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忧在萧墙内

立赵曙为皇储，司马光冒了风险立了功，颇以尽到了谏官职责为荣。

谏院中有包拯立的三块碑，上面刻着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包公在知谏院时得罪了权贵，特立碑以明志。每看到这三块碑，司马光都不禁心潮起伏。宋代以当谏官为荣，历任谏官的签名留在谏院的一块木板上，始于庆历六年（1046）知谏院钱明逸。嘉祐八年（1063）初，司马光觉得木板上的签名难以长久保留，应该立碑刻石，想起三年前王安石写过一篇《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曾轰动一时，他决定亲撰《谏院题名记》^[1]，文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这也许是司马光写得最好的一篇散文，被清人收进了《古文观止》。只说他在题名记中对谏官提出的要求，首先要考验他自己了。他满怀希望呼唤出来的储君赵曙，给他打开的是一座失望之门。

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1063）三月，皇子赵曙进宫四个月，仁宗病入膏肓了。

司马光与仁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本年科考的殿试上。他与翰林学士范镇同知贡举，主持了进士与诸科的礼部试，他们录取的第一名是孔武仲，还须仁宗亲自主持殿试，才能最后定案。或许是回光返照吧，仁宗在殿试中脸色红润，思维清晰，与一年前在宣德门观看妇人裸戏时的情形相仿。那一次，司马光与仁宗坐得很近，但没有感到幸运，而是感到忧虑。每年的上元节（正月十五），除了放灯外，开封府都要把全市最好的游艺节目集中到宣德门（皇宫南门）城楼下展示，连续十来天观众如潮，热闹非凡。各种游艺节目不必细说，只说有一项名为妇人裸戏，就是女子相扑，年轻女子赤裸着摔跤角力，比今天的三点式还少两点。司马光觉得有伤风化，曾上《论上元游幸劄子》^[2]，劝仁宗以龙体为重，不可连日游幸。仁宗没有批复，但在观看妇人裸戏时，他故意对近臣说，有人劝朕不要游幸，朕非游幸，是与民同乐也。这明显是针对司马光的劄子说的，用与民同乐做幌子，为“寡人之疾”打掩护。司马光偏不识趣，又上《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3]，批评妇人裸戏有悖礼法，会为外方所讥，引诱陛下观看的奸佞之臣应受惩处。仁宗照旧没有批复，但在连日游幸后不久，他就病情加重，不能上朝。这一次主持殿试，仁宗兴奋异常，钦点许将为状元。虽然主持殿试与观看裸戏性质截然不同，但司马光同样有一种不祥之感，皇帝亢奋过头，绝非吉兆。果然，就在主持殿试之后，仁宗半夜驾崩了。

四月初一，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时年三十二岁。

赵曙即位的头三天，面对群臣奏事，问得非常详细，答复得有条有理，满朝庆幸立了一位贤明的君主，可第四天（初四）就突然病了。病得语无伦次，分不出张三李四。有个小插曲耐人寻味，仁宗死后，朝廷怪罪于为他治病的几位太医，将他们统统流放。这些医生正在赴流放地的路上，英宗病了，赶紧又派人将他们快马追回。初八日，仁宗大殓，英宗狂呼奔走，疯了，致使礼仪没法举行。宰相韩琦急了，扔掉拐杖，掀开帘子，抱住英宗，按在椅子上，令内侍好生侍候。司马光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冒着杀头的风险而呼唤出来的储君，即位后竟是这个样子。

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按照惯例，把皇太后即仁宗曹皇后抬出来垂帘听政，暂代皇帝处理政务。这就出现了一个非正常的上朝形式，群臣先到柔仪殿东阁的西室向正在服药的英宗皇帝问安，报告工作，再到东室向皇太后请示报告。

从上章我们知道，仁宗立宗实为嗣，一直就受到干扰，几度犹豫才最后定下来。在被立嗣前，他是装病，在继位后，他是真病。一个三十出头的人，头三天还好好的，第四天就病得不能临朝，第八天竟然疯了，蹊跷！

英宗继位时，进宫才四个月，对宫中的情形两眼一抹黑，宦官、宫女都是太后的人，他的病与太后的猜忌有关。英宗的原配高氏（四月底立为皇后）之母是曹太后的亲姊，按娘家的辈分，英宗是太后的姨侄女婿；而按皇家的继统，英宗算是太后的“儿子”。说来亲上加亲，但毕竟不是亲生，且权力斗争是不认亲的。曹太后是宋初大将曹彬的孙女，是仁宗的第二任皇后，她没能给仁宗生下一男半女，却能稳稳把持后宫的权位，手段好生了得。仁宗的第一任皇后郭氏，因出言不谨得罪了宰相吕夷简，又因吃醋打尚、杨二美人误打在仁宗额头，被废。也许是汲取了前任教训，曹后在宫中亲自种谷、养蚕，生活节俭，自塑后德典范，表率百宫。前面第八章讲到，庆历八年（1048）十月发生了皇宫卫士企图谋杀仁宗的事变，当时传说是张美人侍寝。其实，当晚真正侍寝的是曹后，听到动静后，仁宗想跑出去，曹后关好门并将他抱住，派宫人驰召入内都知王守忠以兵入卫。她料定叛卒必纵火，让宫人预备好水，果然叛卒以蜡烛点门帘，随即被浇灭。她亲自指挥宦官护驾，亲手给每人剪下头发一撮，说：“贼平加赏，以此为证。”所以一个个拼死战斗，让仁宗化险为夷。这么大的功劳被安在张美人头上，她甘心吗？不但甘心，而且暗喜。为啥？在自己宫中发生惊天事变，绝非光彩之事，怎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干系，弄得不好，皇帝可能一怒之下，废了她的后位。而故意让仁宗正宠的张美人掠美，仁宗会认为她后德高尚，反而能保住后位。有个叫王贽的谏官打探到事变真相，上疏言及，仁宗找御史何郯来商量对策，何郯说，此乃奸人想废皇后也。王贽从此销声匿迹。张美人无功受赏，升为贵妃，名声大坏而不自知，竟然要借皇后卤簿（军乐队、仪仗队）外出。仁宗要她直接去找曹后，曹后满口答应，她满脸堆笑地报告仁宗，仁宗说，你僭越使用皇后卤簿，外廷将如何看你？否了。有个宫女与卫士通奸，事发，托仁宗所宠之姬求情，仁宗令免其死。曹后正装来见，要求依法处死，说，否则无以正禁掖。仁宗让她坐，她始终站着，一直站了几个时辰，直到仁宗同意。曹后其人，简单地说，我可以给你宠爱的女人让床、让功，但绝不让皇后的位子和权力。

英宗在宫中与这个浑身心计的太后相处，明显处于弱势。司马光觉得有必要给曹太后打打预防针，敲敲警钟了，在十三日即英宗即位的第十三天呈《上皇太后疏》^[4]。疏曰，殿下（皇太后）垂帘乃因皇帝（英宗）哀毁成疾，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皇帝康复，殿下必“推而不居”。这是用戴高帽子的办法将皇太后的军。在讲了一通治国御下的大道理后，回忆仁宗即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礼或尊崇太过，外亲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职，左右谗谄之臣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也。”

这里所说的明肃皇太后是真宗的刘后，即戏剧《狸猫换太子》中的主人公，仁宗本李宸妃所生，她恃宠据为己有。仁宗即位时才十二岁，她垂帘听政，有人劝她效法武则天，被她斥责，所以司马光说她有功于赵氏。她垂帘十一年直至死去，重用宦官、佞臣，封后党数十人，突破皇后尊号不超两字的祖制，变成“章献明肃”四字。这些使之“负谤于天下”。司马光希望曹太后以刘太后为诫：

臣闻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

这段话是点题之笔，潜台词是：如果能辅佐赵氏皇帝，曹氏就世代富贵，而如果想学武则天，曹氏就休想平安。

劝了太后劝皇帝

司马光的忧虑是否多余？非也！三天后，即十六日，英宗康复。翰林学士王珪请皇太后撤帘还政，诏书已经写好，曹太后却不干。她担心一下让出权力，会受英宗迫害。

一个巴掌拍不响。两宫矛盾，皇上也有责任。司马光于二十七日呈《上皇帝疏》^[5]，提醒英宗“奉事皇太后孝谨”，应“夙夜匪解，谨终如始”；今年要沿用先帝年号，不要中途改元；子为父守孝三年，君民一样，虽然皇帝以日代月，二十七日可脱孝服（庶人三年守孝期实际执行二十七个月），但希望皇上三年之内禁止宫中一切音乐、游宴、喜庆活动，以尽孝道；“为人后者为人子”，皇上继仁宗之大统，应“承重于大宗”（仁宗一脉），“宜降于小宗”（亲生父亲濮王一脉），“专志于所奉而不敢顾私亲也”。这最后一条英宗很不爱听，后来闹出一场大风波。

司马光劝了太后劝皇上，效果甚微。到六月，英宗又病得厉害了，且拒绝服药。其病因在于“忧疑”，而拒绝服药是怕药中有毒。他对宦官没好脸，宦官都向着太后，说他的坏话。太后在见执政大臣时屡有不平之语，矛盾公开化了。司马光感到，要调停两宫矛盾，有必要把话说得更透彻一些。他在二十三日的《上两宫疏》^[6]中说：“先帝属籍之亲（宗室）凡数百人，独以天下之业传之圣明（指英宗），皇太后承顾命之际，镇抚中外，决定大疑，其恩德隆厚，逾于天地，何可胜言！”这是要英宗懂得知恩、感恩。“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两句话，言简意赅，点明了两宫谁也离不开谁的利害关系。

不知这两句话是否打动了皇太后，但肯定给宰相韩琦以极大启发。在太后向执政抱怨皇帝时，韩琦说：“臣等只在外面见得官家（宋人对皇帝的称呼），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曹太后听后大惊失色，说：“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那好！韩琦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韩琦的这段话史称“危言”，当时在场者都被吓得大气不敢出。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司马光奏疏的意思：“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

两宫矛盾被暂时“压制”，但没有缓和。英宗开始临朝，但登极五个多月了，竟没说一句话，如泥塑一般。他不接见来给宋仁宗吊丧的西夏使节，不出席给仁宗招魂的重大典礼——“虞祭”。就是将神主（“虞”，死者的木头雕像）从陵寝迎回太庙，共须进行九次典礼（九“虞”），其中路途五次，抵京后四次。英宗的失礼行为气得太后无可奈何，问宰相韩琦：效昌邑王事如何？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昭帝的侄子，因昭帝无子，驾崩后被皇太后和宰相霍光拥立为帝。但他荒淫无道，仅在位二十七天即被废，是谓“汉废帝”。显然，曹太后是要韩琦将英宗废了。她还送给韩琦一封信，里面装着英宗在宫中所写的歌词及其种种不是的记录。在见到韩琦等执政大臣时，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英宗，最后说：“老身殆无所容！”（已经没法再容忍了）“请为孀妇做主。”而英宗也有一肚子气，对韩琦等人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不是霍光，宋代不是汉代，要行废立，既无此胆也无此力，所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调和两宫矛盾。但因涉及个人命运，敢于出来调停的人寥寥无几，而司马光是最先站出来且坚持不懈的调停者。

在英宗拒绝参加“虞祭”时，司马光先后上了《言谴奠劄子》《论虞祭劄子》等，指出“虞者孝子之事”，不可让人代替，否则就有亏于孝道。仁宗神主入太庙的最后一次“虞祭”，英宗参加了，但没有哭，美其名曰“卒哭”。“卒哭”就是哭之终止，过去无此一说，算是祭礼上的“新发明”。这让太后怒形于色，几乎当场发作。司马光马上分别呈《上皇太后疏》^[7]和《上皇帝疏》^[8]，在这两份奏章中讲了同一个故事：“昔（东）汉明德马皇后无子，明帝使养贾贵人之子（刘）炟以为太子，且谓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皇）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为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终始无纤介之间，前史载之，以为美谈。”他用这个故事劝太后不可“效常人之家，争语言细故，故有丝毫之隙，以为宗庙社稷之忧”。他希望英宗像汉章帝那样，像孝顺亲生父母一样孝顺太后，亲自到太后处“克己自责，以谢前失，温恭朝夕，侍养左右，先意承志，动无违礼”。在司马光和韩琦、欧阳修的调停下，太后与英宗的关系有所改善。

此后，司马光又给英宗连上四疏专谈对太后的奉养^[9]，指出太后对陛下有三德：“先帝立陛下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驾之夜，皇太后决定大策，迎立圣明，二也；陛下践 数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众心，惶惑失措，皇太后为陛下摄理万几，镇安中外，以俟痊复，三也。”希望英宗能“以大德灭小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以大局为重，奉养太后如亲生父母。

司马光为调停两宫关系所上的奏疏有十数道，对于他所作的贡献，副相欧阳修的评价是“于国有功，为不浅矣”。

治平元年（1064）五月，宰相韩琦拿十余件事向英宗取旨，英宗的答复都很妥当。韩琦再向太后汇报，太后连连称善。韩琦于是向太后提出辞职，太后说，相公不可去，倒是我应该居于深宫了。说着便站了起来，韩琦于是大声喊：“撤帘！”帘子撤下了，还能看见太后的背影……

驱除弄权宦官

太后被迫撤帘了，但与英宗的矛盾并没有随撤帘而去。他们的矛盾难以弥合，一个原因是有宦官从中挑拨，为首者乃权宦任守忠。

司马光称宦官为“近习之臣”，对宦官害政高度警惕。从皇祐二年（1050）上《论麦允言给卤簿状》（见第八章）开始，论宦官的奏状就一直没有停。先后被他弹劾的有炙手可热的权宦苏安静和张茂则等，最著名的奏疏有要求取消寄资的《论御药寄资劄子》（寄资即高职低配）和《论臣僚上殿屏人劄子》。后一劄子要求按祖宗规矩，皇上与臣僚谈话时，宦官应退到板障以外，如果发现偷听，应论罪量刑。好了，只说他现在要弹劾的任守忠官居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治所在今四川梓潼县境）留后。对他的职位，有必要解释一下。宋代宦官分两省，内侍省（简称前省，宫外当差）、入内侍省（后省，宫内当差）。不用说，最有权力的是入内侍省。任守忠所领入内都知是该省的最高职务，就是大内总管；宣政使是宦官的最高品级，正六品；留后全称为节度观察留后，正三品。宣政使已经是宦官最高品级，为什么还给他一个留后呢？这就是所谓的“寄资”，是皇帝对宦官的额外开恩。奴才在身边服侍久了，便有了感情，宦官职位到顶了，便给他挂一个武职继续往上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皇帝身居宫内，孤家寡人，再英明的主子也免不了靠宦官来刺探外情，监督臣下，特别是掌握军队的武臣，于是乎，诸如钤辖、监军以至刺史、观察使等高级武职便落到宦官头上。至于让宦官童贯当枢密使，那是后来宋徽宗干的事，此前尚无。

回到任守忠身上，司马光在调解两宫矛盾时，就已经不点名地指出：“宫省之内，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互相间构”^[10]，不点任守忠的名是不想激化矛盾。曹太后撤帘后，他觉得应该打开窗子说亮话了。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司马光三上奏章，弹劾任守忠。

任守忠是“俳优”（演员）出身，因善于讨主子欢心，混到了勾当御药院这个要害职务，但他与教坊使田敏勾结犯罪，被真宗刘太后判杖二十，发配岳州（今岳阳）。经其父任文庆找关系说情，杖刑后免于发配，留在开封做生意。他用金钱买通御药宦官江德明，重入宫中，在仁宗朝一步步当上宦官押班。嘉祐年间，司马光力谏仁宗立宗室子为嗣，仁宗倾向于宗实，任守忠竭力阻扰；仁宗决定立宗实后令其宣召，他躲避而不肯行。仁宗逝世，皇太后垂帘听政，任守忠在太后面前诋毁英宗，使两宫关系愈来愈僵。在讨论太后的出入礼仪时，任守忠竭力主张沿用乾兴之例，即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听政所享受的与皇帝一样的礼仪。这不仅是拍太后的马屁，而且包藏着另立新主的祸心。好在曹太后还算清醒，没有完全听他的，出入不鸣鞭，仪卫减半。太后撤帘还政，任守忠看大局已定，便转而巴结英宗高皇后，私拿内藏库价值数万的珠宝以献，自己也从中大捞了一把。在他掌管的内省，宦官只惧任守忠而不知惧皇帝。

七月十八日，司马光上《言任守忠劄子》^[11]，历数其上述罪行，请求皇上将其“明正典刑，以示天下”。然而，任守忠是太后的腹心，又拍上了皇后，岂是你司马光一道奏章就能扳倒的？此疏上去，如泥牛入海。司马光接着又上《言任守忠第二劄子》^[12]，指出，任守忠久任宫禁，一手遮天，如不早除，必有后患。可惜，此疏又打了水漂。是自己没有讲清他的罪行，还是皇上没有认识到他的危害？不搬掉这个皇宫内的奸宦，司马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于八月二十二日又上《言任守忠第三劄子》^[13]，列举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按时间顺序，重点揭露了他阻止立英宗为嗣，以及危害英宗执政的问题，最后说：“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亲见，众人所共知……诚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伏望陛下尽发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斩于都市，以惩奸慝。”这一次，英宗终于下决心，批给中书处理。

宰相韩琦坐在政事堂，拿来一张空白敕书，先让副相欧阳修签字，再让副相赵槩签字。赵槩感到为难，欧阳修说，你尽管签，韩公自有处分。赵槩签字后，韩琦把任守忠叫来，厉声说，你犯的罪当死，特贬你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节度副使，不可擅离安置地。宋代的节度使是最高武职，但节度副使啥也不是，无任何职权，也不给工资，是安置贬官的空头职务。韩琦当着任守忠的面签发了敕书，令人立即将他押解上路。如此处理有悖常规，而之所以如此，实出无奈，如按常规办理，宫中很可能传出新的旨意，那就流放不成了。

此前，谁也不敢得罪任守忠，司马光因扳倒了任守忠而名声大震。

任守忠既逐，英宗当朝宣布：“内臣差遣并一切委之于都知司。”司马光当即出班奏道：“此令不妥。”

怎么回事呢？都知司是宦官管理衙门，都知是其首长。如果大小宦官的任职都由都知说了算，这会形成以都知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如果这一制度不变，扳倒了一个任守忠，还会出现新的任守忠。次日，司马光又上《言内侍上殿差遣劄子》^[14]，建议皇帝将高级宦官（都知，副都知，押班，东头、西头供奉官，均为六品）和重要部门（如勾当御药院，供奉龙图阁、天章阁）宦官任免权收回，亲自任命，而都知司只管一般宦官的任命。司马光一片拳拳之心，可惜于事无补，只要封建皇帝存在，就离不开宦官，无论宦官由谁来任命，都摆脱不了宦官干政，只有轻重不同而已。

从立英宗为嗣到驱逐任守忠，司马光与宰相韩琦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韩琦对司马光欣赏有加，司马光也对韩琦敬佩不已。然而，司马光很快发现，作为谏官，自己不过是执政大臣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韩琦也发现，司马光并非自己的驯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