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朝堂两杆旗

司马光真的一头扎进了《通鉴》中。为阻止种谔招降嵬名山的计划，他曾与神宗当面争得不欢而散。这件事一个月后有了结果。

十月二十八日，青涧守将种谔成功招降嵬名山部，得一点五万帐，骑兵一万余。西夏集中四万兵力反扑，被种谔击退，并趁势收复绥州（今绥德），筑城以守。西夏未能夺回绥州，以会商边事为名，诱杀宋知保安军（今志丹县）杨定等人。于是朝议纷纷，要诛种谔，还绥州。种谔是种世衡之子。当年，种世衡在范仲淹的支持下筑成青涧城，成为抵御西夏侵略的重要堡垒；种谔守卫青涧有劳，收复绥州有功。为什么要杀他？宋代对武将的防范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从太宗赵光义开始，打仗要颁布阵图，如何排兵布阵都给你规定死了。违背阵图，打了胜仗也要杀头；反之，打了败仗也没责任。种谔的招降行动虽是神宗支持并秘密指挥的，但他没有请示上级就提前行动了，自然该杀。那为什么要还绥州呢？上章司马光的三个言横山劄子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朝臣的意见，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怕字。怕西夏以此为借口大举入侵，怕加重国家和人民负担，怕战争引起内乱。他们并非“怕”得没道理，因为自宋夏作战以来，打败仗不是新闻，打胜仗才是新闻。历任文人统帅（武将不能当），除了范仲淹没有打过败仗外，其余包括大名鼎鼎的韩琦，无不都吃过败仗。越败越怕，越怕越败，怎么办呢？割地赔款，以求苟安。雄心勃勃的神宗一看西夏诱杀了杨定，群臣一致要求杀种谔，还绥州，一下也乱了方寸，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下令逮捕种谔下狱，归还绥州。但是，知延州的枢密副使郭逵反对说：“贼既杀王官（杨定等），而又弃绥（州）不守，见弱已甚。且嵬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之？”有个叫景询的官员投降了西夏，西夏提出用他来交换嵬名山。郭逵说，景询一庸人而已，投降西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换走了嵬名山，将来西夏方面谁还敢投奔宋朝？郭逵拒绝了西夏的建议，要求西夏杀掉诱杀杨定的首领以谢罪。朝廷软，郭逵硬，意见相反。神宗决定派刚被免职的原宰相韩琦去知永兴军（西安）兼陕西经略安抚使，主持大计。出发前，韩琦是主张放弃绥州的，而到陕西调查后观点改变，说“绥州不可弃”。正在这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西夏王谅祚死了，由其七岁的儿子秉常继位，韩琦报告说：“当此变故，尤非弃绥之时。”朝廷诸公批他出尔反尔，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觉得中途改变弃绥的决定，有损朝廷颜面，督促韩琦赶紧弃绥。韩琦反复陈述，最后神宗下诏，按韩琦意见办。绥州保住了，收复绥州的种谔被连降四级，发配随州编管。西夏使团来报谅祚丧，神宗问起诱杀杨定事，这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杨定出使西夏，拜谅祚称臣，并答应带沿边“熟户”归顺西夏，谅祚赐其宝剑、宝鉴及金银；回来后，他上交了宝剑、宝鉴，而私吞了金银，谎称可策反刺杀谅祚，神宗大喜，令其知保安军。种谔招降嵬名山、收复绥州后，夏人觉得上了杨定的当，便诱杀他以泄恨。在郭逵的压力下，杀人凶手已正法，郭逵派人持凶手画像与囚徒对照，验明无误。

“老师”讲德治，“学生”要治术

招降嵬名山，没有出现司马光所预见的结果。但他没有再说话，不是他的观点有了改变，而是因为忙于著《通鉴》而无暇顾及。

他按照神宗开经筵的时间表，准时在迩英殿进读他的大作。在熙宁元年（1068）二月的一次经筵上，司马光进读的内容是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讲罢历史故事，他引用孟子和扬雄的话，对纵横家全盘否定：

孟子论之曰：或问：“公孙衍（纵横家之一）、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以正位，行天下以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屈），是之谓大丈夫。”

扬子《法言》曰：或问：“（张）仪、（苏）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厌恶他们）。”曰：“孔子读而仪、秦行（读孔子书而像张仪、苏秦那样行为），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这比鸣唱着凤音却披着猛禽的羽毛还要糟糕）！”“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前无古人）？”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通鉴·卷三·周赧王五年》）

任何古代史都是当代史。借古讽今也好，古为今用也好，都是为当代政治服务的。司马光引用孟轲、扬雄的话来评论张仪、苏秦，导向很明显，就是强调德，而排斥包括纵横家在内的术和才。张仪、苏秦为富贵而游说，因动机不纯，不是才而是奸。

司马光讲罢，神宗问：“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司马光说：“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悉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1]

“学生”神宗对“老师”司马光说：“闻卿进读，终日忘倦。”说“终日忘倦”，而不说终身受益，是否因为他并不同意“老师”的观点？

登基不久的神宗固然需要道德说教，同样迫切需要治国治军之术。熙宁元年（1068）是宋朝建国一百周年，弊端丛生，迫切需要解决。神宗想从经筵上找到思想武器和治国之术，但帝师司马光对术的态度是排斥与否定。就在这次听讲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执政大臣被留下来。神宗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文彦博说：“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他说要重新调弦，似乎是支持神宗进行改革。其实他是没有理解神宗改革的内容，后来变成了反对派。

六天后，神宗又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帝国的财政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别的且不说，只说英宗的陵寝，建到一半时，居然因缺少五十万资金而没法封顶，最后是陕西转运使薛向设法解决的。救灾款没着落，不得不靠卖官、卖度牒（和尚执照）来筹集部分资金。一个连父皇都没法体面安葬、灾民也都无法救济的继位者，他自然要把理财视为“最为急务”。他心急如焚，但大臣们没人给他拿出解决的办法，唠叨的多是德治的抽象说教。

富弼因不满韩琦而一直养病，现改判汝州，临别时，神宗与他谈了大半天，请教治道。富弼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助手，现在，神宗是诚心要听他对改革的建议。然而，今日之富弼已非昔日之富弼了，他先后出任宰相、枢密使，现在是以“使相”（宰相级节度使）身份判汝州，已位极人臣，屁股决定脑袋，他最担心的就是神宗搞改革。他对神宗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附）会其义……”这意思很明白，陛下您想改革，奸臣就会顺着您的意图来。反过来说，拥护改革的就是奸臣。神宗又问边事，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以德服夷是儒家的经典外交思想，但如果撇开了国家利益，抽象地讲以德服夷，就可能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甚至成为一块丧权辱国的遮羞布。富弼这段话还暗藏着对收复绥州的批评。神宗沉思许久，没有说话。最后，神宗问求治以何为先？富弼说：“阜安宇内为先。”^[2]对这句话，神宗称“善”，但两人的理解也许不同，富弼的意思是一切政策不要动，神宗的意思是先把国内的事办好。

望眼欲穿，盼来王安石

神宗所要的术，在司马光那里没有找到，在文彦博、富弼那里也没有找到，在王安石那里能找到吗？他虽然从未见过王安石，但在当太子时就与之有神交。韩维、韩绛兄弟及吕公著等人，兼任太子宫，时与他讨论学术和治道，每有高论，韩维便说，这不是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神宗登基伊始，就想见王安石。现在王安石快要来了，他甚至有点像盼星星，盼月亮。

王安石自嘉祐八年（1063）八月丁母忧后，终英宗之世，屡召不起，隐居于金陵讲学，完善了他的新学。神宗继位后，初召被拒，而此次奉召，却面有得色。他隐居时的好朋友王介写诗曰：“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讽刺他是假隐士。第一句是说，诸葛亮是蛰龙，刘备三顾茅庐才出来，而你是一召唤就上路。第二句是讽刺他不过是南齐的周颢而已。周颢隐居钟山，应诏入仕，其友孔稚圭写下著名的《北山移文》，借山灵之口，拒绝他再来钟山。其中的名句“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寒”常常被人引来讽刺假隐士。王安石回赠他一首《松间》^[3]：

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这里，王安石巧用本朝的一个故事回答了朋友。隐士种放赴朝后回陕西，大臣奉命赋诗送行，翰林学士杜镐借口不会作诗，背诵《北山移文》讽刺他。种放很不高兴，说：“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处哉！”现在，王安石“丈夫出处非无意”，意在哪里？变法也。他从神宗的身上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同样预料到了此行的风险。在另一首诗中，他以《孤桐》自喻，表达了“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的心愿。意即愿像梧桐那样献出自己的身躯，斫成五弦琴，让明君奏出为民解愠的美妙乐章。

他来了。八年前包拯手下的“嘉祐四友”，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现在又在京师凑齐了。当年的中级官员如今都穿上了紫袍，而且都是翰林学士，又与当年一样同在一个部门，然而当年的亲密无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那时，大家可以拉着不讲卫生的王安石一起去澡堂子里洗澡，可以就王安石的《明妃曲》互相唱和。现在呢？翻阅正史、野史，我们都找不到他们工作以外的聚会了，昔日的朋友兼同僚只剩下同僚关系，而且很快就要壁垒分明了。

王安石一到京城，四月四日，神宗就迫不及待地召他越次入对，开门见山地问“为治所先？”王安石不假思索地回答：“择术为先。”

神宗到处在找治理之术，不仅没人给他，而且还否定术的重要性，唯有王安石说“择术为先”，这自然会让神宗兴致盎然。两人越谈越投机。谈到唐太宗时，神宗问评价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神宗说：“你这是为难帝王了。”王安石要改革，但也必须打尧、舜之道的旗号，否则，不但什么事也办不成，还会被当成“异教徒”被“烧死”。谈到最后，神宗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请求回去后写成奏章回答。这就有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劄子把北宋百年无事归结为两大原因，第一，由于太祖、太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宗、仁宗、英宗又没有失德。在历数“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后，指出第二个原因：“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这第二条讲得非常深刻，而且此前没有人讲过。辽自萧太后之后，就没有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们滋润地享受着宋朝所“助”之银帛，不思进取了，而且内乱不断。西夏元昊大败宋朝之后，国力耗尽，且荒淫无度，造成贵族之间残忍杀戮。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另外，国内虽灾害频仍，但都是局部的，没有全国性的大灾大难。所以王安石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他在劄子的最后劝神宗：“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劄子递上去，神宗连夜阅读，次日便急急忙忙地把他找来，问：“昨天读你的奏书，上面所指出的种种问题，你想必已有深思熟虑，赶快给我说说具体纠正的办法。”王安石回答说：“一下子说不完。希望陛下注意讲学，讲学弄清了道理，方法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火急火燎要变法的神宗，王安石给他讲要“知人事之不可急”，要先从讲学开始，可惜神宗没有听进去。在变法的程序上，两人分歧巨大，这一点被不少研究者所忽视。

因一个女囚，分两个营垒

讲学是司马光的强项，通过进读《通鉴》，宣扬礼治。现在，王安石也要通过讲学，为变法造舆论。如此这般，在经筵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好在是各讲各的，暂时还没有出现掐架的情形，但在经筵之外，两人为一个女囚的量刑问题开战了。他俩是翰林学士，不是法官，怎么管开了案件？

登州（今山东蓬莱）少女阿云，在为母守孝期间，“被”与韦阿大订婚。阿云嫌他相貌丑陋，趁他在地头窝棚熟睡之机，连砍其十刀，致其重伤。案发，阿云被捕，如实招供。案情并不复杂，但按照宋代法律，判决却有难度。《刑统》（刑法）有关条文为：“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曰“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这里所说的“故杀伤”，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故意伤害，而是指的没有原因的公开杀人。我们这里不讨论上述法条是否合理，只说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就出在对“因犯杀伤”究竟该如何理解上。法律条文的过分简略概括，不要说让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颇感困难，就是当时的士大夫也难免感到云山雾罩。

知登州许遵是个进士出身的法律专家，当时正拟升任判大理寺（最高法院院长），拟给阿云减罪二等。根据：一、阿云虽已订婚但未出嫁，不能算妻杀夫（妻杀夫如子弑父，斩首没商量），而是一般杀人案件；二、阿云为母守孝期间被许配韦阿大，违背礼教，婚约无效；三、阿云首问即承，符合“按问”的从轻条款（颇似今日之坦白从宽）。此案上报后，大理寺、审刑院的判决为：阿云谋杀已伤，应处绞刑，但因其订婚非法，可减轻一等，即流放编管。这一判决被刑部认可。宋代最后审判权在皇帝，杀人案、疑难案均须御批。神宗批示，阿云“贷命编管”（流放）。这就等于说许遵判错了案，御史就此弹劾，许遵被判罚铜。但此案并未就此画上句号。许遵一面被罚款，一面升任判大理寺，他不服已经神宗批准的判决，请下“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详谳。神宗于是让司马光和王安石复审此案，拿出意见。结果是司马光赞成司法部门的意见，而王安石站在许遵一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没法拿出统一的意见，只好各自单独上疏，看似在说阿云案，其实是一场司法论战。

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刑九》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场论争，为方便读者，作者用白话文简要介绍。

首先，两人对“因犯杀伤”的理解分歧极大。司马光认为，“因犯杀伤”之因，是指本无意杀人，在犯盗窃、抢掠、拐卖人口等罪的过程中，因情急之下杀人。这类罪犯可自首之所因，盗窃之类的罪可免，按故杀论罪。谋杀与故杀，谋杀是有预谋的，故杀是没有预谋、直情径行地公然杀害。前者为重，后者为轻。“因犯杀伤”者自首后，若按谋杀判偏重，按斗杀罪判偏轻，所以法律规定“仍从故杀伤法”。因此，阿云案不属于“因犯杀伤”，“不在自首之例”。王安石对“因犯杀伤”之因的理解，除了司马光所说的情况外，还包括杀伤的原因，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动机。刑法既然说“因犯”而不说“别因”，而且谋杀罪分谋、伤、死三等，分处徒、绞、斩刑，可见谋杀之谋也属于所因的范畴。这样，阿云因守孝期间被强迫订婚，就可以作为“因犯杀伤而自首”而从宽处理。司马光认为这样理解是荒谬的，是把谋与杀当成了两回事，“谋字只因杀字生文”，不可另作所因之罪。

具体到阿云的定罪上，司马光说，阿云本不值得怜悯，皇上定为“贷死编管”已是最大仁慈。王安石主张“谋杀已伤，按问欲举（首问即承）、自首，合（合并两个减刑因素）从谋杀减二等论”，就是只判徒刑。

其次，关于此案对法治建设的影响。司马光认为，如果对类似阿云的罪犯减二等判决，“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原，奸邪得志，良民受弊”。王安石认为，司法部门所以死咬着“谋杀已伤不许首免”不放，是因为《律疏》在解释“因犯杀伤”时，举例说“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便以为所因之罪只有盗窃等，这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他驳斥了如果开了谋杀自首的先例，将鼓励奸人的说法，指出“若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按其意下了诏。但法官们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另选官再议，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奉命复议。三人复议后联名上奏：“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在这个问题上，昔日的“嘉祐四友”，王、吕、韩三人站在了一边，而司马光一个人站在一边。但他一点也不孤立，司法部门包括御史台的官员都支持他。

阿云案的争论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礼治与法制、革新与保守的公开较量开始了。

司马光打着礼治的大纛。现行的法律和判例本来好好的，你王介甫偏偏跳出来，在司法解释中标新立异，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想变法吗？

王安石打着法制的大纛。对不合时宜的法应该改变，但他暂时还没有力量变法，只能在司法解释上做文章。

两人还在学士院共事，但已经各自打起了自己的旗帜，虽还没有撕破脸皮，却已是方枘圆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