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谏官的悲哀

治平元年（1064）秋，宋英宗亲政还不到半年，西北就传来警报：西夏国王谅祚派兵对宋朝发起进攻，杀戮和掠走的人、畜数以万计。

而此前，陕西都转运使刘述古给朝廷的报告却是“边鄙宁静，不足为虑”。

言边两劄子，无人理睬

刘述古的报告是答复朝廷催问的。西夏派来吊唁仁宗逝世、祝贺英宗登基的使团在国宾馆议论衅边，被接待人员听到，报告了枢密院，故有是问。使节如此，有悖常理，但宋、夏外交一直就没有常理可言。按惯例，夏使来宋先到延州，听候指示，再由延州派引伴使护送至京师。当时没有专职外交官，有事临时指定，往往用非其人。此次西夏使团的团长是吴宗，宋引伴使为指使高宜，两个糊涂，一对呆瓜。一路上，吴宗出言狂谬，贬损宋朝，高宜动怒，与之争吵。吵到开封，要进顺天门，吴宗要求戴佩鱼，用西夏礼仪，这是公然挑衅，高宜劝阻不听，一气之下把他们关进马棚，关了一夜，不给饭吃。吴宗抗议，扬言报复，高宜说，我雄兵百万，捣你贺兰巢穴。使团在开封待了很久英宗才接见，吴宗当面告了高宜。英宗指示，高宜是延州属官，令延州通判审理。

此事在朝廷传开，司马光当即写劄子，要求审判高宜，治其罪以平息纠纷，不报。

延州通判审理此案。吴宗说，高宜讲雄兵百万，捣贺兰巢穴，此话怎讲？通判说，你是否说过你们的国主是少主（谅祚时未成年），太后当家？吴宗唯唯。通判于是判决：因你错在先，高宜才有此言。

吴宗对判决未持异议，但回国之后西夏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战争。西夏摸清了宋朝的底细：在仁宗逝世、英宗接班期间，朝廷一片乱象，而边防松弛，将帅无能。陕西转运使刘述古靠“拼爹”当官，文不能安民，武不能上阵，却有一套欺上瞒下的本事。副都部署（副司令）刘几发现他谎报“边鄙宁静”的军情，请他重写，他以报告不可前后不一为由而拒绝，刘几不干，要单独写报告。刘述古恼羞成怒，借故将刘几调到凤翔，脱离前线。刘几刚被调走，西夏便动手了。

宋廷接到警报，决定派文思副使（中级武官）王无忌带着诏书去“诘问”。失策！司马光觉得，战争已经开打了，当务之急是备边，而非遣使诘问。他飞快地写出了《言备边劄子》^[1]，开章明义地说：

闻《周书》称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盖言诸侯傲狠不宾则诛讨之，从顺柔服则保全之。不避强，不陵弱，此王者所以为政于天下也。

这段话可视为司马光外交思想的核心。他接着说：去年西夏使团来吊丧，引伴使高宜侮辱人家，我说要治他的罪，朝廷不当回事；现在西夏打上门来，朝廷却派人去“抚谕”，这正好与文王之道相反，是“从顺则侮之，傲狠则畏之”。“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无事者，其故何哉？”“臣不胜愤懑。”望皇上召集群臣，讨论救边之策。

对司马光的批评，宰相韩琦视之为书生之见而未曾在意。他资格老，有经验，在派使者去西夏的同时，采取了多项战备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刺义勇”。

义勇约相当于今之民兵，刺就是刺字。宋军士兵脸上刺字，而义勇只刺手臂。为此，韩琦上疏说：“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方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这里，他简要地回顾了中国兵制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发展过程，企图回到府兵制上去。但是，府兵制为募兵制所代替，是历史之必然，因为募兵制使军队专业化，战斗力超过了亦民亦兵的府兵。问题不在于专业化，而在于军队如何精干、管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宋代以文抑武的根本制度使之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文官、宦官当统帅，对军队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武官靠恩荫，实为世袭，多是纨绔子；士兵脸上刺字，形同奴隶，一入军籍，世代难脱。士兵成分有四：职业兵痞；刺配的罪犯；因灾荒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由弓手、强壮、义勇等民兵而升格的正兵。官兵素质和指挥体制的天然弱点，使宋军几乎逢战必败。相反，倒是边境上的弓手、强壮等民兵性质的部队有点战斗力。韩琦说：“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禁军番号）正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至今所存者无几……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2]枢密副使胡宿建议先刺缘边州县，英宗皇帝说，不如一下全刺。于是乎，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陕西除商（商洛）、虢（河南灵宝）二州外均刺义勇。按照三丁刺一的原则，年龄二十至五十岁，共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名。

司马光连上两劄言边事，都无答复不说，而朝廷却按韩琦的主意刺开了义勇。他震惊了，愤怒了！不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且因为这与他心目中的王者之政背道而驰。

半月六道疏，面质宰相

刺义勇的事，司马光是在诏令下达八天后才听说的。他义愤填膺，写下了《乞罢陕西义勇劄子》^[3]。在回顾了康定、庆历年间陕西刺弓手进而被编入保捷军的历史，指出陕西自西事以来，民力已减耗三分之二，又连年遭灾，今年收成不错，农民指望歇歇肩膀，偏又下诏刺义勇。陕西官军甚多，为何还做这种有害无益之事？

司马光愤怒不已，韩琦却不以为然。他何尝不知道陕西屯兵不下三十万（最多时超过四十万），但夏军视“东兵”（从东边调来的禁军）为绵羊，而对缘边“熟户”（靠拢宋的少数民族）、弓手却畏惧三分。不刺义勇，你又有什么好办法？

有。司马光接着上《乞罢陕西义勇第二上殿劄子》^[4]，指出，加强军备不仅是要添屯军队、积蓄粮草，更在择将帅、修军政。如果将帅得人，训练有素，不要说抵御入侵，“则虽欲取银、夏而税其地，擒赵谅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难！”至于怎么选将帅？选谁做将帅？他没有说，而继续描绘当年陕西刺弓手的惨状：“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人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则更须千里供送，祖父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总之，刺义勇“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

这一次，司马光在上疏的同时当面向英宗陈述，讲得慷慨激昂，英宗似乎为其感动，答复：送中书、枢密院议处。司马光来到中书省和枢密院，接待他的堂后官（高级胥吏）说，刺义勇的工作已全面铺开。要停下来，须皇上下令，且诏令岂可朝令夕改？司马光气得胡子发抖，刺义勇这么大的事，怎能一两个大臣就定了，而不让百官与闻？回到谏院，他马上又上《乞罢刺陕西义勇第三劄子》^[5]，提了两项要求，一、收回成命；二、公布朝堂，让百官讨论。

刺义勇是韩琦的主意，必须批倒他的理论，才有可能说服皇帝。于是又上了《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劄子》^[6]《乞罢刺陕西义勇第五上殿劄子》^[7]，批判的矛头直指韩琦。

韩琦说，刺义勇“于民无大害，于国有大利”。司马光说，“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刺义勇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要么赶紧分家以逃避三丁刺一，要么卖掉田产而当游民。而刺字之后，还要受头领的剥削。义勇定编后，差额要补齐，等于让三分之一的百姓子子孙孙为兵。太祖、太宗时没有义勇，“一统天下如振槁拾遗”，而后来“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边鄙”，“正军不足，益以乡兵，外府（三司国库）不足，继以内帑（内藏库）”，“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宠名，诱以重赂，仅得无事”。“三路新置乡兵共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观之，义勇无用，亦可知矣。”

韩琦说，义勇近古之府兵。司马光说：今非昔比，义勇不是府兵，而是儿戏。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行政编制与军事编制相统一，各级行政官员即为军官，由卿、士、大夫统帅；“唐初府兵，各有营府，不属州县，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而现在的义勇“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平时操练似乎像回事，而一遇战阵，军员节级带头逃跑，自顾不暇，哪还有一个人为国家御敌？“以臣观之，此正如儿戏而已。”^[8]

在第五劄子中，司马光发出血泪呼声：陛下“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并且当面与英宗摊牌：如果认为我的意见是“孟浪迂阔，不可施行”，那么，我“更不可久污谏诤之列，……别择贤才而代之”。他不惜以辞职来阻止刺义勇，但没能感动皇帝。英宗答复说：“命令已行，不可更改。”

这是什么话？他连夜写了第六劄子，开头就说，臣“终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夺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谏之辞。”他把批评的锋芒从皇帝转向以韩琦为首的执政，“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臣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之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这就远远超出了刺义勇这件事本身，批到朝廷议事规程上来了。他再次请求英宗“二选一”：要么收回成命，要么撤他职。

宋朝的制度设计相对来说是比较科学的，“两府”，政府管行政，枢府管军政，但命令要发出去，在皇帝批准后，还必须通过“两制”，即翰林学士和知制诰来起草，他们若认为不合适，可以退回去。除“两府”、“两制”互相制约外，谏官、御史有监督的权力。韩琦也曾经当过谏官，而且是以直谏出的名，然而，一坐上宰相的位置，特别是在册立英宗和太后还政上建功之后，颇有点以周公自居，未免有些专横。不行！在第六劄子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司马光决定去政事堂，找韩琦当面理论。

韩琦一见司马光，就明白他是来说刺义勇的事了，所以首先以前辈军事家的口吻说：“君实啊！军事上讲究先声后实，现在谅祚正桀骜不驯，听说陕西一下子增兵二十万，岂不受到震慑？”司马光说：“兵贵先声不错，可惜有虚无实，可以欺敌于一日之间而已。过不了几天，敌人知道了我之实情，就一点不灵了。现在，我们是增加了兵力二十万，问题是不管用，敌人知道后，还会害怕吗？”韩琦跳开这个问题，说：“我知道你是担心又像庆历年间那样，先集乡兵后刺正军，现在已经下达敕令，与民相约，永不充军戍边。”司马光说：“我表示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你担心啥？”司马光说：“我还是不信，不仅我不信，恐怕您也不信吧！”韩琦终于忍不住发火了，问道：“你凭什么这样轻视我？”司马光也激动地说：“您如果长期坐在这里也许没问题，但如果换了别人，您的承诺还能算数吗？现成的兵他还会不用吗？”韩琦一下没话说了。司马光悻悻然走了，他的话在十年后得到应验，义勇运粮、戍边成为常事。

连续六请辞，告假回乡

司马光觉得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曾经非常尊重的韩琦了。想想在谏院近四年，从四十三岁到四十六岁，一时记不清写了多少奏章，真正被采纳的有多少呢？正如他在一篇奏疏中所说：“自陛下践 以来，臣不自知其狂愚，见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当，屡献瞽言，浼渎天听。陛下未尝为之变一政令，改一差除。”^[9]这与其说是生病的英宗不采纳，不如说是掌权的韩琦不同意。仔细想想，他们的默契似乎只在立英宗为嗣和调解两宫矛盾时存在，而一接触到施政的具体问题，司马光就成为多余了。

英宗即位伊始，宣布文武百官每人进官一等，赐新官服一套，优赏诸军，一切如乾兴故事，即按真宗逝世、仁宗继位的乾兴元年（1022）之标准。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共一千一百余万（贯、匹、两）。另外，两府大臣、宗室、近臣、主兵官等，还可以得到大行（逝世）皇帝的遗物，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司马光时为四品官，遗赐的珠宝和金帛价值一千余贯。越往上越多，至两府大臣，何止数万！当时，文彦博、富弼两位原宰相正在守丧，也分到了遗赐。如此大规模地撒钱，是为了表示皇恩浩荡，“浩荡”到了每一个官员，却“扫荡”了老百姓。京城官员的奖赏由国库拨钱，各州、军没有这笔预算，朝廷又不拨给，明文规定向民间借贷。朝廷硬撑着按乾兴标准，可惜已力不从心。乾兴时给殿前司禁军的食物中包着金子，而这次没有，引起部队一片喧哗，险些酿成兵变。司马光看着分给他的珠宝和金帛，心里很不是滋味。国家财政困难，寅吃卯粮，而此次仁宗逝世，加官、赏赐和陵墓等各项开支合计接近两千万贯，平均到每个老百姓头上负担近一贯。如果遇到大面积的灾害，或者遭到外敌的大规模入侵，国家拿什么来救灾和充当军饷？他忧心忡忡，睡不着觉了，怎么也觉得这笔遗赐应该退回去。四月十五日，他上呈《言遗赐劄子》^[10]说：

臣伏睹圣恩颁赐群臣以大行皇帝遗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缗，况名位渐高，必沾赉愈厚，举朝之内，所费何啻巨万！窃以国家用度素窘，复遭大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传闻外州、军（行政区划名）官库无钱之处，或借贷民钱，以供赏给，一朝取办，逼以捶楚（即棰楚，杖刑）。当此之际，群臣何心以当厚赐！

为给官员发赏钱，用打老百姓屁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这样得赏钱，群臣还能忍心吗？司马光这一问，应该让官员们脸红。但有人说，这不过是沿用乾兴故事，你瞎操什么心？

臣诚知乾兴之际，曾有此例，亦恐当时所赐，不至如此之多。况当时帑藏最为富实，今事力耗竭，十无一二，岂可但云旧例，不思损益？况委质为臣，共图国事，股肱耳目，譬犹一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岂待多得金珠，然后输忠尽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

此时非彼时，不可照搬旧例。士大夫与皇帝安危与共，难道非要得到金珠才输忠尽力吗？因此，司马光倡议：

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群臣各迁一官，不隔磨勘，恩泽已厚，诚不忍更受赐物，因公家之祸，为私家之利。伏望圣慈许令侍从之臣，各随其意进奉金帛钱物，以助供山陵之费。如此则君恩下流，臣诚上达，上下相爱，洽于至和，既可以少纾民力，又不至有伤国体。

司马光这一倡议考虑很全面。群臣已凭空官升一级，皇帝对大伙儿够意思了，捐出遗赐等于是对升官的报答。司马光带着谏院的同事来到朝堂，准备在进呈劄子时，带头将遗赐捐出。可答复是：“乾兴无此例，不准。”他以为是太后和皇帝不便恩准，接着上了一则《申堂状》^[11]，说，既然“主上谦让，未欲开允”，那么，“伏望参政、侍郎（副部长以上），集贤相公、昭文相公（两馆学士）表率百僚，率先进献”，这样，“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宰相韩琦等两府大臣所得赏赐最多，司马光以为他们一定会带头，而事实却让他大失所望，于是再上《言遗赐第二劄子》^[12]，质问说：“州县鞭挞平民，逼取钱物，以济一时之急，不知乾兴年中何尝有此例也？”朝廷此举在收买官心，但“士众（普通官员）必曰：‘我辈劳苦，而所得微薄，群臣安坐，而专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辈剥肤椎髓，以供赋敛，而浩浩入群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远者怒，为国计者，可以不深思远虑乎？”如果群臣稍有“廉耻之心”，又“何面目以自安？”他问得义正词严，但没有得到一句话的答复。无奈，他将所得之珠玉捐给谏院作为办公经费，而把金帛送给了舅家。

英宗登基后不久，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知州（军），都派亲属到京城送贺表，朝廷不问青红皂白，给送贺表者一律封官。这样一下就凭空新增数百名官员。司马光上疏指出：“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而“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现在，官员比国初多了十倍，如此滥封，冗官更多。他建议朝廷对送贺表者详加甄别，如是五服之内的亲属，可给一官，否则给点金帛以示奖赏即可^[13]。他并没有要全部废除这一陋习，只是希望改良一下，但同样是说了白说。

回想自己在写《谏院题名记》时，那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啊！现在他却在问自己：谏官算什么？

他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豪的谏官，在执政大臣需要时被视之为利器，而在不需要时却被弃之如敝屣。他灰心极了，决心辞职。回到家中，他准备写辞职报告，可砚台里的墨汁冻成了冰，他突然双手拍桌，长叹一声，吟起《诗经》中的句子：“式微，式微，胡不归？”心有灵犀一点通，夫人张氏马上给他端来热水，亲手磨好墨，说，写吧！辞了官咱们回老家。夫人的理解让他感到了温暖，他写下了《乞降黜状》。虽然在刺义勇的问题上，他曾两次要求英宗“二选一”，不惜辞职，但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辞职报告。报告还没写完，家中的报晓鸡“喔喔”地叫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就是这只笼中的鸡，不禁吟出一首七言诗来：

羽短笼深不得飞，久留宁为稻粱肥？胶胶风雨鸣何苦，满室高眠正掩扉。

你忠于职守按时打鸣，而酣睡的主人却讨厌你打扰了他的好梦！第一份报告送上去，未被批准，他接着写，直写了六份，仍未批准。不准辞职，难道还不准告假吗？从皇祐二年（1050）他守孝期满复出，至今十六年了，其间他只请假回过一次家乡，给父母扫了一次墓，该回去和他们谈谈心了！治平二年（1065）三月，朝廷批准他回乡祭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