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书局在洛阳

该静下心来编《资治通鉴》了。

自离开京师知永兴军，再到判西京留台，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司马光还没有真正坐下来编那本大书。他忙着反变法，忙着搬家，忙着选地建园。而他在忙这些的时候，《资治通鉴》书局险些夭折了。

修书不胜于当伶官吗？

熙宁三年（1070）刘攽离开书局后，刘恕也因要奉养双亲回到江西南康，书局中就剩下范祖禹一位同修官了。他是来接替刘攽的。他六月来，司马光九月离京，留在京城的书局临时由他主持。范祖禹级别低，小小九品，初来乍到，情况还不熟悉，奉派为书局服务的宦官立马变了脸，胥吏们过去跟着司马光享受御厨供应的酒食，现在处处受气，人心思散。

范祖禹毕竟年轻，一时乱了方寸，在苦撑一年多后，他写信向司马光请示：干脆！解散书局，该干啥的干啥去。

范祖禹的信，对司马光无异于晴天霹雳。

自被赋闲之后，编修《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生命的全部，是他政治理想的唯一寄托，是他发表政见的唯一平台，解散书局，无异于要他的命。回想书局在开封开张以来，他尽管政务繁忙，又处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漩涡之中，但因为汉代以前史料不多，所以编修较为顺利，治平四年（1067）进呈《汉纪》前三十卷，熙宁三年（1070）九月他离开开封知永兴军前，《汉纪》后三十卷和《魏纪》十卷已经编成。加上书局成立前他编成的《通志》（即《资治通鉴》之《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五年之内，合计完成五十八卷（据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然而，他离开开封前后，书局的命运真是一波三折。他得心应手的两个助手，刘攽被贬走了，彻底离开了书局；刘恕虽然还是书局的人，但回南康军奉养双亲去了。范祖禹替代刘攽为同编修，专治唐史，但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司马光虽不在开封，但没少给他指点、批评。眼看他渐渐上路了，他却想逃离了。

“示谕求罢局事，殊未晓所谓。”司马光回信用这句话开头，可以看出他有点生气了。我们已无法看到范祖禹给司马光的这封信，不敢臆断其“求罢局事”的具体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即司马光离京后，书局支离破碎，局不成局，三个编修、同编修，一个在洛阳，一个在南康，一个在开封；三人商讨问题和编务沟通全靠书信往来，诸多不便；书局留在开封，编修（书局首长）却在洛阳。书局不跟首长走，的确有诸多不便。所以，司马光建议把书局迁到洛阳，希望范祖禹能跟随他到洛阳修书：

“光若得梦得（范祖禹字之一）来此中修书，其为幸固多矣。”

“若依所谓废局，（司马）光自修，梦得还铨（铨选，即脱离书局当官），胥吏各归诸司，将若之何？光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只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官（宋人非正式场合对皇帝的称呼）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终生不能就也。”

“吾曹既未免禄仕（官员俸禄），古之人不遇者，或仕于伶官（演员），执皇（笙）秉翟（野鸡尾羽制作的道具），修书不犹愈乎？”

（金晦明轩刊《赠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转引自李金山《重说司马光》第319页）

修史书固然辛苦，无权，但与古之不遇之人当伶官相比，不是强多了吗？这里自然有对演员的歧视，但把修史书与当演员相比，也反映了当时史学地位的低下。因为科举只考诗赋和儒家经典，所以社会重经轻史，认为史书“于科举非所急”。因此，修史书是个坐冷板凳的差事，不仅要有学识，更需要有牺牲精神。

范祖禹被司马光说服了。随后，司马光向神宗打了把书局迁到洛阳的报告，诏准，令将崇福寺作为书局办公地点。熙宁五年（1072）正月，范祖禹押着十几辆马车，带着书局到达洛阳。一老一少两位史学家相见，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但范祖禹似乎并没有留下，而是回到开封继续修书。次年，即熙宁六年（1073），他当点检试卷官，进士李士雍“对义犯仁宗藩邸名”，而他没有发现，因此被降“远小处差遣”^[1]。于是他离开开封，到了洛阳的书局，陪了司马光十三年，直到《通鉴》最后修成。

创编年史撰写程序之圭臬

书局到洛阳后，按照司马光的分工：刘恕负责晋至隋的长编后再负责五代史长编，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长编是一种史学专用名词和史书体裁，大概就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南宋李焘所编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设计了科学的编写程序。李焘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2]可见，编写分三道工序：第一道编丛目，第二道编长编，第三道定稿。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了司马光设计的这个编写程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使史学真正成为科学的程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史学地位所以能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被并称“两司马”，固然在于其作品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因为他们开创或完善了治史的科学方法，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而司马光设计的撰写《资治通鉴》的科学程序和体例，成为治编年史之圭臬。

对司马光的科学治史方法，当代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根据司马光《答范梦得》^[4]一信，将编写过程介绍得相当清楚：

（一）丛目：丛目是以年月日为顺序的史料索引。范祖禹负责《唐纪》的丛目，司马光教他“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他皆仿此）”。当时，他们能看到唐朝的编年史实录，故用实录作为丛目的底稿。“事目”是提纲索引，流传至今的司马光《通鉴稿》当是事目一类。

把实录处理好后，在“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唐）统纪》《（唐年）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总之，要将所有史料都依年月日作索引，在“事目”之下标明“篇卷”出处。司马光强调，如“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他要求索引应尽可能详尽完备，没有疏漏。

经过丛目这道工序，使所有史料都按年月日顺序得到了整理，下一步就可写长编了。

（二）长编：长编是最详尽的编年史。现存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仿照《通鉴》长编而写的。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

司马光向范祖禹交代编写方法说：“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唐书）》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捡出一阅”，即按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编写。“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馀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附注的格式是：“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长编的正文“并作大字写”，要写得详细，遇到不同记载须作附注，说明取舍的理由。长编的附注就是现存《通鉴考异》的底稿，《通鉴考异》也全部是按附注的格式写的。

此外，还有两条规则：“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第二，“凡有人初入长编者，并告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通鉴》定稿也是依这两条规则编写的，所不同者，后一条已不作附注，而纳入正文。

丛目和长编两部分工作由司马光的助手刘恕、刘攽和范祖禹承担，而他本人则承担定稿。

（三）定稿：在编丛目和写长编时，充分发挥三个助手的专长，然而他们的专长只能发挥到写完长编为止。最后定稿，由司马光一人包揽，不容助手置喙。助手们对史实的考订也是只供参考，定稿的审是非、定取舍由他一人独断。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曾说：“道原（刘恕号）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号）笔削。”

司马光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去冗，修辞润色，《唐纪》长编六百卷最后删成八十一卷，唐以前各纪的长编篇幅当短些，不会删得那么多。《通鉴》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共达五六百万字，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各种史籍的文风和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因他一人精心写作，统一修辞，读起来就毫无杂糅之感。这是《通鉴》的一大优点，也是一人定稿的好处。如此语言优美、考核精审的长编史学巨著，在世界古代是罕有匹俦的。

三道工序，每一道都是对编撰者学识和定力的大考。对司马光规定的这一编撰程序，年轻的范祖禹刚进书局时明显不甚理解。在《答范梦得》这封信中，司马光在详细给他介绍编撰方法的同时，责备他不可违背程序急于求成：“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式将实录事目标出……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连《旧唐书》等史料的索引都没有编出来，就急于写长编，那怎么可以呢？范祖禹老老实实按照司马光所教的方法编《唐纪》丛目，从熙宁三年（1070）编到熙宁九年（1076），花了六年时间才编完。

《唐纪》丛目所以历经六年才编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以后的史料越来越丰富，按照司马光的要求，对稗官野史、各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也不敢稍加忽视。柳芳所著之《唐历》一书，记载了隋恭帝义宁元年（617）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历史，在《通鉴·唐纪》中，将其撷取殆尽。据南宋著名学者洪迈考证，“《通鉴》叙述隋末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征谏诤用《谏录》，李绛奏议用《李司空论事》，叙安史之乱中张巡等坚守睢阳用《张中丞传》，李愬平淮西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处理太原、泽路、回纥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时吐蕃尚婢婢之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划用《金銮密记》，平徐州庞勋用《朝门纪乱》，讨浙江裘甫用《平郯录》，记扬州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这些杂史、琐记叙事完备清楚，《通鉴》岂能弃而不用？”“《崇文总目》，北宋仁宗时成书，是当时最权威的目录书，收书之全，无任何目录书可比。但是《通鉴》所征引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崇文总目》所未登录的。”^[5]

《通鉴》引用了多少书？时有正史十九部，累计一千六百余卷，加注释三千余万字，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档案中的皇帝《实录》和臣僚奏议，另有杂史三百余种，约三千余万字。《通鉴》就是从这总计六七千万字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陶冶出来的。据通鉴学学者统计，与现存其他史书相较，《通鉴》秦汉部分未见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所用资料有十分之一不见于其他史书，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仅见于《通鉴》的竟高达约二分之一，而被他引用的这些书籍今天多已亡佚。在这个意义上说，《通鉴》为我们抢救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四库提要》评论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所未有。”^[6]在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1987）上，陈光崇提供的论文《通鉴引用书目的再考核》指出，经过反复核对，《通鉴》引用的书目应为三百五十九种。

如果说编丛目主要是考编撰者史学知识之博大的话，那么写长编则主要是考编撰者史学知识之精深，即去伪存真的辨别能力。怕范祖禹在编长编时走弯路，司马光特意将刘恕所修之《五代纪》长编中的两卷复写本（“广本”）寄给他做样本。在《答范梦得》一信中说：“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寄去（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式样统一比较好办，考证异同，辨别真伪，那是要见真功夫的。司马光告诉范祖禹：诗赋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可直删。而留下来的则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通鉴〉表》），必须详加考异。《通鉴》中的一段几十数百字的叙述，其考订文字往往高达一两千字。比如，《通鉴》记安史之乱时颜杲卿倡义河北，不过四百余字，而考订文字达二千五百七十三字，引用了《河洛春秋》、殷亮《颜杲卿传》、《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唐历》、《旧唐书》、《颜氏行状》等七种史料来对照验证。此外，对王世充巩北之败、安禄山丧师之赦等重大事件，每件事司马光所作的考订文字都有千字以上。据通鉴学者统计，司马光依据《实录》、杂史指出《旧唐书》不确之处约三百七十八处，《新唐书》的不确之处一百九十七处，用《长历》（宋仁宗时天文学家刘羲首编，为我国第一部历史纪年表）纠正正史的年、月、日错误八十多处。这些被司马光汇集于《通鉴考异》一书。考异法虽始于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贡，代有人为，但多见于正文之注中，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即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是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而收进这部专著中的，只是编撰过程中考证的一部分。考异的工作贯穿编撰的全过程，从编丛目开始，经编成长编，到最后定稿。

编《通鉴》的工作量有多大？后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在洛阳独乐园见过该书的草稿，足足堆满了两间屋子，每个字都一笔不苟，工工整整，感叹道：“先生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现此书可想见其风采。”

每坐到书案之前，司马光先要洗手，以免手弄脏了参考书籍和长编手稿，翻书特别耐心，从不手沾唾液或水。

丛目、长编都是写在绢上的，绢不像纸，论张，而论尺，论丈。唐代部分由范祖禹作成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共有近二千八百丈，近七百卷。司马光每三日删一卷，然后再润色定稿。我们现在看到的《通鉴·唐纪》仅八十一卷（卷一八五至二六五），从近七百卷到八十一卷，要付出多少艰辛？也许只有当过主编的人才能体会到。

插在史书中的旗帜

任何古代史都是当代史。《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第一读者是宋神宗，选材、叙事，特别是冠以“臣光曰”的史论，就像是在面对面地给神宗讲课。

作为总撰，司马光在史实考证、史料删削、文字润色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最让他费斟酌的还是“臣光曰”。“臣光曰”在全书中所占的文字比重很小，但就像社论是报纸的旗帜一样，“臣光曰”是插在《通鉴》中的旗帜。

全书一百一十九则“臣光曰”，几乎全都在讲一个字——“礼”，诚如其开篇所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因此，即使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与礼治和现实联系不紧，他不发议论，反之，即使并非重大事件，也必然来一则“臣光曰”。“臣光曰”少则数十字，多则千余字，每一则都藏着针砭现实的机锋。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朝堂毫无礼仪，功臣宿将嬉笑打闹，宛若闹市，刘邦甚为厌烦，叔孙通主动请求到鲁国故地征召儒生，制定朝仪之礼。刘邦认为这很难，叔孙通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到鲁地征召了三十多个儒生，却有两人不奉召，认为叔孙通先后侍奉十余主，都是靠阿谀得富贵。礼乐须积德百年方可兴起，现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何谈礼乐？叔孙通批评他俩是“不知时变”的“鄙儒”。他制定了一套礼仪用于朝堂，臣僚们谁也不敢越礼了，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对此，“臣光曰”：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通鉴·卷十一·汉高帝七年十月》）

不说此论的正误，只说他为什么就此而大发议论？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就是“窃礼之糠秕”，打着行周公之法的旗号践踏礼治，神宗欣赏王安石就像当年汉高祖欣赏叔孙通一样，是“病于不学”。那么，不肯牺牲原则“以趋一时之功”的大儒是谁？你想去吧！

上述“臣光曰”还算比较隐晦，而有些简直就像时事评论，是写在书中的谏章。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任用官吏实行“三互法”，即乡党、姻亲应回避，甲乙两地不可对换，而要错开，以防官员狼狈为奸，致使幽、冀二州的刺史长期空缺，选不出来。对此，“臣光曰”：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良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言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观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通鉴·卷五十七·汉灵帝熹平四年三月》）

把这段史论与他在《论财利疏》所说的“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适所以扰民耳”对照起来读，便可发现，虽然一是疏书，一是史书，但矛头都是对准王安石变法的。

《通鉴》编到《梁纪十五》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十二月，散骑常侍贺琛上疏言四事，一是牧守“惟事征敛，民不堪命”；二是“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奢靡使之然”；三是皇帝身边的“斗筲之人”“诡竞求进”，“惟务吹毛求疵”；四是要省事、息费。这篇泛泛而谈的奏疏，却引起梁武帝萧衍大怒，亲授敕书，质问贺琛“何不分别显言”？要他一一列出事实、姓名。在自诩简朴勤政之后，要他开列省事、息费的具体项目。否则就是欺罔朝廷。这样，贺琛只好谢罪，不敢再言。司马光把这件事记录得非常详细，在肯定了萧衍“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勤于政务”之后，来了一段“臣光曰”：

梁高祖（武帝）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繁琐）；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萧衍信佛，吃素）为盛德，日昃之勤（忙到太阳偏西才吃午饭）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贺）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萧衍在侯景之乱中被软禁困死），为千古闵笑，岂不哀哉！

（《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在前面第二十六章，我们讲到李常攻击新法，言之无据，神宗要他拿出实据，引起关于风闻言事的激烈争论。司马光在神宗面前欲为之说情，因神宗揭了李常的老底而没能开口。他当时想说而未能说的话，现在通过“臣光曰”痛快淋漓地说了。他是在批梁武帝，更是在批宋神宗。

书局内静悄无声，但风雷在笔下涌动。司马光的视力越来越差，看书时鼻子几乎要碰着书页了，写字时白胡子也随着笔锋在绢上扫动。独乐园的时光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阶段，却是他作为学者辉煌的顶峰。人生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洛阳给书局提供了一个清净的环境，而编撰者内心的清净比外部环境的清净更为重要。首都东京发生的事，隔一两天就能传到洛阳。而洛阳又是失意官僚喘息休养的首选之地，官宦之多，仅次于东京。与这些人相聚，要保持清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