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舍命废新法

害怕自己一病不起，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了一张便条：“晦叔（公著字）自结发志学，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国政，平生所蕴，不施于今日，将何俟乎？”接着笔锋一转：“比日以来，物议颇讥晦叔谨默太过，此际复不廷争，事有蹉跌，即入彼朋矣。”最后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司马）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1]

这封信颇似临终嘱托，批评吕公著“谨默太过”，告诫他再不奋起，就会与新党同流合污。吕公著出身于宰相世家，伯祖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是名相。对废除新法的态度，司马光是要赶快“翻烧饼”，而吕公著认为，“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促”，青苗但罢“抑勒之患”，免役“当少取宽剩之数”……

司马光急，越急越病，越病越急，给吕公著写信后，又给执政同僚致《三省咨目》，交代了六件事，第一件就是废免役法，否则，“恐成万世膏肓之患”。

匆匆废免役，蔡京抢“头彩”

免役是相对差役而言。简言之，差役是让农民无偿服役，免役是按田亩或财产出钱，雇人服役。关于两法的区别和司马光的态度，前已述。他此次出山前，在洛阳就上《乞罢免役钱状》^[2]，说免役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者，不利于贫者”。上此疏已八个多月了，翻了年头，可免役法仍没废除，他火急火燎，所以将此列在《三省咨目》的首条。次日，他又上《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劄子》^[3]，指出免役法有五大害：

一、“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

二、“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免役，驱迫贫民，剥肤椎髓……”

三、“旧日差役之时，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使之作公人，管勾诸事，各自爱惜，少敢大假作过，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盗。……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恣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去……”

四、“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凡所以供公赋役，无出三者，皆取诸其身而无穷尽。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殊不知农民出钱，难于出力……丰年犹可粜谷送纳官钱，若遇凶年……惟有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是官立法以殄尽民之生计……”

五、“提举常平仓司（负责青苗、免役推行之机关）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为防荒年，平时多收百分之二十的免役钱）……”

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客观事实，可这份劄子只有论点而没有数据。司马光说免役法“殄尽民之生计”，但没有说一亩地到底收多少钱。据《文献通考》，元丰五年（1082）全国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其中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余顷，元丰七年（1084）收免役钱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余贯（一贯等于一千文），平均下来，每顷少于四点一贯，每亩少于四十一文，因其中包括百分之二十的宽剩钱，所以基数约为三十三文。这是把田亩当实数来计算的，而北宋的田亩不是根据丈量得出的数据，而是通过实收赋税除以基数估算的。掌管财政的三司官员发现，与汉和隋、唐相比，宋耕地面积竟不及其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固然有国土北不到幽蓟、西不到宁夏的问题，但田亩怎么也不至于少如此之多。从仁宗朝开始就尝试用方田法丈量土地，但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均因遭地主强烈抵制而难以进行。朝廷上下都知道不交赋税的田亩“十居其七”，但上下都以此为仁政。据《宋史·食货志》，京、襄、唐、邓四地荒田尤多，从英宗治平到神宗熙宁年间（1064—1077）相继开垦，五年免税期后，一百亩按四亩收税，后来想改为按二十亩收税，朝中言官和当地地主联合反对，作罢。能够隐瞒土地的是地主特别是官僚地主，小户是难以隐瞒的。北宋除晚期徽宗时期外，田税不重，每亩斗余，加上免役钱，就会逼得农民“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有证据吗？司马光没说。

他接着写道：“陛下近诏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钱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也。”因此，他提出：“为今之计，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1068）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仍令刑部检会熙宁元年见行差役条贯，雕印颁下。”一下废免役，复差役，工作如何衔接？他建议：

第一，各州、县所差之人，如自己愿意服役就马上服役，如不愿意，让他出钱雇人代替，工资由他们私下商定。但他雇用的人必须是有品德的，如被雇者逃亡，让他再雇，如带走了官物，由雇者赔偿。

第二，现在拿工资充役的人，等差役的人一到，全部放回。

第三，最重的是衙前役，过去有因之破产者。现在设了厨酒库、茶坊司，押送官物派官员和军士，没有再听说有破产的了。如认为衙前户仍不足以独自承担赔偿责任，应依旧于官户（租种官田者）、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物业每月掠钱十五贯、庄田年收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等级收助役钱。

第四，废免役、复差役的敕令下达后，各地若认为实行无碍，则马上实行；若感到需要修改，县限五日内将意见报州；州综合各县可采纳之意见，限一月内报转运司（约相当于省政府）；转运司限一季度内报朝廷。报来后，由执政官详议，再一路一州一县分别下敕执行。务必做到因地制宜，便于执行。

高太后对司马光言听计从，二月三日把他的劄子批给三省，令草敕下达。首相蔡确感到此事重大，应与枢密院商议。五日，知枢密院事章惇被叫来会商。他说，此事不归枢密院管，过去一直不过问，提出先用三五天看看臣民所上封事和司马光的劄子，然后再议。韩缜说：“司马光文字岂敢住滞，来日便须进呈。”于是乎，废免役、复差役的重大法律就这么匆匆决定了。三省和枢密院共同进呈后，高太后批示“依奏”，六日按司马光的劄子下达了《罢役钱敕》。从高太后批出劄子到法令公布，仅三天时间。高效？荒唐？

免役法实行了十五年之久，各地已经习惯，突然改为差役，而且限定县五日内要么复旧要么报告，神仙也做不到，但有人做到了。此人便是后来徽宗的宰相、大奸臣蔡京，时任知开封府。五日后，他兴冲冲地跑来向司马光报告，开封府所属开封、祥符两县，已按差役旧法，差千余人服役。司马光听报，眉开眼笑了，赞赏说：“使人人如待制（蔡京官衔天章阁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4]

他太急于废除新法了，急得对有悖情理的事也失去了判断力。

章惇反扑被驱，苏轼无奈请辞

司马光希望各地官员都像蔡京这样坚决执行《罢役钱敕》，但没人学习这个榜样。这部“复写”司马光劄子的法律，因过于笼统，许多地方脱离实际，底下感到不好执行，连他在台谏的“拥趸”们也认为不妥。朝廷不得不下敕要求各地详较利弊。这让病中的司马光惊诧不已，如因此而动摇决心，他的努力将化为乌有！二月十七日，他上《乞不改更罢役钱敕劄子》^[5]说：

臣闻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上户优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习熟，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又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惟恐役钱之罢。若见朝廷于今日所下敕微有变动，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观望。”必竞言役钱不可罢，朝廷万一听之，则良法复坏矣。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备，俟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晚。当此之际，则愿朝廷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司马光只代理过几天苇城县令，通判郓城、河东共三年，缺少州县工作经历是他的天然缺陷。因不谙下情，讲得越多，露的破绽就越多，自相矛盾之处就越多。果然，已被台谏官指为“大奸”的章惇抓住他的辫子，来了一次绝地反击，上疏说《罢役钱敕》^[6]是草率通过的，一口气反驳司马光八个问题，主要有：

——司马光前劄讲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后劄又讲免役钱“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不过半月时间，不知为啥讲的正好相反。“臣观司马光忠直至诚，岂至如此反复？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

——司马光说免役召募皆浮浪之人，全凭猜测。事实是，所募役人都有“家业保识”，衙前役人即“长随”，与差役不同之处就是不让他们“买扑场务”（买扑是宋朝的一种包税制度，即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竞价包税，由出价高者承包），而给以较高工资，并无浮浪之人。朝廷欲知事实，请派专人调查，看免役法实行后究竟有多少役人像司马光所说的侵盗官物，隐姓逃匿？如此则一目了然。

——司马光说臣民所上封事无不言免役之害，其实其中有不少说免役法好的，而他却未予批出。

——司马光提出收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月掠钱十五贯以上，或庄田年收谷百石以上者征免役钱补助衙前户，而这些人按免役法是免交役钱的，如果照办，岂不更为深害！

——司马光说免役“驱迫贫民，剥肤椎髓”，“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其言太过，实行免役法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

保守派万没想到，已被弹劾到焦头烂额的章惇居然不知死活，敢跳出来与司马光抗礼。但是，章惇曾三典州郡，有丰富的州县工作经验，谁也不敢直面役法与之论战，只能撇开役法本身群起而攻。王觌的一段话最有意思：“（司马）光之论事，虽或有所短，不害为君子；（章）惇之论事，虽时有所长，宁免为小人。”

“不害为君子”的司马光没接“小人”章惇的招，而用辞职报告来表现其君子作风。他上《随乞宫观表辞位劄子》^[7]说：告假月余以来，“疾大势虽退，饮食亦稍进，然气体疲乏，足肿生疮，步履甚难，策杖而行，不出堂室，况于拜起，固所未易”。“岂有执政之臣，身据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趋朝，又不供职，宴安偃仰，养病于家，何待人言，独不内愧？”因此，辞门下侍郎，乞一宫观。诏答“不允”，再辞，再“不允”。

高太后“不允”司马光的辞呈，而在首相蔡确的辞呈上批复：首相不免但只管门下省，中书省工作由尚书左丞吕公著接替。鉴于对役法的意见不一，吕公著建议专差大臣，设役法详定所详定。二月二十日下诏，令韩维、吕大防、范纯仁等详定。斗章惇，他们与司马光团结如一，而一旦负起详定之责，与司马光的分歧就不可避免了。

范纯仁与司马光是姻亲，熟悉州县工作，首先劝司马光：免役法虽有不便，但不可尽废，去掉其过分之处即可。如果硬要废，可先在一州试行，稳妥了再推广于一路，如此不至于扰民。司马光充耳不闻，范纯仁叹息说：又是一个王介甫也！当面没说通，下来又给他写信说：“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遂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更有扰矣。”^[8]还说，我完全可以保持沉默，甚至可以像某些人那样一味赞美讨你喜欢，如果这样，我还不如当年依附王安石早点升官，何必等老了再来取媚于你？千万别认为废新法出于仁，疏略也不会扰民，历史上可不乏以仁失国的例子。

司马光最好的朋友范镇的侄子范百禄时为中书舍人，熙宁初王安石推行免役法时，是开封府咸平县令。他以亲身经历告诉司马光：“（免）役法之行，罢开封府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其后有司求羡余（收宽剩钱），务刻剥，为法之害。今第减出钱之数以宽民可也。”^[9]

司马光已完全听不进不同意见，于二月二十八日上疏说，“陛下幸用臣言，悉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诏下之日，中外欢呼，往来之人闻道路农民迭相庆贺，云‘今后这回快活也’……今陛下令韩维等再行详定……臣愚窃恐闻此指挥，谓朝廷前日之敕更改未定……必有本因新法得进之臣，乘此间隙，争言免役钱不可罢，因聚敛获功之吏，称旧法未改，督责免役钱愈急。是民出汤火，濯清泉，复入汤火也”。因此，他要求朝廷下令给各州、县，坚决按二月六日的敕令执行。

三天后，即闰二月初二日，是司马光双喜临门的日子。这一天，首相蔡确终于被轰下了台，由司马光接任；同时，朝廷按他的请求，下诏重申役法更张按二月六日的敕令执行。初八日，朝廷又下诏废除了青苗法。

司马光要除“四害”，不到二十天就除了两“害”；要驱“三奸”，继蔡确之后，章惇也被驱出朝廷。此前，司马光连上两章，请高太后作威作福，明示好恶，“不可使用人、赏罚之柄，尽归执政，人主一不得而专也”^[10]。章惇不计后果，在高太后面前说，轻率变更役法，后果难测，“他日安能奉陪吃剑！”高太后怒其无礼，当即专断，贬其出朝。

四月六日，王安石在金陵逝世。对司马光大废新法，他一直处之淡然，但听说免役法也被废了时，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沉默良久，说：“此法终不可罢也。”^[11]现在他走了，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便签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而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转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主张，则全仗晦叔也。

（《长编·卷二百七十四·元祐元年四月癸巳》）

他给了吕公著一个“优加厚礼”的原则，委托其全权处理。“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付葬事。”（同上）司马光给了王安石应有的哀荣，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气度，但他关注的重点是“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他可以对死去的王安石宽宏大量，却不可饶了活着的新法派人物，即他在上述便签中所说的“谗佞”。在吕惠卿和章惇被驱出朝廷后，五月初，韩缜也终被扳倒，“三奸”全部除净，于是以吕公著为次相，韩维为副相。章惇被贬时，已任范纯仁为同知枢密院事，李清臣、吕大防分别为尚书左、右丞。至此，八名执政中，保守派占了六名，掌控了政府和枢密院。

然而，役法问题不可能因权力斗争的胜利而自然解决，要真正施行，还得详定。苏辙、王陶等上疏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比如：熙宁前，一县差役一千余人，行免役后三减其一；官员养马，差役时一官养五匹以上，饲料、人工全由役人承担，行免役后，一官只一匹马，役人拿工资，饲料费由公家承担；新官上任要修整房子和置办“行头”，所差役人和所征木头等材料多出一倍以上，多者被留作私用，而免役法规定官宅雇工整修，不可差役征物；官员迎送，最远有数千里，过去差人很多又不给盘缠，多逃亡，免役法规定只派两人，公给盘缠。因此，应并取免役、差役之便民处参用。

苏辙的言论尤其让司马光讨厌。他上疏说：复差役后，“贪官暴吏私窃以此相贺。何者？……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扰，当复如旧。访闻见今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经岁月，旧俗滋长，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12]。司马光说复差役，“道路农民迭相庆贺”，苏辙这番话等于打了司马光一耳光。

再说苏轼，本是役法详定所成员，开始请假不上班，司马光就很不满意，谁知上班后更让他恼火。对司马光尽废免役的做法，他讽刺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鳖相互踢）。”司马光不解，问：“鳖安能厮踢？”苏轼说：“是之谓鳖厮踢。”司马光终于明白，他是说尽废免役像“鳖厮踢”一样不可能。苏轼提出免役、差役择善参用，官赠空地以雇衙前的新思路。司马光勃然作色，不让再讲。苏轼说：“昔韩魏公（琦）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不悦而罢”^[13]。回到学士院，苏轼边脱官帽，边连声说：“司马牛！司马牛！”此事遭到追随司马光的台谏官交相攻击。苏轼连章请辞详定司，准。

对此，朱熹评论说：“温公（司马光）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比如争顾（雇）役法，七八年来争去争来只争这一事。他只盯着一个理，要是让老百姓掏腰包，就是不合理，就得废除。其实他不知道，百姓对顾役法还是很认同的。”^[14]

新法废尽，油干灯灭

在苏轼辞职时，病卧一百三十余天的司马光病情好转。五月十二日，他在儿子司马康的搀扶下朝见了高太后和小皇上，但足疮未愈，不能跪拜。高太后恩准其三日一到政事堂议事。议啥？役法是一个跳不过去的坎。匆忙复差役不仅使其原有弊端死灰复燃，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所差之人初次见官，就有被索钱一二十贯的。因官员用惯了原雇之人，新来的差役不熟悉工作，便百般凌辱，逼迫他“自愿”雇原差代替。按司马光说的两人私下议价，原差于是漫天要价。苏辙上疏要求朝廷下令监督查处，没有回应。司马光一直以为废免役的敕令大意已善，小的疏略可边执行边纠正，现在不得不出来补漏洞了。六月二十八日，他上《乞申明役法劄子》，共七条，其中四条纠偏，三条是修正自己原先的意见：定差人数不一定非按旧法，由州县根据情况自定报批；官户、僧道、单丁、女户出免役钱的问题，不是说月入十五贯、岁收百石就非收不可，达不到三等户标准的不收；被差役人雇人代役，工资不得超过原官雇数目。除此外，并依二月六日敕令施行。他想以此来结束役法的争论，高太后也按他的意见再次下了诏，但夹生饭还是夹生饭（司马光死后六年，役法才定下来，免役、差役参用）。

司马光要除的“四害”还剩两“害”，一是将兵法，二是与西夏的领土争端。

从根上说，将兵法是范仲淹的发明。宋代重文抑武，军队实行更戍法，频繁零散调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屡战屡败。仁宗时范仲淹镇守延安，将一点六万军队打破建制分为六将，训战合一，每战必胜。王安石变法，范仲淹的老部下蔡襄据此创将兵法。将成为宋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每将三千至一万人，由一主一副两员将领统领，从而精干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尽管这与王安石关系不大，因是新法，司马光也将其废了。

关于宋夏战争由来，前已述，只说神宗改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后，虽有灵州、永乐之惨败（第三十二章），但占领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兰（今兰州）的广大地区，控制了横山北侧的重要堡寨，赢得了战略优势。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不久，西夏掌权的梁太后也死了，主动向宋进献梁太后所遗马匹和白骆驼，请求归还米脂、兰州等寨，被拒绝。这成了司马光的一大心病。

元祐元年（1086）二月初三日，病中的司马光上《论西夏劄子》^[15]，提出得地无用论：

臣窃闻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于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以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

看了这段话，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义愤填膺，但在宋代的苟安文化氛围中，士大夫多是战略盲人。司马光继续按自己的逻辑说，这些地方对我无用，对西夏却为要害，所以必欲出兵夺回。怎么办？返其侵疆。他举真宗“割灵、夏等数州”给西夏，“由是边境安宁者四十年”（其实只二十五年）的先例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无所依据也”。从第三章我们知道，真宗对契丹（辽）有澶渊盟誓之耻，对西夏有弃地赔款之辱，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定州（今宁夏平罗姚伏镇）、怀远镇（今银川）、保静（今永宁）、永州（今银川市东）、灵州（宁武）都是在他手上丢失的，其中银川让人家做了首都。丢了那么多土地，每年赔银、帛、茶近三十万，仅换来二十五年的苟安。司马光估计会有“此乃中国之耻”的议论，辩白说：“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焘，父母之慈爱，盛德之事，何耻之有？”须知，耻就是耻，披上仁德外衣也是耻。他之所以非要如此，是因为他担心：“国家方制万里，今此寻丈之地（数十万平方公里），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悉举犬羊之众，投间伺隙，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当是之时，虽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围自取，固可深耻，借使虏有一言不逊而还之，伤威毁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与之之为美也。”与其在他出兵后再给，不如不等他出兵就给为美。美耶？耻耶？在上疏的同时，他在《与三省密院论西事简》中督促执政大臣加紧办理。

十二天过去了，见朝廷仍没照办，司马光急了，又上疏说，向西夏归还侵疆，“伏望圣意独断行之，勿复有疑”，“若俟执政议论佥同，恐失机会”。他威胁说：“若有执政立异议，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从其议，他日因此致引惹边事，当专执其咎。”^[16]

这事太大了，有关领土主权。高太后没敢按他说的“独断”，执政大臣也没有被他“当专执其咎”的威胁所吓倒，除知军国重事（宰相）文彦博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持异议。副相吕大防说，“西夏自继迁以来事事谲诈”，如驭失其方，“则骄而益肆”，提醒朝廷不可忘记历史教训。

宋、夏就像一对猫鼠。宋是穿着仁德的华丽外衣、贪图苟安又好虚荣的猫，而夏是把对手摸透了的鼠。乘你苟安，他就侵疆犯边，攻城略地，你被迫反击，他就躲进沙漠，藏于沟壑，待你筋疲力尽，群起而攻，往往胜多败少。但鼠终究力不如猫，一次大战后便无力再战，于是表面称臣以满足猫的虚荣心，猫本怯战，便花钱买平安。鼠得厚赂，元气恢复，又故伎重演，如此反复，屡试不爽，使之从一个仅有四州八县的节度使割据政权，变成了拥有今宁夏、青海和陕、甘、内蒙古部分地区，雄踞西北的国家。

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不可能淡忘这段现代史！他害怕不弃新得之地，会“兵连祸结”。敌人的反扑就那么可怕吗？吕大防举兰州等寨为例，敌多次反扑，最多一次号称八十万人马，全都被我击退。说明啥？他已经没有力量夺回失地，且梁太后死后其国内问题成堆。因此，他提出按现状严守疆界，以利日后和谈。

然而，司马光的性格特征就是“一”，坚持一己之见，“一”到底。他又连续上了四五道劄子，说：“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他打了一个比方：“譬如甲夺乙田，未请而与之，胜于请而后与，若更请而不与，则彼必兴斗讼矣。”^[17]

听到这话，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忍不住拍案而起，斥责说：“自灵武以东，皆中国故地，先帝（神宗）兴问罪之师而复之，何乃借谕如是！”^[18]安焘被保守派攻击为王安石余党，是老执政班子中留下来两个人之一。司马光的比喻确实太离谱了，一贯金口难开的右相吕公著也站出来说：“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况夏戎无厌，与之适足以启其侵侮之心。且中国严守备以待之，彼亦安能遂为吾患？”^[19]

自主持朝廷大政以来，司马光从未有像今天这样陷入孤立。放弃新取土地，是国家民族之争，无论对新法的态度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敢含糊的。读者也许怎么也想不到，司马光连篇累牍、振振有词地讲要弃地，竟然连地图也没有看过，连兰州究竟在哪也不知道！这时才想起要听听熟悉边防情况的官员的意见。穆衍与孙路曾奉命去熙州经度财用，对兰州方面的情况很熟悉。孙路被叫来，他打开地图指给司马光看，说：“自通远（今甘肃环县）至熙州（今临洮），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临洮北）濒大河（黄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20]穆衍也向朝廷汇报说：“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鹘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后患尔。”^[21]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上台以来第一次被迫让步，不再坚持弃熙、河、兰三州，但仍坚持归还鄜延、环庆两路新取之地。

因执政大臣实在无法统一意见，最后按范纯仁以土地换俘虏的提议给西夏一份诏书，大意为：对你们归地的请求，不但“前例甚明，理难顿改”，且朝臣一致认为不可答应。但朕念永乐之役，军民陷没很多，内心恻然，如能将他们交还，恭顺朝廷，朕岂恋尺寸之地。待被俘人员交还，将令边臣与你们谈判归地问题。

至此，司马光要除的“四害”原则上除完了，至少是都有了诏令。他颇有一种完成了使命的舒畅之感，然而苏轼一份言青苗法的奏章却给他敲了一声警钟。青苗法早在二月就废了，可现在州县仍在贷青苗钱。这与范纯仁等人有关。他们认为，青苗法之害在抑配（强制摊派），严禁抑配，就能除害利民。对此，司马光曾一度表示赞成，故朝廷两次下诏禁抑配。苏轼说，过去王安石也曾下令禁抑配，现在禁抑配等于是保留青苗法。司马光于是觉得上当了！写下《乞罢散青苗钱白劄子》^[22]，要求各州县不得再贷青苗钱。八月八日，他抱病参见高太后，隔帘宣读后，高声说：“不知哪个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范纯仁在场，闻之色变，后退一步。

连范纯仁都被他斥为“奸邪”，说明他已完全失去了讨论问题的耐心和度量，高太后的言听计从，台谏官的精神贿赂，使他的自信变成了唯我独尊的武断。此时的司马光出现油干灯灭前的回光返照，精神头特好，上疏说可以正常上朝，只要有儿子司马康搀扶，四拜（高太后特准其二拜）也不成问题。可四天后，即八月十二日，在西府议事的他突然昏厥，被抬回家去。这一去，他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