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传——缘情抒史 长歌正气

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如果没有劝降的人、慕名探访的人和求诗求字的人登门，文天祥就像参禅入定的僧人，终日冥然独坐，沉默不语。但在宁静的外表下，他的内心却是风暴迭起一刻不息。他时时都在奋争、怀想、痛责、哀诉。他把这一切凝血成诗。

入狱不久，他即一气集杜诗二百首。

所谓集杜诗，就是依自己的处境和情感意绪，采杜甫诗句重新组合，创出合仄押韵的绝句新章，冠以小序，生发出新的意境和蕴涵。如《误国权臣》，小序曰：“似道丧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羁虏使，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哀哉。”诗为五言二韵：“苍生倚大臣，北风破南极。开边一何多，至死难塞责。”四句诗分别注明出自杜甫的《送韦中丞之晋》、《北风》、《前出塞》、《吴侍御江上宅》四首诗。这种集句成诗的创作手法由来已久，明代学者徐师曾说：“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自晋以来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长于此。”然而专集杜诗，也只有北宋诗人孔平仲尝试过。

文天祥早期诗作多酬唱赠答，或吟咏闲愁，或表达隐逸意趣，“大抵《指南录》以前之作，气息近江湖”。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学氛围。南宋末期的诗歌，一方面受理学影响，以义理为正，摒弃文采，导致精神自抑，情感苍白；另一方面，因国衰敛情约性，抒山水闲情，写民俗风习日常情趣，及投谒应酬的所谓“江湖体”风行，致使“精泊沦亡，气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泛绪风”。诗歌创作在整体上滑向了低谷。

然而，正如文天祥所主张的：“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既发，诗为有声。之无声，诗之精；宣于有声，诗之迹。”自元军大举南侵，家国危亡之际，诗人的爱国忧患和悲苦思情在绝望中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其诗作的视野、感情和风格的格局豁然大开，崛然飙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尤其是身陷敌营、沦入流离颠沛，诗人更是直通杜甫的精神气脉，自宗杜甫在离乱中痛抒国破家亡的史笔，以雄阔慷慨而又悲凉苍茫的抒发，记录下了天崩地裂的惨痛时事和自己的血泪心史。

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乌马儿带了一个人来。此人叫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亦自号水云子、楚狂、江南倦客，钱塘人。汪元量精于写诗填词，琴艺更是卓尔不群，曾是宫中侍奉谢太后和王昭仪的琴师。临安沦陷后，他携琴随三宫入燕。忽必烈惜他才华，让他做官，他不从，赐为黄冠道士。

进了牢房，一副羽扇纶巾模样的汪元量作揖行礼，作了自我介绍，说久仰文天祥的名节和诗文，特来谒见请教。文天祥也以礼相敬，说也曾拜读过先生的诗词，但觉风骨凛然，只恨无缘交往。汪元量遂从袖中取出一卷诗作，请文天祥指教。

汪元量的这卷诗也是效仿杜甫的诗史笔法，记述亡国之戚，去国之苦，其风格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唏嘘而悲。文天祥粗略浏览，见汪元量与自己意趣相投，便与他探讨起创作的体会。

文天祥为汪元量诵读了不久前写的一首《读杜诗》。

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

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

千年夔峡有诗在，一夜耒江如酒何！

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

这是在写杜甫，更是在写自己。自己的坎坷遭际、人格追求和对诗歌的理解，几与杜甫一脉相承，以致感到“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所以当他在狱中回顾亡国之痛，打算以诗抒怀记史时，干脆就用集杜诗的手法，谱写了一部忠愤交集贬褒肆意的“诗史”。他一共写了二百首，皆五言二韵，汇成一集。在这些诗中，他抨击了贾似道、陈宜中等奸臣专权误国，痛斥了刘整、吕文焕、夏贵等降将卖国求荣，臧否了张世杰、李庭芝等抗元将领的功过得失，颂扬了金应、巩信、赵时赏、杜浒等爱国志士浴血奋战、慷慨殉国的英雄壮举和崇高气节。同时，也记述了自己从举义勤王，到出使元营、镇江脱险、二次勤王、江西大捷、兵败被俘直至北去入狱的经历，抒发了深重的亡国之痛和黍离之悲。

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说：“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贬褒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盖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矣。”事实又如何呢？《四库全书》评述此集：“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史诗之目。”这个评价与文天祥的初衷是吻合的。那么以诗记史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集杜诗》最后一首的集句为：“茫茫天造间，高岸尚为谷。百川日东流，势阅人代速。”以诗记史的目的，就是要激励后人法天不息，奋斗不止。

文天祥告诉汪元量，入狱后的这几个月，自己每日写诗，读诗，接待或应付各方来客，有时也抓住机会向狱吏讲前史忠义传，此外就是静默独坐，在内心与亲朋好友对话，与志士同道对话，与忠义先贤对话，与皇上权臣对话，与奸佞小人对话，与强寇元酋对话。这些对话有时心平气和，有时义愤填膺，有时情深意切，有时枪来剑往，思接千里，上下千年，逼仄的牢房倒也不能完全剥夺他的自由。

说起汪元量的诗，文天祥称赞他的创作风格“风樯阵马，快逸奔放”，问他何以能如此？汪元量说这要得益于像司马迁那样行万里路，为见多识广之故。文天祥叹曰：“嗟乎，异哉！”

两人惺惺相惜，谈得十分投机。文天祥将诗留下，说要延日细读。后来他为汪元量的诗卷题跋，为之歌曰：“南风之薰兮琴无弦，北风其凉兮诗无传。云之汉兮水之囦，佳哉斯人兮水云之仙。”可见评价之高。

聊到近晚，文天祥把话题转到汪元量随身带的琴，说先生诗写得好，听说琴艺更是一绝。汪元量说承蒙丞相垂爱，不妨这就为丞相演奏一曲。说罢，就摆琴演奏一曲《胡笳十八拍》。只见他左手按如入木，右手弹欲断弦，颤动的七根弦上骤起滚滚风涛，激荡起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无法遏制的悲愤和绞肠滴血般的痛楚。文天祥知道这是东汉才女蔡文姬倾诉惨痛身世的泣血之作，感慨汪元量为自己演奏此曲的良苦用心。他俯仰吟咏，击节伴和，深深地沉浸到了旋律的意境之中。

一曲奏罢，文天祥夸赞汪元量弹得出神入化，感人至深。两人遂又聊起《胡笳十八拍》的情感蕴涵和蔡文姬的悲苦命运。汪元量见文天祥对《胡笳十八拍》感同身受，青睐有加，便提议他按《胡笳十八拍》的琴谱写一组诗。文天祥欣然应诺。

等到一个多月后，汪元量再次来狱中探访时，文天祥拿出了组诗《胡笳曲》。这组诗也是集杜诗而成，也是十八拍，每拍八至十四句不等，格律虽与蔡文姬不尽相同，情调却相激。诗中抒发了宋亡及自己被俘后的见闻和思绪感受。如写元军的破坏和杀戮造成的后果：“中天月色好谁看？豺狼塞路人烟绝。”“恸哭秋原何处村？千村万落生荆杞。”“江头宫殿锁千门，千家今有百家存。”“汉家山东二百州，青是烽烟白人骨。”写内心的苦闷：“欲问长安无使来，终日戚戚忍羁旅。”“身欲奋飞病在床，时独看云泪沾臆。”“胡骑长驱五六年，弊裘何啻连百结。”“冬至阳生春又来，口虽吟咏心中哀。”写丧亲之痛：“我已无家寻弟妹，此身那得更无家。”“离别不堪无限意，更为后会知何地。”“自有两儿郎，忽在天一方。胡尘暗天道路长，安得送我置汝傍。”“断肠分手各风烟，中间消息两茫然。”尽管《胡笳曲》全诗笼罩着“江风萧萧云拂地，笛声愤怒哀中流”的凄惨悲戚，诗人仍一如既往地心念故国，以“胡雁翅湿高飞难，一箭正坠双飞翼”、“自断此生休问天，看射猛虎终残年”的铿锵诗句，表达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读罢《胡笳曲》，汪元量已是泪流满面。文天祥认为有的句子尚不妥帖，又与他切磋推敲了一番。改定后，汪元量说要将此诗珍藏于家，请求文天祥再亲笔录写一份。文天祥当即誊写一遍相赠。

又至近晚，乌马儿催促再三，汪元量方起身。辞别时握着文天祥的手，勉励他尽节，“必以忠孝白天下”，并表明自己“将归死江南”。果然，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已十八岁的瀛国公赵 入吐蕃学佛法，其母全太后入正智寺为尼，王昭仪去世，他侍奉的宋氏遗室已分崩离析，便上书忽必烈请求南归。获准南归后，他组诗社，过潇湘，入蜀川，访旧友，后于钱塘筑“湖山隐处”，行踪飘忽，被时人称为“神仙”，终老山水。他记叙亡国之情的诗集《水云集》，亦被称为“诗史”。

除了《胡笳曲》，汪元量还获赠了文天祥的其他一些诗作。文天祥每日读诗、写诗、编诗，也常抄写自己的旧作，赠送给慕名来求诗求字的人。这些诗作出了监狱，包括北人在内，被人们在私下里争相传诵。有的诗作远传到了南方，被南宋遗民寄以情思，推崇备至，比如《哭母》一诗，有南人按照“及泉会相见，鬼神共欢喜”的诗意，绘出《鬼神欢喜图》，又被大量临摹投赠，以褒扬文天祥的名节。但也有署名文天祥的伪作混杂其中，这些诗作“虽有才学，然怪其笔力不能操予夺之权，气索意沮”，与文天祥忠愤感发的丹心碧血之作气韵殊异，人们“深疑其语，后乃知叛臣在彼谀虏嫉公，或伪其歌诗，扬北军气焰，眇我朝孤残，怜馀喘不得复生之语，杂播四方，损公壮节”。这种为讨好新主子践踏忠义的伪作不经推敲，一识即破，只能反照出叛臣卑鄙无耻的嘴脸。

汪元量读了从狱中带出的诗，写了一首《读文山诗稿》，曰：“一朝禽瘴海，孤影落穷荒。恨极心难雪，愁浓鬓易霜。燕荆歌易水，苏李泣河梁。读到艰难际，梅花铁石肠。”汪元量极为精准地写出了文天祥被俘后的精神境遇，写出了他诗作中的凛然气节和铮铮铁骨。

其中“恨极心难雪，愁浓鬓易霜”两句，不仅反映出文天祥的苦难内心，也反映出狱中的恶劣处境。

囚室宽仅八尺，深不足三丈，门窗低矮狭窄，终日不见阳光，空气流通不畅。到了夏季，室内闷热难当，暴雨来临更是积水成灾。入狱头一个夏天的五月，一场大雨把牢内变成了泽国。第二年（1281）的五月十七日深夜，又是一场暴雨，积水顷刻间漫过了床榻，文天祥只得起身在水中站着。他大声呼喊狱卒，不知是被风雨遮掩还是装作听不见，狱卒全不理会。黑暗中老鼠从墙根洞穴里逃出来，像鱼一样泼剌乱窜，最终都溺死水中。他在水中站了一夜，天亮后，狱卒才过来开沟排水，积水宛似破塘决堤哗哗奔泻。

积水排走了，午后暑热升腾，蒸笼般的室内弥漫起污浊的水汽、烂泥的土气、炎热的日气、柴灶的火气、腐仓的米气、腥臭的人气、厕所和死鼠的肮脏污秽之气。不要说在这里吃饭睡觉，就是跨进来一步都令人作呕。这让他想到，在如此恶气充塞的环境里生活，不染上疾病才怪，而凭自己的虚弱之躯，却能泰然处之，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仅如此，他自殿试对策时就犯颜直谏，抨击时弊，此后一路忠直为国，守正不阿，上书乞斩董宋臣，乞斩吕师孟，讥刺贾似道，因此受到权贵的打击压制，先后五次被罢官。自外族入侵奋起勤王后，又受到留梦炎、陈宜中和黄万石等人的诬陷阻挠，甚至遭到李庭芝的追杀和张世杰的排挤。至身陷敌营，更是抗辩伯颜，漠视阿术，诗拒张弘范，舌战阿合马和孛罗，因而备受凌辱和牢狱之苦。这期间还经历了镇江走脱，空坑兵溃，五坡岭被俘服毒自杀，目睹厓山宋亡海战，北上绝食与万里行役，家人被俘或死于战乱等种种磨难。

经历了如此令人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命运折磨，他非但没有丝毫的动摇，反倒抱定死节报国的信仰，愈加以法天地之不息的精神，“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依然是大义凛然、岿然不动地挺立于天地之间。

这是为什么？文天祥自问，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自己，鼓舞和激励着自己？

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说：“太虚者，气之本。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形聚为物，形溃反原。”文天祥完全接受这种气本原之说，早在《御试策一道》中就写道：“臣请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又说：“臣窃惟天一积气耳，凡日月星辰风雨霜露，皆气之流行而发见者。”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元气”，世间的一切包括人，都是在气的运行中产生和发见的。

“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气有正邪之分，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无形篇》说：“遭时变化，非天之正气，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变，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气，故体不变。”那么人的正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文天祥认为：“阴阳大化， 缊磅礴，人得之以生。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又说：“养其气质，莫重于习……习于上则上，习于下则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星辰之向背，日月之远近，东西南北天地之气，所受各有深浅……而吉凶寿夭变化交错，正自不等。”就是说正气的形成，以及人心中仁义礼智与禀性刚柔善恶之差异，一是与学习和意志的锤炼有关，二是取决于所受的元气深浅之不同。

而一个人如果有了一身正气，就能够“健顺五常之理”，内禀于性，外合于义，至大至刚，循理而动，不为艰难困苦所左右。诚如南宋思想家陈亮所说：“唯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为什么自己能顶住种种挫折和打击，仍矢志不改，仍孜孜以追求人格理想？经过思考，文天祥找到答案了，这就是《孟子·公孙丑上》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自己的行为不是出于激昂的血气之勇与一朝之愤，而是这浩然之气，这天地间的正气，让自己抵御了七气的侵扰而辟百病；正是这浩然之气，这天地间的正气，让自己战胜了在官场和国难中遭遇的重重噩运和磨难，保持了士大夫的气节。

悟出了这个道理，文天祥豪情激荡，灵感迸发，诗情在胸中奔突冲动。他再也按捺不住地翻身跃起，点亮油灯。

可以想象那又是一个夏季闷热的夜晚，此时恰巧一道闪电甩出了一个贯顶霹雳。他抓笔蘸墨，奋笔疾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正气存在于天地之间，在大千世界乃是日月星辰与山川河岳的精气，在人身上即为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一个人的浩然正气，在“皇路清夷”的治世，表现为刚正不阿、坚持直道、宁折不弯；在国难当头，元气磅礴凛烈相激的乱世，则表现为生死不顾忠贞不贰的凛然气节。

立时，一位位节义英烈齐集胸中，浩然正气以悬河倒挂之势，以有血有肉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十二位忠烈名士，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个个是丹心铁骨，浩行壮举。“太史简”是说春秋时齐国太史记下大夫崔杼弑君的史实，被杀后其弟继为太史，仍不畏淫威直书史实，又被崔杼杀害。“董狐笔”为春秋时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不计个人安危，在史册上记下权臣赵盾弑君之事。“张良椎”是指秦灭六国，韩国贵族张良为报亡国之仇，募使刺客用百斤大椎伏杀秦始皇，事败刺客被诛。“苏武节”则为西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历尽艰辛十九年，在北海持汉节牧羊，誓死不降。“严将军头”是说汉末巴郡（今重庆）太守严颜被张飞生擒，誓死不降，说：“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嵇侍中血”即西晋侍中嵇绍在与叛军作战时以身体掩护惠帝，被乱箭射杀，惠帝命勿洗血衣以存念。“辽东帽”为汉末管宁避乱辽东，汉亡后拒绝为魏文帝和明帝所用，皂帽布裙，安贫讲学，隐居辽东三十年。“出师表”是说诸葛亮领兵伐魏，临行向后主上《出师表》，披肝沥胆，竭尽忠诚。“渡江楫”则是东晋祖逖为收复中原，率军渡江北伐，中流击楫立誓说：“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后济者，有如此江！”“击贼笏”事出唐德宗时，藩镇朱沘叛唐，段秀实借议事之机，夺人朝笏，边骂边猛击朱沘，尽忠被杀。“张睢阳齿”与“颜常山舌”，即如前所述，在抗击安禄山叛乱中，睢阳守将张巡被俘后，叛军听说他决绝死战咬碎牙齿，以刀抉其口辱之；后者常山太守颜杲卿被俘后大骂安禄山，舌头被钩断仍骂不绝口。这些人物有的在文天祥的诗作中反复出现。

正是这些忠义节士身上焕发出来的浩然正气，让他们或直笔青史，或除奸削乱，或舍生守节，或复国定邦，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又是一道闪电伴着霹雷猛然推开暗夜擎天拄地。文天祥凝神片刻，旋又笔走龙蛇：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正是这种伟力磅礴凛烈万古的浩然正气，奠定了天地的础柱，维系着纲常道义的命脉。也正是这种清正高洁的浩然正气，鼓舞和激励着自己奉行公道和直道，坚守士大夫的信仰和气节，而今在阴森寂寞污秽腐臭的牢狱除却邪气，高视蓝天白云，从容展读经义典籍，对战胜民族敌人充满了信心：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阒鬼火，春院 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霹雳轰鸣，闪电炸驰。猛地刹住笔，文天祥犹感精神高爽，体内元气磅沛，澎湃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气伟力。

这首诗就是《正气歌》！

今夜此诗，就是他的那首震古烁今传诵不绝在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正气歌》！

此诗词气磅礴、笔势遒劲、格调沉雄、真力弥漫地表达和礼赞了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品质，表达和礼赞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坚贞的民族气节，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击节叫绝。

如前述《言志》诗一样，有人说此诗受宋诗言理风习的影响，不免有概念化之嫌，胜是胜在思想内容，艺术上则显得粗糙，难有可取之处。对于此说，笔者仍不能苟同。诗的本质在于抒情言志，《正气歌》集中体现了文天祥的这种诗学观，集中体现了他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的创作特点。此诗不尚雕饰而大气包举，以血肉生命和痛厄命运融合了情与理，感情真挚而蕴含深厚，义薄云天而韵味无穷，且结构严谨，格律精工，歌之既血气贲张，又抑扬顿挫，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应该说，这是一首有着诗的真生命的诗篇，不愧为作者的又一代表之作，也不愧为一首千古不朽的诗歌经典。

五月中旬那场大雨过后，连续一个多月都是揭不开的穷阴。终于，在七月初二晚间，憋足了劲的老天又下了一场大暴雨。这场暴雨比上次还要厉害，看文天祥是怎么形容的：“浮云黑如墨，飘风怒如狂。滂沱至夜半，天地为低昂。势如蛟龙出，平陆俄怀襄。初疑倒巫峡，又似翻萧湘。”牢内墙壁多处垮塌，地势低处积水成涝，狱卒把南牢房中无法立足的犯人并到北牢房，继而又转到东厢房。文天祥的单人牢里也淹了水，床铺浮动，土墙摇摇欲倒。尽管如此，尽管外面人声嘈杂，他依然躺在床上鼾睡到天亮。

破败不堪的土牢是无法待了，七月初五，犯人被暂时转移到宫籍监。囚押文天祥的单间像是一个大书房，“明窗净壁，树影横斜”，颇为清幽。可只住了短短六天，又迁回了兵马司。先是独处旧址西侧的一间小屋，这里因地势高燥要凉爽些。不久，土牢经修缮勉强可住了，就又回到原先那间湿闷霉腐的牢房。

此后，直到一年多后慷慨就义，他就一直被囚在这间又暗又湿又脏又臭的牢房里。

从赵昺祥兴二年（1279）十月，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文天祥在兵马司被关押了三年有余。在这三年里，他新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集杜诗二百首，亲手编定了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和《集杜诗》。此外，还自编了《纪年录》，记载了自己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的一生经历。

《指南录》共四卷。卷一所辑为出使元营，与外敌斗争所作。其中《纪事》一首云：“三宫九庙事方危，狼子心肠未可知。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表达了天降大任，不负大义的坚定意志。卷二是从临安被裹挟北上，到镇江走脱前的心录。中有《无锡》一首写道：“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表达了对战场失利和恨不英雄的悲愤。卷三的内容是虎口脱险，万死东归的艰难历程。此卷纪实性最强，组诗《脱京口》即用了十五首诗描述了十五难，然而“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那个是男儿？”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拼出一条归路，以图再兴。卷四尽为东归途中和南剑起兵前后的经历和感怀。《指南录》的点题之作《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即见于此卷。

《指南后录》共三卷。卷一又分上下两卷，卷一上以《过零丁洋》冠首，收录了被押海上观厓山海战至被押到广州期间的作品。其中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又六噫》、《南海》等篇，抒发了亲历宋亡血泪迸飞的痛苦之情，而《言志》和到广州与张弘范对话所作等几首，以“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的主题，表达了国虽亡而志节不改的铁石誓言。卷一下是从广州被押往建康，及从建康被押北上之前所作。此辑有对故国的痛悼，有对敌寇的声讨，有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更有“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的长啸，对未来寄以希望。自建康北上，至同年年底在监狱中写的诗，编为第二卷。此卷触景生情，逢事感发，饱蘸痛忧与忠愤，倾诉去国离愁，如：“吴会日已远，回首重悠悠。驰驱梁赵郊，壮士何离忧。”抒写不泯心志，如：“不能裂肝脑，直气摩斗牛。但愿光岳合，休明复商周。”卷三所辑诗作，便都是自至元十七年（1280）元旦起，至临刑前的“狱中诗”了。此卷中的八十一首诗作，以《正气歌》为代表，身居囚室，心驰乾坤，“朝登蓬莱门，暮涉芙蓉城。忽复临故国，摇摇我心旌”，用一腔浩然正气彰显了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北人传好句，大半狱中成。”诗家对此卷的诗作评价极高。

所编《集杜诗》如上所述，皆为入狱之初所作。

留存至今的文天祥诗作共八百三十余首。《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集中了后期创作的精华，加上民间士人将文天祥散传于狱外的作品编辑成《吟啸集》，共有五百七十多首。

这五百余首诗都写于德祐以后。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天祥的这些诗，也正是在外族入侵，国家遭遇灭顶之灾，他在奋起勤王及沦为元囚罹遭万劫的惨痛经历中，用燃烧的生命和冲腾的血气，用生命的孤注一掷凝结而成的文学瑰宝。

文天祥自觉以诗记心、记史。而他的诗也忠实地塑造和表现了他以法天地之不息的担当意识和进取精神与困厄和黑暗抗争的光辉形象，歌颂和弘扬了从他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

人即诗，诗即人。在士风衰败的宋末，他是士大夫的良知和情怀最后的持守，是道义暗夜中的一束强光，是世风晦浊中的一株雪莲。他的一生就是一首大诗，追求之诗，搏难之诗，奋争之诗，勇毅之诗，风骨之诗，血性之诗，生死之诗，信仰之诗。

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慷慨悲壮的《正气歌》。

同时，文天祥的诗作也创造了艺术上的独特价值。明初宋濂指宋末衰敝的文坛：“自宝庆之后，文弊滋极，唯陈腐之言是袭，前人未发者则不能起一喙。精魄沦亡，气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泛绪风，文果何在乎？”文天祥看得更远，他说：“魏晋以来诗，犹近于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后，条贯愈密，而诗愈漓矣。”他推崇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的十九首五言古诗，“选诗以十九首为正体。晋宋间诗，虽通曰选，而藻丽之习，盖日以新。……惟十九首悠远慷慨，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十九首上，有风雅颂四诗。”在文风虚极之时，他坚持《诗经》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坚持从前人的艺术成就中吸取营养，从现实出发，以强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融铸了娴熟精湛的多种修辞手法，写景、咏物、怀古、言志、抒情，创造出雄浑悲壮的意境和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的艺术风格，以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意义，使得南宋末期如同各个历史时期一样拥有了自己的艺术高峰，为中国诗歌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天祥生平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其廷试对策及上理宗诸书，持论剀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故长谷真逸《农田余话》曰：‘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此说肯定了文天祥在文学史、诗歌史上的地位。

至元十八年（1281）十二月三十日，文天祥迎来了狱中的第三个除夕之夜。青灯孤影，他独自饮下几杯张弘毅送来的宋酒，微醺中研墨沉吟，写下了入狱后的第三首《除夜》：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他以从容淡定的心情等待甚至是期待着越来越迫近的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