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传——归骨庐陵 浩气长存

欧阳夫人到大都后，就一直被置留在元廷东宫，整日身穿道服诵念道经。文天祥就义的第二天，十二月初十，欧阳夫人接到了为文天祥收尸的噩耗。欧阳夫人抵达柴市，闻讯赶来的张弘毅已等在那里，还有“江南十义士”也冒着杀头的危险前来相助。

此时小寒刚过，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文天祥双目紧闭，却颜面如生。欧阳夫人扑到丈夫的遗体上，哭天抢地悲恸不已。伫立在寒风里的张弘毅和江南十义士也早已是涕泗横流、泣不成声。

他们收殓了文天祥的遗体，扶柩暂时葬于都城小南门（今北京宣武门至城西南角之间）外五里的大道旁。葬于此处，是为了“他日归骨便路”，三年多前，文天祥经卢沟桥正是从这里进入大都的。

据《纪年录》壬午注记载，文天祥死后第二年，他的灵柩被运回故里。又过了一年，即至元二十一年（1284），葬于富田东南二十里的鹜湖之原，实现了他“狐死首丘”的愿望。

文天祥的遗骸是张弘毅运回家乡的。张弘毅“潜制一椟，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他用事先备好的木匣藏起文天祥的头颅，“复访求公之室欧阳氏于俘虏中，俾出焚其尸。先生收拾骸骨，袭以重囊，与先所函椟南归，付公家葬之。”而文天祥的老友王炎午说，“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说张弘毅带回家乡的只是文天祥的须发、牙齿和指甲。这起码应是他亲耳所闻。

在文天祥灵柩运回吉州时，还发生了一件奇事。这年八月，文璧派林端荣前往广东河源迁回母亲灵柩，林端荣乘船出发，在吉水上遇到一只舱口饰有白布和纸扎马鞭的木篷船，“是日，适与公柩舟会于江浒。人咸惊叹，以为孝念所感，不期而会”。人们借助天造传奇，表达了对英雄毫无保留的敬仰和亲近英雄的愿望。

奇事还不止一桩。据《纪年录》壬午注记载，“世传吉州太（泰）和县赣江滨黄土潭，有神物栖其间。岁亢旱，邑民祈雨泽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浅；公没之岁，潭近居民梦神物归，驺从甚盛，既而睹之，乃公也。既而闻公死”。

文天祥灵柩抵吉州，父老乡亲洒泪酹酒以迎，为其举哀七日。时任临江路总管兼府尹的文璧为哥哥办了丧事。

文天祥殉节后，元朝官府查抄了兵马司土牢和文天祥的富川老家，除一些诗文遗稿外，一无所获。文天祥仕宋时，曾有优厚俸禄，但他极注重操守修行，看淡钱财，每有所得往往是随至随散，接济亲戚朋友和穷人，当在赣州起兵勤王时，更是停止文山的修建，尽以家财捐作军费，所以，不仅狱中的他一贫如洗，即是查抄他富川老宅的元兵，也因见其家境清俭萧然，不禁肃然起敬。

在狱中收缴的诗文，都上交了朝廷。这些诗文，应该是诗集备份稿、编余稿或抄录后准备送人的笔墨。入狱后编定的《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和《纪年录》等正稿，业已交由每日来送饭的张弘毅带了出去，有的交给了文璧，有的后来由他自己带回庐陵，交给文家。早先，集子中北行前的部分，已陆续抄录给了亲友，如《指南录》就抄录数册，分别交给了文璧、邓光荐等人，在被押解大都前，还曾将《指南后录》第一卷上半卷赠给了惠州教授谢崔老，等等。更早，德祐之前的早期诗文均存放于家乡的亲友处。这些诗文想必都被妥善保存。在大都，为赠友人和求文者手书的众多新旧作品传到了狱外，以致“翰墨满燕市”，也不会在被缴之列。

十二月初十这一天，欧阳夫人收殓文天祥的遗体时，在衣带间发现了血染的绝笔《自赞》。

这首《自赞》，总结了他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追求，揭示了他对自己一生一死的评定和无憾。自少时在乡贤祠许下要与先贤比肩并立的宏愿，便心忧天下，纳天地之正气，孜孜以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入仕后奉行公道直道，因此屡遭嫉恨，屡被罢官；外族入侵时奋起勤王，两度血火抗元，两度内外受挫；被俘后目睹宋亡，在威逼利诱下，坚不投降、坚不妥协，度过三年黑暗的牢狱生活，最终走上了刑场。

他付出的还不仅是自身的一切乃至生命，他付出得更为彻底。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老母曾德慈在船澳病故；二子六女，长子道生病死惠州，长女定娘、幺女寿娘病死河源，四女监娘和五女奉娘在五坡岭遇难，这五个孩子死时，除道生十二岁外，其余都不足十岁。欧阳夫人及两个女儿被掳往大都，文天祥死后，夫人随公主下嫁驸马高塘王，居大同路丰州（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白塔村）栖真观；次女柳娘随公主下嫁赵王去了沙靖州（或为沙州，今甘肃敦煌）；三女环娘随嫁岐王去了西宁州（青海西宁）。所谓随嫁，就是当作奴婢陪嫁。二妾黄氏、颜氏被押东宫，自文天祥“不曾周旋得”，恐已不情愿地沦为武夫蛮汉的妻妾。次子佛生在空坑被俘，押往隆兴途中被人救出，从小路逃走，被文天祥的好友罗宰收养。

真可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真可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何谓义？“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

何谓仁？“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谓仁。”又曰：“仁者，天地之元气，古今之人极。其在上，为日月之明，风霆之壮；其在下，为江河之所以长流，山岳之所以长镇；其混然在中，为群臣民物之所赖以长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为公之本心。”

真可谓：“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又真可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殉国死节，崇仰和悲痛之情在广阔的大地上蔓延，人们争用写诗词、祭文、传记，出版传播其诗文及祭祀、建祠、立碑等方式，追思颂扬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的崇高气节和壮烈人生。

当时尚在大都的汪元量，曾写《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勉励文天祥尽节，文天祥殉国当日，他似乎松了一口气，即写《文山道人事毕壬午腊月初九日》悼之。继而，他又仿杜甫《同谷七歌》，作《浮丘道人招魂歌》替文天祥招魂。称文天祥浮丘道人，盖因文天祥写给他的《胡笳曲》自署“浮休道人”。《招魂歌》共九首，第一和第九首写文天祥，二至八首依次写其母、弟、妹、妻、子、女及其诗赋。其第一首云：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终。

啮毡雪窖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苍穹。

睢阳临难气塞充，大呼南八男儿忠。

我公就义何从容，名垂竹帛生英雄。

第九首亦有“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之句。歌诗悲而不绝，愤而不激，便于击节吟唱。

四年前，王炎午得知文天祥被押北上途中绝食求死，写《生祭文丞相文》赞之，在驿站码头到处张贴，当张弘毅把文天祥的须发、牙齿和指甲带回庐陵时，他悲戚面北痛哭，再写《望祭文丞相文》赞之。文中说，文天祥与诸葛亮扶颠持危，同为相国，但文天祥尽节而死；文天祥与张巡倡义举勇，同为死节，但文天祥位至宰相，因而他“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是高于诸葛亮与张巡的千古第一人。祭文以深挚的感情赞颂道：“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没为列星；凛然劲气，为风为霆。”

邓光荐、谢翱等文天祥挚友和旧部得知文天祥遇难后，都痛心疾首，肝胆俱裂，写诗写文痛悼。谢翱曾追随文天祥倾尽家资充作军费，在南剑州同督府任咨议参军，他“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写了多首悼诗，其中一首写道：“魂飞万里程，天地隔幽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丹心浑未化，碧血已生成。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未能与公同赴黄泉，既往和余生便形同空壳，生命没有了内容。

在家乡迎归文天祥灵柩，继子文陞便以丧主身份，奉筵设祭，守灵哭吊，置棺占墓，恪尽孝道。至文天祥遗骸于富田鹜湖之原落葬后，他又结庐守墓三年。其间，遵文天祥遗嘱，文陞向邓光荐求写墓志铭。邓光荐在建康病愈后，被张弘范请为次子的教师，他屡乞黄冠，虽未获准，但终被放归。邓光荐以真挚的感情写就铭文，其精辟地概括了文天祥坎坷而光辉的一生，刻画出他的英烈形象、刚正性格和崇高气节。此铭文碑石在1982年重修文天祥墓时曾出土，不慎损为六块，后又埋入地下。根据拓片考校的铭文全录如下：

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凡。逾弱冠，即先多士。感激理宗亲擢，不倚势近利，龉龊自弃。故其立朝有本末，谏诤有风烈。治郡持节，廉明有威。及北军渡江，捧勤王诏书，泣数行下。内不谋于亲，外不谋于属，即建旗移檄，以列郡守。举事初，亦冀奉诏书，多足相和应。已而，诸路阒然若不闻。惟天祥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至拘留北营，驱逐北去，犹冒万死南走，蒙疑涉险，寄命顷刻，仅而得达。当是时，其飞潜若龙，其变见若神，南北无不想见其风采。故军日败，国日蹙，而自远归附者日众。从之者亡家、沉族、折首而不悔。虽缘人心思向中国，未忘赵氏，亦由天祥之神气意度，足以兴起动悟之也。天所废兴，智勇为困，而况居乏深谋之客，出无制胜之将，用之行阵，类非素简练之兵，大抵瓦合乌散，常抱空志，赤手举事，上不资籍，旁无犄角，是以先声有余，跳身数遁。盖自江南之衂，麾下单弱，国以疾疫，不能出师矣。不幸被执，仰药不死，久系燕狱不死，徒欲信义于前，自白于天下后世，非有秋毫贪生畏死之意也。虽功业不能以尺寸，而志节昭耀乎终古。南北之人无间识与不识，莫不流涕惊叹，乐道其平生。自古节义之大臣，盖不若是之烈云。因属予铭，时未便，故传是以归之。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阳月吉日，邑人邓光荐著，孤子文陞泣血立石。

除了写悼诗和墓志铭，邓光荐还忠实履行承诺，写了《文丞相传》。这应是继文天祥自传《纪年录》之后有关他的第一部传记。邓光荐早年就与文天祥有诗书交往，文天祥申请承心制被诬，他还曾写信安慰，尤其是两人从广州被一道押至建康，在数月的患难与共中情投意合，加深了感情和了解，文天祥那时便有意让他为自己作传，一路讲述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和思想，途中绝食又是他亲眼所见，因此他的记述最为真切翔实。可惜，这部传记在乱世中失传，但因《纪年录》写得简略，当时有人为之作注，引用了邓光荐所作《文丞相传》中的许多资料，并注明为“邓传云”，从而一部分得以存世至今。

此外，邓光荐还撰写《文丞相督府忠义传》，追记了四十余位义士追随文天祥抗元的事迹，也算是文天祥之颂歌的和声。

在追丧文天祥期间，文陞还找到了佛生。文陞说，佛生“为儿有巨人志。及成童，双眸炯然，天资俊伟，书过辄成诵，父老畏其岌嶷”。佛生在空坑被俘后，传闻一说他已死，一说被人收养，文天祥曾写一诗遥唤，写一诗痛哭。佛生没有死，在空坑被俘被押往隆兴途中，有人怜他年幼可爱，把他搭救出来，幸被与文天祥有歃血之交的罗宰收养。文陞安葬了继父，获悉佛生还活着，立即到信城罗宰家去寻找。待兄弟俩相见，佛生只是与文陞抱头大哭，悲痛得说不出话来。谁知没过两天，三月初三，佛生突然病死，年仅十八岁。文陞执意要将佛生遗体运归故里，但无奈世道阻塞，只得与罗宰一道，将佛生葬在了离信城七里地的乌湾铺。

作为嗣子，文陞不负文天祥所望，后又为欧阳夫人养老送终。文陞曾哭道：“父骨既归于土，母生而不得养，我则非子。”大德二年（1298），文陞远上大都，找到文天祥的旧婢绿荷等人，打听母亲欧阳夫人的下落。恰好在这年冬天，随公主下嫁去了大同路丰州的夫人不耐北方寒冷，求得公主同意南返，在途经大都时，被文陞迎养在京。文陞侍奉夫人十分尽心，每逢节日，都要置办南方食品，请四邻的老妇过来聚谈。文陞并通过刘牢子找到文天祥的墓地（此说与他“自燕奉柩归故里”之说不合），每年春秋必陪母亲前往酹奠望拜。此时旧墓地立有大小两座僧塔，大塔的石碑上刻有“信公”二字，便是文天祥暂寝之处。大德八年（1304），文陞奉夫人回到庐陵老家。次年二月中旬，夫人得痰疾。二月十九日，婢女见一只香囊破旧，便在洗衣时扔了，夫人发现急忙叫婢女捡回，说：“此伴吾未尝须臾离也，落齿时，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与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悬吾心前，将以见吾父母，见吾夫于地下，为无愧也。”一囊一文，两个信守，一悬胸口，一系心上。就在当日，夫人咳痰而亡。文陞将她葬于富田以南二十里的洞源。

至于文陞自己，他曾辞官不做，直到皇庆元年（1312）才出任集贤直学士。不久病死，元廷追封他为蜀郡侯。

文天祥留下了大量诗文，在他死后不久即被编辑出版，广泛传播。

《吟啸集》是其最早面世的诗文集。这是在他殉难后，他被带到狱外的诗文，经民间书坊搜寻编辑，在大都刊行的合集。《吟啸集》收有诗、赋、文、歌约八十首（篇），与他自编的《指南录》、《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多有交叉重复。从集名即可触摸到编者所理解的主题和情感，甚至是出版意图。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第八首写道：“有诗有诗《吟啸集》，纸上飞蛇喷香汁。”“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他写此诗当在文天祥殉难后不久，由此可推断，《吟啸集》是文天祥最早面世的合集刻本之一，甚至不能排除在他生前就已出版的可能。

最早的文天祥诗文全集，是道体堂刻本，始刊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

至明初，道体堂刻本“经兵燹不全”，经尹凤歧从内阁得之，又重新编辑刊印。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版本，应是以此刻本和道体堂刻本为基础整理增订的明刻本。

笔者手头有一套《文天祥全集》，系据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元谕所刻《文山先生文集》的铅字版影印，共二十卷。明代吉水学者罗洪先为此版本作序说：“吉安旧刻《文山先生文集》，简帙庞杂，篇句脱误，岁久漫漶，几不可读。中丞德安何公吉阳来抚江右，既出素所养者，布之教令，复表章列郡先哲，以风厉士人。会郡守浦江张公某始至，即举属之。张公手自编辑，厘类剔讹，出羡币，选良梓，刻将半，复致中丞之命于余，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可见庐陵郡守张元谕在重刻时，做了许多收集、增补和校勘的工作。

除明初尹凤歧重编的《文山集》十七卷外，在张元谕前后的明刻本还有景泰六年（1455）、嘉靖九年（1530）、嘉靖三十一年（1552）、万历三年（1575）、崇祯三年（1630）等刻本。

到了清代，以明代刻本为底本，经参校增订，不断推出新编版本。《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也收入了文天祥全集或部分著作。

文天祥的诗文，“大篇短章，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皆惓惓焉”。而“矫乎如云鸿出之风尘，汛乎如渚鸥之忘机械，凛乎如匣剑之蕴锋芒。至于陈告敷宣，肝胆毕露，旁引广喻，曲尽事情，则又沛乎如长江大河，百折东下，莫有当其腾迅者”。其大气磅礴、慷慨恣肆的才情和风格，是后世不能不仰学的文学瑰宝。

又有道是：“读其《指南》、《别集》，而知其颠沛牢骚，惟思委身以报国也；读其《吟啸》、《集杜》诸什，而知其号天怆地，悲鬼泣神，伤山河之破碎，而悼身世之飘零也。”可谓：“读之，使人流涕感奋，可以想见其为人。”人们通过文天祥的诗文，读他的身世，了解他悲怆的心路，并通过读他的诗文来怀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

人们更从中感受到了磅沛的浩然正气。诚如明人房安所说，文天祥的诗文，“盖其得天地至大至刚之气”。这至大至刚之气播诸金石，形诸咏歌，而昭若日星，轰若雷霆，“诵其言，想其风旨，真足以寒奸邪之胆，而起吾人凌厉之气”。“历今五百余年，而其遗集流播寰区，令人读之，凛然犹有生气。”

正是这浩然正气，使得“海内五尺童子，闻公名，读公文章，沁心刺骨，赴义成仁之气，不觉油然自生”。

清代进士王雅感叹道：“非天地间之真正气，真文章，而能令千百载下，有如是之仰止者乎？”

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在陈价刻本的序中说：“今斯集也，传之天下后世之人，争先快睹。”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庐陵人邱曰韶写道：“余游衡湘间，属购是集者，所在多人，未能悉应其求。欲重刊焉……因谋于坊友，鸠工镂镌，悉心雠校，逾年告竣。”由此可以想见历朝历代对文天祥著作的刚需，不愧诗文经典。

以至七百多年间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反复刻印达五十多个版本。

文天祥曾期待，他的作品“一联半句，使天下见之，识其为人，即吾死无憾矣”。如此，也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文天祥殉节之后，其旧部和士子百姓纷纷私设祭台，追怀这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的崇高气节和壮烈人生。

谢翱哭祭三台的故事最为典型。

得到文天祥死讯，谢翱自感“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久而弥痛。每到一处，总会想起与文天祥漳水一别的情形，总是要设坛祭拜。路过姑苏时，他哭祭于望夫差之台；到浙东，再哭于越台；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即文天祥死后的第八年，他到了浙西的桐庐县，又三哭于子陵台。

那一天，他与三位朋友雇小船渡富春江，冒雨登上子陵台，在荒亭摆下文天祥的牌位和祭品，然后跪拜恸哭，如此再三。这时有沉沉黑云从西南方压过来，越压越低，几乎贴住林梢，就好似重重挽幛渲染了悲伤的气氛。谢翱和几个朋友一边用竹如意击石打节拍，一边自作楚辞为死者招魂。他们悲切地唱道：“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水黑。化作朱鸟兮，有噣焉食！”他们悲恸不能自已，以致击打得竹石俱碎。

最早为文天祥立祠的是文氏家族和他的故乡。把文天祥遗骨安葬后，文璧即遵照哥哥的狱中遗嘱，在文山之麓道体堂立祠，并购置祭田，供子孙祭祀用度所需。富田的族人也将他祠于文氏祠堂，后又建立了忠烈祠。元至治三年（1323），吉安郡学乡贤祠为他塑像以供奉，又在城南的忠节祠增设了他的塑像。吉安原有欧阳修、杨邦 、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四忠一节”，加上文天祥，改称“五忠一节”。

文天祥早年在乡贤祠瞻仰先贤像时，发出的“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之誓言，遂得以实现。

对于元廷，文天祥是敌国的烈士，且以铁血大节影响深广，按理是不能允许为他立祠纪念的，然而在战争中粗蛮犷悍的元人，对此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明人柯暹说：“公之祀在京都、郡庠者，创于元，敌国已祀之也。”就是说，不仅是在庐陵故里，就是在京城，在元朝已有祭祀文天祥的场所了。元代文史大家黄溍曾写《文丞相祠堂记》，也可作为旁证。不难想象，在故里与京城之间，也应有文天祥祠，像阴晦夜空的星光，若明若暗地遥相呼应。

柯暹说，文天祥“为宋而殁，宋所当祀。宋亡无祀之者，虽敌国，表劝忠节，亦所当祀”。到元朝末年，有一个叫郑玉的士子，直接上了一道《为丞相乞立文天祥庙表》，其中说，世祖皇帝忽必烈，为褒扬亡金的忠臣赵悫，曾命翰林学士撰写他的事迹刻在庙中，“盖懿德者，人心之所同好；名节者，国家之所必崇”。他竟有些情绪激昂地说，文天祥“义胆忠肝，照耀日月，清风高节，荡济寰区”，如能蒙皇上降旨，在吉安路立庙致祭，必能使“人心以之而振，世道由是而兴”。

为文天祥建立祠祀，如果说元廷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到了明代，则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支持。北京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便是在明朝开国不久的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由北平府按察副使刘崧督建的。该祠在囚禁文天祥的土牢上修建，原在顺天府学以西，万历年间迁至府学以东，原祠改为怀忠会馆。至公元1930年，曾按历史资料修缮复原。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拨专款再行加以修复。

笔者曾拜谒过北京的文丞相祠。该祠坐北朝南，两进院，有一前殿和一享殿。举行祭祀的享殿，是一座悬山筒瓦大脊建筑，殿内，文天祥彩塑端坐正中，其仪表堂堂，表情庄肃从容，双目炯炯直视南方，凛凛然透出一身正气。享殿前有一棵古枣树，相传为千年前文天祥被囚时手植，其苍劲虬曲的枝干俯身向南，彰显着“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意志。前殿陈列着许多文物与资料，其中有毛泽东手书《过零丁洋》复制件。前殿与享殿之间小院的院墙上，录有明代文征明手书《正气歌》的仿刻。大门一侧醒目地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中小学课程“教学活动实验基地”等金色牌匾。

明代各地修建了一大批文天祥祠，到了清代，文天祥更是入祀文庙，为他立祠之风不减。明清两代，在文天祥任职和战斗过的地方，都建起了文天祥祠。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一位叫习孔教的人写道：“先生之忠义，自宋迄今三百余年，其祠而尸祝之者，自京师达于中外，若柴市、真、扬、临安、江淮、岭海之间，且遍天下。先生之精神，上为日星，下为河岳，流行于宇宙，万古不息，风御云流，宜无所不至焉。”习孔教赐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修撰、纂修国史，他应能掌握各地情况，所言应是有根据的，由此可见文祠在当时已然遍及大江南北，以其独有的蕴含，蔚为一道壮阔的人文景观。

与此相应地，围绕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天祥祠，历代拜谒者写下了大量的祭文、赞、记、碑铭和诗词。这些充盈着浩然正气、至大至刚、气吞寰宇、诚感千秋等词汇的文字，以真挚崇敬的感情歌诗文天祥身上体现出来的伊（尹）吕（尚）之贤，（伯）夷（叔）齐之贞，程婴之功，屈原之洁，诸葛之忠，终军之锐，苏武之节，范滂之操，越石之壮，祖逖之志，杜甫之心和胡（铨）杨（万里）之气；以真挚崇敬的感情颂扬他将上述人格棱面集于一身，凝聚升华为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和正气伟节的人格境界；以真挚崇敬的感情，表达了对他的无比景仰和深切怀念。

文天祥殉国的第四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五月初二，是他的五十诞辰忌日。这一天，邓光荐与王幼孙相约来到富田。文陞迎到村路上，引领他们沿着明山秀水，来到文山之麓的道体堂文天祥祠。

祠堂的题匾为“文山旧隐”四个字。堂内，正中供奉着文天祥画像。

邓光荐、王幼孙在铜盆里净手，而后恭恭敬敬地焚香燃烛，顶礼膜拜。

待缓缓抬起头来，邓光荐已是热泪滚滚。他站起身，上前一步，仰面端详着文天祥像，拜曰：“信国公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

“孰能使之烈烈？”王幼孙也已是泪眼婆娑，也上前一步，“无愧清气，正气，间气，英气！”

“东南英气萃于其身，其身可死，其神不死。”邓光荐忘情地接道，“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人世间？”

继而各取一盅酒，酹洒于地，俯身再拜。

拜毕，文陞在堂侧摆好笔砚。王幼孙挥毫写下一幅《过零丁洋》。

接着，邓光荐手书了一幅《正气歌》长卷。书罢，意犹未尽，又展卷吟诵了一遍。

末了长叹道：“自古不朽者有三：维德，维功，维言。今诵正气一歌，其德，其功，其言可以不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