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最后十八天

司马光昏厥在西府，被抬回家十八天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日，卒。

一颗史学巨星陨落了，一面保守派的大纛倒下了。

他是病死的，更是累死的。他当政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1]

最大的遗憾：看不到《通鉴》印行了

人之将死，该盘点遗产，考虑后事了。

司马光最大的遗产是《资治通鉴》。正如他在给神宗的《进书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眼看人生路将断，黄泉路在前，他自然想起这部大书来。卧榻之上，他问儿子司马康：《通鉴》校订完了吗？

司马康含泪回答：儿与黄庭坚昼夜加班，恐怕还得一个多月才能完成。这让司马光非常失望，催促说：你们得抓紧，总得让我看到校订本吧！他多想再看一遍这部大书啊！哪怕是抚摸一下也好。还须一个多月，他也许等不到了。可这该责备谁呢？时间其实是被自己耽误了啊！

自奉召进京位列执政以来，他一门心思用在废新法、复旧法上，忙着写奏章，忙着除“四害”，忙着驱“三奸”，好长时间无暇顾及这部大书。直到入朝五个月后的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七日，才突然想起自己的大作还未最后校订、镂版。去年十一月神宗因《通鉴》修成，颁布了给他的嘉奖诏令，给了他丰厚的物质奖励，指示中书应尽快付梓，至今十个月过去了，书稿还锁在中书省的柜子里。执政大臣多是变法派，不排除有故意拖拉的可能，但你司马光也没有请示由谁来负责校订，这么重要的著作，不校订怎敢付印？接着是神宗大行，哲宗登基，太后垂帘，政权交替时期，哪里顾得上一部书稿？要求尽快付梓是神宗的指示，按你司马光“母改子政”的施政纲领，这一条是否也该改？而你入朝以来，没有一次过问《通鉴》的事。怨谁？怨你自己。这天，他匆匆起草了一道劄子，请旨准范祖禹、司马康校订《通鉴》。奏疏呈上之后，他突然想起范祖禹已被差遣编神宗实录，根本没有时间顾及《通鉴》，于是又上《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劄子》，希望“早得了当”，不至影响镂版。两个校订官，司马康因要照顾病重的父亲司马光，其实全靠黄庭坚一个人。

黄庭坚校订了一年，现在，《通鉴》即将校完，司马光却看不到校订本了，遗憾，天大的遗憾！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黄泉路上，他可以给献身于《通鉴》的刘恕一个交代了。刘恕是《通鉴》的“同编修”，逝世已经十年了（见第三十三章）。在神宗嘉奖《通鉴》编成时，因他已过世，便啥也没分。司马光一直觉得欠了他的，如果再不还债，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七月六日，他上《乞官刘恕一子劄子》^[2]，得到朝廷批准，官其子刘羲仲为郊社斋郎（文官最低一级）。

在他死后一个半月，十月十四日，朝廷颁旨将《通鉴》送杭州镂版（当时活字印刷书已发明二三十年，但也许重要文献还靠雕版印刷）。作为学者，他是带着这个最大遗憾走的。但作为政治家，他就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见老冤家王安石了，最关心的是他清算新法是否彻底，是否还有遗漏。

他想起与王安石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阿云案上（第二十章）。王安石说什么首承、自首从轻，当政后写进法律，使许多杀人犯免于死罪。于是他废了王安石所定新法。对大辟（死刑）犯，他改变了一律上报朝廷复核的规定，如州县认为没有疑问就不再上报。他未曾料到，这个口子一开，元祐元年（1086）大辟就高达五千七百八十七人，比原来翻了两三番，而执行新法期间，每年大辟多者二千余，少者一千余（数字来源《长编》）。这个后果，他是看不到了，但史官记下来了。他躺在病床上，扳着指头盘点他的战果：青苗、水利、市易、免役、保甲、保马，这些新法，已下了废除的诏令（许多实际未废彻底甚至依旧），与西夏也讲和了，还有什么遗漏呢？王安石的科举新法就是一项，但他的改革意见却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烦！看来他是等不到废除的这一天了。

他想起了高太后。他是假借高太后的权力强行匆忙废除新法的，他快不行了，高太后也老了，是否会人亡政息？邢恕劝他的话又响在他耳边：“今日之改革，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上成年后会如何作想，相公不为日后虑邪？”邢恕是个脚踩两只船的奸臣，已被他逐出朝廷。当时他回答得义无反顾：“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邢恕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他说：“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3]“或谓光曰：‘熙（宁）、（元）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离）间（皇）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4]他自信废新法是按天意行事，而天意是不可违的。但你今天可打天意的旗号废新法，明天人家也可打天意的旗号复新法。关键不在天，在人！“必无此事”的预言靠得住吗？他心里也没底。而一个八品芝麻官给他的来信，让他不禁毛骨悚然。

此人名叫毕仲游，新上任的卫尉丞。卫尉丞是卫尉寺（掌管内库、军器库和仪鸾司事务）的副手。

最大的恐惧：小皇帝已经言利了

毕仲游的这个职位是因保守派推荐才得到的。他给司马光写信，带有感恩戴德的意味。他在信中说：

昔王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去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盖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皇）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馀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而无敢议复者矣。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这是毕仲游信中的第一层意思，简单点说，就是王安石的敛财之法所以能成，缘于皇上有“患不足”之情，现在废了王安石的新法而“患不足”之情未去，将来变法派一煽动，新法说恢复就恢复了。怎么办呢？建议将天下财富尽集于京师，可供二十年国用，数年后又增十倍，皇上见财有余，就不会产生“患不足”之情，就不可能恢复王安石的敛财之法了。

毕仲游“将天下财富尽集于京师”的建议荒诞不经，不值一驳，但他的分析很有道理，可以说击中了司马光的“软肋”。他一股劲地废除所谓敛财之法，青苗钱不贷了，免役钱不收了，市易贷款停了，食盐专卖取消了，却没有拿出解决国用不足的办法来。皇上的“患不足”之情，固然有欲壑深浅的问题，但宋朝自仁宗以来一直财政短缺，寅吃卯粮，不足之事实在前，“患不足”之情在后。从神宗来说，即位时国库之空虚，甚至让他无法体面地安葬父皇，墓室无钱封顶，不得不求助于转运使薛向，所以他明确提出财政最为急务。对神宗的“患不足”之情，司马光呈道德说教，王安石呈治国之术，所以他用王安石而远司马光。司马光始终坚信他的道德决定论，现在虽是高太后掌权，但迟早要还政于哲宗小皇帝，只要对小皇帝辅之以道，导之以德，就不会变成神宗第二。可惜，他听到的汇报却与他美好的愿望相反：十一岁的哲宗已经有了“患不足”之“情”！

司马光病倒后，谏官王岩叟和朱光庭被小皇帝召见，对话良久，《长编·卷三百八十五·元祐元年八月己亥》二十八条记载为：

（哲宗）又曰：“青苗已罢。”

岩叟曰：“此非陛下圣德高明，何以能行？天下幸甚。”

上曰：“又恐国用不足奈何？目下未觉，五七年后恐不足。”

岩叟对以：“此非陛下所忧，青苗是困民之法，今既罢之，数年之后，民将自足。民既足，国家何忧不足？”

又曰：“太皇太后一身则得，恐数年之后，教他官家（指自己）阙用不便。”

岩叟曰：“陛下但自今日养民，比至归政，已成太平丰富之世矣，却不须如此过忧。”

又曰：“今不可比祖宗时，缘添起宗室、百官不少，国家所入却只这个是。”

岩叟曰：“自古国家有历世数百年者，何尝逐旋增赋敛，自然亦足。”

太可怕了！这番对话传到司马光耳里时，他半天没有说话。小皇帝十一岁就言利，亲政后还能不想起王安石？

但是，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谁当政谁都会言利。司马光当了首相还能不言利，一是因为时间短，二是变法派留下了雄厚的财力。他选李常为户部尚书（元丰改制后撤销了三司，户部掌财政），人说他不懂财政，司马光却说，我就是要找一个不懂的人来管，让天下知道，如今朝廷不言利，以刹聚敛之风。宋人李心传说：“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熙宁间”（行新法时期）“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5]。李常上任后查账，发现新党留下的财政余额五千余万贯，谷、帛二千八百余万石、匹，这是自太宗后期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些约三分之一入了国库，三分之二存在下面。废新法废得全国乱哄哄的，夏秋二税收不上来。他要求把存在下面的钱全部收上来，并下诏加紧催收二税，严惩慢吏。他是攻击王安石敛财的急先锋（见第二十六章），现在也言利了。难怪小皇帝要问：将来我咋办？

这可不行！必须要让小皇帝消除“患不足”之“情”。咋办？保守派只能靠儒家的教条。哲宗的专职老师是司马光推荐的道学先生程颐。在课堂上，程颐总是正襟危坐，授之以礼，让小皇帝惧怕。讲到《论语》中有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小皇帝斗胆问：“太皇太后是君还是臣？”程颐迟疑半天后回答：“天下只有一位君，即陛下，太皇太后也是臣。”不料小皇帝“呜呜”哭起来，边哭边说：“太皇太后也是臣，为什么教训我？”听了程颐的汇报，司马光一下凉到脊梁骨。高太后百年后，世事难料啊！他要求程颐对小皇帝严加管教。有天讲完课，到小轩喝茶，小皇帝起身折了一条柳枝玩儿，程颐板起面孔就是一通教训，小皇帝气鼓鼓地掷柳枝于地。司马光闻报，对程颐颇为不爽，说：“遂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辈。”^[6]可如果撤掉程颐，换谁呢？哲宗的侍读、侍讲有好几位，每人因此每月多领三十千的津贴，但都是挂名的重臣，再找一个专职老师，难！

最大的隐忧：谁来扛保守派的大旗

毕仲游来信中的第二层意思为：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因官员队伍大多是王安石的人，司马光虽然靠高太后的支持强行废了新法，但没废彻底，就像一个病人被强行灌了一剂猛药，看似有了起色，其实病根还在。由于干部队伍后继无人，将来说翻船就翻船。这又是司马光的一条软肋，简直令他伤透了脑筋。他离开朝廷十五年，“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又把是否反变法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加上又有对南方人的偏见，他的君子圈子小得可怜，且基本都是白胡子，年轻人极少。他在洛阳真率会的会友楚建中七十七岁了，早已退休，他推荐做户部侍郎，被苏轼封还词头。他在郓州做通判时认识的州学生李大临有气节有学问，却考不上进士，被他推荐为太学录，可任命书下达时，其人早已作古。此事成为笑谈。

为培养保守派接班人，司马光两次上疏要求废了王安石以策论取士的科举法，提出了他的科考方案：合进士和明经为一科，考试先《论语》《孝经》，次《尚书》，次《诗》，次《周礼》，次《礼仪》，次《礼记》，次《春秋》，次《周易》，共九经。至于《孟子》，那是王安石推崇的，必须摈弃。可即使是保守派，也不认可他这个方案，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人都坚决反对将《孟子》排除在外。不能按他的方案开科取士，那就请大家公开举士。他提出按“行义纯正”、“节操方正”等“十科”举士，侍从以上每年于“十科”中举三人，如发现被荐者不称职，推荐者连坐。可推荐一开始，朝堂就闹翻了天，你说我徇私，我说你舞弊，弄得高太后也烦了。就在他昏厥于西府之前，高太后召执政御前训话，说：“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他辩白说：“朝廷既下诏让臣僚举任，所举就当试用，待其不称职再罢免，追究举主责任。”吕公著说：“虽让人推荐，但中书不可不考查就任命。”他以“过去从来如此”来辩护。韩维说：“司马光讲得不对，朝廷设执政，就是要审查选择官员，哪有推荐谁就用谁的？待其不称职再罢免，甚无义理。”李清臣说：“到那时，损失就大了。”吕公著又说：“任人不当与过分强调资格有关。”韩维直截了当地批评司马光“当用年高资深之人”的观点，说：“司马光持资格太严，倘不称职，光有资格有什么用？”他反驳说：“不讲资格怎么行？”韩维说：“资格只能用于叙选，岂能用于选拔人才？”^[7]自反对他的割地之议后，这是执政大臣又一次一致批评司马光，而且是当着高太后和小皇帝的面。

“十科”举士，司马光举荐了张舜民、孙准、刘安世。此三人又如何呢？对刘安世，他知根知底。司马光虽与其父刘航是“同年”，但他是通过文彦博认识刘安世的。在第二十八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勇气，他在父亲刘航退缩后主动站出来为司马光给吕诲起草的墓志铭书石，表现了对王安石的无惧。他考中进士后不去当官，却在洛阳追随正落魄的司马光。问“尽心行己之要”，司马光送他一个字：“诚”。又问从何开始，司马光说“从不妄语始”。就是从不说假话开始。后来他任洺州司法参军，同僚司户参军贪污，转运使吴守礼来调查，刘安世说没有此事，司户因而幸免过关。事后，刘安世反躬自问：“司户实贪而吾以不诚对，吾其违司马公教乎！”一直是块心病，后来读扬子《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在不方便的时候不说实话，合乎情理，不算不诚实），释然了^[8]。司马光对他寄予厚望，推荐他是有把握的。而另外二人，张舜民和孙准，他都不认识，是听别人介绍的。孙准入选是沾了先人的光，其祖父孙爽被仁宗称为大儒，父亲孙瑜“齐家严”。上述三人已被召进京，只等学士院考试后就入馆阁任职。可恰在这时，有人揭发孙准为争夺一女侍，与妻兄赵元裕开打，一直闹到官府，被判罚铜六斤。司马光是二十六日听到这个消息的，这天是他生命倒计时的第“五”天。已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他，硬是要儿子司马康把他抱起来，坐到书桌前，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所举孙准有罪自劾劄子》^[9]。劄子说：“臣昧于知人，所举有罪，理当连坐，请赐责降。”

劄子上去，御批：“（孙）准因私家小事罚金，安有连坐。”但他不想因此而原谅自己，接着又上自劾第二劄子（同上）说，臣以“行义无缺”推荐孙准，结果其行义有缺，“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但朝廷下诏“不允”，只是取消了孙准召试馆阁的资格。他还想上第三劄子，但实在没有力气再写了……

孙准被罚铜事小，可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说明他推荐错了，而且说明靠官员“举士”来培养接班人的办法行不通。直至临终，他仍然还想着宁可受处分，也要为朝臣留下一个严于律己的道德典范，这点要求，高太后没有成全他，这让他遗憾，但他最大的隐忧是在他走后，谁来扛这面保守派的大旗？在第一次请病假的时候，他已将国事付吕公著，但吕公著比他年龄还大，吕公著走后，又有谁能担此大任？就这样，他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进入弥留状态，口中喃喃，如同梦呓，据说讲的都是国家大事。

九月初一日，他恋恋不舍地走了，享年六十八岁。床头留下了八张奏疏草稿，还有一本没写完的《役书》。他强行废了免役法，但对究竟该实行何等役法，临死还没谱。

司马光执政，总共十七个月（副相九个月，首相八个月），且病居其半，转瞬之间，他几近废了全部新法，可惜大都煮成了“夹生饭”。他曾说“‘四害’不除，死不瞑目”，他走时瞑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