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练政在滑州

严格按礼仪守丧是很折磨人的。司马光“执丧累年，毁瘠如礼”。庆历四年（1044）春天，他为双亲守孝已满四十八个月，可以出远门了。恩师庞籍时知延州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他决定去延安拜访。

延安访庞叔

从夏县去延安，要先到蒲中（今山西永济）过黄河进入陕西，然后向北而行。在北行的路上，司马光沿途碰到南来北往的“保捷”军士兵。“保捷”是将“弓手”刺字后新编成的禁军，无论是开往前线的还是撤回后方的，一个个都面有忧色。司马光一直反对征发“弓手”，父亲又因此抑郁而死，现在看到这一张张忧郁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路上有一座相思亭，建在一架山梁下，两条河流在此汇合。司马光驻足亭上，感物伤情，仿《诗经》“东山采薇之义”，一连赋诗五首：

岭上双流水，犹知会合时。行人过于此，那得不相思？

偃蹇登修阪，高侵云日间。几人征戎客，跋马望家山。

塞下春寒在，东风雪满须。河阳机上妇，知我苦辛无？

柳似妖饶舞，花如烂漫妆。那堪陇头水，呜咽断人肠。

空外游丝转，飘扬似妾心。别来今几日，仿佛近雕阴。

（《传家集·卷七》）

借男女相思来反映民间疾苦，表现反战主题，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这五首诗也许算不上是上品，却是司马光真情实感的流露。

司马光来到延安，庞籍大喜。他对司马光爱之如子，希望他在延安多住些日子，多走走看看。

此时，宋夏战事进入对峙状态，宋方占据了主动。庆历二年（1042）泾原方向定川寨大败后，范仲淹上疏，自请与韩琦一起去收拾残局，仍兼原职，且让鄜延路庞籍兼领环庆，如此则四路连为一体，仁宗于是任命韩、范、庞三人同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开府泾州（今甘肃泾川），统帅四路。人用对了，边防形势大为改观。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按范仲淹的计划，三五年间，即可平定西夏之乱。元昊意识到以西夏之国力无法与宋朝长期作战，便通过辽国传话给宋廷，希望和谈，未料宋仁宗比元昊还急，马上密诏在延安的庞籍派人招纳元昊。

庞籍带着司马光游览了延安城，告诉他，原先丢失的堡寨已全部收复，但对和谈之事守口如瓶。因公务繁忙，他安排幕僚何涉全程陪同司马光。何涉是四川南充人，博闻强记，谋略过人，先后为范仲淹和庞籍所赏识，成为他们知延州时的得力助手。他与司马光十分投机，一来二去，向司马光透露了庞籍的苦恼：和谈。

和谈，休战，好啊！何必为此而苦恼？司马光是反战的，对恩师的苦恼不甚理解。何涉问道：“君实可知范（仲淹）经略在延安险些被冤杀？”（见上章）司马光说，略知一二。何涉告诉他，延州是宋夏外交的窗口，来往文书都由延州转呈，双方使节都要在延安停留，等待指示，所以延州统帅同时肩负着外交使命。现在庞大人知延州，时刻都如临深渊。不仅要对付敌方，更害怕朝廷内的陷阱。何涉又给他讲了富弼出使辽国的故事：

在元昊进攻宋朝连连得手后，辽国趁火打劫，扬言出兵收复关南（指涿县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为周世宗柴荣收复）。仁宗吓破了胆，指示，只要不割土地，其他都可同意。满朝官员谁也不敢去谈判，宰相吕夷简与知制诰富弼有隙，想整垮富弼却抓不到辫子，便派他去谈判，在谈判中，富弼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辽国索要关南地的无理要求，迫使辽国退而求其次，提出两个条件：一、嫁公主给辽皇为妃；二、增加“岁币”。仁宗全部答应了，让富弼持国书再使辽国。富弼走到河北乐寿（今献县），突然想到宰相吕夷简所写的国书没让他看，万一与皇上说的不一样，岂不坏了大事！打开一看，果不其然，不得不返回再换国书。富弼经艰苦谈判，最后和亲之议作罢，谈成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原来每年给三十万，现在增加二十万，共五十万。那这种送钱的方式叫啥呢？双方在草拟条约时发生争论，富弼说应叫“增”，辽国说应叫“纳”，富弼宁死不从。好，不跟你吵了，由你们朝廷决断。结果呢？富弼的岳丈、枢密使晏殊竟然屈从了辽国，正式《誓书》中写成了“纳”。当年澶渊之盟，岁出银帛三十万，好歹还把辽国坚持要用的“输”、“贡”、“献”等字换成为“助”字，现在人家要“纳”你就“纳”，等于承认辽是宗主国了。辽国为此勒碑纪功。吕夷简想害富弼没害成，但富弼以这次谈判为耻。

讲完以上故事，何涉说，外交甚至比打仗更充满风险。此前，庞经略按照仁宗的密旨，派扣押在延州的西夏官员李文贵回去传话，只要元昊去掉僭号，一切好谈。可元昊却摆开架子说：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不削帝号就没法谈，庞籍不敢做主。仁宗下诏让庞籍复书元昊，不设先决条件即可开谈。于是，元昊派使者贺从勗到延州上书，书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称儿而不称臣。“兀卒”即单于、可汗，汉译“青天子”。庞籍说，名位未正，不敢上报。可仁宗派人到延州，让庞籍允许贺从勗来京师。此举遭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的一致反对，仁宗一概置若罔闻。倒是辽国不干了，原先他支持元昊，只是想把他当一颗与宋朝博弈的棋子，而非让他坐大，在得到新增二十万岁币的渔翁之利后，见元昊又取得定川寨大捷，现在宋仁宗居然无条件与之和谈，等于让他与我大辽平起平坐了。所以，辽国急派使者要求宋朝“请勿纳元昊”。仁宗一下没了主意，礼部郎中吴育分析辽国意图后，建议回书说：“已诏元昊，如能投谢辕门，即听内附；犹若坚拒，当为讨之。”保证把元昊称臣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庞籍这才放西夏使者贺从勗去京师……

老实说，司马光还是第一次了解到朝廷竟如此复杂，才明白庞叔有如此之难。他在延州期间，元昊使者贺从勗在开封没谈成，仁宗派著作佐郎邵良佐代表朝廷经延安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宋岁赐西夏绢、银、茶共二十五点五万（匹、两、斤），元昊接受宋朝册封的夏国主称号，即放弃帝号而称臣（这一条元昊没有履行，只在对宋朝的外交文书中称夏国主，在内部仍称帝，使用自己的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虽然这又是一个屈辱的条约，但毕竟可以让宋朝喘口气了。作为主和派，司马光是乐见其成的。

何涉见和议已成，要求回家乡任职以便孝敬双亲，被改任为眉州（今四川眉山市）通判。司马光与之相处了四五个月，难舍难分，写诗为之送行。

潇洒似神仙

送走何涉后不久，司马光丁忧期满，庆历四年（1044）深秋，被任命为签书武成军（今河南滑县东）判官公事。这时，“庆历新政”已无疾而终，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离开了朝廷。

“庆历新政”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一次重大改革实践。在庞籍在延安经营与西夏和谈时，仁宗将韩琦、范仲淹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不久又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当时，辽、夏夹攻，外患未已；士兵叛乱，内忧又起。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的虎翼军战士王伦聚集五十余人造反，杀了巡检使朱进，然后转战江淮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巡检、县尉不敢抵抗，反而将衣甲器械束手相送。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是天子之别都，王伦竟斩关入城，堂皇而出。此外，还有京西、陕西、江南、广西等地的造反队伍，从数十人到六七百人不等，规模虽不大，却可横行州府。朝廷担心国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于封城之内。仁宗所以急于求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仁宗想太平，当权的吕夷简、晏殊、夏竦这些人便用报喜不报忧的办法粉饰太平。在发现问题后，仁宗不得已起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希望他们拿出新政，以致太平。范仲淹、富弼针对“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十项新政，经仁宗批准后实行，是谓“庆历新政”。宋朝的干部升迁制度，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新政改磨勘制为按察制，以政绩选人；对“恩荫”授官的数量、范围、年龄做了限制，以杜绝高官子弟还在襁褓之中，就已当官的怪象；禁止权贵子弟充馆阁之臣，高等第进士亦须先任地方官，等等。这让那些习惯了苟安而尸位素餐的官员恨之入骨，但对新政又没法正面攻击，便使开了阴招。国子监直讲石介曾写《庆历圣德诗》，在赞美范、富等人的同时，不点名地斥责夏竦为大奸。范仲淹当时就对富弼说，事情要毁在这个书呆子手里。果然，夏竦让其女奴模仿石介笔迹，将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中之“行伊（尹）、周（公）之事”改为“行伊、霍（光）之事”（因霍光废立皇帝，一字之改，居心险恶），而且伪作了一篇废仁宗而另立新帝的诏书，说是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谣言散布开来，京师沸沸扬扬。仁宗虽然不信，但也不能不疑，范仲淹、富弼不能自安，自请外放了。于是，改革措施全部废止……

范仲淹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在西北战场上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儒将，元昊的多少阴谋诡计都被他识破了，却在官场遭人暗算。朝廷险恶啊！

司马光到滑州（武成军）上任时，已是庆历五年（1045）春天，新政已废，一切照旧。范仲淹和支持新政的人都被贬出朝廷，按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话说：“吾一举网尽矣。”尽管朝廷中波谲云诡，但滑州却风平浪静。滑州是个小州，又非要地，新政的风还没有吹来就止息了。对新政敏感的是权贵，而对一般官员来说，新政旧政无所谓。滑州本来就公务不多，作为幕职官的司马光就更清闲了。一天早晨，他来到州城外的黄河边散步，不由哼出一首《河边晓望》^[1]来：

高浪崩奔卷白沙，悠悠极望入天涯。

谁能脱落尘中意，乘兴东游坐石槎^[2]。

与其说他是想超脱凡尘，东流到海当神仙了，还不如说当时滑州官员的日子过得像神仙。先后知滑州的是翰林侍读学士张锡与郭劝，都是文学儒雅之士，处理完不多的公务后，便与属官寓情山水。滑州的名胜古迹都游了个遍，甚至一场瑞雪，一弯冷月，一枝腊梅，都是聚会的由头。这些书生官员在一起饮酒作乐，诗词唱和，物我两忘。一个冬日，他们到白马津览胜。站在河亭之上，远眺太行白雪，近看黄河冰凌，然后豪饮狂啸，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直至日落西山仍不肯罢休。司马光后来追忆此事，写诗曰：

畴昔追清景，狂吟忘苦寒。河冰塞津口，山雪照林端。健笔千篇富，醇醪一醉欢。困犹挥落尘，瞑不顾归鞍。

（《传家集·卷九》）

也许是太清闲了，有个同僚泡上了营妓。一次在寺庙僧舍幽会，被司马光撞上，营妓慌不择路，逾墙而逃。同僚见秘密暴露，对司马光实话实说，请他保密。司马光应允，但赠其打油诗一首，用游戏笔墨予善意告诫：

年来年去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一》）

滑州的官员只有一件事是硬指标，那就是黄河防汛。庆历五年（1045）春，滑州遭遇凌汛，河水漫堤，司马光上堤督役抢险，吃住都在堤上。僚友出远差，他也无暇下堤相送。“索居如几日，河草已芳菲”。“遂令枯槁余，稍复苏阳春”。这是他当官以来第一次做实际工作，看来是基本称职的。

“鄙哉陶彭泽”

同年夏，司马光代理韦城县（今滑县东南）县令。恰逢大旱，禾苗枯槁，而县里粮仓空虚。那年头，皇帝和各级官员常用的办法就是敬龙王求雨。司马光上任后，即带领县里的官员、士绅和百姓，抬着牺牲祭品，来到豢龙庙求雨。面对神祇，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自己精心写作的《祈雨文》^[3]：

民实神主，神实民休。百姓不粒，谁供神役。邑长有罪，神当罚之。百姓无辜，神当爱之。天有甘泽，龙实司之。以时宣施，神寔使之。槁者以荣，死者以生，旱气消除，化为丰登。然后自迩及远，粢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无 ，伏惟尚飨！

这篇《祈雨文》充满了爱民之心，是“越级”献给管龙王的神的，颇似一篇利益交换的文书：神啊！百姓富足了您才能富足，您富足了百姓才能休养生息。现在百姓因干旱没有收成，谁能拿出东西来祭祀您呢？官员有罪，您尽管惩罚，百姓无辜，您应该爱护。龙王管降雨的事，而龙王归您管，您就命令龙王赶紧下雨吧！让枯槁的禾苗返青生长，让死去的庄稼起死回生，旱象解除，五谷丰登。果能如此，自今往后，我们将给您更加丰盛的祭品，并且世世代代，永无悔意。神啊！祭品就摆在这里，您快来享用吧！

这次求雨“灵验”了。二十五年后，司马光路过韦城，回忆此事，赋诗一首：

二十五年南北走，遗爱寂然民记否？昔日婴儿今壮夫，昔日壮夫今老叟。

（《传家集·卷三》）

难怪他对这件事念念不忘，他当代理县令才两个来月，主要就做了这件事，没等到秋收就被调走了。但他是很看重这个职务和这段经历的，写诗曰：

百里有民社，古为子男国。苟有爱物心，稚老皆蒙德。为身不为人，鄙哉陶彭泽……

（《传家集·卷五·和聂之美鸡泽官舍》）

东晋的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只当了五十八天的彭泽县令，便自摘乌纱，归去来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追寻他心中的“桃花源”。其道德文章，历来为人景仰。司马光却批评他“为身不为人”，因而要“鄙哉陶彭泽”。东晋不是北宋，士大夫地位低下，一个县令五斗米，不贪污就维持不了一家人生存。宋人不知晋人苦，朝阳不解夕阳愁。二十七岁的宋人司马光虽已朦胧地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但仍然踌躇满志，充满理想。

在滑州的这一年多时间，也许是司马光最感惬意的一段人生，他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北宋士大夫的生活。宋朝分别给辽、夏增加了“岁币”，花钱买到了暂时的平安，另外，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1045），辽夏战争爆发，两国都无暇顾及宋朝。仗不用打了，“庆历新政”不搞了，官员们例行完不多的公事之后，干什么呢？聚会饮酒，赋诗唱和。只要是个官，都会哼几句。业余时间太多了，司马光一头扎进历史的海洋，博览群书，辨别扬弃，写了不少史论。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荀子认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而管仲为政“未及修礼也”，意即他虽能使齐国强天下，但不能使齐国王天下。司马光赞成荀子的评论，在《管仲论》中，提出治国“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纪文章粲然，有万世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4]意思是管仲只不过有一时功名，未能使齐国有万世之安，是因为未以礼乐正天下。这一观点与他守丧期间所写的《贾生论》一样，都是坚持一个信念：以礼治国，天下无敌。

廉颇、蔺相如一将一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栋梁之臣。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脍炙人口，万口流传，许多人读后往往发扬蔺抑廉之论。不然！司马光在《廉颇论》中说：“世称蔺优于廉，非通论也。”认为，时强秦不敢侮赵，若无廉颇所率之大军，凭蔺相如的口舌岂能建功？对完璧归赵，他认为和氏璧不过一玩物而已，得之不足为重，失之不足为轻。蔺相如不惜以颈血溅秦王前，是一种可能给赵王带来危险的举动，有失人臣爱君之体。至于逼秦王为赵王击缶，更不值得称道。作为宰相，他应辅佐赵王示弱以使秦骄，忍耻以使赵怒，崇政修德，等待时机，不是没有可能消灭秦国。蔺相如唯一可称道的是胸怀较大，在廉颇与之争高下时主动避让，让廉颇感动而负荆请罪。

管仲、蔺相如都是先秦的名相，用礼治的标准，司马光给他们打的分都不高。他心目中的理想宰相，不是管仲、蔺相如，更不是商鞅，而是制定周礼的周公。周公辅成王，把成王的两个叔叔管、蔡杀了，那不是戮亲吗？司马光在《机权论》中说：“戮亲之嫌小，而倾覆周室之害大，故弃彼而取此也。”根据何在？“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乃所谓权也。然则机者仁之端也，权者义之平也。”二十七岁的他显然已有宰相当如周公的理念，为他后来进行“元祐更化”准备了思想武器。

司马光在滑州的重要篇章还有《邴吉论》《才德论》《史评十八首》等。其中的《才德论》主张，如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此论后来经他修改，放在《资治通鉴》卷一周烈王二十三年赵襄子灭智伯之后：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才德论》是司马光的干部选拔标准，与唯才是举的人才观水火不容，与唐太宗“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观点也有很大区别，显然有偏颇之处，且实际操作不好掌握，后来他当宰相时也一度错把蔡京当君子。暂且不说，只说他在滑州的读书写作，为日后编史、从政准备了思想武器。《才德论》中“正直中和谓之德”的定义，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中和论之滥觞。在他启程入京前，滑州同僚设宴送别，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司马光有诗为证：

空府同来贤大夫，短亭门外即长涂。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传家集·卷九·留别东郡诸僚友》）

虽有离别的惆怅，有宦海险恶之类的告诫，但司马光充满了驾长风破万里浪的豪情：

际日浮空涨海流，虫沙龙蜃各优游。津涯浩荡虽难测，不见惊澜曾覆舟。

（《传家集·卷九·留别东郡诸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