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传——面斥敌酋 陷身虎口

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文天祥与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安抚使贾余庆、中贵官邓惟善，来到设在皋亭山因明寺的元军大营。但他不是来洽降，而是来谈判的。

穿过刀枪森列的卫兵，文天祥气宇轩昂地径直走到堂中坐下。

待众人坐定，元朝右丞相伯颜向文天祥发问：“丞相是来谈投降之事的吧？”

看着坐在虎皮椅上的伯颜，文天祥辞色慷慨地说：“此事乃前丞相经办，非予所与知。今太皇太后以予为相，予不敢拜，先来军前商量。”

文天祥此时的身份颇微妙。谢太后在一天之内任他为枢密使，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是想叫他替代陈宜中到元营洽降。文天祥看透了谢太后的私心。他想起朱熹说的：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者。他不接受所授官职，也决不接受洽降的任务。

既如此，他还是想到元营来一趟，因为“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动”，劝其撤军，否则“三宫九庙，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同时也想“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既要来谈，又不能作为伯颜指定的“当国”来洽降，文天祥便辞右丞相不拜，而以旧职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来。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在谢太后和伯颜眼里，他还是右丞相。文天祥被称为文丞相，也是由此开始的。在文天祥内心，他也未必不把自己看作丞相，他自称丞相，也是由此开始的。

听了文天祥的这番话，伯颜一时有些困惑，便敷衍道：“丞相来商量大事，说得是。”

现在由文天祥来发问了：“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欲以为国欤，欲毁其社稷欤？”

宋朝是国家合法的朝廷，而你元朝前身蒙古汗国祖先，曾是中原政权的地方官，现在却大举兴兵侵宋，理所不容。何况忽必烈的攻宋诏书中，只以贾似道拘留使节郝经违背和约为由，也并没有说要消灭宋朝。文天祥的质问有理有据。

伯颜想的当然是灭宋，但只得按忽必烈诏书上的话应付道：“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抓住伯颜的破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国丞相亲订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兴，俟和议情况奏议北朝，看区处如何？”

伯颜沉不住气了。今天叫你来是谈投降事宜的，怎么反要被你牵着鼻子走，落入你的缓兵之计呢？于是面露骄横之色，连威胁带狡辩地与文天祥争论起来。

文天祥毫不示弱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不已，非尔利也！”

伯颜被激怒了。文天祥的强硬态度令他惊愕，他还从未见过宋朝的哪一个使臣敢这样对他说话，他不相信眼前这个一身书生气的对手真能扛到底，于是出语凶狠，甚至以死恐吓。

岂料文天祥没有一丝恐惧，反冷笑道：“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

面对一腔正气的文天祥，理屈词穷的伯颜无计可施，只得收敛怒容不说话了。

文天祥就这样把洽降变成了据理抗辩。

与文天祥同来的几个人，吴坚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儒，谢堂遇事一向唯唯诺诺，贾余庆更是个私念缠绕的卑鄙小人。他们在文天祥与伯颜舌战时不知所措、惶恐猥琐的神态，更反衬出文天祥大义凛然的气概，在场的元军将领无不为文天祥相顾动容，为之叹服，称文天祥是大丈夫。文天祥有诗《纪事》记录下了这一幕：“单骑堂堂诣虏营，古今祸福了如陈。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

目的没达到，还碰了一鼻子灰，伯颜的气恼可想而知。过后经与诸元将商议，决定以降表中仍称小皇帝“宋国主”及未称臣为由，放吴坚等四人带回去更改后再送来，并派宋朝降臣程鹏飞随往，办理一干受降事宜。但没让文天祥回去，独独将他扣留在了元营。

这些勾当都是瞒着文天祥干的。当晚，当文天祥发现吴坚等人返回临安，独把自己拘留在元营时，得到的解释是：北朝的决定，都是向南朝大臣面呈圣旨；而南朝每传圣旨，北朝使者却从未到过廷前，今派程鹏飞面奏太皇，亲听处分。等他回来后，再与丞相商量，大事定下来，丞相便可返回。

意思很明白，就是你文天祥此番来洽降，并没有按圣旨办，而是肆意妄为另搞一套，所以要把你扣下来，以免你回去后再从中捣乱。

文天祥闻之大怒，直奔伯颜帐前，怒目厉声地斥责道：“我此来为两国大事，彼皆遣归，何独留我？”

伯颜语气平和地答道：“勿怒。汝为宋氏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你我还要商量，愿能暂留几日。”

文天祥哪里肯信，仍坚决要求放归，“辞色甚厉，不复顾死。译者再四失辞。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诸酋群起呵斥。予益自奋。文焕辈劝予去，虏之左右，皆唶唶嗟叹，称男子心”。又有诗曰：

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

自分身为虀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

凭你再怎么说，他也是不会放虎归山的。当晚，伯颜派万户忙古歹、安抚唆都做“馆伴”，即下榻馆所的陪伴，看着文天祥，还在他的住处周围布置了重兵把守，将他软禁起来。

吴坚等人带着降表回临安后，谢太后按伯颜的要求做了改动，第二天又由贾余庆、吴坚、谢堂等带到了元营，并带来了谢太后令南宋各州降附元朝的手诏及三省、枢密院的檄文。

伯颜接受了降表，宣告南宋正式投降。

文天祥被引进大营时，仪式已结束，贾余庆等人正要离去。落座后，当得知昨日还是安抚使的贾余庆已顶替自己当上了右丞相，并领头向元朝呈降表献国土，顿时勃然大怒。他腾地站起，大骂贾余庆卖国偷生，奴颜婢膝，不齿丑类。

在文天祥的骂声中，贾余庆等人匆匆出门登车返回。文天祥也要走，却被卫兵拦住。文天祥异常愤慨，质问伯颜何以如此，何以失信。伯颜无语。文天祥痛斥伯颜身为丞相，却是卑鄙小人龌龊行径，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越骂越凶。伯颜面露愠色却无言以对，只得闷不作声。

这时吕文焕上前来劝解说：“丞相息怒，稍候一二日即可回阙。”

吕文焕一边劝，一边把文天祥往一旁拉。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你个叛将！你是想讨好伯颜吧？昨天在大营与你相邻而坐，我都没拿正眼看你，你有什么脸来劝我。文天祥一把将他的手甩开，用极鄙夷的口吻斥骂他是叛逆遗孽，当用诛乱贼法处之。

吕文焕也恼了，顶嘴说：“丞相何故骂文焕是乱贼？”

文天祥斥道：“你身为大将，以城降敌，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祸首，汝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汝，何独我哉！”

吕文焕心有不服，辩解说：“襄阳苦守六年，粮尽援绝，朝廷不救，我自奈何？”

文天祥即予驳斥：“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既负国又辱没家声，而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

见骂到了自己身上，在一旁的吕师孟忍不住横插进来，指着自己的鼻子挖苦说：“丞相上疏欲见杀，何为不杀取师孟？”

又跳出一个不要脸的！去平江前曾乞斩鼓吹投降的此贼，此时只恨手无“击贼笏”，文天祥怒目喝道：“汝叔侄皆降北，不灭汝族，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予实恨不杀汝叔侄！汝叔侄若能杀我，我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

吕师孟自找没趣，再不敢多嘴。在场的元军将领皆噤声敛气，神情凝肃。

文天祥这一通痛骂，一骂贾余庆卖国偷生，二骂伯颜卑鄙无信，三骂吕氏叔侄乱贼叛逆，骂得大义凛然，一身正气，连敌人也叫好。伯颜暗地里也吐舌赞道：“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后来在与文天祥闲聊时也说：“丞相骂得吕家好！”

以上内容的史料，均取自文天祥《指南录·纪事》的序文。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指南录》是文天祥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他此前的诗，虽也可见感时忧怀的上品，但由于生活相对安定，内心跌宕起伏不大，大多显得安逸平淡，且不痛不痒的酬唱甚至游戏之作居多，论其平庸也不无根据。而自德祐勤王慨然奋起之后，他将自己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与抗元救国的壮举和磨难相激相冲，在诗中抒发饱经丧乱的忧愤情思和惨戚感慨，用以作为铸炼理想人格的手段，诗风一变而为沉郁怆凉、雄放悲壮，写下了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黄钟之作。《指南录》之后的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追仿杜甫“以咏歌之辞，寓记载之实”的纪事手法，自觉地写志存史，诗前多有小序，诗序结合，并经他亲手编订成《指南录》、《指南后录》，为后人研究他的心灵史及其背景留下了翔实的资料。

其他人都回临安去了，独文天祥被拘元营，这未必不是谢道清想要的结果。她派文天祥来洽降，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不怕他把事情搞砸吗？但换个角度，遍数满朝大臣，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充当与伯颜讨价还价的棋子呢，有谁能像他那样敢在悍敌面前伸张道义呢？就是最终将他抛弃了，还可在伯颜那里得一筹码，又借伯颜之手除去了身边的一个绊脚石，这难道不是一个高招吗？对这样的结果，文天祥也不是没有料到，行前杜浒也认为断不可来，竭力劝阻。但“予不得爱身”，他太想以自己的口舌对局势有所干预了，退一步讲，即使自己的努力不达目的，至少也能窥探元营的虚实，回去好研究对策。明知有危险，又要自投陷阱，不能不说是文天祥无法避开的命运。现在真的被扣元营，不能阻止朝中投降派的耻辱勾当，更不能带领勤王军以武力抗争，文天祥还是痛悔不已，他的诗里充满了自责之意。

貔貅十万众，日夜望南辕。

老马翻迷路，羝羊竟触藩。

武夫伤铁错，达士笑金昏。

单骑见回纥，汾阳岂易言。

正当他惦着自己的勤王军，为自己的失算铸成大错而伤感时，又传来了令他更为痛心的消息。正月二十五，伯颜命镇抚唐古歹、宋官赵兴祖，把他的这支勤王军给遣散了，包括杜浒在临安招募的四千人，都发给文书，令他们各归故里。这个打击来得太大，致使他伤心得痛哭流涕。他写下了一首首诗。他责备自己，“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他思念战友，“如虎如熊今固在，将军何处上金台？”“恨我飞无翼，思君济有航。麒麟还共处，熊虎已何乡？”他思之深，“思我故人兮怀我亲，怀我亲兮思故人”；怀之切，“怀哉怀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

方兴将军、朱华将军，你们在哪里？陈继周、陈逢父你们父子两人在哪里？邹㵯、张汴，我的豪杰义士在哪里？我的同乡好友刘沐、刘子俊在哪里？我的妹夫彭震龙，我的诗友肖敬夫、肖焘夫兄弟，你们在哪里？武进士刘伯文、同乡将领张云你们在哪里？肝胆相照的战友们，你们在哪里呀？“南国应无恙，中兴事会长”，无论你们在哪里，相信你们都不会甘心放下武器，都会为复国中兴继续战斗。

伯颜却难度文天祥的内心。几经交道，他深为钦佩文天祥的气节和品格，认为这样的人能为己所用，对征服南宋民心，收拾江南残局，将大有助益。你是个硬骨头不假，但现在宋廷投降了，勤王军也解散了，你就是再大丈夫，再大英雄，恐怕也要万念俱灰，没必要再扛着了吧？于是便指使唆都来试探。

唆都与文天祥聊天来了。聊着聊着，话头一转说：“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丞相在大宋是状元宰相，无疑也能当大元宰相。丞相常说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说这是男子心，但现在天下一统，你要是做上大元宰相，那又是怎样风光！丞相啊，听我一声劝，以后就别再提国亡与亡了。”文天祥当然明白唆都的用意，当即严辞拒绝，说着说着竟悲从中来，忍不住痛哭失声。回到住处仍觉块垒在胸，又写诗以记：“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我心里想的是扶桑红日重新升起，就是死了，也不会佩虎牌戴毡帽做你的什么公卿。

又一次，唆都、忙古歹问度宗有几个儿子，帝 是第几子。文天祥说度宗有三子，帝 是第二子。又问第一子、第三子是否封王，今在何处。答曰一封吉王，一封信王，在大臣护送下出临安而去。唆都和忙古歹显出惊讶的样子，追问究竟是去了哪里。文天祥坦然地说：“非闽即广，宋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唆都像是满不在乎地说：“既是一家，何必远去？”文天祥冷笑道：“何为怎地说？宗庙社稷所关，岂是细事？”虽然朝廷投降了，但南方大地上众多的军民并没有屈服，鹿死谁手还待时日。也许唆都是想提醒说：连二王都跑得没影了，你何苦再撑持呢。文天祥却以诗作答：“一马渡江开晋土，五龙夹日复唐天。内家苗裔真隆准，虏运从来无百年。”

古有司马睿将军渡江建立东晋，有人面龙身神扶日匡复江山，今日其谁？是二王，还是一种不灭的信念？

再一次，唆都问文天祥为何离开平江，文天祥说因奉诏入卫。又问他有多少兵，回说有兵五万。唆都喟然叹道：“天也！若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文天祥反问说你怎么知道？唆都说：“相公气概，如何肯降？但累及城内百姓。”不管唆都是真话还是假意，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果厮打，亦未见输赢！”也许唆都是想调侃他，让他想想自己的兵能否与强大的元军对抗，而他却借机表达了自己的心志。仍作诗以记：“气概如虹俺得知，留吴那肯竖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语，正恐南人作浅窥。”

唆都诱降的试探，试出的是不屈的志节气概，得到的回答仍是热血抗辞。

见诱降无望，唆都就派手下的一个属官来陪伴或者说监管文天祥，自己忙别的重要的事去了。

新派来的人叫信世昌，字云父，东平府（今属山东）人，曾任元朝太常丞。两下里一聊，文天祥得知此人自认北宋遗民，对宋仍有眷眷之情，且是个知古今、识道理的儒士，便心生好感，与他挺聊得来。信世昌能作诗，常向文天祥讨教诗法。有一首赠给文天祥的诗这样写道：“东风吹落花，残英犹恋枝。莫怨东风恶，花有再开时。”文天祥说：你是喻我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能中兴呀。由此可见，他们的交往对文天祥是个慰藉。文天祥很感激他，在写给他的诗里口吻非常亲切：“我爱信陵冠带意，任教句法问何如。”

唆都忙什么去了呢？除了查封临安的府库，收缴宋廷各部门的印章文件，撤销各官府机构和禁卫军一干要事外，他还要忙于受降的善后事宜。

二月初五，伯颜导演了一场宋朝降元的受降仪式。

六岁的小皇帝赵 率领百官，拜表祥曦殿，宣布退位，向元朝乞为藩辅。

作为这个仪式的一部分，伯颜又命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院事谢堂、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和家铉翁等五人，以“祈请使”身份，捧着降表去大都（今北京），上给元世祖忽必烈。

二月初八，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和刘岊四人在北新桥上了北去的船。吴坚此前以老病求免，得到伯颜批准。

船要开动之时，伯颜突然决定要文天祥、吴坚也一同北上。

伯颜为什么要叫自己去，文天祥当然知道。祈请使的使命实际上就是让最高权威确认受降的合法性，同时裁夺赵氏宗室在交出江山后乞求保住谢太后等人性命的要价。文天祥岂肯被逼着作为这样一个使团的附庸去大都？于是他写好家书，安排好后事，打算以死殉国。

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他又改变主意答应随行北上。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跟随“祈请使”北上，文天祥写了九首《使北》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其中一首写道：

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

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

我文天祥与赶修降表、随班拜舞的贾、刘之辈绝不是一路人，你叫我跟随他们北去，我倒是要叫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