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分道未扬镳

王安石刚当知制诰，就把执政大臣和仁宗皇帝给得罪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举动，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

友情依旧，识见各异

嘉祐六年（1061）六月，仁宗下了一道诏书：“令今后舍人院不得请除改文字。”

修起居注、知制诰都属舍人院，是皇帝的近臣。知制诰为朝廷起草诏令（外制），有“封还辞头”或曰“封驳”之权。就是认为朝廷的指示不正确，可以打回去，或建议修改。仁宗的这条诏令剥夺了知制诰的“封驳”之权，王安石于是率领同僚上章“抗议”，矛头直指执政大臣。奏章说，近年来，陛下将天下大事都交给执政大臣，而执政大臣中的“弱者”“专为持禄保位之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却“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旷日持久而无乱者乎？”如果陛下认为我们说得对，那就先废了这道诏令；否则，“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另择高人来代替我们。^[1]

司马光赞成王安石的上述观点，不过，他明显地感到，王安石疏中所说的执政指的就是宰相韩琦，他这位朋友又与韩琦较劲了。

韩琦与王安石“议论素不合”。关于他们的关系，司马光在笔记^[2]中写道：

韩魏公（琦）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签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安石）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

其实，两人在扬州一开始就产生了误解。王安石看书常常通宵达旦，天快亮时打打瞌睡，早晨来不及梳洗就慌慌张张地赶去上班。韩琦以为他是纵情夜饮，好心规劝说：你年轻，不要废书，别自己耽误自己。王安石也不解释，私下说，“韩公非知我者”^[3]。

本来就不对劲，现在王安石的这道奏疏更让韩琦十分恼火，两人从此成了死对头，暂且不说。只说仁宗看后也相当不悦，因疏中有段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厉害不审，辨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

这段话非常深刻，远超出了舍人院不得除改文字一事。宋代无暴君而不乏庸君、昏君，虽没有大的恶行，但内忧外患，日积月累，国力日戚，国威日降。王安石说“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对苟且偷安、以太平盛世而自居的仁宗不啻一声断喝。

仁宗并非听不得刺耳之言的人，他对王安石没有好感，还缘于其直观印象。那是在皇城的赏花钓鱼宴上。钓鱼宴是有很多讲究的，皇帝不开竿，臣下钓到了鱼也不可先起竿。皇帝钓到后，起鱼用红抄子，其他人用黑抄子，不可逾矩，否则就是不敬。当时，太监用金盘子给每人端来一盘鱼饵，王安石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把鱼饵当点心来吃，最后吃得一颗不剩。当时仁宗没说什么，但次日对执政大臣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4]这句话等于给王安石定了性，注定了他在仁宗朝不可能得志。

虽然宰相和仁宗都不喜欢王安石，但司马光与他友情依旧。他们都看到了朝廷的弊端，还有共同语言，但在治国思路上，两个人实际上已经是两股道了。

一个病症，两个“处方”

嘉祐六年（1061），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八日，半年多时间，司马光上了至少三十二道奏章（据年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达近五千字的《进五规状》^[5]。哪“五规”？“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他纵论东周至宋仁宗嘉祐年间历代的兴衰史，指出：“由是观之，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国家（宋朝）自平河东（北汉）以来，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然则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而越是在太平盛世，越要防止“泰极则否”。

与此同时，王安石也给仁宗一道《上时政疏》^[6]，同样论历史经验，但没有像司马光那样纵论一千七百年，只说了三个皇帝：“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祸而悔无所及。”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265—290），大封同姓诸侯王，偷合苟容，他一死就发生“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502—549），笃信佛教，把政务交给士族，结果被叛臣侯景攻破都城，饥病而死。唐明皇李隆基，在位四十五年（712—756），晚年荒淫无度，苟且偷安，结果爆发安史之乱，亡命四川。到嘉祐六年（1061）时，宋仁宗登基已三十八年，王安石讲上述三帝，特别指出，“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侥幸一时，而不可旷日持久”，显然比司马光的泛泛而谈针对性更强。

司马光所论“五规”，头四“规”都讲得比较抽象，第五“规”——“务实”——讲得最尖锐最生动。首先指出：“为国家者，先实而后文也。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谋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这里的“文”非文化之文，而是文过饰非之文，粉饰也。这段话目标直指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宋仁宗，接着一口气指出了十个方面文而不实的问题：

臣窃见方今远方穷黎转死沟壑，而屡赦有罪，循门散钱，其于仁也，不亦远乎？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统纪不明，祭器紊乱，而雕缋文物，修饰容貌，其于礼也，不亦远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断竹数黍，敲叩古器，其于乐也，不亦远乎？是非错谬，贤不肖混淆，而钩校簿书，访寻比例，其于政也，不亦远乎？奸暴不诛，冤结不理，而拘泥微文，纠摘细过，其于刑也，不亦远乎？行能之士，沉沦草野，而考校文辞，指抉声病，其于求贤，不亦远乎？材任相违，职业废弛，而拣勘出身，比类资序，其于审官，不亦远乎？久大之谋，弃而不省，浅近之言，应时施行，其于纳谏，不亦远乎？将帅不良，士卒不精，而广聚虚数，徒取外观，其于治兵，不亦远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譬犹胶板为舟，抟土为楫，败布为帆，朽索为维，画以丹青，衣以文绣，使偶人驾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陆，则焕然信可观矣，若以涉江河，犯风涛，岂不危哉！

他把仁宗时期的大宋王朝喻为一艘文而不实的船。这艘船的船体是用胶粘的（胶舟沉楚王之典故），桨是用泥巴做的，帆用的是败布，纤绳用的是朽索，上面画着美丽的图画，蒙着锦缎，由木偶驾驶。坐这艘船，如果是在陆地上，还真是美轮美奂，而一旦入江河，遇风浪，难道不危险吗？

大宋王朝病了，病因在哪？司马光诊断为“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形式主义，绣花枕头；而王安石的诊断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显然，司马光是对照儒家仁、孝、礼、乐的理论来找差距，有点停留于表象，而王安石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

宋仁宗之所以庙号为“仁”，一个主要原因是大肚能容，能臣、庸臣，忠臣、奸臣都能容。有容乃大，好哇！但一旦容到了昏庸的程度，“大”就变成了泡沫。庆历元年（1041），宋军在好水川大败于西夏，损兵万余，折大将任福，边报上来一个月了，仁宗还不知道。有天他去成化殿，听到一个扫地的老兵唉声叹气地说：“可惜任（福）太尉！”仁宗问，何出此言？老兵从怀中取出一封信，说，皇上还不知道任太尉在好水川没了吗？我女婿所在的虎翼军一个营全没了。这封信就是其家人给我的。仁宗赶紧找宰相吕夷简、枢密使晏殊来问，回答说，确有此事。为什么不报告？答曰，怕不确实，想把情况核实后再报告，以让圣上宽心。仁宗不满地说，情况都这样了，还说让我宽心，你们真是忍人啊！讲得很严肃，但一个人也没有处理，因为他“仁”。他不是没有看到朝廷的问题，外有契丹（辽）、西夏的武力压迫，内有几乎年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有虽规模不大但时有发生的兵变、民变，一次宫内的兵变甚至差点把他杀了。冗官、冗兵、冗费让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以至官员、军士的工资不得不打折，而恶性膨胀的军队几乎逢战必败，等等。他曾经试图改革，起用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然而一遇到阻力，他就反过来支持保守派了，弄得范仲淹等赶紧辞职请外，以求自保。他是一个典型的得过且过、因循苟且之人，贪图安乐而不作为的皇帝（后世有人把他说成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也许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不作为）。

大宋王朝病了，病得不轻。司马光与王安石对病根的诊断已不一致，开出的药方更是南辕北辙。

司马光在《进五规状》中说：“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怨于下，一旦焕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这个药方很明白：“谨守祖宗之成法”。

王安石在《上时政疏》说：“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尚不终于大乱。”这个药方也很明白：大明法度，众建贤才。

司马光和王安石虽然在九年后的熙宁三年（1070）才彻底“拜拜”，但在嘉祐六年（1061）实际上已经是两股道了，分道而未扬镳，因为都想为大宋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还没有具体化，只要不接触具体问题，两个人还不至于各走各的。

对苏辙试卷的相反评判

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宋代科举分进士、诸科、制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属于制科中的一科，意在选拔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总共只有三名，著作左郎王介、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苏轼、渑池县（今河南同名县）主簿苏辙。苏轼、苏辙兄弟是欧阳修以古文主考录取的第一批进士，为什么还要来考？因为他俩中的是乙科，而乙科和甲科在仕途上的前景差别是很大的，如不再通过制科考试，也许就难有出头之日。而一旦通过，能马上升官。为防止考官偏袒，试卷分别以一个字作为代号。为叙述方便，我们下面直接用姓名。答卷完毕，初试官三司使蔡襄、翰林学士胡宿把苏轼定为第三等（宋朝开国以来，一、二等一直空缺），王介定为第四等，而对苏辙的取舍发生激烈争论。苏辙的试卷语言尖刻，矛头直指仁宗皇帝。诸如：“自西方解兵（指与西夏签约），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一下揭了仁宗的老疮疤，而且一否就否了二十年。他还毫不留情地指责仁宗好色：“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又说：“宫中赐予无艺（准则），所欲则给，大臣不敢谏，司会（指三司）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向契丹、西夏输银共近八十万，用“奉”字很伤朝廷面子），海内穷困，而陛下又自为一阱（自己挖了一个陷阱），以耗其遗余。”特别是他引唐穆宗、唐恭宗故事来类比今日，等于置仁宗于昏君行列^[7]。蔡襄说，苏辙在试卷中讲道“司会不敢争”，我是三司使，感到羞愧而不敢有怨言，意思是不反对录取。而胡宿坚决主张淘汰，理由是苏辙的试卷文不对题，尤其不该用唐穆宗和恭宗来类比当今盛世。的确，苏辙的类比并非无懈可击。唐穆宗李恒好色，宠信宦官，在一次宫廷游乐中中风而死，仅在位四年，死时才三十岁。唐恭宗李重茂登基才一个月，就被李隆基（唐玄宗）推翻了。初试官的意见交给复试官司马光和范镇，这两个“同年”好友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司马光认为在同科三人中，苏辙“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建议定为三等，范镇同意录取，但认为试卷中确实有瑕疵，主张定为第四等。然而，这个结论遭到初试官胡宿的强烈反对。因为初试、复试的意见相左，朝廷另派人详定，详定官最后否定了司马光的意见而赞成胡宿，而且得到了执政大臣的支持。

眼看苏辙要被淘汰，司马光急忙给仁宗上《论制策等第状》^[8]，中心意思为：某字卷（即苏辙卷）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如果不予录取，恐怕天下人都会说直言极谏科不过是虚设而已。某字卷以直言被黜，从此四方必以直言为讳，这将损害圣王仁爱宽明的品德。而录取了他，天下人都会说，此人的答卷虽有疏漏，但圣上特谅其切直而录取了他，这将成为天下美谈。

司马光的这道奏章救了苏辙。在执政大臣陈述不取苏辙的理由时，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于是一锤定音，定苏辙为第四等次。

事情圆满结束了，不料王安石出来打了一横炮。制科入等后，按例要马上授官。朝廷决定授苏轼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事，王介为秘书丞、知静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而任职命令即所谓“告身”必须由知制诰来写。知制诰王安石欣然写了苏轼的“告身”，而拒绝为苏辙起草。为啥？他说苏辙是谷永式的人物，尊宰相而专攻皇帝。谷永是汉成帝的光禄大夫，一生上了四十多道奏章，不说别的，专批皇帝的私生活。宰相韩琦笑着说，苏辙的卷子里说“宰相不足用”，要换娄师德^[9]、郝处俊^[10]那样的人来当，你还怀疑他庇护宰相吗？但王安石就是王安石，说不写就不写。韩琦摇了摇头，只好随他，另找一个叫沈遘的知制诰来写了“告身”。

在这件事上，司马光结了恩，王安石结了怨。“三苏”后来与司马光亲，与王安石疏，苏洵、苏辙甚至视之若仇雠，此乃原因之一。其实，王安石拒绝给苏辙写“告身”，与司马光千方百计要录取苏辙一样，都非针对苏辙个人，而出于各自的政治取向。司马光是为了鼓励犯颜直谏，王安石不反对犯颜直谏，但反对单纯以犯颜而求直名的倾向。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一横炮是误打，苏辙制策的主旨其实与他的《上时政疏》一样，都是批评仁宗苟安，将苏辙类比谷永也不恰当。司马光对此大为不满，似乎为了进一步证明苏辙的策论正确，又连上两章。第一章为《乞施行制策劄子》^[11]，再次强调苏辙等人的制策关乎国家大体，社稷至计，希望仁宗将正本常置左右，数加省览，以为儆戒（即当座右铭），而将副本送中书省，择其可行者立即施行。第二章为《论燕饮状》^[12]，在简述灾害频仍、民有菜色后说：“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宫中燕饮，微有过差，赏赉之费，动以万计，耗散府库，调敛细民”，要仁宗在此时“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时，左右小臣赏赉有节”。仁宗“嘉纳之”。此章除引用了“道路流言”外，几乎就是苏辙试卷中相关内容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说，司马光的这两道奏章也是写给王安石看的。

两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王安石兼任纠察在京刑狱，负责纠察开封府、三司、三衙（禁军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所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且录问复核死刑犯。嘉祐七年（1062），开封发生了一起因一只鹌鹑而杀人的案件。当时，开封斗鸡、跑狗、斗鹰、斗蟋蟀者无所不有，也有斗鹌鹑的。甲的一只斗鹑，战绩不错，乙想要，甲不肯给，乙仗着平日都是玩伴，不经允许，强行将斗鹑取走。甲追上讨还，乙不还，甲一气之下，飞起一脚误将乙踢死。开封府判处甲死刑。王安石复核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民为死罪。”开封府不服，与王安石形成僵持，案件移大理寺、审刑院复核，两家都支持开封府。王安石的意见被大理寺、审刑院否决，是纠错而犯错，应算有罪。仁宗开恩，下诏“放罪”。按规矩，这时王安石应该到殿门谢主隆恩。可他偏不，坚持自己没错，是按律办案。司马光料到了王安石会拒不认错，但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拒不谢恩，无奈地摇了摇头。王安石不谢恩，按理将受到严厉处置，但执政大臣看在他名气太大的分上，只免除了他纠察在京刑狱的兼职，而改为兼任同勾当三班院（管理预备军官）。

与王安石的不顺相反，司马光这一段特顺。他们还能坐在一起饮茶吃饭，神侃闲聊。在一次司马光做东的宴会结束后，其他人都告辞了，苏洵留了下来，问司马光：“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答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苏洵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13]司马光当时作何反应？当是惊愕。

顺便交代一下，世传苏洵有先见之明，在王安石尚未发迹时就写了《辩奸论》^[14]，对王安石极尽诋毁丑化。但此论恐为伪作，时间应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苏洵时已作古。故本书不予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