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治人”与“治法”

在司马光《上体要疏》之前，其实只颁布了一个新法，即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布的均输法。案《宋史·食货志下八·均输》：过去各地所收的实物税全部输送京师，改为以朝廷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未调用的物资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目的。显然这是汉代桑弘羊均输法的翻版。

王安石变法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均输法好处明显，只是对倒买倒卖的商人利益有所影响，所以推行得比较顺利。但接下来准备实行的青苗法一开头就遇到重重阻力。

试行青苗法，朝堂炸了锅

青苗法因以农户田里的青苗做抵押向国家贷款，故名；又因以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粮做资本，故又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常平仓类似如今国家粮食储备库，丰年谷贱，国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灾年谷贵，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粮食。这本是一项千年惠政，但只有遇到大灾经朝廷批准才能平粜，以至于粮食陈腐浪费。且平粜实际上只能惠及坊郭户（市民），因为农村灾民根本无钱购买，只能向富户借高利贷，以至于土地被兼并，儿女卖为奴。更有官仓硕鼠与奸商勾结，平价卖给奸商，再让奸商高价出售，甚至粮不出库就能做成售旧购新的假账，赚取差价。广惠仓是仁宗朝根据宰相韩琦提议建立的，因各地均有地主死亡后无继承人的无主土地，便收归政府，雇人耕种，所得租子放入广惠仓，用于救济穷人。但与常平仓一样，很快就成了官商勾结牟利的工具。王安石曾任知县、知府，对此中弊端了如指掌，在任鄞县令时就成功推行了青苗法（时称“和买”）。在他之前，有个县令叫王丝，景祐初年（1034）歉收，他贷给贫家每户一千文，约定次年夏以一匹绢还清，让贫民渡过了难关，人称德政。现在，王安石想将这种贷款的办法逐步推行全国，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存之一千七百万钱、谷做本钱，在正月、五月，按自愿原则，向困难农户放贷钱、谷，在夏收、秋收时分两次偿还，加利息二分，遇重大灾害允许延期偿还。其目的是：“广储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尽管有成功的先例，但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是相当谨慎的。在一个县可行，推广于一州、一路可行吗？一州、一路可行，推广于全国能行吗？他有点拿不准。在征求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的意见时，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为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宴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批评）之者，宴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宴之所言，汉常平法耳。今此法俱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宴之功可立俟也。”听了苏辙的意见，王安石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他觉得苏辙说得很有道理，他要慢慢考虑，因而有近一个月不谈青苗法的事。

但有两份材料促使他打消了顾虑。第一份材料讲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陕西历来粮储不足问题，实行青苗法后数年，仓廪丰实，有了余粮。第二份是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打的一个报告，说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时，农民苦乏，兼并之家乘机放高利贷，请求从上缴税费中留下钱、帛共五十万，贷给贫民，一年可获利息二十五万。这个利息达到五分，与王安石设想的二分大多了，且本钱的来源也不一样。在召他进京面议后，王安石决定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青苗法，每路派一名官员专督此事，各州由通判、幕职官一员具体负责，待三路见效后再逐步推开。

与试行青苗法几乎同时实行的是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由受益农户按户等出工出料，不足部分依照青苗法借贷，再不足则向富户借贷，到时由官府负责催还。对农田水利，王安石在鄞县做得卓有成效，有现存的经验，所以对此法的推行颇为自信。

然而，青苗法的试点刚一开始，朝堂就炸了锅。保守派慷慨激昂，众口一词：朝廷言利，非社稷之福。苏轼上了一篇洋洋七千言的奏章，批评神宗不该“以万乘之主而言利”，“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陛下应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1]。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苏轼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可称之为“道德风俗决定论”，与司马光的人治、德治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神宗对苏轼相当器重，尤喜其文章，虽然不赞成他“不在乎强与弱”、“不在乎富与贫”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在朝臣中受到一片喝彩，神宗不能不认真考虑。

司马光没有上疏直接反对青苗法，但按照他的“体要论”，不仅青苗法要废，一切变法的想法都不该有。他拿着历史的武器参加了战斗。

讲萧规曹随，说守成之道

十一月十七日，迩英殿开经筵，读到曹参代萧何为相^[2]：

（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之去。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间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帝（刘盈）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难道是嫌我年轻吗？）使窋归，以其私问参。参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责备）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袖手），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参为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这就是萧规曹随的典故。源自《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和《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列传》，只是文字稍有删节。司马光读罢，评论道：“曹参不变萧何之法，深得守成之道，所以在惠帝、高后（吕雉）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3]这一评论没有用“臣光曰”的形式写在《通鉴》中，完全是有感而发，与司马迁和班固的相关评论区别甚大。

《史记》之“太史公曰”：“（曹）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极称其美矣。”

《汉书》之“赞曰”：“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萧何与曹参）二人同心，遂安海内。”

司马迁和班固是说萧何、曹参顺应人心，改变秦朝酷法，清净无为，与民休息，故受到人民高度赞扬。他们的着重点显然不在萧规曹随上，更没有像司马光这样把它上升到普遍规律，提高到“深得守成之道”的地位。曹参当丞相只有三年。三年不变成法比较正常，百年不变能行吗？此时，宋朝建国已一百零一年了。正在积极推行变法的神宗听了司马光的评论，问道：“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

司马光回答说：“何独汉也！使三代（夏商周）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他解释说，武王灭商，“乃反（返回）商政，政由旧”。《（尚）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经）》曰：“不愆不忘（不缺不漏，可理解为不折不扣），率由旧章。”祖宗旧法，如何可废？汉武帝听了张汤的，多改旧法，汲黯面斥张汤说，高祖成法，你竟敢纷更？汉武帝晚年，盗贼蜂起，即因法令繁苛。汉宣帝沿用高祖旧法，只选良吏治民，天下大治。汉元帝采纳臣僚建议，大改宣帝旧政，丞相匡衡说：此乃舍国家之大好功业，做徒劳之变更。在陛下看来，宣帝与元帝治国，哪个更好？不等神宗回答，他做出结论：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治国在于得人，而不在变法。

但司马光并没有说服神宗，神宗说：人与法也互为表里。

司马光说：若得其人，不愁法不好；不得其人，即使有好法，实行起来也会颠倒变形。因此，应急于求人，缓于立法。^[4]

吕惠卿叫板司马光

司马光这一课借古讽今，以萧规曹随的典故，暗批王安石变法。朝廷之中，有人喝彩，有人愤怒。年轻气盛的吕惠卿感到忍无可忍，决定与司马光来一场公开辩论。他前不久被王安石推荐为崇政殿说书，也有了上经筵讲课的权力。于是在迩英殿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当着神宗的面展开了。司马光的《日记·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王珪、司马光，三人侍讲。吕惠卿首先讲《尚书》“咸有一德”，讲着讲着，矛头直对司马光：

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月令》“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正月始和，布法于象魏（宫廷外的两座高大建筑，用于公告律令）”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唐、虞“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使也。臣前见司马光以为汉初之治皆守萧何之法。臣案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私藏《诗》《书》罪）、三族令（灭父、母、妻三族），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一种巫蛊术），皆萧何法中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

吕惠卿接着简要叙述了汉代从惠帝至元帝的治乱情况，指出，汉之衰，非因变法。弊则必变，岂可坐视？《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不是说旧章不可变，而是说不可自作聪明地乱改。然后，他指着司马光说，司马光借古讽今的用意，一是反对现在进行的变法，二是因为我制置三司条例，是针对我的。因此，请陛下召司马光诘问，明确孰是孰非，使议论归一。

神宗于是问司马光：吕惠卿的话，卿听见了吗？感到如何？

在司马光眼中，吕惠卿是“小人”，是“奸邪”。两人的级别也差得太远，一个七品，一个三品。现在，吕惠卿这个愣头青居然咄咄逼人，反守为攻，这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他很恼怒，但一个三品大员岂可与小人物计较？他镇静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回答神宗的问题。他说：

吕惠卿所说的关于汉惠帝至元帝时期的治乱情况是对的，但是，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数年一变，一世一变的，这就不对了。《周礼》“正月始和，布法于象魏”，布告的是旧章，而非一年一变的新法。就像州长（五党为一州）、党正（五百家为一党，设正为长）、族师（长），每年岁首要召集百姓宣讲旧章一样。天子五年一巡视，并非五年一变法，而是担心诸侯变礼乐，坏旧章，下来检查督促，纠正偏差……

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吕惠卿和他玩历史，等于是以短击长，一下就处于下风了。但关于对《诗（经）》“率由旧章”的理解，司马光因为上次在讲萧规曹随时，把话说得太绝对，有漏洞，现在不得不加以补充：

“率由旧章”，不是说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可变更。我确实说过，“道，万世无弊。禹、汤、文、武之法，皆合于道”。后世子孙逐渐变革，遂至失道。及遇中兴之君，必应变更后世所变，恢复到禹、汤、文、武之治，使之合于道为止。这就是“率由旧章”。至于挟书令、妖言令，又怎能奉行不变？“故变法者，变以从是也，旧法非则变之，是则不变也。若是无是无非，一皆变之，以示聪明，此所谓作聪明，乱旧章也。”

当时王安石不在经筵上，否则，他也许会笑出声来。因为司马光现在毕竟承认了“道”与“法”是两个概念，承认了“变以从是”，“非则变之”，变到哪里去？使之合于道。而王安石恰恰是打着法尧舜之道的旗号变法的，也就是说，他只变法，不变道。司马光发现自己为了弥补上次的理论漏洞，险些绕到王安石的观点上去，马上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修补论”，否定变法：

“譬之于宅，居之既久，屋瓦漏则整之，圩墁（墙壁）缺则补之，梁柱倾则正之”，修补后房子还可以住。如果不是大坏，难道非要毁掉另造不成？即使要另造，也须有良匠，还须有良材，然后可为。今既无良匠，又无良材，就要全毁另造，我担心没有地方避风雨。况且，变法岂是易事？《周易·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具此四德，然后革而悔亡，苟若不具，则未尝无悔也。”“汉元帝数更法令，随辄复改，不能无悔故也。”

这里，司马光说四德俱备，方可言变革，而按他开列的标准，不要说四德俱备，就是一德也难言达到，所以变革的机会就永远不会到来。而且四德俱备了，改革也是要后悔的。神宗当时也许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会听得一头雾水。倒是他的“修补论”通俗易懂，意即宋朝这幢大房子还没有大坏，修修补补就行了，没必要另造。

他否认借古讽今，针对吕惠卿，回应说：臣供职经筵，只知读经史，希望对圣德有所裨益，无意讥讽吕惠卿和制置三司条例司，而吕惠卿说我是在讥讽他，今天就当着参加经筵的群臣之面，请问陛下：条例司究竟该设还是不该设？

这个问题让经筵的气氛更加紧张，司马光重申了他反对设条例司的观点，最后再次声明，我前日在经筵所言，完全无意讥讽吕惠卿。这个结束语引来一阵笑声。

吕惠卿被笑得脸红了。他太愣了，本来不该捅破的那层窗户纸被他冒失地捅破了，反而给自己造成了被动。他很不理智地发难说：“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能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惮己？”

司马光也气得失去了冷静，首先问神宗：前者，臣上疏指陈朝廷得失（指《上体要疏》），包括不该设条例司的事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

神宗说，看过了。

司马光愤愤然，接着说，臣并非没有说，至于说了不被采纳而不辞职，这的确是臣的罪过。吕惠卿责备我，我不敢逃避。

神宗一看两个人都红了眼，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赶紧制止说：“相与讲论是非耳，何至乃尔？”

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出来打圆场，示意司马光退下。讲授得以继续进行，王珪讲罢《史记》，司马光接着进读《通鉴》。刚经历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论，经筵上相当沉闷，一贯喜欢提问的神宗竟无一次提问。

“有治人无治法”？

经筵结束，其他人走了，神宗把几位侍讲叫到御座前，赐座，三番辞谢后，终于坐下。神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每改一事，则举国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不便之处，究竟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谁也不会直接回答他。此中奥妙，我们留在后面分析，只说当时被问的人，王珪耍开了滑头，说，臣等疏贱，朝廷之外的事不能尽知，一些道听途说，又不辨虚实。神宗说，那就说说你们的见闻吧。王珪在躲闪，司马光却接过话茬说开了。《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十八记录如下：

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他们都是老百姓），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此孟子所谓又称贷而益之者也，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吕惠卿曰：“（司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焉。收获之际，令以中价折纳谷麦，此所以救贫者之无，息富人之贪暴也。今常平仓元价甚贵，经十余年乃一籴（粜之误），或腐朽以害主吏，或价贵人不能籴，故不若散青苗钱之为利也。”

光曰：“臣闻作法于凉（薄），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语出《左传·昭公四年》）？彼常平仓者，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公私俱利，法之至善者乎。及其弊也，吏不得人，谷贱不籴，谷贵不粜，反为民害。况青苗钱之法不及常平远乎？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戌兵甚众，令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希（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而用度乏而不能救也。臣恐异日之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

上（皇帝）曰：“闻陕西先以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

光曰：“臣家陕西（夏县时属陕西），有自乡里来者，皆言去岁转运司擅散青苗钱与民，今夏麦不甚熟，即督责严急，民不胜愁苦。况今朝廷明有指挥，彼得公然行之乎！转运司本以聚敛为职，取之无名，犹欲掊刻，况今取之有名乎？彼干当青苗钱者，至陛下前云，百姓欣然赖此钱以为生者，皆由其口所言耳，臣所言者民间实事也。”

惠卿曰：“光所言者，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若使转运司、州县皆得其人，安有此弊？”

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国家当急于求人、缓于立法者也。”

这时，司马光脸上当是一片灿烂，吕惠卿被他七绕八绕，给绕进去了。但是，对司马光的上述言论，勿须细读，就可发现其逻辑上的混乱，特别是所举河东的和籴法从利民到害民的问题，恰恰说明了祖宗之法要因时而变，恰恰说明了无治法就无治人。

但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治法”也好，“治人”也罢，都不过是幻想而已。什么是最大的法，皇帝的圣旨是最大的法，你制定了再好的“治法”，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化为乌有。谁是“治人”？皇帝是第一“治人”，臣下即使有天大的本事，皇帝不用你，你就啥也做不成，而且一旦你的政绩和名声让皇帝警惕，你就危险了。因此，吕惠卿和司马光其实都是在做皇帝的工作，唯有仰仗皇帝，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

吕惠卿和司马光的对话结束，神宗没有表态，但听了司马光的高论后，他推行青苗法的立场开始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