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没读懂神宗

宋英宗赵曙在位不满四年，其实就干了“濮议”一件事。他胜利了，为自己争取到了称生身父母为“亲”的权利，但建在父王陵寝上的庙宇刚刚完工，他就病倒了。弥留之际，他急召太子颍王赵顼。太子赶到时，他已不能言语，只是一个劲地流泪。他才三十五岁，他不想死，他舍不下皇位，但正如宰相韩琦在召太子时所说，他就是活过来，也只能当太上皇了。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他死了，二十岁的赵顼登基，是为神宗。

四年时间不到，宋朝连死了两个皇帝（仁宗、英宗），财力已经经不起国丧了，赏赐只好从简。不过，许多朝臣更关心的不是帝国的财政，而是权力的再分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等已是两朝顾命大臣，三朝元老，也应该让别人干干了，有的人已经等得着急了。

欧阳修离朝前的推荐

自成立书局后，司马光就一头扎在崇文院里编书。另外，他已奉命当本年科考的主考官。一当考官，就得被封闭在礼部的考试院里，不得与外界接触。让他失望的英宗走了，新登基的神宗是个什么样？他不了解，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此时，考试院外一场以扳倒韩琦、欧阳修为目的的倒阁大戏开锣了。

第一个遭到弹劾的是欧阳修。英宗的遗体停在福临殿，群臣丧服吊唁。监察御史刘庠发现，欧阳修的丧服下露出紫衣一角，于是弹劾其犯了“大不敬”罪。在封建社会，“大不敬”属十恶不赦之列，若罪名成立，是要杀头的。欧阳修衣着上的不谨慎，足见其有点飘了。神宗网开一面，未予深究，但御史们岂肯就此罢休？在“濮议”中，欧阳修首倡“降而不绝”论，把台谏派得罪光了，加上他心直口快，往往面折人短，因之积怨甚多。御史中丞彭思永还差一步就可进入执政之列，早就想轰走欧阳修取而代之。“大不敬”罪名没安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欧阳修妻子的从弟名叫薛良孺，因犯举官不实（推荐干部弄虚作假）而受停职处分，神宗即位，照例大赦，薛良孺可被赦免而复官。欧阳修说，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而原谅他，一句话让他复官无望，因此恨得咬牙切齿。他造谣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关系暧昧。吴氏乃盐铁副使吴充（司马光的“同年”，后为宰相）之女，嫁给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集贤校理刘瑾因仕途不顺也恨欧阳修，便将薛良孺的谣言到处散布。彭思永听到后告诉了属下蒋之奇。蒋之奇在“濮议”中支持欧阳修，由欧阳修推荐当了御史，见欧阳修在台谏派中如众矢之的，便想与之划清界限，于是弹劾欧阳修“帷幕不谨”，并要求公布于众。一时间，朝堂沸沸扬扬，昨日还是文坛领袖，今日变为“禽兽不如”。欧阳修无端被扣上屎盆子，急忙上章自辩，要求朝廷核实。如是真，自当伏诛；如是假，当黜御史。一查，蒋之奇供出消息来源是自己的长官彭思永，但彭思永死活不交代所从何来，说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如果要求每件事都有根据，那就没有人敢说话了。如此几个回合下来，还僵在那儿，神宗只好将彭思永、蒋之奇贬外。贬谪令下，侍御史知杂事苏寀、御史吴申等人为他俩大鸣不平，说从此将堵塞言路，且将欧阳修在“濮议”中“首倡邪说”之事重新倒腾出来，闹得欧阳修无法在朝廷立足，主动要求外放，被贬知亳州（今安徽同名市）。六十岁的他连上六章要求退休，未获准。

这场闹剧似乎是彭思永导演的，其实不然，真正的导演是神宗。新继位的他不满韩琦、欧阳修等大臣专权，私下有所流露。嗅觉灵敏的御史们于是抓紧跳出来表演，以邀宠升官。蒋之奇被贬后，神宗对新任副相吴奎说：“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此事因吴奎说“赏罚难两行”而作罢，但明显看出神宗是支持御史的。

在攻走欧阳修的闹剧中，司马光不是“演员”，甚至连“观众”也没能当上。在他作为主考官录取的三百零五名进士名单（其中有王安石之子王雱）上奏后，才知道欧阳修已被贬走了。他未曾想到的是，这个在“濮议”中被他戴上“巧饰邪说”帽子的近视眼老头，在离开朝廷前，向神宗慎重推荐了他：

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自仁宗至和（1054—1055）服药之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未有定议。最后光敷陈激切，感动上听。仁宗豁然开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英宗）选自宗藩，入为皇子……今以圣继圣，遂传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无所知者。今虽侍从，日承眷待，而其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忝在政府，详知其事，不敢不奏。

（清·顾栋高《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卷四》）

欧阳公，长者风。不知是否因为他的推荐，反正司马光很快被提升为翰林学士。

宋朝的翰林学士由皇帝直接指挥，故被称为“内制”（知制诰属中书省，称“外制”），“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1]，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是正副宰相、枢密使副使的后备人选。据宋人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中的统计，北宋自太祖至神宗，共任命翰林学士一百零八人，做到宰相的有二十一人，二者之比，真宗朝，十五比四；仁宗朝，五十二比九。如果加上参知政事（副相）和枢密使副使等执政大臣，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逼鸭子上架的翰林学士

然而，司马光却诚惶诚恐了。闰三月二十九日，他上《辞翰林学士第一状》^[2]。状中首先表明了自己做官的信条：“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这句话，五年前他在《辞知制诰状》中用过，当时连上九章坚辞，最后仁宗同意了。在追述此事后，他说：“今翰林学士比于知制诰，职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称，闻命震骇，无地自处……臣虽顽鄙，粗能自知，非分之荣，必不敢受。”

第一状上去没反应，于是又上第二状^[3]，神宗认为他不过是按例自谦，仍没反应。其实，司马光并非全是自谦，还真有点没底。石扬休和范镇是他的“同年”好友。石扬休任知制诰，起草的制辞多遭人诟病，被认为不称职；范镇任翰林学士，因在起草诏书时将韩琦喻为周公，被贬出朝廷。朝廷的制、诰、诏、令，虽然都是用“四六句”写的官样文章，但一个典故、一句经义、一个字运用不当，都非同小可。至于那些涉及官员褒贬的敕令，起草者再谨慎，也难免会得罪人。翰林学士有封还词头的权力，以司马光的性格，将会有多少词头被他封还？所以，他又接着上了《辞免翰林学士上殿劄子》^[4]。所谓上殿劄子，就是请求上殿向皇帝当面陈述。劄子中，他认为自己“若使之解经述史，或粗有所长，至于代言视草，最其所短”。陛下如准臣辞免，就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长”。

神宗传他上殿。坐在龙椅上的神宗英姿焕发，他的年龄正好与司马光高中进士时的年龄相等，虚岁二十。“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眼下的神宗如此年轻，司马光作为侍讲和《通志》（《资治通鉴》）的总撰，深感有责任将他培养成有德的明君。神宗仔细瞅着司马光，见他才四十出头，却已须发皆白，未免唏嘘。对司马光的忠诚和学识，他是了解的，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就是想把他放在身边，以资顾问。

神宗首先开口：“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尚何辞？”你既有学问，又有文采，还有什么推辞的理由？

司马光回答：“臣不能为四六。”

宋朝的制诏要用“四六句”写，而汉朝是不用的，神宗说：“如两汉制诏可也。”

司马光说：“本朝事不可。”

神宗反问道：“卿能举进士高第（第六名），而不能为四六，何也？”

司马光一时无言以对，扭头开溜。神宗笑了，派宦官追到门口，强迫他接受告敕，司马光却拜而不受，神宗见状，高声说：“司马光还不回来谢恩！”他不得不回来，照样拜而不受，神宗命令宦官，“塞到他怀里去”。这样，他这个翰林学士不当也得当了。

被迫当了个不想当的美官，司马光心里怎么也美不起来。而一个昔日同僚的遭遇，又揭开了十年前的旧伤疤。此人是夏倚。当时，司马光追随恩师庞籍任并州通判，夏倚是麟州通判。屈野河之败，夏倚被贬到远地当税务官，司马光因有庞籍庇护不降反升（见第九章）。夏倚苦苦熬了十年，当到屯田员外郎，由欧阳修推荐召试馆职，而御史却说他“素无学术”，且重翻屈野河的旧账，硬把这事搅黄了，被放到江南西路任转运判官。这对夏倚不公，司马光却帮不上忙。他离京时没与司马光告别，当年的同级，现在一个已穿紫袍，一个还穿绿袍，唉！

此时，司马光想的与神宗想的完全不一样。如前所说，神宗是“倒阁”大戏的导演，欧阳修被贬只是个序幕，重头戏还在后头，就是免掉宰相韩琦。韩琦因担任英宗的山陵使，暂时得放一放。现在，陵寝已经规划妥当，该向他动手了。神宗提拔司马光当翰林学士，放在身边，是要他为“倒阁”大戏服务。

一个没读剧本的“演员”

第一个向韩琦发难的是御史中丞王陶。他原是东宫属官太子詹事，所谓从龙之人，彭思永攻欧阳修两败俱伤后，他接替了彭的职务。因他也曾上疏要求仁宗早立储君，所以司马光对他印象不错，以为是敢言之士。

四月初五，朝廷下了一道诏令，召陕西宣抚使、判渭州郭逵签书枢密院事。王陶上疏说：“韩琦引（郭）逵（到）二府，至用太祖出师故事（太祖用武将为帅）劫制人主，琦必有奸言惑乱圣聪，愿罢逵为渭州。”^[5]

王陶捅的是宋朝的一根敏感神经，即武将任职枢密院的问题。为防止重演五代武人专政的悲剧，宋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枢密院的首长（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一般不用武臣，偶尔文武杂用，也会引起轩然大波。后人评论宋代“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北宋在仁宗后，差强人意可称名将的只有两人，一个狄青，一个郭逵。两人都是士兵出身，都是范仲淹培养提拔起来的。这里不说他们的功劳，只说狄青当枢密使后，一直就是文臣的“箭靶子”，最后被贬到外地后还隔三岔五地派宦官去“问安”，活活把他吓死了。郭逵实际在英宗时就已经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在文臣的汹汹议论中，英宗没敢让他到职，令其以本职为陕西宣抚使、判渭州。现在神宗召他回朝，王陶便借此危言耸听，攻击韩琦。王陶的这一“箭”射得很有力量，但未能中的。神宗说，郭逵是先帝所用，如果罢他的官，等于是说先帝用错了人。

第一“箭”没射准，王陶又从故纸堆里找到了武器。翻阅《皇祐编敕》，见上面规定常朝日，宰相应轮流一员押班，而韩琦等从不押班。于是以御史台的名义给中书省发函，在引述以上规定后，问后来是否又有新的规定。这明显是无事生非。宰相常朝日押班其实只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实行过，因为难以坚持，便废而不行，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北宋皇帝与宰执研究国务是在垂拱殿（内朝），而每日例行的百官朝会（常朝）是在文德殿（外朝），所谓宰相押班即外朝押班。因皇上要在内朝与执政大臣议事，所以每日的文德殿常朝不一定能见到皇上，只有五天一次在垂拱殿举行的“百官大起居”，皇上才不会缺席。如果要宰相每日到外朝押班，就会影响在内朝议事。王陶见中书省未予答复，于初八日上疏弹劾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班，“至谓（韩）琦跋扈，引霍光、梁冀专恣事为喻”。霍光、梁冀是汉代能操废立之柄的权臣，王陶把韩琦与他俩相提并论，意图不言自明。神宗将王陶的弹状给韩琦看，韩琦说，王陶说我跋扈，陛下派一个小宦官来，就可将我绑去。神宗听了未免心动。尽管韩琦、曾公亮已上表谢罪，但王陶仍然接二连三地弹劾。本来有不少人对韩琦的专权不满，但王陶的无限上纲反而引起人们对韩琦的同情。特别是王陶能有今天，多亏了韩琦的推荐。神宗在颍王邸为太子时，英宗让韩琦推荐太子詹事（太子府总管），韩琦推荐了他。文彦博提醒韩琦，此人浮躁，须防其见利忘义。韩琦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悔之莫及。神宗看形势不利，便想“暂停”。

司马光本与这场大戏无关，神宗的“暂停”却把他卷了进来。为宽慰韩琦，神宗决定将司马光的职务与王陶对调，就是让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王陶任翰林学士。这很对司马光的胃口，在进宫谢恩时，他对神宗说：“自顷宰相权重，今（王）陶以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宰相押班然后就职。”意思是，王陶因为弹劾宰相而被罢官，以后御史中丞就没法干了，等宰相押班后我再上任。他显然是站在王陶一边了，目的是抑制宰相的权力。神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遭到中书省的强硬抵制。

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的告敕发出来了，而王陶任翰林学士的告敕被压了下来。因韩琦告假，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见神宗，坚决要求将王陶外放，神宗不准，不得已而求其次，拟任其为群牧使。这也是个肥缺，神宗同意了。可吴奎、赵概刚回中书省，神宗就变卦了，派人送来批示，仍要授王陶翰林学士。吴奎一看火了，马上上疏说，当年唐德宗疑大臣，信群小，被称为昏君。“今（王）陶挟持旧恩，排抑端良。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向来相承，非由二臣所废。今若又行内批，除陶翰林学士，则是因其过恶，更获美迁，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奏折递上去后，吴奎称病不出，请求免职。

年轻的神宗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想不到事情会僵到如此地步。二十一日，正好司马光上殿言事，神宗与他谈起此事，问他对王陶是仍授翰林学士好，还是该授侍读为好？司马光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答应次日书面汇报。他想了一夜，觉得神宗登基才三个多月，朝廷应以安定为好。他本来是向着王陶的，但这个时候不做出让步，就难以安抚吴奎。二十二日，他上《乞王陶只除旧职劄子》^[6]，指出：翰林学士与侍读是资质相等的职务，无论给王陶哪个职务，都属于提升，这样吴奎就肯定还会称病不出，王陶也不好意思接受。建议给王陶只授旧职（即任御史中丞前的职务：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这样吴奎有了面子，就会出来上班，而王陶也无话可说。否则，直性子的吴奎可能还会有过激行为，陛下只能将其免职外放。而其他人不知缘由，误以为陛下驱逐大臣，就会纷纷求去，这有损陛下的形象和朝廷的工作。

然而，司马光的心是白操了。

神宗在征求司马光意见的同时，把吴奎的奏章给王陶看了。王陶心领神会，立即弹劾吴奎目无君主，阿附宰相，以欺天下，一下给他列了六条罪状。御史吴申、吕景与之呼应，弹劾吴奎有五大罪。神宗让知制诰邵亢起草王陶任翰林学士的告敕，邵亢说：“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吴）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神宗听了这话，决定将吴奎贬逐出朝。但曾与王陶同为东宫属官的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持相反观点，说：如果宰相真的跋扈，按王法得杀头。王陶如说得对，宰相难逃其罪；要说错了，那就不是免除御史台职务的问题。现在让他当翰林学士，是升官。不如将此事公布于朝，让群臣讨论。

神宗明白，如在朝廷讨论，王陶多半占不到便宜，所以决定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来平息事态。二十三日，他批示中书省：王陶、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身为执政而弹劾御史中丞，把手诏当内批，说没有法律效力，扣押三天，罢知青州（今山东同名市）。

司马光一看，着急了，于二十四日上《留吴奎劄子》^[7]，说，陛下因王陶而免了吴奎，处罚太重，造成满朝惊骇，应收回成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心。吴奎因违诏而受罚，又因率直而被留，必然感恩戴德，慑服陛下英德。

神宗驱逐吴奎，准备用三司使张方平接替，谁知在向他告知这一喜讯时，他拒绝接受，说：“韩琦告假，若罢吴奎，韩琦必定不出。韩琦对皇室有功，应手诏褒奖，使之善始善终。”现在，神宗又看了司马光的劄子，开始回心转意。当日，曾公亮入对，所言如司马光。于是，神宗于二十五日召见吴奎，给他官复原职，安慰说：“成王岂不疑周公邪？”如此这般，终于将执政大臣稳定下来。

再说王陶被贬知陈州后，仍然不断上疏弹劾宰执，中书省非常恼火，准备再予贬谪。司马光感到这样后果将会很严重，立即上《乞更不责降王陶劄子》^[8]，指出，自仁宗以来，台谏官遭贬，很少因为犯颜直谏，而是因为得罪了宰执大臣，因而威福之柄下移，宰辅之权太重，今王陶已受贬谪，如果再贬，我怕从此人君之权益去，大臣之势遂成。皇帝最怕的就是这个，神宗虽然处罚了王陶，可心是向着他的。执政大臣还是不想放过王陶，司马光对他们说，皇上都屈己容人，独中书不能容吗？这才作罢。

闹腾至此，又回到宰相押班的问题上来。五月初四日，宰相韩琦、曾公亮请下太常礼院详议。司马光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讨论，上《乞罢详定宰臣押班劄子》，请神宗下诏，让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勿须下礼院详定。初六日，神宗下诏，自今往后，昼刻辰正（七至九时），垂拱殿奏事未毕，宰相可不赴文德殿押班，令御史台宣布散朝；未及辰正，按祥符敕令押班，永为定制。

这个规定等于是说宰相不必押班了。因为宰相在垂拱殿奏事，几乎没有不超过辰时的。司马光不觉深感失望。书生气十足的他此时还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倒阁”大戏的一部分，而他不知不觉地在剧中当了演员。五个月后的九月，英宗的梓宫放入永厚陵，韩琦的山陵使任务完成，神宗一下解除了韩琦、吴奎、郭逵、陈升之（旭）四名宰辅的职务。王陶虽然摸准了神宗的意图，但因急登重位而不讲策略，乱打一气，戏没演完就被赶下了舞台。

韩琦被解职了，一个重要人物就要出场了，他就是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

司马光也许未曾想到，从此，与王安石唱对台戏会成为他的全部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