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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传——面授御制序

历史大观园 文人墨客 2020-07-06 02:02:27 0

治平四年(1067)九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满朝都以为他会像以往一样辞而不受,可这一次他二话没说就应诏了。在离开江宁时,他吟出一首《出金陵》[1]

白石冈头草木深,春风相与散衣襟。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作好音。

王安石对神宗寄予厚望,司马光也对神宗寄予厚望。在王安石到达京师之前,他就以帝师的身份开始塑造这位新皇帝了。

老臣的夙愿和新君的期盼

神宗刚登基不久,司马光就上疏,论皇帝“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昔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2]怎么当一个好皇帝?司马光归纳平生所学,就在这六点。

前三点,他在六年前任谏官时向仁宗进谏时称之为人君“三德”。具体解释为:

“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3]

司马光认为,人君有此“三德”,加上三条“治国之要”,即任人唯贤(官人),赏罚必信(信赏、必罚),当皇帝就没有什么难的。但仁宗让他失望了,英宗也让他失望了,现在神宗又将如何呢?

神宗导演的“倒阁”行动虽然把司马光蒙在鼓里,但在许多事情上,对司马光的意见相当器重。

新皇登基,百官皆升一级,宦官也不例外。但宦官一旦升到常朝官的级别,就不能再留在内侍省。勾当御药院高居简被提拔为供备库使,而神宗仍留他在身边。司马光立即上疏,历数其恶行,要求神宗明治其罪。神宗答应等先帝下葬后再处理,司马光说:“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神宗听了他的,让高居简出宫。

这年六月,河北大旱,大量饥民涌到京城开封,朝廷拿出仓库的陈米赈济灾民,规定每户二石,实际按大人一斗,小孩五升发给。司马光上《言赈赡流民劄子》[4],认为这样“欲以为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则可矣,其实恐有损无益”。因为结果只会招来更多的流民,京师之米有限而流民无限,最后还得饿死。他认为,解决流民问题的关键是得人,即用干部,派公正得力的人当河北监司,让他察访所属州县,撤换不称职的官员,然后各州县就地多方筹集粮食,贷给饥民,包括由政府担保让富户贷粮,届时由政府负责帮助收回本金及利息。如果粮食有限,那就先救土著居民,土著有了活路,流民就会回乡。因有政府担保,以后农民就会争先储粮,若县县如此,哪里还会有流民?老实说,他的意见不错,但远水不解近渴。神宗按他的意见下了诏书,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靠救济以及太祖发明的老办法,召饥民为兵。

非常明显,司马光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塑造神宗,而神宗在对司马光的器重中考察他。

神宗即位后求治心切,让内外官员上封事(封起来的奏章)直陈得失,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么多的封事,皇帝当然看不过来,神宗让司马光和三司使张方平详定封事,把好的建议梳理出来交给中书省,研究实行。一次在延和殿议事,司马光对神宗说,底下好的建议,陛下应下决心实行。神宗说,可大臣多不想实行。司马光不假思索地说:“陛下询刍荛(割草的人)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这话神宗爱听,所以很快下诏,封事所言之事,如果中书认为难以实行,要找详定官去商量,详细说明利害,向我报告。

宋朝农民的负担很重,税负之外,“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在诸多差役中,最重的是所谓衙前役,顾名思义就是在衙门前服役。北宋州县衙门有官无吏更无职员,怎么办呢?主要是靠农民来服衙前役,包括收税、捕盗、官物运输以及一切衙前差遣。有点文化的可以像《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当个押司之类的吏,但大多只能跑腿。在官府跑腿多好啊,须知那是没有工资的,要自带口粮,而且如果丢失官物,就得全额赔偿,许多农民因此而倾家荡产。谁去服衙前役呢?开始是实行“里正衙前”。里正约相当于如今的村长,村长很乐意收税,因为中间有赚头,而不愿衙前差遣,因为一旦丢失官物就会破产,所以弄得谁也不愿当村长。宰相韩琦发现这个问题后,将“里正衙前”改为“乡户衙前”。这里的乡户特指本乡本里的富户,每年从一富户抽一丁去服衙前役。这样一来,便户户装穷,设法变穷,如兄弟分家、父子分居摊薄财产等,有一富户父子两人须抽一人服役,父亲对儿子说,我死了就可给你留条活路,竟然上吊自杀了。又因各地收入水平不同,穷地方稍有积蓄者便羊群跑马,成了富户,所以越是穷的地方越是比着穷,谁也不敢发家,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因此,神宗令朝臣讨论,有什么能减轻农民差役负担的办法都说出来。司马光赞成改革衙前役,但不主张全国统一立法。在《论衙前劄子》[5]中,他回顾了从“里正衙前”到“乡户衙前”的历史及其危害,建议神宗下诏,让各地比较两种衙前的利弊,详奏以闻,各随所便,另立新法,让老百姓敢于致富。建议不错!很好!但究竟有什么办法?司马光没说。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相互观察,司马光对神宗的感觉良好,他的奏章除了请辞翰林学士没被批准外,其余差不多都被神宗接受。神宗对司马光也有了初步印象:一个正直而有些迂腐的人。他不会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对执政包括对皇帝也敢于犯颜直谏而绝不阿谀。他的正直缘于对其所学的绝对自信,用其所学衡量一切,显出几分唯学是从的迂腐。作为老臣,他的夙愿是要用其所学塑造出一个他心目中的明君;而作为新君,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内政外交上堆积如山的现实问题,国弱民贫,谈何明君?因此,对司马光可用其正直,而避其迂腐,但二者在他身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何分得开?

与神宗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不错。司马光的正直与迂腐很快就让神宗感到非常难受。

陕北绥州(今绥德)陷于西夏数十年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嵬名山、嵬夷山兄弟不满西夏国王谅祚的统治,与宋朝的青涧守将种谔约降。夹在宋朝与西夏之间的少数民族英勇善战,历来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均采取封以官衔、赏赐金帛的办法,争取为我所用。宋朝习惯将靠拢自己的少数民族部落称为熟户,否则称为生户。如果真能招降嵬名山兄弟,宋朝等于多了一点五万余熟户,而且能相机收复绥州。陕西转运使薛向支持种谔,奏曰可行。神宗专门把他召到京城,听取汇报,批准了他们的招降计划。这事进行得很秘密,由神宗亲自掌握,连中书省和枢密院都瞒着。司马光不知从哪儿听到了消息,于九月十七日上《言横山劄子》[6]。横山地区位于宋、夏边界,即今陕北榆林与宁夏、内蒙古交界地区,谁控制了横山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他反对招纳嵬名山,理由:一、“陛下初承宝命,公私困匮,军政未讲”;二、“谅祚虽内怀桀骜,而外存臣礼,方遣使者,奉表吊祭(英宗),尚未还国,而遽令边臣诱纳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亏损谅祚,而失王者之体多矣。”劄子上去,神宗未予答复。他觉得也许自己没说清楚,又于二十四日上了二千余言的《论横山疏》[7],强调“王者之于戎狄,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不必像汉武帝那样,非擒颉利不可。“夷狄之俗,自为儿童,则习骑射,父子兄弟,相与群处,未尝讲仁义礼乐之言也,唯以诈谋攻战相尚而已。故其民习于用兵,善忍饥渴,能受辛苦,乐斗死,而耻病终。此中国之民所不能为也。”在分析了民风的差异后,他回顾了从太宗开始的宋夏战争史,宋朝几无胜利,而每战必耗尽国力,苛敛百姓,“白骨敝野,号哭满道,长老至今言之,犹嘘唏酸鼻”。真宗到仁宗明道年间的四十年双方相安无事,“关中户口滋息,农桑丰富”。仁宗屈己赐元昊为国主,赐岁币二十五万,“岂以其罪不足诛,而其功可赏哉?计不得已也”。他要告诉神宗,由于民风的差异,我们打不赢西夏,仁宗是迫不得已才花钱买平安的。现在若诱降其叛臣,激怒谅祚,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义赏罚,将安在乎”。这些话神宗肯定不爱听。西夏从李继迁叛宋闹独立开始,逐渐占领了宋朝的大量土地,建立起雄踞于西北的独立王国,而且几乎年年侵边犯境,杀我边民,掠我财物,而你司马光却口口声声要我要讲“王者之体”,不可像“闾阎小人”那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什么道理嘛?司马光打了个比方:“譬如邻人窃己之财,己以正议责之可也,岂可复窃彼之财以相报邪?”什么比喻?神宗认为:从我手里抢去的东西,我把它要回来,天经地义。司马光预测招降嵬名山无论是否成功,都将引起宋夏大战,贻害无穷。他告诫神宗,欲立功于外,必先治其内,要从政治军事八个方面着手:举百职(选贤),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而现在八者不具其一,开战必败,“然后忍耻以招之,卑辞以谕之,尊其名以悦之,增其赂以求之,其为损也,不亦多乎?”

神宗不想与司马光较真,佯称无招降之事。司马光觉得神宗是有意回避,九月二十七日再上《言横山上殿劄子》,警告说:“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乱乎?”梁武帝萧衍太清二年(548),东魏降梁将领侯景勾结觊觎皇位的皇侄萧正德发动叛乱,占领京城建康(今南京),萧衍被围困于皇城中饿死。显然,司马光是把嵬名山比作侯景,那萧正德又是谁呢?这的确有点危言耸听了。他要求上殿陈述,神宗于延和殿召见,于是有了君臣第一次很不愉快的对话。

司马光就是为说边事来的,神宗一句“此外人妄传”,想转移话题。

司马光问:“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薛向即支持种谔招降的陕西转运使。他是靠蒙祖父之荫而当的官,因此被科举出身的人看不起,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吏,尤善理财,为朝廷解决了许多难题。

神宗说:“固非端方之士也,徒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神宗的评价是准确的,因他长期在缘边地区工作,对边事比朝廷诸公清楚得多。比如,陕西骑兵的马,过去靠自己养,养出来的马不胜战斗,而且年年亏损,他通过边境食盐贸易,用其所赚买西夏的马,一年就给部队补充了一万余匹优良战马。

司马光反驳说:“钱谷诚知之,边事则未也。”

神宗不想与他争论,再争下去,他秘密指挥招降的事就露馅了,便将话题转移到拟任参知政事的张方平身上。司马光上章反对提拔他,说他除了“文章之外,别无所长”,“奸邪、贪婪、鄙陋”,现在又当着神宗的面说他“奸邪贪猥”。神宗有点不耐烦地问:“有何实据?”

司马光说:“请言臣所目见者。”

不等司马光继续说下去,神宗勃然作色,说:“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美事也。”

司马光见神宗发了火,也来了脾气,针锋相对地说:“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

沉默半晌,神宗大概在猜想司马光“所目见者”为何事,琢磨他为什么要给张方平戴“奸邪贪猥”的帽子。在神宗眼里,张方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曾在他的奏章上批了这样一段十分罕见的话:“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风,又善以丰为约,意博而辞寡,虽《书》之训诰,殆无加也。”[8]神宗想来想去,觉得司马光大概是说他迎合人主,怀有私心。因国库空虚,英宗的陵寝已无钱讲排场,神宗想降低标准,节省开支,召张方平问:“奉先(帝)可损乎?”张方平回答:“遗制故云,以先志行之,可谓孝矣。”先帝遗言讲要节省,按先帝的遗志办,就是孝。在以孝治天下的宋朝,别的方面可以省,先帝的陵寝是不敢省的,否则就是不孝,而新帝不孝就会危及统治地位。满朝文武,谁都知道没有钱建豪华陵墓,谁也不敢说这事儿。神宗自己说了,张方平为他找了理论根据,这当然也是一种迎合,但对朝廷对黎民都有益处。

想到这里,神宗冷不丁地问:“吴奎附宰相否?”司马光回答:“不知也。”神宗这一问明显是指在王陶弹劾韩琦时,吴奎跳出来维护韩琦,反过来弹劾王陶的事(见上章)。他接着问:“结宰相与结人主孰贤?”这个选择题是个陷阱,司马光没有上当,回答说:“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

神宗没话了。谈话不欢而散。大概在这次对话后,神宗对司马光的认识又深了一层:这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

御赐《资治通鉴》书名和御制序

在第二天宣布的大臣任免名单中,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升参知政事,司马光由权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被司马光弹劾的张方平照当副相,而自己却从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虽是平职调动,但隐约透出贬意。干脆,翰林学士俺也不干了!他上《乞罢翰林学士劄子》[9]抗议说,我昨天弹劾张方平,今天就被换职,既然意见不被采纳,新的任命我不敢接受。他的好友吕公著时任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职能类似今之办公厅),将他的任职命令上缴以示声援。神宗于是给司马光写了一道手诏:“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迩英之席(迩英殿开经筵),欲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换卿禁林(翰林),复兼劝讲,非为前日论奏张方平也。吕公著封还,盖不知此意也。”

神宗玩的是帝王术,但说的也是实话,你不是凡事以经术来对照吗?那就让你专治经术好了。他越过通进银台司,让门将任职命令直接交给司马光,要他接受。这违背了办事程序。吕公著以辞职表示抗议:任命书不经过本司,等于封驳之权因我而废。神宗安慰他说,等迩英殿开讲,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然而,神宗的安慰并没有使事态平息,司马光又上《除兼侍读学士乞先次上殿劄子》[10],说:“臣虽木石,亦将开悟,况含气血,得为人类!”他开悟了什么呢?皇上不就是要我讲经术,而不要掺和时政吗?那好,翰林学士我也不当,就专职当侍读学士好了。他还有一个私人请求,希望面见神宗,当面陈述。

他这个私人要求,就是摆脱翰林学士的公务,专心修《资治通鉴》。

此前,神宗已经告诉他,拟将他主编的《通志》命名为《资治通鉴》,并将亲自为之作序。老实说,他这个私人请求正中神宗下怀,但作为皇帝,却不能答应他,否则将会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因为在官场看来,一个高官没有其他职务而专遣编书,会被视为是贬谪。

司马光、吕公著等越与神宗闹别扭,神宗越是盼着王安石早日到京。韩琦罢相离京判相州(今河南安阳),神宗与之挥泪告别,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当即表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为什么不可?他没有说,神宗也没有再问,大概在想,这两句话用在司马光头上挺合适的。

司马光确实太书生气了。他在那里用儒家经典对照皇上,对照大臣,却看不清政治大势。神宗锐意改革,他首先必须搭起改革的新班底,把有碍改革的老臣换下来。司马光的耿直和书生气,有时却在无意中帮神宗的忙。比如,前面神宗让他当封事详定官,很明显,神宗是想打民意牌为改革造舆论,司马光不明就里,对神宗说:“陛下询刍荛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当时御史正在猛攻韩琦,司马光的这番话不也是在攻韩琦吗?倒是被他弹劾的张方平比他清醒,已经意识到朝廷所有一切人事变动,都是为了给王安石上台铺路。他任副相不几天,父亲死了,要回去丁忧,临走时还不忘坚决反对起用王安石。

十月初四,迩英殿开经筵,下课后,神宗专门留下吕公著,对他说:“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不当也。”但几天后,他就透露了变动司马光职务的真正原因。他问吕公著:“(司马)光方直,如迂阔何?”吕公著回答说:“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司马)光者,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到底是虑事深远近乎迂?还是泥古不变谓之迂?两人说不到一块,吕公著仍然坚决要求辞去知通进银台司的职务,神宗答应了。既然你吕公著把司马光比之孔孟,那我让他干孔孟的事——编书讲学。

十月初九,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开讲。神宗宣布,赐书名为《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并将自己亲自写作、书写的序言面授司马光,令书成后写入,还将颍邸(颍王府,神宗做太子时为颍王)藏书四千四百零二卷捐给司马光的书局。御制序曰: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 (缀辑)石室金匮(皇家所藏)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材矣。

若稽古英考(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尚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齐)桓、(晋)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本)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实为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策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其余)治世盛王,有惨怛(忧伤)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坏人),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这里,神宗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说《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评价之高,高到了无以复加。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附录二》中明确记载,这篇序是“(皇)上自制自书”的,在他进读三家分晋后,神宗“顾禹玉(王珪字)等,称美久之”。

神宗在经筵上给了司马光崇高的礼遇,这让他暂时忘却了官场上的不快。他重新满怀信心,要通过讲《通鉴》,把年轻的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

[1]《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2]《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四月》。

[3]《传家集·卷二十·陈三德上殿劄子》。

[4]《传家集·卷三十九》。

[5]《传家集·卷四十一》。

[6]《传家集·卷四十一》。

[7]同上。

[8]《宋史·卷三百一十八·张方平传》。

[9]《传家集·卷四十一》。

[1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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