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结识王安石

嘉祐五年（1060）五月，京师可怕的瘟疫终于走了，王安石终于要来了！

这个消息让士大夫们无比兴奋，无不希望早日目睹王安石的风采。他的名气太大了，大到了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的地步。

先声夺人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祖籍江西抚州临川，出生于金陵（今南京），庆历二年（1042）进士甲科。至今十八年了，自进士及第后他一次也没有到过京城。此番进京，是从提点江东刑狱（衙门设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调任三司度支判官。他长期在州县任职，名气怎么会这样大呢？

第一当然是有学问。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1]。宋人王铚的《默记》中记录有他参加科考的轶事：当时晏殊为枢密使，其婿杨察之弟杨寘自诩能当状元，在发榜之前托晏殊打听礼部试排名情况，发现杨寘排在第四。杨寘很不服气，在与朋友的宴会上大骂说：“不知哪个卫子（乡巴佬）夺吾状元矣！”唱名这天，仁宗反复阅读准状元（礼部试第一名）的卷子，见其中有“孺子其朋”四字，心中不悦，说，这句话犯忌（朋党），不可以魁天下。再看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因他们已是官员，原则上不可当状元，便将第四名杨寘拔为状元，而将原第一变为第四，此人就是王安石。本是第一，就因一个“朋”字变成了第四，亏不？但王安石把这件事看得很淡，终身不提。场屋美谈只是过眼烟云，而学术成就才是不朽丰碑。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倡导古文写作，王安石是最早的追随者，对改变不良文风做出贡献，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兴起新儒学，即宋学，一反以章句训诂为特征的汉学，而“以通今学古为高，以救世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苏轼语）。宋史泰斗漆侠先生说：“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宋学的兴盛时期。”“在这个兴盛时期，先后形成了四个学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关、洛学派。在这四个学派中，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支持，称之为官学，自熙丰以来‘独行于世者六十年’。”^[2]他的学说成为官学是熙丰时的事，但在嘉祐时，其代表作《淮南杂说》《洪范传》已经粲然出世，在士大夫中有众多“粉丝”。

王安石出名的第二个原因是有政绩，特别是在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东南）县令时，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3]。一是兴修水利，二是粮食借贷。这后一件事，实乃他后来在变法中所推行的青苗法之滥觞。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把粮食借给缺粮户，等秋收后借粮者连本带息还给政府，鄞县的老百姓感到很方便。

第三个原因是屡辞京城美官，甘愿任职基层，满朝赞其澹泊名利。他中第后初任签书淮南判官，按规定任满之后可以献文自荐求试馆职，这是一条升官的终南捷径，但王安石偏不走，被调任鄞县令，再调任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通判。宰相文彦博非常欣赏他的低调、“恬退”，建议仁宗破格提拔，以抑制那种削尖脑袋找路子升官的“奔竞之风”。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想让王安石当一个澹泊名利的典型，于是召试馆职，谁知王安石竟不领情，拒不来京。接着，知谏院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高需要照顾为由拒绝。欧阳修觉得越是澹泊名利的人朝廷越不能让他吃亏，建议授之以群牧判官之职，王安石不愿来京城任职，请改知常州（今江苏同名市），后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宋代士大夫中，虽不乏为升官而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但一般来说比较讲究气节，像王安石这样屡辞美官者被认为是有气节的表现，辞职次数越多，威望也就越高。

京城的士大夫恨不识其面，而王安石千呼万唤始出来。当时，大名鼎鼎的包拯是权三司使，有心网罗天下人才。时俊如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之辈都在三司，就等王安石来了，包拯让司马光代表三司去汴河码头迎接。

牡丹宴与《明妃曲》

司马光早闻王安石大名，也听了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有的讲得很神，比如说他牛耳虎头，目光如炬，看书的时候，有光射纸上。又如说，王安石皮肤粗糙如蛇皮，其舅家在进贤县，姓饶，饶家人看不起这个蛇皮郎，觉得再怎么用功读书也白搭，挖苦说：“行货亦欲求售耶？”王安石中进士高第后，给舅家寄去一首诗：“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又如说，王安石皮肤黝黑，常年不洗脸，衣服脏兮兮的。

在汴河码头上，前来迎接王安石的人肩摩毂击，司马光见到了一位紫袍高官，欧阳修也。这个近视眼老头儿爱才如命，苏轼、苏辙兄弟就是他主考录取的，包括司马光在内的许多人才，都得益于他的推荐。王安石更是被他称为“无施不可者”（用到哪里都称职）。司马光赶快迎上前去行礼，问道：欧阳公亲至码头，莫非是为王介甫吗？欧阳修道：正是。你们三司的包公广揽天下人才，王介甫谁也请不动，却被他弄去了。司马光说：那也得益于欧阳公的大力推荐。近日三司衙门内牡丹盛开，包公要开牡丹宴为王介甫接风，先生可否赏光？欧阳修摆摆手，说：老朽就不去了。司马光这才想起来，朝廷有规定，谏官、御史不可与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私下往来。他刚才的邀请贸然了。正感懊悔，不知是谁叫道：来了！来了！

王安石乘坐的官船靠岸了。大家都是来迎接王安石的，但没几个人认识王安石。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人走向欧阳修行礼，说：晚生来京，岂敢劳欧阳公大驾！欧阳修牵着他的手说，修老矣，就看你们这些青年才俊了！说着，把司马光介绍给他：这位是司马君实，奉包公之命，来迎接你。司马光与王安石相互拱手行礼，他们虽然从未谋面，但互相是知名的，不能说一见如故，但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码头上人多眼杂，两人来不及叙谈，司马光叫衙役把马车赶来，帮助王安石搬运行李，送他们一家上车而去，约好晚上牡丹宴上见。

与王安石分手后，想到那些关于他的传说，司马光不禁哑然失笑。牛耳虎头？全是扯淡。目光如炬，还算靠谱。皮肤黝黑是真，浑身蛇皮是假。不过，此人实在太不讲整洁了，衣服脏得都有臭味。对一贯注重仪表、讲究体面的司马光来说，两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形同水火。

当晚，包拯在三司衙门举行牡丹宴为王安石接风。园中牡丹怒放，满座天下才俊，包拯兴致很高，喝开了大酒。他连饮三大杯，劝大家开怀畅饮。吕公著、韩维都一饮而尽。司马光不善饮酒，也顾及包公的面子，喝了下去。王安石是今天宴会的主角，却死活不端杯，说不喝就不喝，弄得包拯很没面子，喜气洋洋的场面陷入尴尬。包拯只好说，介甫不饮，我等痛饮。直到席散，王安石始终没有喝一滴酒。司马光后来与邵雍父子谈起这次牡丹宴，说：“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4]虽然王安石扫了大家的兴，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三司任职期间，王安石屡有诗作问世，新诗一出，往往轰动京城，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选自《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诗中的明妃即王嫱王昭君。昭君变成明妃是晋朝的事，避司马昭之讳也。昭君出塞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且不重复。只说王安石一反历代文人把昭君出塞归罪于画家毛延寿的思维定势，在描写了昭君复杂的心情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王。你平时看都不看她一眼，在她要走的时候，你才发现她的美貌，你才后悔得不能自持，冤杀了画家毛延寿。此诗立意之新，前所未有，体现了王安石的与众不同。但其一的最后四句，即家人安慰昭君的话，特别是其二的“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本是昭君在痛苦中的自我安慰，在南宋却被范冲^[5]斥之为“坏天下人心术”，“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把和亲女子的自我开解上升为叛国，看来搞无限上纲在中国是有传统的。不过在王安石写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不但没有人给他戴大帽子，而且士大夫争相与之唱和。作《和王介甫〈明妃曲〉》的有欧阳修、曾巩、刘敞等名家，当然还有司马光。司马光的和诗为：

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他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

（《传家集·卷五》）

千百年来，“明妃”成了诗人的“传声筒”，借她的口传出自己的声音。客观地说，再伟大的诗人也没法真正反映王昭君的心声。

很显然，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见解是有很大区别的。王安石诗中的昭君父母和她本人都颇有现代味，父母让她“好在毡城莫相忆”，理由呢？“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与其像阿娇那样在汉宫中守活寡，还不如嫁一个爱你的外国人。这多少还显得有些无奈，而昭君似乎比父母更想得开，“人生乐在相知心”。

司马光笔下的昭君完全不一样了，她虽然被君王冷落进而被抛弃，在胡地受尽思乡之苦，但仍然对君王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妾意终期寤人主”，想通过琵琶奏出的音乐来劝谏君王，不可被谗言所误。点明主题的是最后四句，我与您近在咫尺，您尚且被画家骗了，“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萧太傅即西汉名臣萧望之，被谗言所害，饮鸩自尽。

王安石的诗更接近人性，司马光的诗更强调忠君。但在当时，也许司马光的观点更有市场。北宋的国际环境与西汉有相似之处，外交政策也与西汉的文景时期有相似之处。为换取边境安宁，汉靠和亲，宋靠输银。辽国几次提出联姻要求，均被宋拒绝，宁可多输金帛，也不愿嫁一皇室女子。

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不同见解限制在学术范围，是一种心平气和的你来我往，非但没有交恶，而且加深了友谊。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人，人称“嘉祐四友”，经常到大相国寺的僧房里闭门饮茶，高谈阔论，终日不散。后来前三位先后成为宰相，后三位均与王安石为政敌。当时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是互相推崇的，亲密无间的。其亲密程度，举一例可证。因为王安石不讲卫生，身上长虱子，韩维等朋友便每隔一段时间请他到定力院去洗浴。朋友们轮流带一套新衣服去，在他洗澡时把他的脏衣服收去浣洗，他洗完后见到新衣就穿，也不问从何而来。朋友们以此种方式委婉地规劝他要讲卫生，但收效甚微。他被虱子咬得不行，便脱下衣服捉虱子，然后扔到火盆里烧得“啪啪”作响。作为士大夫，实在有失体面，而王安石毫不在意，竟然写了一首《烘虱》诗。司马光看到后，写下《和王介甫〈烘虱〉》^[6]，以调侃的语气对他进行善意的批评：

天生万物名品夥，嗟尔为生至幺么。依人自活反食人，性喜覆藏便垢涴（沾上油污）。晨朝生子暮生孙，不日蕃滋逾万个。透疏缘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归彼出疲奔命，备北惊南厌搜逻。所擒至少所失多，舍置薰烧无术奈。加之炭上犹晏然，相顾未知亡族祸。大者洋洋迷所适，奔走未停身已堕。细者懦怯但深潜，干死缝中谁复课？黑者抱发亦忧疑，逃入幧头（头巾）默相贺。腥烟腾起远袭人，袖拥鼻端时一唾。初虽快意终自咎，致尔歼夷非尔过。吾家箧笥本自贫，况复为人苦慵惰。体生鳞甲未能浴，衣不离身成脆破。朽缯坏絮为渊薮，如麦如麻浸肥大。虚肠不免须侵人，肯学夷齐甘死饿？醯酸蚋聚理固然，尔辈披攘我当坐。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诗中的虱子被描写得非常生动，烧虱的场面令人恶心。只有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才能如此直言不讳。

两个人的“辞职竞赛”

王安石虽然一身臭味，但内在的“香”超过了外在的臭。那时，司马光从心眼里佩服他的道德文章。

司马光在太原时，妻子张氏为他买了一妾，被他拒绝，被传为佳话（见第九章）。无独有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也为他买了一妾，问曰：“何物女子？”答曰：“夫人令执事。”又问：“汝谁氏？”答：“妾之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王安石顿时心情沉重，问：“夫人用钱几何得汝？”答：“九十万。”王安石令人将其丈夫找来，让他们夫妻重聚而去。同样是不近女色，拒绝纳妾，司马光拒绝就完了，而王安石拒绝后还多了一分对下层人民的关怀。所以，司马光说他是“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

他这句话是对死去的堂伯父司马沂说的，应该不是虚套。司马沂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其妻李氏青年守寡，含辛茹苦，将儿子司马及抚养成人，高中进士，还常年照顾瘫痪的姑母。嘉祐五年（1060），李氏去世，与司马沂合葬。司马光写了《故处士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7]，其中说，请来为之作墓表者，乃“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此人就是王安石。我们知道，有社会地位者请人为逝去的亲人写墓志铭，是不可以像做买卖一样随便用钱交易的，作者不仅要有名气，而且要与主人的关系密切。司马光请王安石为堂伯父作墓志铭，本身就说明了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嘉祐五年（1060）底，王安石、司马光同时接到了新的任命：同修起居注。此官是负责记录朝廷日志的秘书，记录皇帝的言行，群臣的进对与任免，制度的变革，州县的废置，气候的变化，户口、财赋的增减，等等。修起居注相当于隋唐的起居郎、起居舍人，属于中书门下之舍人院，在北宋是所谓清华之选。一般情况下，任满即可升知制诰、翰林学士，然后便可进入执政行列。对这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王安石和司马光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请辞，两人无意中展开了一场“辞职竞赛”。

王安石连上奏章请辞，仁宗只好令门使（为皇帝传达命令的官员）将敕告（任职命令）直接送到三司，王安石躲在厕所里，拒不出来接受敕告。门使无奈，干脆将敕告放在三司衙门的书案上，扭头就走。王安石派人追上去，又将敕告还给了门使，接着又上章请辞。他前后上了八九道奏章，最后实在推辞不掉，才接受了任命。

司马光连上三章请辞，在《辞修起居注第三状》^[8]中说：

臣虽愚陋，岂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轻得，诏命之严不可屡违，所以冒犯雷霆，祈请不已者，诚以人臣之义，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释褐（脱掉布衣，任官）从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仕进本末，皆可覆按。乡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馆之员，补奉常之属，给太史之役，未尝敢以片言避免烦浼朝廷，盖以简摘章句，校雠文字，考寻仪典，编次简牍，苟策励疲驽，庶几可以逃于罪戾，是以闻命之始，即时就职。至于修起居注，自祖宗以来，皆慎择馆阁之士，必得文采闳富，可以润色诏命者，然后为之。臣自幼及长，虽粗能诵习经传，涉猎史籍，至于属文，实非所长，虽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辈，性有常分，不可强勉。傥不自惟忖，贪冒荣宠，异时驱策有所不称，使四方之人环视讥笑，以为盛明之朝容有窃位之人，其为圣化之累，岂云细哉！如是则虽伏质横分，不足以补塞无状。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当官的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某项职务，即使这项职务再荣耀，也应该止步。我做一个史官也许可以，所以任职史馆时没有推辞；而修起居注必须文采闳富，此非我所长，如果勉强为之，将来出了差错，就会贻笑天下，即使把我杀了，也弥补不了朝廷的损失。司马光并非为作秀而故作谦虚，说的是实在话。所谓事不过三，宋代官员上辞呈，一般以三次为度。但司马光听说王安石连上了七八道辞呈，马上又上了第四、第五状。在第四状中，王安石成了他请辞的参照物。“况王安石文辞闳富，当世少伦，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职，犹恳恻固让，终不肯为，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安石，相去远甚，乃敢不自愧耻，以当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之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9]这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无以复加。意思是，王安石的水平那么高，尚且不敢受命，何况我呢？

两个人比着请辞，结果都是一样，被“逼”着当了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在他俩就任同修起居注不久，王安石被提拔为知制诰，司马光被提拔为知谏院。有意思的是，这次他俩都没有请辞，愉快地接受了。事先没有商量，举动却如此一致，说明两人的性格有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