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语涩作《遗表》

有人说，熙丰时期宋朝的政治首都在开封，而文化学术首都在洛阳。此论或许有失偏颇，但保守派的理论大营在洛阳是确定无疑的。元丰三年（1080），枢密使文彦博改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保守派的三个宰相级大佬，除韩琦已逝世外，富弼和文彦博都到了洛阳。他俩不满足于个人之间的零星来往，于是想结社。宋代从范仲淹被朋党中伤后，士大夫对朋党避之唯恐不及，怎敢结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聚餐会就是“保护伞”。

耆英会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九位年高望重者结社交游，有《九老图》传世。元丰五年（1082）一月，文彦博附庸《九老图》风雅，发起成立洛阳耆英会。与会者年龄均在七十以上，而不满六十四岁的司马光也被列入。司马光自称晚辈，不敢造次，但文彦博的一番话让他不再推辞。

文彦博说，当年白居易的九老会中，也有一个年龄不到七十的狄兼谟。接着讲了一个故事：他任北京（大名）留守时，派人到辽国公干，回来说，辽帝大宴群臣，有杂剧助兴。其中有一小品：一衣冠之士，见到财物就抢去往怀里揣，有人从后面用棍子打他，他大呼曰：司马端明耶？挥棍者是司马光，抢财者喻指王安石。宋朝的变法反变法，在辽国俳优那里演绎成强盗与捕盗。文彦博说，你的清名在夷狄如此，耆英会怎么能少了你呢？司马光于是半推半就入了会。既然是一个组织，就得有规矩，众人推举司马光起草会规。于是有了《洛阳耆英会序》。《序》说，耆英会的入会资格是“士大夫老而贤者”，然后按“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官”原则，列出了十二名会员的官职、姓名和年龄：

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武宁军节度使致仕·韩国公富弼，字彦国，年七十九。

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国公文彦博，字宽夫，年七十七……（为节省篇幅，略去中间九人）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字君实，年六十四。

除了《序》还有《会约》^[1]：

“序齿不序官。”

“为具务简素（即餐具务必简单朴素）；朝夕食各不过五味（每顿五个菜）；菜果脯醢之类（酱菜、冷盘）共不过二十器；酒巡无算（敬酒多少遍不限制），深浅自酌，饮之必尽，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下酒菜没了，可添菜羹）。”

“招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一张通知单，客人在名下注明可否，不单独发请柬）

“会日，早赴不待速。”（按时到，不要让人催）

“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认为这个《会约》体现了宴会文明，值得借鉴。但执行规定是可以花样翻新的。耆英会中富弼最年长，第一次聚餐在他的富郑公园举行。此园是洛阳数一数二的名园，豪华气派自不待言，加上文彦博利用职权，把河南府的官妓带来助兴，《会约》所规定的简朴于是荡然无存。

第一次聚会后，远在大名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写信来要求入会，说自己是洛阳人，七十一岁了，不可落下。于是，耆英会增加了一个在外会员，变成了十三人。富弼开头后，然后按年龄顺序轮流做东。据目睹者邵伯温（邵雍子）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他们还在资胜院建一大厦，曰“耆英堂”，请当时最著名的画家郑奂给每名会员逐一画像，且每人赋诗一首，一并挂在其中。

《会约》很低调，而活动很张扬。还没有轮到司马光做东，他夫人张氏逝世了。

预作《遗表》

那是在耆英会成立当月的三十日。耆英会宴会上的欢歌笑语，在独乐园却变成了哀歌泪雨。与司马光一起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夫人说走就走了，享年六十岁。张氏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诰命清河郡君。司马光含泪写下悼文《叙清河郡君》^[2]：

君性和柔敦实，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尝见其有忿懥之色、矫妄之言。人虽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终不与之辨曲直，己亦不复贮于怀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莫不悦而安之。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无妒忌心。尝夜濯足，婢误以汤沃之，烂其一足，君批其颊数下而止。病足月余方愈。故其没也，自族姻至于厮养，无亲疏大小，哭之极哀，久而不衰，咸出于恻怛，非外饰也。内外无一人私议其短者，兹岂声音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谨于财，不妄用，自奉甚约。及余用之，以赒亲戚之急，亦未尝吝也。始余为学官，笥中衣无几，一夕盗入室尽卷以去，时天向寒，衾无纩絮，客至无衫以见之，余不能不叹嗟。君笑曰：“但愿身安，财须复有。”余贤其言，为之释然。

一个月后的二月二十九日，司马光葬夫人于夏县鸣条岗祖茔，然后回到洛阳。他很难从悲痛中走出来，直到初夏才出游一次。本为散心而去，归来却愁上加愁，在房梁上写下《初夏独游南园二首》^[3]：

取醉非无酒，忘忧亦有花。暂来疑是客，归去不成家。

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那堪衰病意，更作独游人。

在他最悲痛的时候，有来吊孝者给他带来好消息。神宗给宰相看拟任官员名单：在御史中丞名牌下贴着司马光姓名，翰林学士下贴着苏轼姓名。神宗指示说：“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4]然而，正式任命的敕书却没有等来，据说宰相王珪欲马上任命，而被另一宰相蔡确拖黄了。不久，又传来了神宗因军事惨败而临朝大哭的消息。去年，即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梁太后囚禁了国主秉常，神宗认为有机可乘，发动了对西夏的五路进攻，企图一举收复真宗朝失陷的灵州，结果西夏决黄河水淹宋军，宋军惨败；今年，神宗听从给事中徐禧的建议，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筑永乐城（今米脂县西），以困西夏。永乐城十四天仓促筑成，且城中无水源，而徐禧是个马谡式的人物，结果被夏军破城擒杀。两次战役，宋损失军民约六十万人。

是谁，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次惨败？在洛阳的保守派大营里，众口一词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早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就已罢相，距今五六年了，怎能扯到他头上？他们的逻辑是，灵州、永乐之役是因熙河之役引起，而经略熙河是王安石支持的。熙河即河、湟地区，今之甘肃临洮、兰州市至青海乐都、西宁及其以南沿洮河地区。这一带居住以吐蕃为主的少数民族，原是宋朝的羁縻州郡，被西夏征服后成其战略后方。熙宁初，王韶在实地调查后提出了先复河、湟，再图西夏的战略。王安石支持王韶，认为欲图西夏，必先复河、湟，断其右臂。熙宁五年（1072）十月，河、湟地区收复，宋设熙河路管辖。从此对西夏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宋朝对西夏的战略态势从被动变为主动。灵州、永乐城之败，原因很多，但根子还是在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成法。王安石变法，神宗将此划为禁区，故原封未动。灵州之役，五路进军，其中两路的统帅是宦官；永乐之役的统帅是文官徐禧。司马光是坚定的反战派，但他在《涑水记闻·卷十四》中的有关记载，为研究这两次战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下面是他笔下的徐禧：

……丁亥，虏骑至城下，（徐）禧命鄜延总管曲珍领城中兵阵于崖下水际，禧、（李）舜举（宦官）、（李）稷（转运使）植黄旗（神宗所赐）坐于城上临视之。虏自未明引骑过阵前，至食时未绝。裨将高永能曰：“吾众寡不敌，宜及其未成阵冲击之，庶几可破。”不从。虏与官军夹水而阵，前后无际，将士皆有惧色……俄而，虏鸣笳于阵，虏骑争渡水犯官军。先是，选军中勇士良马，谓之“选锋”，使居阵前。战未几，选锋先败，退走，蹂践后阵。虏骑乘之，官军大溃，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残兵万余人入城，崖峻径狭，骑兵弃马缘崖而上，丧马八千余匹，虏遂围之。时楼堞皆未备，水寨为虏所据，城中乏水，至绞马粪、食死人脑。被困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请帅众突围南走，犹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败军，又欲弃城邪？”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帅众数百人逾城走免，禧、舜举、稷皆没，命官死者三百余人，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

徐禧在鄜延，乘势使气，常言：“用此精兵，破彼羸虏，左萦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级。”诸将有献策者，禧辄大笑曰：“妄语可斩。”虏阵未成，高永能请击之，禧曰：“王者之师，岂可以狙诈取胜邪？”由是遂败。

司马光的上述记录与后编的正史基本一致，且不去说，只说他当时的心情是极其愤怒，接着是极其忧虑。怎么能和西夏开战呢？怎么能用徐禧这种小人呢？在他眼里，徐禧是靠拍王安石的马屁上来的。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入相，保守派抓住秀州团练使、宗室赵世居企图谋反案，想加害于他。因术士李世宁与王安石相识，十七八年前曾送给赵母一首诗，查案的知谏院范百禄（范镇侄子）要置李死罪，以牵出王安石，而共同查案的御史徐禧反对给李世宁定罪。神宗再派人复查，发现李世宁的赠诗不过是抄录了仁宗赐给大臣的挽词。范百禄以此得罪，徐禧获赞。唉！司马光按自己的思路想下去，越想越感到国家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家有丧妻之痛，国遭兵败之辱，极度的忧虑让他一阵晕眩，晕眩过后，醒来发现语涩（结巴）了，似乎是中风。赶紧请医施治，药石无效，病情依旧，他预感到自己也许要随妻子去了，一向以帝师自诩的他有话要对神宗说，于是决定预作《遗表》。他提起笔来，曾经说过多遍但还想说的话涌向笔端。

他劝谏神宗不该专任王安石，“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恐未及也，可惜所托非人。安石所行新法，“其尤害民伤国者”：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另有奸佞之臣，心怀侥幸，欺君罔上，“轻动干戈，妄扰蛮夷”。最后要求神宗：

……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寤谝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知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误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殁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

一言以蔽之，不废新法他死不瞑目。他让儿子司马康在他死后，托范镇和范祖禹将《遗表》上呈皇上。司马康顿时哭成了泪人，司马光斥之曰：死生，命也，奈何哭！

“不游不饮欲如何？”

在开封，神宗当朝痛哭了，而在洛阳，耆英会的聚餐仍照常举行。元丰六年（1083）春，耆英会的老大富弼去世，享年八十岁，其《遗表》说：“天地至仁，宁与羌夷（西夏）校曲直胜负邪？”借对夏战争失利要神宗废除新法。不久，耆英会另一位成员张焘去世。不到半年就死了两个，加上文彦博带妓乐聚会，引来“市民”围观，司马光乘机退出了耆英会。正好范纯仁被贬西京留台，两人发起另组真率会。真率会七名会员，其中五人是从耆英会过来的，耆英会便名存实亡了。

真率会的聚餐没了耆英会的豪奢，朴素中充满了天真。司马光在《二十六日作真率会……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5]中写道：

七人五百有馀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晖。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

如此欢畅，怎不令人羡慕？文彦博也要求参加，被司马光婉拒。有次，他打听到真率会聚会的日子，带着一桌丰盛的酒菜前来助兴，碍于情面，司马光勉强同意了。文彦博高兴至极，作《真率会诗》，司马光作《和潞公真率会诗》^[6]：

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将佳景便娱宾。庾公此兴知非浅，藜藿终难继主人。

诗中委婉地批评了文彦博在耆英会上的奢侈，告诉他入真率会就得吃粗茶淡饭。真率会把耆英会会约中的“酒巡无算”，改为“酒不过五行”，去掉了冷盘二十味的规定，对蔬菜不加限制。会餐的标准降低了，但相聚的话题没有改变。请看司马光的《别用韵》^[7]：

坐中七叟推年纪，比较前人少几多。花似锦红头雪白，不游不饮欲如何？

“不游不饮欲如何？”在对政事无可奈何之际，便寄情山水以示反抗。与他一起悠游的，是清一色的反变法人士。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大文明的习惯，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现在，洛阳周围有的地方发现了司马光曾经“到此一游”的证据。其中一处在偃师万安山下的白龙潭，有石刻曰：“司马光君实、王尚恭安之、闵交如仲孚，同至此处。元丰元年八月癸丑。”除了万安山，司马光去得最多的地方当数寿安山（在今宜阳县）。他在叠石溪畔买屋曰“叠石溪庄”，做休息之所，所作《叠石溪二首》^[8]记录了与范镇同游的情景：

道傍行采药，石底卧题名。野老相迎拜，溪童乍见惊。

山鸟劝人饮，山蝉笑我狂。归时兴未尽，不得看斜阳。

诗后注曰：“溪边有石横出，下甚狭，景仁（范镇字）卧其下，题名而去。”这就是“石底卧题名”的来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钻到石头底下去题名，够逗！我们再看他们的一次远游。

元丰年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司马光自称“齐物子”，范镇自称“乐全子”，两人骑马并辔走出独乐园。他们游览的第一站是登封。抵达后，先在峻极院稍事休息。此前，司马光携司马旦和程颐来过这里。房柱上有“旦、光、颐来”的字迹，后墙留有司马光的题诗，开头两句为：“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见了司马光的墨迹，范镇评论道，欧阳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马公登山之意不在山也。说罢，两人相视大笑，笑得院中道士莫名其妙。两人拿出自带的茶叶，向道人讨开水沏茶。司马光的茶叶是用纸包着的，而范镇的茶叶装在精致的漆盒子里。司马光惊诧地说，景仁竟用茶具？说得范镇不好意思，将盒子送给了道士。吃罢茶，两人登嵩山，游崇福宫。

时嵩山崇福宫一度有五位提举，在吕公著改知河阳、张焘病死后，还有司马光、楚建中、张问，三人均为耆英会成员，但他们谁也不用管崇福宫的事。崇福宫位于少室山南麓万岁峰下，其前身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修建的万岁观。当年汉武帝登万岁山，听到山谷中的风声恰似在喊“万岁”，于是改山名为万岁山，并下令在此修建万岁观。据说，此乃“山呼万岁”之始。一说到汉武帝，司马光对范镇说，在我看来，汉武帝与秦始皇无异，可何以他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对这个问题，他不止一次地与人讨论过。范镇说，当读武帝《罢轮台诏》（或称“轮台罪己诏”）。汉武帝在诏书中检讨了自己听信方士，盲目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匈奴而造成丧师辱国的过失，宣布否决桑弘羊的建议，取消轮台（今属新疆）屯垦的决定。此诏标志着汉武帝的执政方针从锐意进取改变为与民休息。对此，两人深有同感。在《通鉴》定稿时，“臣光曰”对汉武帝如此评价：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后元二年》）

这段“臣光曰”与《汉书》的班固之“赞”，区别甚大，且不细说，只说班固最后强调的是“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而司马光对武帝的文治武功一字不提，强调的是“晚而悔过，顾托得人”。他迫切希望神宗能像汉武帝那样，悔变法之过，把国家托付给像霍光那样的老成之人。而当代霍光在哪？在保守派中。

万岁观到五代时毁于战乱，宋真宗下令在万岁观原址建起了崇福宫。修宫使、参知政事丁谓，日役工三四万人，新建宫殿共二千六百一十区，道士数百上千，并划拨大片良田作为宫产，规模远超万岁观。宫中道人津津乐道，颇以真宗敕建为荣。当时，对真宗伪造天书的骗局尚讳莫如深，司马光和范镇只能姑且听之。

接着他们又去了少室书院（后名嵩山书院）、紫极观、会善寺，马不能走时，便拄杖而行，在一处狭窄险峻的乱石路，司马光在石壁上写下了：“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9]范镇笑他迂，他一本正经地说：“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吾平生未敢违也。

然后，他们经轩辕道，游广度寺，至龙门，进入第二站。先后游览了奉先寺、华严阁、千佛岩（龙门石窟）、高公真堂、广化寺、汾阳（郭子仪）祠、白公（居易）影堂、黄龛院等人文名胜，中间还参观了两人的别墅。文彦博在龙门有三座别墅：“药寮”、“潞公庵”、“临伊庵”，富弼在龙门也有别墅，他们曾邀司马光去做客，但都因故未赴。对他们的奢华，他颇有微词，但为了反对变法，他们是亲密战友。

既然自号“齐物子”和“乐全子”，他们自然要一路访佛问道。司马光不信道家的长生不老之说，但崇尚其自然无为之道。对佛家，司马光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他认真读过佛教经典《心经》，认为“佛书之要，尽于一‘空’字而已”。“空”是什么？“空取其无利欲之心”。时士大夫多信佛，以写禅偈为风雅，司马光也写了六首禅偈：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颜回甘陋巷，孟轲安自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

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不坏身。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

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渑水燕谈录·卷三》）

这些禅偈“嫁接”儒释，佛学概念被服务于儒家的孝悌忠信。范镇听了，不禁失笑。司马光大发感慨：如今朝野风俗大坏，新法言利，官府言利，浮屠也言利。浮屠诳诱世俗，从人死开始，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都要饭僧，设道场，做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说如此死者可升天堂，否则就下地狱。人死神形分离，其形与黄土木石无异，哪来天堂地狱？唐代庐州刺史李丹给妹妹写信说，“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范镇说，世风已如此，恐神仙也难变也！司马光长叹一声，吟起他写的《醉》^[10]诗：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做独醒人。

司马光赞美屈原，可谓一反常态，让范镇十分惊讶。他饮酒有度，何曾醉过？汲汲于反变法，又何曾能“耳目无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