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建储立奇功

前面说到，司马光接到任同知谏院的命令后，一点没有推辞便欣然上任。谏官即言官，责在建言献策，匡正得失，这正对他的胃口。正如他在《陈三德上殿劄子》^[1]中所说：

臣自幼学先王之道，意欲有益于当时，是以虽在外方为他官，犹愿竭其愚心陈国家之所急，况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为职。陛下仁盛聪明，求谏不倦。群臣虽有狂狷愚妄，触犯忌悔，陛下皆含容宽贷，未尝加罪。诚微臣千载难逢之际，苟不以此时倾输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纳之意，则不可以自比于人，死有余罪矣。

他是要准备大展身手了，在给知谏院杨畋（杨业之侄孙，字乐道）的诗中写道：

丹心终夜苦，白发诘朝生。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见明主，垂拱视升平。

（《传家集·卷八·秋夕不寐呈谏长乐道龙图》）

在谏院五年，他上了一百七十余道奏章，平均每月接近三章，全面阐述了他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即人治；而“国家之治本于礼”，即礼治。对这一套，他是相当自信的，可惜当时仁宗正为生儿子而奋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无暇其他；宰相韩琦提拔他同知谏院，也不是想听他的治国之策，而是希望他在建储问题上帮忙。

为立储君，韩琦借重司马光

嘉祐六年（1061），仁宗赵祯五十二岁了，但还没有儿子。他成群的后妃一共为他生了十三个女儿（其中九个早夭），三个儿子（昉、昕、曦），一个没养活。上天似乎故意和他过不去，他越想要儿子却越是生不出儿子。既然生不出儿子，那就得从宗室中找一个侄子来过继，充当储君。可偏偏他是根独苗，其父真宗赵恒六个儿子，活到成年的就他一个。所以，只能从其祖父太宗赵光义的重孙中去选。太宗有九个儿子，重孙子多的是。嘉祐三年（1058），新任宰相韩琦就向仁宗提出立储问题。仁宗笑着说，别急，后宫有人怀孕，不久就将生产。那意思很明白，他盼着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班。听了这话，谁也不便再说什么。可是，两年中，宫中先后有五个嫔妃生产，生出来的全是女孩。他已经年过半百了，虽已力不从心，但仍不甘心，把日渐稀少且活力锐减的“种子”无限稀释，企图广种薄收，不仅没有收获，还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健康。韩琦急坏了，如果再不立储君，哪天仁宗驾崩，将会引起朝廷大乱。而他已经提了十几次建议，仁宗不是面露愠色，就是做痛苦状。于是他想借助谏官的力量来完成这件大事。找谁来？司马光。为什么是他？

早在嘉祐元年（至和三年，1056），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就连上了三道请建储君的奏章，给韩琦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的正月初一，正旦节，仁宗在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辽国、西夏、高丽等国的使节和各路举人的解首（第一名）也参加。突然，他脑袋一歪，皇冠耷拉下来，面色惨白，牙关紧闭，把满朝文武全吓傻了。匆忙赶来的太医抠开他的嘴，他吐出一摊涎水，才苏醒过来。隆重的元旦朝贺就此草草收场。因为他是在朝会上犯病，所以消息没法封锁，宫中只好发了一个声明，说因天气连续阴雪，皇帝为祈天放晴，深夜赤脚祷告，偶感风寒，现已无大碍。但这个声明显然是忽悠。四天后，正月初五，仁宗在紫宸殿宴请辽国使节，表情木讷。宰相文彦博给他敬酒，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不乐耶？”弄得八面玲珑的文彦博也不知如何回答。正月初七，两府（政府、枢府）两制（翰林院、舍人院）大臣进宫问候病情，仁宗大吼大叫，赤脚冲出门外，满地疯跑。他病得不轻，大约是中风了。这一年，仁宗四十六岁。他病了，接班人的问题变得非常迫切。远在并州的庞籍上疏请建储，司马光紧随恩师之后，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2]。状中说：“试以前古之事质之，治乱安危之几，何尝不由继嗣哉？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分先定则安，不先定则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机，间不容发。”最后说明了自己上疏的动因：“臣诚知言责不在臣，言之适足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则臣于国家，譬如蝼蚁，而为陛下建万世无穷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荣多矣。”这几句话不知是否打动了仁宗，但起码是打动了韩琦。

接着，他又上了第二状、第三状，均无音讯。他对此感到愤怒，怀疑根本就没有送到皇帝的案头。宋朝专设言官，谏院、御史台和馆阁之臣是也，逐渐形成了言事者不治事、治事者不言事的格局，所以正史上记录的大多是言官的论奏。司马光时任通判，属于治事者而非言事者，人微言轻，其言论可能会被忽视。因此，他把以上三状的副本寄给时在京师的“同年”范镇，请他代为转呈。他如此执着，虽然没有盼到仁宗的片语朱批，但让时任枢密使的韩琦深以为然。韩琦综合群臣所议，向仁宗建议在宫中设立内学，选宗室中的优秀子弟来读书，从中发现可担大任者立为储君。仁宗采纳了建立内学的意见，却迟迟不立储君。因为他不甘心皇位落入非嫡子之手，随着中风有所好转，又想努力“制造”一个儿子来接班。此事拖到了嘉祐六年（1061），仁宗的身体已经拖得弱不禁风，不能再拖了。要完成建储这件大事，韩琦寄希望于司马光。当年他在边地当通判，无言责，尚且连上三章，现在让他当谏官，他一定会冲锋陷阵。

史家出马，一个典故惊仁宗

果然如此。司马光七月份接受同知谏院的任命，八月就在《进五规状》（见上章）中批评仁宗不孝：“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这里所说的“本根”就是指储君。你不定接班人，而把道观、佛庙修得漂漂亮亮，这与真正的孝道离得太远了！紧接着，他在闰八月上《乞建储上殿劄子》^[3]，请求仁宗将他在并州所上的三道奏章拿出来看一看，因为那里面已经把建储的理由讲清楚了。劄子说，那时我非言官，还三建立储之议，现在身为谏官，如果不谈此至大至急之事，那就是奸邪不忠，罪该万死。现在就等皇上一句话，以取进止。大有逼着仁宗马上决定的意味。

司马光在上了劄子后，又上殿向仁宗当面陈述。此时，仁宗的身体已相当虚弱，平日大臣奏事，他没有一句话的指示，如果同意，点头而已。

司马光见仁宗面色黯淡，了无生气，更感建储问题刻不容缓，直截了当地说：请陛下早定继嗣，国家至大至急之务，无急于此。

仁宗半天沉默不语，司马光未免紧张起来。封建王朝家天下，谁继承皇位，那是皇帝的家事，我家的事轮得着你外姓人来管吗？另一方面，建储又是国家大事，关系着政权的平稳过渡，关系着许多大臣的命运。自古以来，在储君问题上，各派政治力量无不打着为皇帝延社稷的旗号，图谋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因掺和到建储斗争中而身首异处者不可胜数。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会不知道面临的危险。他甚至做好了受死的准备，默默地看着毫无表情的仁宗，良久，仁宗终于慢吞吞地说：“你不是想选宗室为继嗣吗？这是忠臣之言，只不过别人不敢提及罢了。”司马光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说：“臣以为言此必死，未想到陛下竟然容纳。”仁宗瞅了瞅司马光，说：“这有什么关系，此类事古今都有。”是的。古的不说，只说仁宗本人出生之前，其父真宗见五个儿子都死去（最大的一个赵祐活了九岁），便把乃弟元份之子允让接到宫中抚养，准备作为皇储。仁宗出生（排行第六，幺子）后，才把他送回去。如仿效此例，则进退自如，父皇最后不是又得了朕吗？仁宗也许真的想通了，让司马光将奏疏送到政事堂交宰相处理。司马光觉得如此后患难料，说：“此事重大，奏疏给了宰相，宰相也不敢处理。还得陛下直接给宰相交代。”

这天，仁宗与司马光还谈到了江淮盐贼的事，必须向宰相韩琦汇报。说完盐贼的事，韩琦问司马光：“与陛下还谈什么了？”司马光回答：“国家宗庙社稷大事也。”韩琦心领神会，满心欢喜，但不再往下问。韩琦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处处防患于未然。他提拔司马光当谏官，就是想要他在建储问题上打头阵，但他的意图是隐藏着的，绝不会明说。因为他知道，凭司马光的人格、性格，他非出来打头阵不可。现在司马光的头阵打了，韩琦等着仁宗把司马光的奏章批下来，可等了快一个月，动静全无，而宗室之中谣言纷起，后宫、宦官蠢蠢欲动。

韩琦着急了，还得让司马光出马，但又不能直接联系，按宋朝制度，宰相不可与谏官私下来往。怎么办呢？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与司马光是朋友，正好朝廷要论证行户制度，韩琦便推荐了他俩。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时，韩琦为主祭，陈洙为监祭，祭祀毕，韩琦悄悄对陈洙说：“听说你与司马光是挚友，司马光前些日子上了关于立储的奏章，可没有送到中书省来，我要说这件事，也找不到由头。论证行户利弊，其实用不着你操心，主要是请你向司马光转达此意。”乖乖！陈洙是个胆小的人，深知此事攸关身家性命，惊愕得伸出了舌头。在韩琦严厉的目光注视下，他点了点头。

陈洙转达了韩琦的话，司马光才知仁宗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奏章批给中书。他向陈洙简单介绍了事情经过，希望他也能参与进来，助一臂之力。送走陈洙，他马上上《乞建储上殿第二劄子》^[4]，说：臣前一段请求陛下早下建储决心，陛下听从了，当时所下的指示，让臣感动，深感是天地神祇保佑皇家，乃万世无疆之福。臣天天等着陛下诏书，让执政大臣施行此事，可等了整整一个月，却没有听到陛下的指示。我不知道是陛下觉得此事重大，一时难以确定人选，还是宫中有人阻扰。当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龄四十五岁，没有继嗣，便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现在陛下即位的时间和年龄都大大超过了汉成帝，怎么能不提前为宗庙社稷着想呢？臣并非让陛下马上立太子，只是想让陛下亲自选择宗室中的仁孝聪明者，接进宫中，给予特殊待遇，天下一看就知道陛下已意有所属，人心就定了。将来如果有了皇子，再把他送出去，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请陛下早下决断。

司马光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有些不便行诸文字的话，还须当面向仁宗说。仁宗召见，他直截了当地说：“陛下所以犹豫不决，我看一定是有小人在迷惑圣上。他们会说，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有千亿，何必匆匆忙忙地做这种不祥的事呢？这些人甜言蜜语，其实不为社稷着想，而是想着到时候拥立他们自己的人。”有这么严重吗？司马光发挥了他的史家优势，说：“唐代自文宗以后，立嗣都是出自皇帝左右之人的意愿，以至于有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说，这样的祸害不可胜言。”此言一出，仁宗一下惊呆了！

时间倒退至一个多世纪前的唐末。唐僖宗李儇驾崩，大宦官杨复恭拥立寿王李晔为帝，是为昭宗。昭宗即位后他独掌禁军，控制朝政，后来令其出朝到凤翔监军，他便投其养子为叛，恨恨地说：“竟然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吗？”最后杨复恭虽被处死，但已让朝廷伤筋动骨，很快走向灭亡。

有时候，反面警示的作用比正面教育的作用更大。对重蹈覆辙的恐惧促使优柔寡断的仁宗早做决断。

仁宗思索良久，突然开口，三个字：“送中书。”

司马光将奏疏送到中书省，见宰相韩琦、曾公亮，副相欧阳修，说：“诸公如果现在不赶紧拿主意，到时候宫中出片纸说立某人为储君，天下就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了。”韩琦等连连点头称是。

再说陈洙在传话之后，自己也写了一份关于早建储君的奏章。在奏章送走之前，他对家人说，我今天要上奏一本，讲的是社稷大计。如果得罪，大则死，小则流放，你们要有思想准备。结果，奏章还没有送达，他就被吓死了（一说饮鸩自尽）。

与此同时，知江州（今九江）吕诲也为立储上疏。

韩琦等见仁宗于垂拱殿，将司马光和吕诲两份奏章读罢，正要开口，仁宗说：“朕早有此意，只是宗室中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接着问，“你们看选谁合适呀？”这可不是一个臣下敢回答的问题，韩琦马上说：“此事非臣等可议，得圣上亲自决定。”稍停，仁宗说：“宫中曾养二子，小的很纯朴，但近乎傻，大的可以。”韩琦请问姓名，仁宗说：“叫宗实，已过三十岁了。”这就等于定了，但韩琦仍怕仁宗反悔，奏道：“此事至大，臣等不敢马上施行，请陛下再熟虑一夜，臣等明日再来取旨。”韩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嘉祐初仁宗中风后，曾经答应建储，可病刚好一点，他就不认账了。第二天，原班君臣，还是在垂拱殿，仁宗说：“已确定无疑了。”于是商议出一个循序渐进的办法。宗实当时官为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正为父亲濮王允让居丧，决定起复其为秦州观察使（武职第二等），知宗正寺。宗正寺是管理宗室即皇族的权力机关，这项任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此人将成为太子。既已商定，即可执行，而韩琦想到，虽然宗实是曹皇后的亲姨侄女婿，但如果仁宗没与皇后统一意见，将来还会有麻烦，所以他希望仁宗从宫中批出，然后中书执行。仁宗说：“如此至大之事，岂可令妇人知？中书施行即可。”

功在社稷，四十四岁穿紫袍

建储大事终于眉目清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然而，十一月十三日，当任命敕书下达之后，宗实却反复辞让，不肯就职。按规矩，碰到这类好事，辞让三次是必须的。不过，宗实并非虚应故事，而是不敢受命。如前述，其父允让曾被作为储君迎进宫中，仁宗出生后又被送了回来。景祐三年（1036），四岁的他也被接到宫中，庆历七年（1047），因仁宗生了儿子，十二岁的他便被送了出来。父子都有同样的经历，对宫中险恶心知肚明。而且，他正为父守孝，三年未满，宋以孝治天下，这个理由堂而皇之。他连上四表请求终丧，仁宗同意了。到嘉祐七年（1062）初，宗实终丧，可他仍不愿接受任命。仁宗派人将敕书送到他府上，他躲了起来，宦官只好将敕书强行留下。三月，他上疏请求交还敕书，仁宗不准，拖了两个月后，竟自行将敕书退回了大宗正寺。一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他不停地写辞职报告，把自己关在府中，不出大门一步，也不接见任何客人。当然他自会有消息来源。自从仁宗任命其为知宗正寺后，宫中就再没有平静过，总有人想着换人。后妃、宦官无不各显其能，以动摇仁宗的决心。宗实越是反复辞职，那些人活动得越厉害。仁宗耳根子软是出了名的，这次也不例外，在枕头风、耳边风面前，又动摇了，而他的动摇更促使宗实坚决辞让。

司马光在去年十一月见大局已定，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便不停地上疏阐述他的治国思想。且按下不表，单说其间还写了九篇辞职报告，是辞知制诰的。知制诰属中书省。王安石当知制诰，处处与韩琦闹别扭，韩琦于是想用自己人，将司马光、吕公著分别召试中书，让他们试写朝廷诏令。司马光赴试合格，立即被任命为知制诰。在按例写了三道辞呈后，准备上任了，得知吕公著根本没去参加考试，便接着写辞呈。这让韩琦大失所望。在司马光连上九道辞呈后，只好准辞。但韩琦没有忘记司马光在建储上的功劳，经仁宗批准，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三品服，让他提前穿上了三品以上的紫色官袍。

看一看司马光的任职履历，从中进士穿上绿袍到穿绯袍（低级干部到中级干部），二十至四十岁，花了二十年时间（含丁忧五年）；而从穿绯袍到穿紫袍（中级干部到高级干部），四十至四十四岁，只花了四年时间，按现在的话说，简直就是坐直升机了。一再越级提升，贵人相助，个人优秀，都是原因，赐紫袍则缘于推动建储之功。此时，他从韩琦口中始知仁宗在建储问题上又开始动摇，心急如焚，于七月二十七日上《乞召皇侄就职上殿劄子》^[5]。

劄子针对仁宗的动摇，阐述了不可动摇的道理。首先指出：陛下亲自选定皇侄宗实为知宗正寺，天下欢欣鼓舞，认为陛下睿智聪明，深谋远虑，是大仁大孝的表现。其次强调，宗实长达十个月的反复辞让，是品质高尚的体现。官位、爵禄，人之所贪，许多人趋之若鹜，不顾廉耻，而宗实受陛下隆恩，却以荣为惧，可见其操行远在常人之上，更证明了陛下的知人之明。最后建议：陛下于宗实，论辈分为父，论尊卑是君。父召子，子不得违抗；君召臣，臣不得推诿。请陛下以手诏促其就任，他当不敢不就。这样，陛下的大仁大孝就进一步昭告天下了。希望陛下守之益坚，行之不倦。

在没有选定宗实之前，因论建储而吓死了一个陈洙，而仁宗在选定宗实之后的犹豫，让群臣人人考虑私利，唯恐见疑获罪，无不哑口不言。敢于出来说话的只有司马光和右正言王陶两个人。

司马光、王陶的谏章促使仁宗再次直面储君问题。他召见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说：“他（宗实）既然反复辞让，是否就这样算了？”这把韩琦吓了一跳，赶紧说：“此事决不可半途而废。愿陛下赐与手诏，他绝不敢不从命。”这句话与司马光说的一样。然而，仁宗的手诏也没有能请动宗实，他躲在府内坚卧不起。韩琦与欧阳修商量，认为宗实不敢就职的原因就是前途的不确定性，害怕弄得不好登不了大位不说，反而掉了脑袋。所以，不如一步到位，先免除其官，然后……这时，仁宗不知怎么又想通了，主动说：“不要再考虑给他什么官，马上立为皇子，现在就在明堂下了结。只要皇位还姓赵就行。”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皇位有落入外姓的危险。韩琦令人将枢密使张昇找来，让仁宗告知原委，然后让翰林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王珪不敢，要面见仁宗确认，仁宗指着胸口对他说：“此决出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众心不安。卿何疑焉？”

八月初五，立宗实为皇子的诏书公布了；九日，改宗实之名为（赵）曙，群臣称贺。可赵曙依旧不停地辞让。司马光忍不住了，于八月二十七日上《请早令皇子入内劄子》^[6]，指出，负责传达诏书的内臣徒劳往返，这是失职，应与惩办。而皇子的名分不是官职，可以辞让。赵曙既为皇子，理应朝夕定省（早晚问候），岂可久处外宅？仁宗看了司马光的劄子后，令宗正寺促其进宫，并在皇宫为他收拾好宫殿，如若不从，便强行用轿子把他抬进来。为宗实写辞呈的是一个叫孟阳的人，每写一道辞呈，得钱一百贯，他一共写了十八道，得钱一千八百贯。在得知司马光的劄子已有对赵曙的责备之意，虽许以重赏，他也不敢再写了。赵曙说，我不愿进宫，不是摆谱，而是避祸。孟阳说，你再推辞，群臣就会另立他人，到时候你的祸能躲过去吗？赵曙这才进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