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奉旨开书局

司马光在“濮议”中打了败仗，败得很惨，“尊无二上”论没被采纳不说，而且再一次被韩琦“耍”了。

同侪皆贬，旗手独留

话接上章，吕诲、傅尧俞等台谏官相继被贬后，英宗让大臣举荐新的台谏官。治平三年（1066）三月四日，因皇子颖王赵顼（后来之神宗）纳妃，英宗大宴群臣于皇家园林。在宴会上，司马光碰到了知制诰韩维。韩维告诉他，所有举荐新台谏的奏章都被他扣下了，已上奏要求将吕诲等人召回。司马光说，他已上《留吕诲等劄子》^[1]，要皇上收回成命。

司马光在劄子中说，“忠直敢言之臣”是“国家之至宝”。现在将吕诲等贬谪，恐怕将来陛下听不到直言了。“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非窃叹者多矣”，最后要求“令诲等还台供职”。

这个劄子没起作用，司马光又上《留傅尧俞等劄子》^[2]，猛攻政府，说，濮议所以闹成这样，贬谪台谏，“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陛下“今日独取拒谏之名，受孤恩之谤，违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权，止于遂政府数人狠心而已。不知于陛下有何所利而为之”。如果陛下召回傅尧俞等，并下诏对濮王不称亲，则可使天下的诽谤变为讴歌，愤懑变为欢欣。

司马光慷慨激昂，矛头直指执政大臣，而老谋深算的韩琦却在暗暗发笑。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导演”的。英宗以宗室子继位，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如何对待生父濮王的问题。当时，韩琦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随口说，仁宗新逝，不宜议此，应待仁宗大祥之后，讲求典礼，追崇本亲。那好，你就帮我写个报告吧。司马光按上述意见写了。他未曾想到，“追崇本亲”四个字，后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被动。仁宗大祥后，“濮议”开始，司马光起草的《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典礼状》主张不可称亲。所以，英宗下手诏指责台谏派“前后之言，自相抵牾”^[3]。

司马光被当头敲了一棒。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赞成我的主张，我就走人。司马光于是上《乞与傅尧俞等同责降上殿劄子》、第二劄子、第三劄子^[4]。英宗全部留中而不送中书，司马光不领情，自己抄录副本送到了中书，而韩琦看都懒得看。为啥不贬你？因为你已经不是台谏官。

在官场斗争中，司马光根本不是韩琦的对手。在“濮议”如火如荼的治平二年（1065）十月四日，朝廷下了一道告敕：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这似乎很反常，一个挑头与宰执作对的人反而升了官，而且升的是非常关键的一级。其原官天章阁待制是四品，虽已“赐三品服”，但那是“赐”，官袍“升”了官职依旧；新官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是名副其实的紫袍官。韩琦料定司马光一定会请辞，司马光果然反复上疏请辞，要求外放任知州。好！韩琦顺水推舟，批准他辞去知谏院一职，而保留其他职务。这就是政治的奥妙。在“濮议”中，司马光是台谏派的“领头羊”，所以能领头，知谏院这个职务是关键。一旦他离开这个岗位，他就不能再挑头了，也不便事事发言了。这样，韩琦“巧妙”地达到了削弱台谏派的目的，而且谁也说不出啥来。司马光书生气重，还以为真的是对自己的重用。当侍讲，为皇帝经筵讲课，这是何等荣耀！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没有跳出韩琦的手掌心，心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只好接着写《乞责降第四劄子》^[5]，说，是我最先提出“为人后者为人子”，“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当为首”。“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最后写到当时的心情：“昼则忘餐，夜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他感到无地自容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大有不责降就不出来的劲头。

但是，英宗派宦官把他叫到迩英殿，当面谕令他出来供职，他只得从命。韩琦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来。

初为帝师，礼治为纲

韩琦之所以笑，是因为他的目的全部达到了。司马光跟他斗，还嫩了点，不过他始终对司马光是爱护的，爱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英宗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处理与太后的关系上时常意气用事，不顾大局，对稳固政局来说，这很危险。英宗因当“皇子”的时间太短，没有时间接受太子应接受的系统教育，需要靠经筵来补课。其他授课者只会子曰诗云，干巴巴地说理，英宗听着打瞌睡，而司马光懂历史，他讲课英宗肯定会爱听。果然，司马光一改以往那种一味解释经义的授课方法，而通过讲历史故事来阐发经义，让英宗听得兴趣盎然。开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讲起。在讲到周威烈王承认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他发了一通宏论。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史论总纲，作为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作为政治家的施政纲领，是他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果。后来写在《资治通鉴》的开头，是为全书之总纲。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啥意思？天子的职责莫大于维护礼治，礼就是纲纪；礼的核心莫大于把人分为等级，首先是君臣之分；分等级莫大于标志等级的名，如公、侯、卿、大夫等。简单地说，礼就是等级制，礼治就是用等级制治理国家。司马光在提出了这三个“莫大于”的观点后，接着逐一展开阐述：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从低往高排列），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商纣王弟，贤人）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成汤创立的商朝就会像天一样长久）；以季札而君吴（国），则（开国诸侯）太伯血食矣（永远有人祭祀）。然二子（微子、季札）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身份称谓：包括爵位、名号、谥号等）不著，非器（从宫殿、车马到日常用品包括食具、饮具、寝具、饰物、礼器等直至死后的墓制、冥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城）邑而请繁缨（天子、诸侯辂马的带具上的饰物），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国）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起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机）”，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接下来他简要回顾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认为春秋时期虽“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春秋诸侯称霸，都假借周天子的旗号，不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抛开周天子，也不是他们有怜悯之心，而是“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现在，晋国三个大夫把晋国瓜分了，周天子既没有力量讨伐，又纵容他们，封他们为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这意思很明显，周天子连最后的一点名分都守不住了，所以礼就一点也不存在了。

有人说，当时周室衰微，天子自身难保，就是想不答应，能做到吗？司马光说：“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齐）桓、（晋）文之君，必奉礼仪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我们不在这里辩论司马光观点的正误，只说英宗听了还是颇以为然的，不过他未必听懂了司马光的弦外之音。当时“濮议”正争得势不两立，司马光是在用历史提醒他，别以为是否追尊濮王是小事，是“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大问题。要当心“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的后果。

司马光在辞去谏官后，不像过去那样有“言论自由”了，便用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历经仁宗、英宗两朝，他更加明显地感到，明君是千载难逢的，而中等的、平庸的君主要保住江山，是需要贤臣来辅佐和教导的。换句话说，皇帝也是要老师用正道来指引的。经筵是为皇帝上课的好机会，但经筵不常开，天气太热或太冷，皇帝身体欠佳，等等原因都可以成为取消的理由。因此，应该为皇帝编一本教科书，让他懂得兴衰治乱之道。而要如此，最好是通过历史来表达，让皇帝以史为鉴。

官修《通鉴》，书局开张

这天，青年历史学家刘恕来访。他是司马光当考官时录取的进士，两人几句寒暄后就谈到历史上来。

司马光说：“吾儿时读唐人高峻之《高氏小史》，受益匪浅，好一本历史启蒙书。”

刘恕说：“《高氏小史》为少年所著，未免简略。先生若能效《左氏春秋》和荀悦之《汉纪》，修一部通史，实乃功德无量。”

司马光说：“此乃吾之所愿也。吾观正史自司马迁之《史记》至刘昫之《旧唐书》，卷帙浩繁，人毕其一生亦难以遍读，理解尤难，帝王君临天下，最应懂史，却日理万机，无暇遍览，所以应有一部删繁就简，以记录国之兴衰治乱为主的简明通史。”

刘恕问是否从上古写到（宋朝）国初，司马光说：“《春秋》为孔子所著，吾岂敢动一字。准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写起，写到后周显德六年（前403—959）止，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刘恕说：“从来治史，有所谓才、学、识三长之说，其中尤以史识最难。《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先生三长兼具，也应有‘曰’。”司马光告诉刘恕，将效“太史公曰”为“臣光曰”，书名暂定为《通志》。真宗时王钦若等人修《册府元龟》（类书）只采正史，而正史并非全可信，杂史并非全不可信。《通志》将广采博取，疑者疑之，信者信之，成一部信史。

大约在这次谈话前后，司马光开始了《通志》的编撰工作。他在经筵上给英宗讲课时，已经完成了从战国至秦朝一百八十余年的编年史，即《通志》的前八卷。他讲课受到欢迎，便决定先将前八卷上呈，其《进〈通志〉表》^[6]说：

臣光言：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

这八卷《通志》，英宗应该是看了的。治平三年（1066）四月十八日，英宗发布诏令：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这表明，英宗所以不批准他与台谏官同贬，要留下他讲课和编书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上述诏令有点令人犯糊涂，搞不清是接着《通志》前八卷续编，还是另外再编一部历代君臣事迹？

因此，司马光上奏说，臣窃不自量力，常想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应该知道的，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例，修一部编年体史书，名曰《通志》，其余多余文字，全部删去不载。希望或听或读都不辛苦，就可以博闻广见。接着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续编《通志》还是另起炉灶？第二，如果续编，则私家区区，无力办到，非愚臣所能单独完成。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都是公认的历史学家，请调此二人与臣同撰，这样就可以快点成书，且不至于疏略。

司马光的奏章以往多如白云黄鹤，而这个关于修书的请示，英宗批准得迅速痛快，让他大喜过望：第一，是续编《通志》而非另著新书，待书成后，再赐书名。第二，所请调二人，照准。第三，在崇文院设书局，专办此事。

先说调人。刘恕接到调令，便赶回了京城。他是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人氏，字道原，时年三十四岁。其父亲刘焕与欧阳修是“同年”，进士及第后官至安徽颍上县令，因不愿屈节侍奉上司，便学陶渊明弃官而去，上庐山隐居。欧阳修佩其高节，为之赋《庐山高》一诗。刘焕穷得家徒四壁，令人羡慕的唯有其“神童”儿子刘恕。他八岁时，听来客说孔子无兄弟，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以其兄之子妻之。”^[7]举座皆惊。十三岁时，他为准备制科考试，向人借阅《汉书》和《唐书》，过目不忘，一个月就还书了。宰相晏殊要考考这位“神童”，把他召到府上，反复诘问，没能难着他，反而被他的“请教”难住了。后来，晏殊专门请他到府上讲解《春秋》。他十八岁（皇祐二年，1050）参加科考，司马光是考官之一。仁宗有诏，将通经义者之名单独奏上。在应诏者中，刘恕名列第一。其诗、赋、论也被列为上等。可在殿试中，他被判为不中格，又令其到国子监试讲，再次被评为第一，这才被赐进士出身。他先任钜鹿主簿，后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北）县令，颇有政声，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史学，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后周，正史野史，他都烂熟于心，以至司马光后来说，编《资治通鉴》“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刘恕字），光受成而已”。这虽是自谦，但绝非溢美。

刘恕来了，赵君锡却来不了。他父亲逝世，要“丁忧”三年，只好换人。换谁好呢？刘恕提醒司马光：“先生读过《东汉勘误》吧！”此书是刘敞、刘攽、刘奉世（世人称之为“三刘”）叔侄所著，司马光当然读过。“三刘”是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均是出色史家，但刘敞年龄偏大，刘奉世年资偏浅，刘攽不到四十岁，正好。不过，司马光一本正经，而刘攽诙谐幽默，两人性格迥异。他爱给人取外号，与之同在三馆的孙觉高大肥胖，孙洙羸弱瘦小，因为同姓同官，送信件的小吏常常搞错，刘攽便给孙觉取外号为“大猢狲”，孙洙为“小猢狲”，说这样就不会搞错了。他初任馆职时，骑一匹骒马上下班，有人说他“怪异”，你就不担心那一群公马把你顶翻吗？他说，我自有办法。人问：“什么办法？”他说，我买一块青布做一个兜兜挂在马屁股上。请其详解，他说，我初任馆职，薪俸微薄，柴火费、烤火费什么也没有我的，不得已买这匹廉价的马代步，而众人则说我怪异，我就用这个兜兜堵住他们的嘴。他与王汾同在馆阁，两人常互相取笑。王汾是个官迷，有一天，刘攽突然对他表示祝贺，问何贺之有？刘说，祝贺你要改章服了（换官袍，标志升官）。王说，未见命令。刘说，早晨听到门使传报，要不你去打听一下。王汾真去打听了，结果是：“有旨诸王坟得以红泥涂之。”王汾因此被“王坟”了一回。御史马默弹劾他“玩侮无度”，好，那就先“玩”你一把：“既称马默，何用驴鸣？”随口就是一篇《马默驴鸣赋》，其中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句，讽马默为黔驴。刘攽与苏东坡、王安石都是好友，常互相“开涮”。老实说，司马光不喜欢这类没正经的人，但在治汉史上，全国无人望其项背，便将他调到书局，负责汉代部分。

书局在崇文院正式开张了。从此，中国历史上最恢弘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当时暂名《通志》）从私修（前八卷）变成了官修。英宗给了书局最好的待遇。崇文院内有皇家图书馆龙图阁、天章阁；有国家档案馆秘阁和史馆；有国家图书馆昭文馆，所有书籍和文件编撰者都可以借阅。英宗亲自交代，书局待遇与皇宫同，从大内派出一班宦官以供差遣。写书用的是御笔、御墨和御用缯帛；吃的饭菜出自御厨之手，喝的是御酒；饮食起居，送信跑腿，一切杂务，都由宦官侍候。此外，还有一笔供编撰者零花的“御前钱”。这样的待遇，即使是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的编撰们也不敢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