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卫礼在礼院

这天，司马光携夫人张氏出了京城，信马由缰地向家乡而去。扬名京师后衣锦还乡，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扬鞭出都门，旷若解徽绋（捆绑）……徐驱款段（缓行）马，放辔不呵咄。与尔同逍遥，红尘免蓬勃。”^[1]

司马光一路逍遥，但走到山西境内的车辋谷时，逍遥不成了。这里山高坡陡，羊肠小道贴山临崖，只能下马攀登。往昔过此，他能一口气爬上长七里的盐南坡，而现在没走几步就汗流浃背，爬一段就得坐在石头上休息。想到自己才三十出头，体力便如此不济，未免悲从中来，吟道：“人逾三十只有老，后时过此当如何？云泉佳处须速去，登山筋力行蹉跎。”^[2]

回到老家，他发现已经有了十四个侄儿，成了名副其实的长辈。应兄嫂们的要求，他给侄儿们一一起了名和字，特别撰文记述此事，最后一节为：“呜呼！朝夕不离口耳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闻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在为祖先扫墓后，他去汾阴看望了在那里为官的兄长司马旦，然后就回家修房子。新宅建起来了，他将书房命名为“南斋”，一头扎进书房里当了“书虫”，直到初秋。

休假结束，司马光回到京城，不久被升为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预修日历（参与逐日记载皇帝和朝廷大事）。他一当史馆检讨，就与顶头上司史馆修撰孙抃发生了冲突。在翻阅日历时，司马光发现本朝的两件大事居然没有记录。第一件是元昊称帝，第二件是契丹（辽）求割关南地（见第六章）。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要求将这两件事补上，而孙抃以“国恶不书”为名而拒绝。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关于这两件事的记录，司马光功不可没，是他记在了笔记《涑水记闻》中，后来李焘引述至《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后话，只说司马光来不及与孙抃在修史观上展开论争，当年（皇祐二年）九月就被升任同知太常礼院。

仁宗用卤簿为宦官治丧

太常礼院是一个负责礼乐、祭祀、爵号、谥号、封袭、继嗣等工作的机关，虽隶太常寺，但可独立呈文。在今天看来，这是个边缘化的清水衙门，但在封建社会，“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太常礼院管“祀”，地位崇高。司马光刚升任，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事。

大宦官麦允言死了。死了就有一个享受何等哀荣的问题。按宋代的规矩，大官死了，一是要赠官，封一个比生前更大的官；二是三品以上的要给谥，以表达对他一生的褒贬；三是葬礼的规格，是否用卤簿（军乐队和仪仗队）送葬，皇帝是否派宦官和臣僚做代表护葬。至于悼词、墓志铭之类，朝廷不管，由家属请人写。麦允言是宦官，不可给谥号，但可赠官。仁宗念其在身边服侍日久，便以感情代替了政策，决定赠其为司徒（三公之一，官阶一品）、安武节度使（武官最高职位），犹嫌不够，特下诏准卤簿送葬。卤簿分大驾和法驾两个规格。仁宗皇祐二年（1050）所定卤簿，法驾用一万一千零八十八人。麦允言当然不可能用皇帝用的法驾，但即使只用十分之一，也是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

如此礼制安在？司马光气得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疾走。仁宗的决定有悖于礼，但朝臣大多装聋作哑。不就是赠个官、用卤簿热闹一下吗？何必为此得罪皇帝？但维护礼制是太常礼院的职责，司马光感到，现在不站出来说话，那就是失职，将来就会有人说你阿谀。他拿起笔来，写下了《论麦允言给卤簿状》^[3]。

他首先讲了一个典故，春秋时期，有个叫仲叔于奚的人有功于卫国，卫国公于是允许他繁缨来朝。繁缨又称樊缨，繁通鞶，鞶为马腹带，缨为马颈带。按照《周礼·春官·巾车》之规定，只有诸侯的车辂才可享受繁缨的待遇。也就是说卫国公让仲叔享受了诸侯待遇。对此，孔子评论说：“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封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这是孔子的一段名言，司马光在引用后解释说：“夫爵位尊卑之谓名，车服等威之谓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国家，不可忽也。”名是用以标识人之尊卑的爵位，器是与之相应的车马、服饰等方面的待遇。意思是你可以多给他钱和田，不能随便给他名和器。回到麦允言身上，司马光说：“今允言近习之臣（宦官），非有元勋大劳过绝于人，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陛下虽欲宠秩其人，而适足以增其罪累也。何则？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应三台。卤簿者，所以褒赏元功，皆非近习之臣所当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极其富贵，死又以三事之礼为之送终，鼓吹箫铙，烜赫道路，是则扬僭侈之罪，使天下侧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为荣也。”他希望仁宗记住上述典故和孔子的话，以及唐代的故事，只有为国立大功的人，婚丧时才给卤簿，其余职位再高也不在此列，请仁宗收回成命。

司马光的奏疏是否被采纳，连著《长编》的李焘也不知道，留下一个注：“当考”。估计他是白说了。孤掌难鸣，无人响应，反惹得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夏竦非常不悦。仁宗所以要给麦允言卤簿，公开理由是平贝州兵变有功。功在哪里？夏竦提议让内臣监军，他跟着文彦博去走了一趟。而文彦博是一个比夏竦更会利用宦官和外戚的人。仅此一件事，上述三人的利益就联系在一起。所以司马光面对的，不是一个死了的麦允言，也不是仁宗皇帝一个人，而是一群与之利益相关的人。司马光一个人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很快又披挂上阵了。

靠裙带关系高升的权贵

这一次，他惹的是一个正大红大紫的活人。他叫张尧佐，是仁宗最宠的张贵妃的伯父，皇亲国戚也。

好色的仁宗后宠轮流转，这一阵宠上了四川美女张贵妃，先是一下将张尧佐从一个小州知州越级提拔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偏偏他不是块理财的料，上任后民赋加重，国库空虚，日甚一日，怨声鼎沸。仁宗置舆情于不顾，在皇祐二年（1050）闰十一月，又在他原官的基础上加封其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被称为“一日加四使”。加上原官三司使，等于一身兼五使。这五使中，三司使和群牧制置使是实职，另外三个虽非实职，但地位崇高，宣徽使、节度使都是武臣最高官位。而且，宋代不比现在，兼职多少都只拿一份工资，而是每兼一职就多一份俸禄或补贴，兼任越多，待遇越高。张尧佐肥老了！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包拯，就是戏台上的那个“黑脸包公”，他当时的职务是知谏院。包拯上疏直指“张尧佐凡庸之人”，靠裙带关系“骤阶显列”，乃“是非倒置”。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也是弹劾者之一，仁宗故意问他：过去有御史为谏诤而碎头者，卿敢碎头吗？何郯机智地说，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暴君，而陛下英明，从谏如流，勿须臣碎头。但他还是被吓住了，以母老为名，请求外放。仁宗乐得批准，新任命一向沉默寡言的王举正为御史中丞，哪知包拯用激将法激得王举正热血沸腾。十五日这天，他带领一群御史、谏官上殿对着御座急谏，非要仁宗给一个答复不可。仁宗大怒，拂袖而去。但王举正等将朝臣堵在朝堂，指出执政（暗指文彦博）与此事也脱不了干系。次日，仁宗传旨：今后御史上殿必须报告宰相批准。这是一条违反宋朝政治制度的圣旨。朝廷设御史、设谏官，就是为了匡正皇帝和执政的得失，御史台和谏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督机关，如果御史上殿要经宰相批准，那就等于让被监督者来管监督者。这是仁宗在盛怒之下做出的错误决定，表明了他在张尧佐问题上决不让步的立场，加上已有何郯被外放的先例，朝堂一下沉默了。

司马光本埋头于修订雅乐之中，原以为有包公带头进谏，轮不到他这个小官说话，未料到仁宗不但不省悟，反而把许多人吓得缄口不言了。司马光觉得，越是在大家沉默的时候，自己越是要站出来。他认为包拯进谏失败的原因是不讲策略，让仁宗不好下台；另外同时扯到文彦博，只会促使皇帝与宰相合力对抗御史。虽然他对文彦博与张贵妃的关系有所耳闻，但觉得应该先解决张尧佐的问题。在朝堂一片沉寂的时候，司马光精心写作的《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4]呈了上来。

一看又是论张尧佐，仁宗气得差点把他的奏疏扔了，但他还是想看看是谁现在还如此大胆。看着看着，他渐渐觉得这个司马光说得不无道理。当时，开封的天气是雾霾加冻雨。司马光知道，皇帝自诩天子，最怕什么？怕天变，怕老天惩罚，就是孔子说的“畏天命”。自古以来，儒臣利用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来劝谏君王，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他的奏章先从天变说起：近日京师及邻近地区“阴雾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终日不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臣以为，这是因为阴气太盛，阳明被遮，上下闭塞，滞滞不决。陛下平时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还有很多人因害怕触犯龙颜而不敢出声，像现在这样镇之以威、压之以重，臣下一个个战战兢兢，势必三缄其口，唯恐大祸临头。而听不到臣僚的声音，就会闭目塞听，君臣相隔，要想天下太平，不可能。在讲了这么一通“畏天命”大道理后，司马光接着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有个农夫特别爱自己的瓜秧，在太阳当头的时候也去浇水，结果把瓜秧浇蔫了。农夫本是一片好心，怕太阳晒坏了瓜秧，因为爱的方法不当，反而害了瓜秧。陛下加爱张尧佐，此乃人之常情，但越级提拔，引起公愤，陛下非但不听，反而加授四使，拒绝纳谏，这就与中午浇水的农夫害了瓜秧一样，反会害了张尧佐。最后，他向仁宗指出，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今后遇到比这更大的事，就不会有人给陛下进言了，遗害之大，望陛下三思！

从这篇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智慧的光芒，看到《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影子。那么多人劝赵太后送爱子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以换取齐国出兵共抗强秦，全被赵太后愤怒斥责，而触龙从爱长安君的角度来劝，获得成功。司马光不着重讲张尧佐的问题，而从爱张尧佐的角度进谏，终于打动了仁宗。张尧佐也主动请求辞去部分官职。最后，仁宗批准他辞去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

张尧佐走了，宰相文彦博的问题慢慢浮出水面。他在知成都时极尽奢华，被人传到仁宗耳朵里，正好御史何圣从要回四川探亲，仁宗让他顺便核实。他尚未出发，文彦博就得到了消息。其一幕下客张少愚与何圣从是同学，文彦博秘密交代一番，让他前去迎接。在汉中的驿站里，张少愚接到了何御史，大摆宴席，让营妓歌舞助兴。一妓善舞，何御史与之调情，问其姓，答曰“姓杨”。何曰，那就是杨台柳了。张少愚见状，马上摘下舞女的头帕，请御史题诗。何御史乘着酒兴，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东风万万条。”写毕，让舞女演唱。何御史在张少愚陪同下到了成都，正襟危坐，准备查案。文彦博设宴款待，何御史突然听到有营妓唱他在汉中写的歌词，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那位汉中舞女。她是怎么来的？不用说也明白。就这一下，何御史被文彦博镇住了，回京尽讲他的好话。

那么，文彦博是怎么知道仁宗要查他的消息的？有张贵妃做内应也。他所以能当宰相，多亏了张贵妃；张尧佐所以能一日加四使，得益于文彦博的投桃报李。文彦博始知成都时，张美人（尚未升贵妃）之父张尧封是他的门客，美人因而叫文彦博为“伯”。春节前，张美人令成都织异锦以献。这是明显违规的，我们在第二章已见庞籍任开封府判官时，痛打为尚美人传旨的宦官的事，但文彦博不是庞籍，不但不抵制，反而当成机遇，令工人织出了金线灯笼锦绣、莲花锦等，还有一副秋千，一并上贡。张美人穿着用特贡锦所做的衣服，仁宗惊讶地问：“何处有此锦？”答曰：“去年让成都文彦博织来，因他与妾父有旧。但妾哪能支使呢？那是他贡给陛下的。”仁宗喜甚，从此留意文彦博。文彦博从成都回朝，不久就升任参知政事。上章讲到派文彦博去平贝州兵变，其中也有猫腻。在明镐挖地道即将挖通时，夏竦怕明镐得了全功，便向仁宗建议派一个执政去挂帅。仁宗在后宫叹息说，可惜无执政愿为朕分忧！日日上殿也没人说讨贼的事。张美人秘密派人告诉文彦博，让他次日主动请缨。文彦博依计而行，加上夏竦推荐，仁宗于是任命其为统帅。其实他不去叛乱照平，此举完全出于政治投机。他投机成功了，升任宰相。张美人简直就是他平步青云的梯子，他怎能不报答？对张尧佐，那么多朝臣都搬不动，宰相也是一张保护伞。张尧佐出京后，监察御史唐介将文彦博给张贵妃送异锦的事抖搂出来，并且要他在朝堂上当面对质。文彦博还算不错，承认了。仁宗爱莫能助，只好让他守本官出知许州（今许昌）。司马光没有弹劾文彦博，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但这件事在他的心中打下了很深烙印，虽然后来文彦博与他站在同一战壕里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的关系始终谈不上亲密。

文彦博下去了，宰相空缺，由庞籍继任。时为皇祐三年（1051）。

面对恩师的恩人

庞籍是司马光的恩师，而夏竦是庞籍的恩人。

夏竦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县）时，新科进士庞籍奉派去蕲州任判官。夏竦是个释迦、黄老、巫医、堪舆、考古之学无所不通的人。庞籍参见之后，夏竦为他看手相，看罢，惊讶曰：来日宰相也！有天晚上，州吏突然来报，说庞籍死了。夏竦说，不可能，未来宰相怎么会死？便亲自去看。他用蜡烛照了照庞籍的脸，对医生说：人还没死，这是阳证伤寒，你们不懂，用错了药。他马上亲自开了药方，熬药灌下，庞籍果然复苏。夏竦不但救了庞籍的命，而且庞籍的升迁也与夏竦的大力推荐有关。夏竦非科举出身，因父亲在抵抗契丹的侵略中牺牲，以烈士之子荫了个武职。有天他执勤，宰相李沆路过，他拦住马头，献诗一首，李沆读其诗，爱上了其中的两句：“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问其献诗何意？曰，父死家贫，欲换文职。宋代官员文武两途，但允许换职。不过，因以文换武会失去文官的特权，极少有人愿换，范仲淹初知延州时，才是个员外郎，拟让他换高级武职第二级观察使，他坚决不干。而武职换文职因要经过文化考试，更是十分罕见。夏竦就靠这一首诗达到了目的，换职为金坛县主簿。文职是换成了，但要想高升，非进士出身的他还必须经过制科考试。共考六道策论，五篇通过为合格。他做完试卷，突然一阵大风，把卷子吹得没影了。要一般人早慌了神，他居然从容不迫，从头再来，按时完成考试，获得通过。有一老考官觉得惊奇，拿出一方苏州丝帕，请他题诗为纪，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诗曰：“帘内衮衣明日月，殿前旌旆动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他的诗名日高，真宗每宴会，必派宦者促其作诗助兴，他只须问一下宴会的地点和主旨，便能随口吟来，宦者立等可取。真宗美其才，令为太子（即仁宗）师，夏竦于是成了“从龙之人”。仁宗对他这位老师呵护备至，官爵金钱，各种赏赐，从不吝啬。在地方官的岗位上，他是个能员干吏，也为老百姓做过一些好事，遇到灾荒往往不待批复就开仓放粮，维持治安也很有一套。但是此人性贪鄙，习阴谋，为升官晋爵不择手段，贪财好色无度。他妻妾成群，又不断“扩编”，管理成了问题，便采取分而治之、让她们互相告状的办法来控制。其结发妻子终于忍无可忍，闹上朝堂，大曝其丑闻，成为朝野谈资。

此前，司马光已经知道：他为陕西帅臣，元昊曾出告示曰“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第三章）；他让女奴模仿石介笔迹伪造文书加害范仲淹、富弼（第六章、第七章）。贝州兵变后，司马光进一步看清了他的奸诈。贝州兵变平息不久，十月十八日半夜，发生了皇宫卫士企图谋杀仁宗的事变。崇政殿亲从官顾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趁夜杀了哨兵，闯进仁宗寝宫，砍伤了值班宫女。传说当晚是张美人侍寝（实为曹后，为何移花接木？详情留第十四章再说），听到动静，急令紧闭宫门并让宫女报警，皇城司卫士赶来，杀了其中三人，王胜溜走，第二天在宫中搜了一整天才找到，立马被肢解。因没留一个活口，成了一桩无头案。谁是主使？动机何在？为啥不留活口？全成了谜。事后皇城司的其他官员均被落职外放，独有当夜值班宦官、勾管皇城司的杨怀敏，只被免去入内副都知的官职，仍留宫中差遣。为啥？有夏竦保他。早在夏竦知并州（太原）时，便与杨怀敏拉上了关系。并州历来无走马承受（宦官监军），夏竦却主动请求配走马承受，这正中宦官杨怀敏之下怀，两人从此狼狈为奸。庆历新政失败，夏竦当了枢密使，便让杨怀敏统领河北雄州、高阳关军事。宦官当统帅，又不懂军政，频遭弹劾，那就调回朝廷勾管皇城司。皇城司负责皇宫警卫，属枢密院管，此案要真查，他与杨怀敏都难辞其咎。而案子总得查，关键是谁来查。朝臣要求由御史办案，夏竦却以事涉机密为由，主张由宦官衙门来办，最后仁宗听了他的。夏竦不愧为一个化危机为机遇的高手，听说张美人有护驾之功，马上就揣摩到皇帝的心思。当时，仁宗的最大心病是膝下无子，指望张美人给他生太子。他与宰相文彦博一起，怂恿仁宗升其为贵妃，并加恩其父张尧佐，这就生出了上面所说的张尧佐“一日除四使”的事来。经包拯、司马光领头的两个进谏波冲击，最后张尧佐辞去了其中两使，夏竦似乎是失败了，其实不然，张尧佐的去留一下转移了朝臣的注意力，再也没人提谋杀仁宗的案件了。夏竦不但没受追查，反而因立张贵妃更受恩宠。这就是夏竦，浑身心计，人莫能测。

对夏竦，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态度是客观的。在《涑水记闻》中，就有关于他幼时聪明好学的记载。但按照他《才德论》的观点，夏竦之类有才无德者，危害最大，不若用愚人。尽管夏竦是自己恩师的恩人，他也不能容忍。皇祐四年（1052），夏竦死了。他是一品大员，爵为英国公，职为使相（宰相兼节度使），必须给谥。谥号是盖棺之论，因而最被看重。不过，夏竦教子无方，其子夏子期来京奔丧，居然哭无一声，泪无一滴，也不引导客人到灵堂悼念，却与人谈笑如常，无事一般。他担心的是老爹那么多的财产和妻妾该如何处置，而根本不关心给什么谥号的问题。倒是仁宗念旧，急急忙忙地决定给夏竦谥“文正”。

谥号归太常礼院管，司马光正在为给夏竦什么谥号而发愁。他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竟会钦定给他谥“文正”。宋朝开国至当时，被谥“文正”者只有三人，李昉、王旦、王曾（后有范仲淹、司马光，共五人），都是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按《谥法》，“文正”属最高一等，“道德博闻谓之文，恪尽职守谓之正”。夏竦有才无德，奸邪好色，不配这个谥号。而且仁宗宫中传旨给谥，不合程序。《谥法》规定，三品以上大臣死后，先由熟悉的人写一份《行状》，报考功司审核后，送太常礼院议谥，再报中书省审定，最后经皇帝批准公布。司马光以为是考功司越过太常礼院直接报了中书，便亲自跑去找判考功司（司长）刘敞。刘敞（字原父）与其弟刘攽（字贡父）乃庆历同榜进士，以才学一流扬名于世，后来均为名臣，见司马光怒气冲冲，先已猜到几分，笑问道：“君实面有愠色，莫非为夏英公《行状》而来？”司马光也不客气，说：“正是。可有？”刘敞回答：“然。”司马光紧接着追问：“原父兄何以不送太常礼院？”刘敞回答：“未等考功审定和移送礼院，皇上就下旨了。考功以为礼院不待《行状》，便议定谥号上报中书了。”弄了半天，一场误会。事已至此，如何是好？刘敞主动提出，两人联名上疏，反对给夏竦谥“文正”。司马光想了想，说，考功、礼院不同系统，还是分别上疏为好。于是分头行动。

司马光率礼院同僚上《论夏竦谥状》，首先引用《大戴礼》关于谥的定义：“谥者行之迹也”。行由己出，名由人生。赐谥是为了扬善抑恶，事关社会风化，不可不慎。“文正”二字，谥中至美，虽周公之才，不敢兼取，何况夏竦？其心不正，其行不端，人所共知，谥其“文正”，名实不符，谥行相悖，何以劝天下？天下之人，耳目昭昭，见夏竦受非分之谥，必议朝堂不以国家名器为意，而私夏竦……

刘敞也上疏说，授谥号是有关部门的职责。夏竦的行为不值得后人效法，现在有关部门均坚持原则，陛下违背程序给他赐谥，是“侵臣官”，即干涉臣下行使职权。他打的是程序“官司”。

疏上，不报。司马光进而想到，夏竦的劣迹皇上知道，谥号名不副实皇上知道，此举有悖程序皇上也知道，为什么非要坚持不可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皇上想借此树立一个榜样，传达一个信号，朝廷需要夏竦这样的臣子。果真如是，将会是奸佞小人得志，正人君子靠边。想到这里，他觉得有必要向皇上说明给夏竦“文正”谥号的严重后果，与刘敞沟通后，他上了《论夏竦谥第二状》，刘敞也连续上了两状。在司马光和刘敞的带头下，朝臣上疏日众。仁宗迫于压力，终于让步，改夏竦谥为“文庄”。虽然仁宗只是让了一小步，夏竦仍然名不副实，但这多少是对夏竦式人物的警告，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