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论道倡“中和”

元丰七年（1084）冬，《资治通鉴》这部大书终于杀青了。

神宗皇帝的嘉奖令

司马光端坐在书案前写《进书表》。自治平三年（1066）奉英宗之旨开书局，至今十九年了；书局迁到洛阳，也整整十五年了。《通鉴》的绝大部分，是在洛阳编撰的，特别是最后三年，完成了唐、五代共八十一卷，加上目录，平均每年超过四十卷，他真是拼老命了。诚如他在《进书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积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重念臣违离阙廷，十有五年，虽身处在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有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写毕，他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令范祖禹和司马康将《通鉴》正本送往京城，呈给皇上。其副本留在洛阳，士大夫无不欲先睹为快，可司马光沮丧地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久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1]这么大的一部书，神宗能认真地看吗？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吗？

不几天从京城传来消息：宰相王珪、蔡确面见神宗，问《通鉴》如何？神宗说：“贤于荀悦《汉纪》远矣。”他让宦官在每一页都盖上“睿思堂”（皇帝读书堂）之印，然后送到中书省，指示“当略降出，不可久留”，意即应迅速付梓。当时舍人王震正好在中书省，想看一下，被王珪制止，说：“君无近禁脔。”禁脔本指晋元帝最喜欢的野兽脖子上的一块肉，引申义指皇帝之最爱。紧接着，快马传来了神宗的奖谕诏书：

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远久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辑，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十一月）十五日

接过嘉奖诏书，司马光禁不住老泪纵横，十九年修书的艰辛，值了！然而，修书的功劳都算到了他一个人的头上，这让他惴惴不安。在《进书表》的最后，他没有忘记列上“检校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同修秘书丞臣刘恕、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攽”四人之名，而嘉奖诏书却未曾提他们一句。刘攽离开了书局十五年了，刘恕死去已七年了，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范祖禹跟随了他十五年，因为编书而不参加文官三年一次的例行考评，失去五次晋级的机会，却无怨无悔，不能让他再吃亏了。他拿起笔来，写出了《荐范祖禹状》^[2]。状中称赞范祖禹“于士大夫间，罕遇其比，况如臣者，远所不及”。十二月三日，朝廷的敕告下来：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从三品升正三品）；以奉议郎、前知龙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元丰改制后为从八品）。一个知县，在书局工作十五年，才升为从八品，够亏的了，但毕竟还是升了一级。最亏的是刘恕，把命都搭进去了，而人死没法升级，只能等机会照顾他的儿子了（元祐元年经司马光上表，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

史学大师的哲学尴尬

一想到死去的刘恕，司马光又来了气：若不是王安石变法，刘恕会英年早逝吗？书局会搬出京城吗？即使在他埋头编书的时候，王安石的幽灵也时常在他身边飘忽。现在《通鉴》大功告成，这个幽灵更是如鬼魔附体，非降伏就不得安宁了。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却还没有被驳倒，反而成为显学。于是，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哲学上，要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与王安石一决高低。

《中和论》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大本”即根本，“达德”即道德顶峰。如此重要，那“中”到底是啥？“中者，心也，物之始也。”^[3]“适宜为中，交泰为和”，“中”即“无过无不及”^[4]。“《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则和也，是中和一物也。”^[5]显然，他说的“中”，不是折中的中、中间的中，而是“中节”的中、中规中矩的中。那么，什么是“节”，又靠什么来检验呢？“礼是中和之法，仁是中和之行。”^[6]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礼上。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和论》是以“中”治心，更要求非礼勿思。

仅是一个“中”字的概念界定就让人莫衷一是，所以，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对《中和论》也不以为然。韩维、范镇与他连篇累牍地写信争论。在洛阳的二程更是毫不客气，挖苦他“治心以中”，是“以中为念，则又为中所乱。中又何形？如何念得它？只是于名言之中，拣得一个好字。与其为中所乱，却不如与一串数珠。及与它数珠，它又不受。殊不知中之无益于治心，不如数珠之愈也”^[7]。

司马光是谁？绝不会因为有批评和挖苦而改变观点。他在《与范景仁论中和书》中说：“中和之道，崇深闳远，无所不周，无所不容，人从之者，如鸟兽依林；去之者，如鱼虾出水，得失在此。”但是，光讲伟大意义是不能服人的，还必须从理论上论证。他祭起了扬雄。

在他眼里，孔子的继承人是扬子而非孟子，儒学是孔扬之学，而非孔孟之学。他三十二岁时作《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到洛阳后著《法言集注》《集注太玄经》，都是崇扬之作。现在，他要模仿扬雄的《太玄》，写一部《潜虚》，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回答“中”“无所不周，无所不容”的问题。然而，程颐却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扬雄背汉而仕王莽，气节全无，其言岂可信耶？这让司马光非常恼火，王安石尊孟贬扬，你们也跟他一样吗？的确，在道统上，二程和王安石都将孟子视为孔子的继承人。对此，司马光特别写了《疑孟》，从《孟子》中挑出十二条来质疑，其实是批判。而对扬子，岂可因人废言？他一头扎进《太玄》之中，终于从中找到了万物从起源到灭亡的路线图，认为万物皆生于“虚”，最后又归于“虚”，以此构成天道与人道：

万物皆祖于虚，虚生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遇也。（天道）

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反于虚矣。（人道）

拨开“虚”、“气”等概念的神秘面纱，即可发现其要害在于“性者神之赋”以下，因神赋之“性”是不平等的，所以名分就不平等，因名分不平等，所从事的工作就不平等，你必须安分守己，干你的名分所规定的事。

为了形象地阐述其理论，他模仿《太玄》的象数学，参以易经，“推天道以明人事”。按照虚-气-体-性-名-行-命的路线图，分别勾勒出气图、体图、性图、名图、行图、命图。且看其中的体图：他把人分为十“象”，从第一等到第十等分别为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人，排成一个金字塔式的人的等级图，略为：

如此将人分成十象后，“生数”（一至五）与“成数”（六至十）的自然之和等于五十五，正好符合“天地之数”（据《河图》，天地阴阳奇偶数之和）。于是乎，礼，即人的等级制便有了天命的根据。他兴奋地写道：

一以治万，少以制众，其为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万物；或者不为之使，则治道病矣。

礼既是天命，你就得认命，“各正性命”，各安其分，否则就会遭“天灾”、“人殃”：

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或曰：何谓违天之命？曰：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

（《传家集·卷七十四·士则》）

人之刑赏，刑赏其身；天之刑赏，刑赏其神。故天之所赏者，其神间静而佚乐，以考终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劳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

（《传家集·卷七十四·士则》）

这样一来，天不仅成了礼治的根据，而且成了监督礼治、实施赏罚的神灵。宋史泰斗漆侠先生说：

司马光对天的认识路线就是沿着董仲舒的路线发展的，而且比董仲舒还董仲舒！司马光和董仲舒所论述的“天”，都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亦都能够给人们以生杀予夺，祸福刑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司马光和董仲舒所论述的“天”，却又有所不同。董仲舒的“天”，还有告诉人君，使其不敢过分胡作非为，让民众活下去的一面，多少还有点积极意义。而司马光的“天”，不仅没有这一点，而且只有吓唬老百姓的一面了。称司马光的天命论比董仲舒还董仲舒，道理即在于此。^[8]

有人说，不对！司马光不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而是赞成改革的。诚然，他曾经赞成扬子“前人所为，是则因之，否则变之，无常道”^[9]的观点，也曾说过“圣人守道不守法”的话，认为“法久必弊，为民厌倦”，应“通其变，使民不倦”^[10]。但是，他主张改革的话讲在嘉祐年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语），“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朱熹语）。而当改革真的开始后，他完全站在了对立面，且愈到晚年反改革的立场愈坚定，理论旗帜更鲜明：

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

子之于道也，将厌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齐者，不之东而之西。信可谓殊于众人矣，得无所适，失其所求，愈勤而愈远邪！

（《传家集·卷七十四·辩庸》）

从赞成“无常道”到“道何为而独变哉？”，从“守道不守法”到认为事之于道，厌常好新是南辕北辙，他回到了“天不变道亦不变”上。

为小人物和猫立传

司马光的《通鉴》是帝王将相史，可他在晚年却热衷于为小人物甚至给猫立传。奇怪吗？一点不。他是要树立小人物“各正性命”的“典型”，以服务于正纲纪、齐风俗、行礼治的理想。

夏县有个助教名刘太，其父去世，司马光和兄长一起送其一千钱（一串），写信说，“今物虽薄，欲人之可继也”。当时红白喜事大讲排场，有的人对父母的丧事办得很奢华，却违背守孝的戒律，大吃大喝。刘太守孝三年，不饮酒，不吃荤，严守戒律。刘太希望把司马光写给他的信刻石，以广流传，“使民间皆去弊俗而入于礼”，司马光没同意，而为刘太等五个夏县贤人合作一传，希望刘太刻石以传后世，“庶几使为善者不以隐蔽而自懈焉”。

另四人，一为刘太之弟刘永一，在洪水淹了夏县城时，他拿一根竹竿站在门口，凡有他人之物漂来即挑出去；有和尚存钱数万于其家，不久和尚自经身亡，他马上到县衙说明，把钱还给了寺院；有人借了他的钱不还，他烧毁借条以愧其心。一为周文粲，兄为酒鬼，靠其养活，醉后便对他拳脚相加，邻居愤愤不平，欲告官，他却矢口否认，还要求邻里不可挑拨他们的兄弟关系。一为苏庆文，对继母像生母一样孝顺。对妻子说，你若敢对继母不孝，我就休了你。继母无子，年轻守寡，他养老送终，为人所赞。一为台亨，是位著名画工，曾被征调去开封修景灵宫，竣工时被评为技艺第一，朝廷拟授他官职，留京师供职，他以父老需奉养为由坚辞，回乡。

这就是司马光在家乡抓的五个“典型”。此外他还写了《张行婆传》^[11]。张氏是山东人，父亲是虎翼军校，幼年被继母卖到尚书左丞范家，改名菊花。继母谎称失踪，父亲痛失女儿，哭瞎了一只眼，丢了差事。菊花渐大，范家嫁女，把她作为陪嫁丫环，随小姐到了三班借职金士则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父女在范家相见，方知女儿是为继母所卖，火冒千丈，欲殴打继母。张氏拦着父亲，说：“儿非母不得入贵人家，母乃有德于儿，又何怨焉？今赖天之力，得复见父，若儿归而母逐，儿何安焉？”于是不再追究继母之罪。不久父死，张氏奉养继母如己母，继母腿病，她背负以行，直至送终。此后她嫁给了乡亲王佑，生一子二女，王佑早逝，她将子女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嫁了人，正要过好日子时，她却对儿子说，我一向信佛，现在你们都已成家立业，我要把乡里的废庙重建，出家去了。乡人听说后纷纷出资，新庙建成。她不忘旧主之恩，先到金士则家看望范氏，再步行数千里来夏县看望金士则之妹。金妹乃司马光之嫂，将其安置在院门旁的一间小屋子里。她每天只吃一顿素食，帮主人喂猴、犬，给仆人家的孩子梳头洗澡，缝补衣衫。猴、犬在她离去后，竟数日悲鸣不食。司马光曾与之对话，谈到她不远数千里来夏县的原因，她说：“吾故时主家，不可忘也。”司马光在此传最后叹曰：“呜呼！世之服儒衣冠读诗书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让能如张氏者几希，岂得以其微贱而忽之耶！闻其风者，能无怍乎？”

这段话点出了他为张行婆作传的目的，希望读书人像她那样忠孝廉让，即使被继母卖掉了还要心存感激还要为之尽孝。这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在司马光眼里，这就叫“各正性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然而，社会风俗并没有因为他树道德“典型”而改变，他甚至觉得，人不如他家的猫了，于是写了《猫虪传》^[12]。虪，意为黑虎，是他在独乐园养的一群猫中的一只母猫之名。每次喂食，虪总是等别的猫吃完后再吃，如有其他猫返回，它再让开。有母猫产崽太多，奶头不够，虪就主动把没有奶吃的猫崽衔来自己窝里喂奶，结果好心遭到恶报，别的母猫以为它要霸占自己的子女，将虪的幼崽吃了，而主人又误以为是虪自己吃了。按《白泽图》的说法，畜食幼崽，不祥。所以便把虪抓起来，送到一座庙里。谁知虪在庙里不吃不喝，眼看就要饿死，和尚只好又将它送回。虪对同类处处忍让，而在抵抗异类侵犯时十分勇敢。有只狗来叼猫崽，它与狗搏斗，保住了幼崽却身负重伤。虪从此日渐衰弱，直到死去。司马光念其忠恕，葬之于独乐园。此篇的附传传主也是一只猫，名叫山宾，是他早年通判郓州时所养。山宾护家勇敢，只因弄脏了司马光的书，便将其装入布袋送人。谁知它恋旧主，跑了回来，如此反复多次，最后跑回时，浑身都是绳索捆过的伤痕，司马光甚是怜悯，欲要留下，可已答应送人，不可失信，只好又装入布袋送走。此后，他再没有见到山宾，不知它是死是活了。啥意思？赞美它忠于主子？还是说要“各正性命”？

除了给小人物和猫立传，司马光还现身说法。他有次牙痛，通宵不眠，呻吟之声，达于四邻。一过路道士闻之，对他说：“病来自天，天且取子之齿以食食骨之虫，而子拒之，以违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与之。”司马光听了他的话，一觉醒来，不治而痛止^[13]。而另一次他手被虿蜇，疼痛难忍，祝师要他藐视虿毒，果然不疼了。问其原因，祝师说：“虿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与攘皆非我术所能及也，子自为之也。”对此，司马光感叹道：“嘻！利害忧乐之毒人也，岂止虿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14]这两段记载在科学上匪夷所思，他似乎也无意宣扬道人法力，到底想说什么？联系他在《潜虚》中相关论述，原来如此：前者讲的是要“各安性命”，逆来顺受，自然平安；后者讲的是若有利欲之心，不安性命，就会自招虿毒。

司马光每回夏县家乡，夏县令便请他于县学讲学。讲台上摆着一个签筒，里面装着一支支签，签上分别写着学生姓名。宣讲之后，他随手抽出一支签，让被抽中者讲学习心得，颇有启发式教育的味道。据宋人马永卿笔记《懒真子》记载：有次讲学后回家，到鸣条岗祖坟祭扫，未料有五六个农民在墓旁的余庆寺等他。他们提着用瓦罐装着的菜汤和小米饭，请他吃饭。司马光吃得很香，自称“如享太牢（皇帝祭祀用的最高规格宴席）”。吃罢，农民说，先生在县讲学，我等无缘听讲，能否也给我们讲一讲。司马光欣然应允，拿出笔墨纸砚，写下《孝经·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经》按照礼制等级，分别论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之孝，等级不同，要求迥异。如对卿大夫的要求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附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对最底层的农民，只能讲庶人之孝，司马光这堂课上得很有针对性。讲罢，一农民突然提问：“《孝经》从《天子章》开始，每章下都有毛诗二句，为什么唯独《庶人章》没有？”这一下，司马光卡了壳。他是《孝经》权威，古本《孝经》的考订者。过去，王安石在皇帝的经筵上质疑《孝经》，现在一个乡巴佬，最底层的庶人竟然也来质疑。这让他大感意外，少许沉默后，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吾平生虑不及此。”农民大笑而去，提问者逢人便炫耀：“我难倒了司马端明。”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农民讲学，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烦恼。与其自寻烦恼，不若独善其身。司马光看着孙子在庭前跑来跑去，口占一绝：

我昔垂髫今白发，中间万事水东流。此心争得还如是，戏走阶前不识愁。

（《传家集·卷十二·观孙儿戏感怀》）

他多想回到“戏走阶前不识愁”的童年啊！童年他是回不去了，但他“独善其身”的日子即将结束，“兼济天下”的时候就要回来了。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七，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驾崩了！转变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他的《潜虚》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