能救了我吗？”无论庞籍怎么劝，他还是等来了张伯玉，主动向他说明真相，愿意承担首要责任，但诚如庞籍所料，张伯玉对他这只“小虾”毫无兴趣，麟州的事与你并州通判何干？他急于成名，而要成名就要抓庞籍这条“大鱼”，于是猛追其擅自发兵的责任。最后，庞籍被革去节度使，改知青州（今山东同名市）；知麟州武戡以临阵脱逃罪被削职为民；麟州通判夏倚被降为边地税务官。

相关官员都受到处罚，唯司马光例外。这时，他已回到京师，总觉得人们在用异样的眼神看他，在无声指责他卖友自脱。他宁愿受处罚，也不愿被人误解，接连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认为忽里堆之败，是由于郭恩轻敌冒进和宦官黄道元强行干军所致，若朝廷认为修堡有错，那自己是首谋，应该从重治罪。两状均无批复，司马光只好在上朝时向朝臣们逐个解释，“言之切至，口几流血”^[14]。最后，他直接跑到中书省和枢密院找执政大臣，要求对自己重则处斩、中则流放、轻则发配边地州县任职，但答复是：御史并未给你定罪，何言降谪？老友石扬休劝他说，再如此下去，恐有沽名之嫌矣。他这才沉默了，但一想到这件事，吃饭时他会扔掉筷子离席，晚上无法入睡，猛拍床板，如疯了一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如今虽强颜出入，但见人不敢抬头，深感上累知己，下累朋友。“终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贮瓦石在于胸中，无时可吐。”^[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