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传——金石之性 誓不降元

大都自古称燕，金朝曾在此建都。忽必烈即大汗位后，随政治重心南移中原汉地，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定为陪都。建立元朝后，又将中都改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开平）改作陪都。大都于至元四年（1267）开始破土动工，经过十余年的兴建，文天祥在石嵩的押解下进城时，所经之地但见米市、面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还有牛马市、骆驼市及歌台酒馆林林总总，呈现出一派繁华的京城气象。

十月初一当晚，一行人来到京城有名的会同馆，打算在此住下。馆人三句两句一问，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说这里只接待投降的宋官，不留住犯人。费了一番周折，文天祥被安顿在一家小驿馆狭小的偏屋里。

头天晚上，馆人对文天祥爱答不理丢冷脸子，第二天突然来了个大变脸，又是张罗换房间，又是置办美味佳肴，殷勤奉迎好似款待上宾。问馆人原由，说是丞相孛罗吩咐的。这么说，昨晚的闭门羹也是孛罗刻意安排的了？文天祥意识到一场短兵相接又开始了。他拒不领情，不吃美味佳肴、不睡阔房大床，身穿宋朝的衣冠面南而坐，一直坐到天亮。

果然，孛罗有步骤地展开了劝降攻势。

头一个被驱使上阵的是留梦炎。孛罗想得不错，留梦炎与文天祥相似，也是才学拔萃的状元宰相，让他来劝降可谓有榜样作用。岂不知留梦炎是文天祥最不齿的一类，当年文天祥入卫勤王，他勾结陈宜中和黄万石横加阻挠，文天祥到临安后，又被他打发到平江府。留梦炎从来就是个投降派，元军破独松关便私自逃回衢州老家，衢州陷落即向元军投降。文天祥哪有耐心听这种人说道，留梦炎刚一开口，文天祥就劈头盖脸把他臭骂了一通。过后仍不解气，又写《为或人赋》斥讽：

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

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

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

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诗中的江总和褚公是什么人？前者是南朝时梁人，曾任梁太子中舍人，陈灭梁他入陈任尚书令，隋灭陈他又到隋朝做官；后者是南朝时齐人，早先娶了宋武帝的女儿，当上尚书右仆射，后来襄助肖道成篡位，当上了尚书令。你留梦炎是个什么玩意儿？不就是这类没有气节的小人吗？！竟还好意思来劝我，看你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滚！早点滚得远远的去吧！

留梦炎不中用，孛罗又遣赵 来劝降。赵 在德祐二年（1276）与全太后一起被押到大都，去蒙古上都见忽必烈，被削去帝号，封为瀛国公。孛罗以为，赵 虽然才九岁，说不出个什么来，但他是你文天祥的故主，你不是个忠臣吗？君臣之道不会不顾吧？好，就叫你的皇帝来劝你，看你怎么办？果然，文天祥一见赵 ，便将他请于上位，自己面北跪下便拜。但没容赵 开口，文天祥便痛哭流涕地连声说：乞回圣驾，乞回圣驾！

乞回圣驾，是让他回住处去呢，还是让他回南方去重建抗元营垒呢？赵 茫然不知所以，只有怏怏离去。

南宋叛臣和废帝劝降不成，便升级为元朝的平章政事阿合马上阵了。

阿合马是个回族人，因善于理财被忽必烈重用，此时正权倾朝野，不可一世。他带着一大帮随员呼呼啦啦来到驿馆，进了馆就高踞堂上，喝令传文天祥问话。

文天祥来到堂中，不卑不亢地作了个揖，然后不紧不慢地在对面落座。

阿合马见惯了宋臣低眉下眼的孙子样，像文天祥这般大胆的还是头回遇到，顿时皱眉不快，劈头就问：“以我为谁？”

你以为你是谁？文天祥从容应答：“适闻人云，宰相来。”

阿合马骤然提高音量，喝问：“知为宰相，何以不跪？”

文天祥讥诮一笑，反问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

好你个文天祥，你有几个胆子？身为囚徒还敢自称宰相，与自己平起平坐。阿合马强按住怒火，奚落道：“你何以至此？”

文天祥自有道理，针锋相对地说：“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

阿合马再无高招，只是一味地以势压人，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

文天祥早已誓死，以死相胁无异于侮辱，不听此话便罢，听得此话霍地站起身，说：“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

阿合马一路盛气凌人，企图给文天祥一个下马威，岂料大失所算，文天祥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倒把自己逼上了犄角旮旯。阿合马连劝降的话都没逮到机会讲，就气急败坏地打道回府了。

十月初五，张弘范班师还朝的第二天，便被孛罗、阿合马召去合议对付文天祥的事。两下里议论了文天祥被俘时与到大都后的表现，都认为劝降不可能达到目的。孛罗、阿合马主张改用硬的一手，通过肉体折磨来消解文天祥的意志。当日中午，文天祥就被押至兵马司（今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套上木枷，捆住双手，投入了土牢。

兵马司是主管巡捕盗贼、拘禁囚犯的部门，把文天祥送到这里，就撕破了面皮，把他实实在在当囚徒对待了。兵马司封存了他带来的衣物钱银，每天只给一钱五分的伙食费。饭要自己做，炉子就搁在枕畔。从老家吉州跟来的张弘毅在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每日办了饭菜送来，都一概被狱吏挡回。条件艰苦还不算，狱吏还呵斥他戴着枷锁灌园，想着法子折腾他。在阴暗寒冷尘土扑扑的土牢里，他身上很快生出虱子，长出了癞疮和痈疽。

文天祥不怕死，甚至盼着早死。但他渴望的是慷慨就义，是轰轰烈烈的死，像这样不死不活被囚在土牢里经受折磨在他看来比死更难受。下到土牢，他写了《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组诗，诗中流露出这样的情绪：“黄粱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又云：“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这似乎有些悲观：自己一生的努力都成了黄粱一梦，如今被囚深牢与世隔绝，指望谁来写传呢，自己纵有壮烈之举，恐怕也只能靠野史留诸于世了。

但这种内心的波动并不能左右他的志向。他在组诗的开篇就说：“直弦不似曲如钩，自古圣贤多被囚。”次又云：“此处曾埋双宝剑，虹光夜指楚天低。”他的人生就是要在毁灭的时候绽放，有什么梦碎不梦碎！这组诗写于入狱最初的一段时光，共十七首，其第十六首写道：“久矣忘荣辱，今兹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气还清。欲了男儿事，几无妻子情。出门天宇阔，一笑暮云横。”他仍坚定不移地在云虹境界追盼着天地大节。

被捆手枷颈关了十余日，看看不起作用，只得解开了捆住文天祥双手的绳索。双手刚获自由，他便要来纸墨给文璧写绝笔信。结尾处写道：“入幽州，下之狴犴，枷颈锁手，节其饮食，今已二十日。吾舍生取义，无可言者。”

十一月初二，除去颈上木枷，系上铁索。初五，被带到了枢密院。

让文天祥纳闷的是，到了枢密院并无人过问，只空转了一趟便被押回。初六又空转一趟。初七、初八依然如此，一直没跟枢密院官员照面。其中原由，你就琢磨去吧。

这回是孛罗亲自登场了。

到了十一月初九，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只见大堂和两庑枪棒森严，杀气腾腾，孛罗高踞大堂正中，张弘范坐次位，两旁列坐院判、院签等枢密院高级官员，极尽威势。

文天祥走到堂中，仍像一个月前见阿合马那样，不卑不亢地作了个长揖，就挺身昂首以待。

堂上一个通事（翻译官）长唤：“跪——”

文天祥大声说道：“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这一句话就让孛罗坐不住了。孛罗是什么人？他的袓父与父亲因效忠成吉思汗有功，被擢拔为怯薜，他因此得与忽必烈的儿子多吉一起读书，后成为忽必烈的随身翻译、将军，直到升任丞相。所谓怯薜，是成吉思汗钦点的贴身护卫，多为建国有功的勋贵家族子弟世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孛罗自小就养成了盛气凌人的脾性，一个亡国旧臣见自己竟敢不跪，还振振有词，顿时心头上火，喝令左右强迫文天祥下跪。

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扑上来，有的抓住手，有的按住脚，有的用膝盖顶背，把文天祥强拧成下跪的样子。文天祥索性坐在地上，就是不跪。

文天祥边挣扎，边愤而抗议：“如此是刑法耳，安所谓礼？”

通事传孛罗的话问：“汝有何言？”

文天祥激愤地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社稷，以至于此，幸早施行。”

通事又问：“更有何语？止此乎？”

文天祥还是那个话：“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今日拿来，法当死，何复言？”

通事犹豫间刚要开口，孛罗举手制住，问道：“你道有兴有废，且道盘古王到今日，是几帝几王？我不理会得，为我逐一说来。”

天下事有兴有废，说得好，现在要你历数古今帝王，看你能不说到当今帝王元世祖？

文天祥不落圈套，一把挡回，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赴博学鸿词科，不暇泛言！”

自《史记》以降的正史皆汉史，还没有你夷狄什么事。

孛罗见自己的用心被识破，便对文天祥的人格发起攻击，问道：“我因兴废，故问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说，且道古时，曾有人臣将宗庙、城郭、土地分付与别国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

诬我卖国，此话从何谈起？文天祥滔滔驳斥道：“谓予前日为宰相，奉国于人，而后去之耶？奉国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颜军前，寻被拘执。已而有贼臣者献国，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为去之之图耳。”

卖国何必逃走，逃走必不卖国。见将不死对手，孛罗转移话题，问道：“德祐嗣君，非尔君耶？”

文天祥答：“吾君也。”

孛罗讥讽道：“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

孛罗的意思是，君存臣存，君降臣降，方为忠，太皇太后和皇帝都投降了，你却去另立皇帝，岂不是助篡逆臣？

文天祥反驳道：“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

好一个社稷为重，君为轻！皇帝投降了，为存社稷，为保国体另立国君才是忠。文天祥说的元帝不是忽必烈，而是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怀、愍是西晋末年逃跑和降敌的怀帝司马炽和愍帝司马邺。

文天祥的反驳有理有据，孛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张弘范早就想笑，此时终是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见孛罗发窘，一个院判赶紧出来解围，说：“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来历，二王何所受命？”

也许是怕自己的失笑会惹恼孛罗，一直没开口的张弘范也跟着说：“二王是逃走的人，立得不正，是篡也。”

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连珠反诘：“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长子，德祐皇帝之亲兄，如何是不正？登极于德祐已去天位之后，如何是篡？陈丞相奉二王出宫，具有太皇太后吩咐言语，如何是无所受命？”

“天与之，人与之，虽无传授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见孛罗等人仍坚持认为立二王不合法，文天祥进一步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各是其是可也。”

孛罗无言以对，只得另挑话题，说：“你既为丞相，若将三宫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与伯颜丞相决胜负，方是忠臣。”

文天祥说：“此说可以责陈丞相，不可以责我。我不曾当国故也。”如不是陈宜中阻挠，定要与你们决一死战。

孛罗已失靶心，胡乱问道：“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劳？”

文天祥说：“国家不幸丧亡，予立君以存宗庙。存一日，则臣子尽一日之责，何功劳之有！”

孛罗已乱了阵脚，却还要问：“既知做不得，何必做？”

文天祥实在不想同他说废话，便说：“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黔驴技穷的孛罗绷不住了，尥蹶子吼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便死，禁持你！”

文天祥凛然不让，也大声说：“我以义死，禁持何害也！”

孛罗气得简直要爆炸了，他吹胡子瞪眼用蒙语嚷嚷着，或许都是骂人的话，连通事都没翻译。发了一通火，孛罗命狱吏把文天祥押回土牢。

这一场激烈的舌战，被文天祥记载在《纪年录》里，并说明：“所记言语，大略如此。当时泛应尚多，不能尽记。”

回到土牢，文天祥写诗一首：

俨然楚君子，一日造王庭。

议论探坚白，精神入汗青。

无书求出狱，有舌到临刑。

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

此为组诗《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第十二首。

在狱中，文天祥抱定成仁报国的信仰，一心求死，可以说每天都在盼着就义之时的到来。十一月初十过冬至节，元廷按制在节假日停止用刑，他甚至想，节后就该上刑场了。让他失望的是，节后仍无动静。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来了一个叫灵阳子的道士。

灵阳子进了牢房，寒暄几句，便大谈大光明正法。所谓“大光明正法”，是道教龙门派教义，说人的真性原是有一点光明的，人通过炼气修道就能扩充这点光明，使之愈聚愈大，直至积成大光明，得道成仙。说到底，就是要关注生命本身，性命双修，以求返璞归真，长生久视。灵阳子为何此时来谈论长生之道？

灵阳子没有白来。文天祥赠他两首诗。其一《遇灵阳子谈道，赠以诗》有云：

业风吹浩劫，蜗角争浮名。

偶逢大吕翁，如有宿世盟。

相从语寥廓，俯仰万念轻。

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

人一阴阳性，本来自长生。

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

一针透顶门，道骨由天成。

我如一逆旅，久欲蹑屩行。

闻师此妙诀，遽庐复何情。

其二的诗题是《岁祝犁单于，月赤奋若，日焉逢涒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诗云：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

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

天下唯豪杰，神仙立地成。

从诗中看，文天祥对灵阳子是很尊重的，说他“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所谓员明，意即彻悟。而从“业风吹浩劫，蜗角争浮名”、“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这些诗句看，似乎也认同了他讲的这套生命哲学。

而且，这也不纯是一种应酬。也许与外祖父曾珏的影响有关，文天祥很早就与道士、方士多有交往，写过许多参道的诗。在病中他常穿道服、戴道冠静养。有一次病重，梦中被天帝召至天庭，上帝赦免了他，梦醒后大病立愈，写下《病甚，梦召至帝所，获宥，觉而顿愈，遂赋》一诗。另外，他除了自号“文山”外，还自号“三了道人”，意谓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尽忠。后来在狱中写《胡笳曲》十八拍，序文署名浮休道人文山，“浮休道人”显然典出《庄子·刻意》中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含有此生即休之意。上述都可见道教对文天祥的影响。

然而文天祥对道教的敬畏，是出自程朱理学的道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把自然、社会、人生统统融入其体系。他认为“天理”是万古永存的，主张通过“格物”、“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恢复人原有的纯善本性，复明天理，而天理的具体体现就是三纲五常。所以文天祥说：“圣贤不语怪，而教人先内后外，未尝非神之意。神虽游于太虚，而考德问业，初无戾于圣贤之言。”又说：“为臣止忠，为子止孝，此其内心，固由然不自己；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则其戒谨恐惧，工力当倍。”这里说的神，即道家诸神。

邓光荐在《文丞相传》中记载：“冬，于狱中遇灵阳子，指示正大光明法。公自谓死生之际，脱然若遗。”然而这种对生死的彻悟和超脱，非但没有动摇文天祥以死报国的信仰，反倒坚定了他杀身成仁的意志。正如他在诗中所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敛便神仙。”文天祥还是那个文天祥。

灵阳子为何来谈道？难道这又是孛罗安排的吗？

十二月十五日过后，孛罗派来一名令官，问狱官乌马儿，文丞相性犹硬不硬？过了两天，又来了一个令官，对乌马儿说，过几日孛罗要再审文丞相。“南来冠不改，吾且任吾囚。”文天祥就怕孛罗不来，打算这次见了他，要用更辛辣猛烈的话刺激他，把他彻底激怒，以求从速就义。

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却不见孛罗再来。

到了年底，狱中的囚犯都释放了，乌马儿报告孛罗：“狱囚皆已宽放，唯文丞相一人在狱。”问怎么办，孛罗回答说等上奏元世祖后再说。

孛罗为何不来？你不是问我还硬不硬吗？文天祥以笔作答：“昔人云：‘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终愈硬，性可改邪？”乌马儿将此话报告了孛罗，他当然不会来自找没趣。

孛罗确也就文天祥之事面奏了忽必烈。近三个月来，他软的硬的文的武的手段都用过了，如宋人郑思肖《文丞相叙》所说：“必欲以术陷之于叛而后已，数使人以术劫剌耳语，公始终一辞曰：‘我决不变也，但求早杀我为上！’贼屡遣旧与公同朝之士，密诱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剐，曰斩，曰锯，曰烹，曰投于大水中，惟不自杀耳。’贼又勒太皇传谕，说公降鞑，公亦不听。诸叛臣在北，妒其忠烈，与贼通谋，密设机穽夺其志，公卒不陷彼计，反明以语鞑。众首尽伏其智。”

文天祥就是这样油盐不进、无可救药。留下只能是祸，孛罗主张立即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