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御前论理财

司马光和王安石关于阿云案的争论没有完，另一场关于理财的争论又开始了。

坚辞“钱谷差遣”

神宗明确指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对帝国的财政紧张状况，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一清二楚。六年前的嘉祐七年（1062）七月，司马光上《论财利疏》^[1]，指出财政状况已捉襟见肘，问仁宗：如果遇到大灾和外敌大举犯边，“将以何道救之乎？”他开了三剂“药方”：“随才用人而久任之”，“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省浮冗而省用之”。六年过去，仁宗、英宗先后归天，财政状况如王小二过年。国库空虚，内库（皇帝私人仓库）如何？神宗组织了一个班子清仓查库，结果吓了一跳，所剩无几了。熙宁元年（1068）六至八月，京师、河朔先后地震，震后暴雨，河北黄河泛滥，灾民嗷嗷待哺，朝廷却拿不出钱来。救灾大臣是拿着“空名敕”下去的。所谓“空名敕”就是空名的委任状，谁能拿出一定数目的粮食，就填上谁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为救灾而卖官。怎么办？司马光再次呼吁裁减冗费，好！神宗设想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裁减国用的机构，由司马光来负责。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神宗的这一安排。

我们知道，宋朝的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计府），再成立一个新机构，职能就会与三司重叠。但宋朝中央机关重复设置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如枢密院与兵部，审官院与吏部，审刑院与大理寺、刑部，三司与户部，都是叠床架屋，中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形同虚设，成了官员挂职的空衙。三司已将户部架空，再设立一个精简节约领导小组，就会与三司打架，有必要吗？神宗完全是出于无奈，旧机构如同大象屁股——推不动，指望他们改革，指望不上。他希望司马光来为他办成这件大事，司马光口头请辞未准，七月初三日又上《辞免裁减国用劄子》^[2]说：

臣近曾乞别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所报称，若果能有益于国，臣何敢辞？

窃惟方今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积以岁月，庶几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也……

臣愚以为不必更差官置局，专领此事。

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

请辞的理由一是干不了，二是没时间干。那谁来干呢？“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来干，不必另“差官设局”。看了这个报告，神宗肯定是不高兴的，给你球，你不接，又给我踢回来了！

司马光的确是不想干，不想干是因为干不了。熟知历史的他对庆历年间的裁减冗费和实行新政的情况了然于心。庆历二年（1042），仁宗令御史中丞贾昌朝等裁减冗费，制度定出来了，却因阻力重重而不了了之。接着依靠范仲淹实行新政，其中最主要的是裁减冗官和更换尸位素餐的官员。范仲淹将不称职官员的名字一笔勾掉，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态度非常坚决，可吕夷简、晏殊、夏竦等权臣以朋党论为武器，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仁宗最怕朋党，支持新政的立场动摇。范仲淹、富弼赶紧以加强边防为名，主动请外，庆历新政就此如白云黄鹤。司马光能超越范仲淹吗？不可能。虽然他只是要求在五个方面裁减冗费，与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思路相距甚远，但要实行，每一步都要得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以他个人的力量，那是鸡蛋碰石头，唯有皇帝和两府大臣团结一致，才有可能动得了。

在司马光坚辞之下，这个拟议中的精简节约领导小组胎死腹中。

“桑弘羊第二”的政治帽子

熙宁元年（1068）是三年一次的皇帝南郊祭祀之年。按照惯例，郊祭之后，皇帝要给官员和军队赏赐。对此，我们在第七章已有叙述，不赘，只说因财政困难，这次赏赐的标准已经大打折扣，过去两府大臣一人最高可得银、绢、钱八千（两、匹、贯），这次十几个人（原任亦在内）加起来才给两万，其中宰相三千，其余人不到一千。宰相曾公亮等执政大臣联合上了一道奏疏，说：“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神宗将这份奏疏批给学士院，要求翰林学士们拿出一个答复意见。未料在学士院讨论时，只有司马光一人赞成，王安石和其他人都反对。我们在前面第十五章已经看到，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要把赏赐的仁宗遗物（折合一千余贯）捐出，并且倡议两府大臣、副部长以上带头捐出，但无人响应，令他十分沮丧。现在，两府大臣主动提出辞免所赐，难道还不该赞成鼓励吗？而反对意见认为，区区两万，辞免了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相反却显得皇帝礼薄恩寡，有损国体。于是，司马光只好单独上《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3]。

劄子在讲了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后说，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应同心协力，痛加裁减，以救一方之急。凡布施恩泽，应从下开始；而裁减用度，应从上开始。臣以前讲的赏赐不节，这就是表现之一。即使执政不辞，也应裁减，况且已辞，裁之何损？

针对裁减显得礼薄的说法，他说，君子尚义，小人重利。治国者应以义褒奖君子，而以利取悦小人。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辞赏以救百姓之急，其义可褒；陛下因而听从，是厚遇而非刻薄。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但公卿大臣也不可全无赐予。文臣自两府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刺史（宋代四等高级武官的最低一级，分实任与遥领两类，实任称正）以上，内臣（宦官）押班以上，所赐减半，而以下一概不减。他最后说，我也知道裁减这点不能富国，但希望以此为起点，带动各方面裁减冗费。

神宗是要学士院拿出一个批复意见，现在只看到了司马光个人的奏章。一次迩英殿进读完毕，神宗问司马光：执政请辞郊赐的批复意见为什么不报上来？答曰：有人请假了。他没有说王安石。又问：你看应如何处理？答曰：臣的意见已经写在奏章里，请陛下广泛征求意见，亲自决定。神宗听出话中有话，问：有谁不同意？答：除了臣，其他都不同意。神宗有点激动了，说：朕赞同你的意见，准许辞赏，是成其美，而非刻薄。但减其半不合适，既然大臣恳辞，不如全免了。

神宗似乎已经下决心了。八月十一日，经筵结束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和王安石、司马光一起来到延和殿，汇报批复曾公亮等恳辞郊赏的事。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着神宗的面争论起来。关于这次争论，《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和《传家集》卷四十二《迩英奏对》的记载大同小异。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

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唐代宗每日让御厨给宰相供膳，宰相常衮请免），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赉，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

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徒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若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司马迁没有单独为桑弘羊立传，但在《平准书》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桑弘羊为汉武帝理财，怎么能民不加赋（农业税）而国用足呢？主要措施有：第一，设立“中央造币局”，把铸钱权即货币发行权从诸侯、豪强手里收归朝廷，开中国历史之先河。第二，实行盐铁专卖。第三，实行均输法，简单地说就是赚差价，各地所收的实物赋，过去一律上送，用不完的出售给商贾，改为允许官府将多余实物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买回当地所缺又价格便宜的物资。第四，严课工商税（算缗），每赚二千者征税二百，中小工商业者减半，如有瞒报，鼓励检举（告缗），一经核实，检举者获偷漏税款一半之奖励，被检举者没收全部资产。第五，征车船运输税。第六，征高消费税，非官员或军人坐马车要交税。第七，实行常平法，丰年谷贱，国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灾年谷贵，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第八，移民六十万屯垦戍边。等等。对此，王安石的评价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宴（中唐著名理财家）粗合此义。”他觉得，太史公客观记录桑弘羊的言行，看不出其中有贬义。

对王安石的论点，司马光愤怒了，说：“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邪？此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岂可据以为实！”

汉武帝逐匈奴于漠北，洗涤了西汉忍了六七十年的屈辱，但造成国力耗费过度，人民生活困苦，末年群盗蜂起，这是事实，但这难道是桑弘羊造成的吗？也许王安石觉得一下与他争论不清楚，回到了宰相辞赏的问题上来：“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帛论匹、银论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

光曰：“（赵）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端洗脸水），奉帨巾（递毛巾），有何功勤，而得与普等乎？”

两个人互不相让，争论继续。司马光已经顾不得斯文，用手指着王安石，痛斥不已。他敏锐地觉察到，王安石是要当“桑弘羊第二”，要改变朝廷法度了！他明知说服不了王安石，但希望能说服神宗，让他打消对王安石的支持。延和殿内的气氛相当紧张，神宗和其他人都没有插话，静听他俩你来我往。在皇帝面前，总不能这么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吧？作为学士院首长（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不得不出面叫停。作为一个老官僚，他深知一旦表态出错，就会影响前程，所以来了个两不得罪：“君实说裁减冗费从贵近始，有道理；介甫说有伤国体，也有道理，请陛下裁定。”

神宗终于发话了，却是一条自相矛盾的指示：“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暂按王安石的意见批复。这天学士院正好该王安石当班，他在批复中引用了上述常衮辞馔的典故，暗示执政大臣，没本事干就辞职，别用辞赏来沽名钓誉。看了这个批复，他们再也不提辞赏的事了。

第一个“炮手”倒下之后

这场延和殿之争，司马光得势不得分，王安石正好相反。但神宗在别的方面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在请他推荐谏官人选时，他推荐了吕诲和吴景。从前面第十七章我们知道，吕诲是因在“濮议”中得罪了英宗而被贬的。司马光的推荐词为：“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吕诲、吴景“堪其选也”。这等于翻了“濮议”的案，但神宗听了司马光的，任命吕诲知谏院。

神宗还交给司马光一件大事，那就是治河。熙宁元年（1068）六月至七月，黄河先后在河北多地决口、漫溢。黄河桀骜不驯，动辄改道。当时的黄河是八年前形成的。嘉祐五年（1060）河决大名，形成了一条经大名、恩州（今河北清河）、博州（今山东聊城）、德州（今河北陵县），至沧州入海的新河道，史称东流或二股河。旧河道经恩州、冀州（今河北同名市），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史称北流。此次泛滥的是北流。该如何治理？都水监（水利部）内部意见不一。都水监丞（副部长）李立之提出在河北筑新堤三百六十七里，但工程量大，又值灾年，河北转运司（省政府）不同意；另一都水监丞宋昌言提出逐渐塞北流而疏东流的方案，使二流归一，御河、胡卢河各复故道。此方案的好处是工程量较小，且可调剂御河水量，有利京师漕运。而提举河渠事（河渠局局长）王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北流使宋辽界河水流湍急，成为天然国防屏障，塞北流则失之矣。究竟怎么办？神宗让司马光与都水监商议，拿出方案。

这既是对司马光的高度信任，又给他出了个大难题。关于治河，欧阳修曾上疏说：“（黄）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因此，“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意思是宁可救火，不可放火。十一月十八日，神宗让司马光与宦官张茂则乘驿站车马往河北现地考察。辞行时，司马光提出辞职，要求回山西去当地方官。神宗说：“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汲黯是汉景帝的御史，因有他在朝，淮南王刘安不敢谋反。神宗给他戴这么大的“高帽子”，帝王术也。二十五日，司马光和张茂则从开封出发，走到长垣（今属河南），司马光吟出一首《长垣道中作》：

极目王畿四坦然，方舆如地盖如天。始知恃险不如德，去杀胜残已百年。

这首诗似乎与治河无关，讲的是北宋首都开封虽是四战之地，四野平坦，无险可守，而王朝却百年平安，这充分说明了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这句话最早出自先秦著名军事家吴起之口，但吴起只是反对依赖险要地形而高枕无忧的倾向，并没有否定险要对安全的作用，而宋朝君臣把它绝对化了。正因为开封无险可守，不得不以兵为长城，驻军竟占全国的一半。太祖赵匡胤已看到这个问题，提出要迁都洛阳，据山河之险，以减少兵员，减轻人民负担，但开封的漕运之利和赵光义的一句“在德不在险”，使之动摇了决心，无可奈何地说，吾民将困于役也！他说得一点没错，宋朝老百姓不怕税，就怕役，差役、劳役，没完没了。这是一首政治诗，是司马光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但又仿佛是吟给王安石听的。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把“赖非夷狄昌炽之时”作为一条重要原因，认为“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见上章）司马光视察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回来复命，支持宋昌言的方案，塞北流而疏东流。简言之，就是在河上建“约”，即修上下两个丁字坝，控制流向，加大东流流量，使河床疏通变深；减少北流流量，使之逐渐淤塞，经过两三年时间，待东流畅通，再彻底关闭北流。

反对这个方案的人很多，但王安石赞成司马光。神宗于是拍板，同意塞北流疏东流方案。

然而，这似乎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工作中唯一的意见一致（后在截流时间上有分歧），可谓绝响。此时，关于阿云案的争论早已超出法理范畴，涉及到政治方向和用人问题了。神宗锐意改革，起用王安石为执政的意图已很明显，而保守派却否定王安石，抬出司马光。在神宗征求提拔王安石的意见时，执政大臣中只有宰相曾公亮一人赞成。参知政事唐介公开说，王安石不可大任。神宗问，你是说他“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唐介回答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神宗问侍读孙固：“安石可相否？”答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地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先后问了四次，他都不改口。原宰相韩琦、文彦博、富弼等也都看好司马光和吕公著，而否定王安石。

神宗顶住保守派的压力，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于是成为朝臣褒贬的中心，褒者誉之为“当世孔子”，贬者视之为祸国奸佞。

一天，司马光从迩英殿前往资善堂，路上遇到奉召去见神宗的御史中丞吕诲，悄声问：“今日请对，欲言何事？”吕诲说：“袖中弹文，乃新参也。”意即要弹劾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司马光感到愕然，问：“众谓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君实亦为是言邪（你也这么说吗）？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今未有显迹，盖待他日？”但吕诲已经迫不及待了，说：“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所以朝夕谋议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逮，顾可缓邪？”^[4]司马光和吕诲经常并肩作战，且司马光于之有保荐之德，所以吕诲就直言不讳了。但有一点吕诲没说，就是著作佐郎章辟光的案子。神宗继位后，章辟光上疏请岐王赵颢（神宗弟）出宫外居。他是在维护礼仪，哪有兄长当了皇帝，弟弟还住在宫中的道理？但皇太后大怒，说他“离间母子关系”，要有司定罪。吕诲请将章辟光交司法部门审理，而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无罪，予以拒绝。吕诲一怒之下，便要弹劾。

吕诲弹劾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所列十大罪状，除了把“鹌鹑案”、“阿云案”的旧账翻出来无限上纲外，其余多属捕风捉影，猜测臆断，如第二条说：“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为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好名欲进也。”章辟光案被列为第九条，妄说章辟光乃是受王安石、吕惠卿指使。弹状被神宗退回，吕诲于是请辞。神宗担心准其辞职会引起王安石的不安，哪知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于是贬吕诲出知邓州（今河南同名市）。翰林学士苏颂在写贬辞时，宰相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所以制词说他“党小人交谮（污蔑、诽谤）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

司马光反对贬吕诲出朝，但觉得像他这样从个人品德上攻击王安石是徒劳的，要击倒他，必须从思想理论上入手。他要披挂上阵，冲上前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