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长城虽然阻止不了游牧民族骑兵的大规模入侵，但是，对付小股骑兵的零星进犯却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从东北的鸭绿江到西北的嘉峪关，长达万里的边防线上，整个明代先后设置的军事重镇到处林立，著名的有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号称“九边”。这些军事重镇各自管辖着沿边卫所、墩台等一系列据点。
北部边防线上的军事重镇装备了大量火器。早在洪武年间，明军已经在北部边境的永平府、平阳卫配置了大碗口铳、大铁炮等，以加强防御。
永乐、宣德、正铳年间，明军又分别在开平、辽东、永宁、怀来、宣府、万全、兴和、山西、大同、开城、阳和、朔州、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区增配神机铳、炮，用来警戒以及阻击敌人。其中，边防线上一些安装了铳炮的烟墩实际上等于固定的炮台。此外，还制造了方便火炮移动射击的战车。
战车鼎盛于春秋战国时期，衰落也是在这个年代。到了明朝，战车又开始被用于运输。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付来去迅猛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二是适应大量使用火器的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车在明朝又重新焕发了活力。据载，正统至万历年间，先后制造了小火车、独轮车、全胜车、战车、军队小车等。
战车是炮架的一种。永乐年间，明军北征蒙古时就用车辆装载铳炮了，那时一些神机铳炮在行军时放到武刚车上，可是作战时却要从车上拿下来，因为武刚车并非战车，它只是运输工具，主要用于运送粮饷，后来由于过于笨重而被骡马取代。战车要到正统年间才大量出现，原因之一是那时的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单纯依靠人力或畜力已经难以负荷。
1447年（正统十二年），总兵官朱冕建议以火车备战，此后，在朝廷中提倡用战车来抑制游牧民族骑兵的舆论非常盛行。
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臣李侃建议把骡车改为战车，每辆车的车厢之内都藏着神铳，用来远距离杀伤敌人，另外再布置5名刀牌手，准备近战。这种车其实是移动的炮架，需要用7匹马牵引。必要时可以将1000辆这样的车用铁索联络在一起，列于阵营的四周，步骑兵居中，当敌人退却时便打开铁索放出骑兵追击。
明军敢于在战场上使用由战车联结而成的车营，显然是欺负瓦剌没有威力强大的火炮。
顺天府有一名叫做周回童的工匠根据实战的需要，建议在一些战车上密密麻麻地安装上20支神机铳，而车辆的前端还要装上5个枪架，以供神机铳轮流射击，另外再放上600支神箭，以备不时之需。这种车在行军时要用一人推，两人扶持，还有一人负责烧火做饭。
有鉴于瓦剌骑兵强悍的战斗力，明朝文武大臣不断提出御敌之策，定襄伯郭登在土木之变的次年便奏请制造偏箱车。车辕长1丈3尺，阔达9尺，高约7尺5寸，车箱用薄板筑成，薄板上面钻着可以射击铳炮的洞穴。车上冷热兵器齐备，配置着两名神铳射手、一名铜炮射手、一名弓箭手、两名牌手、两名长刀手以及两名枪矛兵。这10名士兵使用火器的比例已经达到30％。他们在无战事的时候要轮番推挽着车辆前进。车中还能装载上衣服粮饷、器械与鹿角等物。
偏厢车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零六
偏箱车出外执行军事任务时，必要时可以得到将军铳车（装载数门大小不等的将军铳）与四轮车（高级将领乘坐的指挥车）的配合，这也是明军首次使用多种战车联合作战。
战车能够排成方形阵营。这种方阵平均每一边都有100辆偏箱车，前后左右互相连接，铁钩四面环绕牵引，仿似长蛇一样。每边偏箱车阵的前面还有五辆将军铳车，而四轮车则在营阵中央，相当于一个司令部。屯营时步骑兵在内，车辆布置在阵营的15步之外以为 篱，恰似坚城。这样的车营，等于一个移动的炮兵阵地。
不过，战车的速度缓慢，不可能与瓦剌骑兵在草原上展开远距离的角逐，它主要的任务之一是用于掩护军民出城砍伐柴草树木，避免被敌人骚扰。例如驻防大同的军人出外打柴或者运输时，一次可以动用四百辆偏箱车作为阵营的护卫。
偏箱车的车身只有两面围有薄板，布阵时需要将两辆车合并为一辆。而1451年（景泰二年），吏部郎中李贤又加以创新，制造出车身四面全部围有木板的战车。这种车前后左右排列着冷兵器——长枪。身长约1丈5尺、高约6尺5寸、宽约5步。车厢上面有用来观察的窗口，下面有用来射击的铳眼。
学者们根据《明实录》的数字而统计出京营在此期间制造的各类战车达到四千多辆以上，广泛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发挥作用。例如1453年（景泰四年），因为蓟镇辖下的古北、潮河附近的一些地方比较平坦阔宽，无险可守，所以朝廷专门从京师兵工厂调拨四十辆大战车到那里去，组建车营来抑制游牧民族的骑兵，以增强防御力量。
但是，大型战车并非所有地方都适用。例如宁夏地区有很多屯田，比较多沟壑，大车行动就不方便。总兵官张泰为此而改用独轮小车，遇到地形险阻之处则可用人力推挽。独轮小车也不止一种，陕西都指挥佥事李进在景泰年间研制出可以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动的轻型独轮小车，车辆之上是用皮革制成的屋子，正面竖立着绘有兽面的木板，木板中凿着一排孔眼，分别安放着1支碗口铳、4支手把铳、14支神机箭以及4支枪，还插了一面旗帜。
明军装备的战车不断增加，例如1462年（天顺六年），明政府就制造了1230辆配备着大铜铳的车辆交付给京营使用。战车的性能也越来越先进了，1477年（成化十三年），明将王玺也研制成功一种可以全方面射击的战车，这种车凭着中间竖立的枢轴而四面旋转发射火炮，名叫“雷火车”。然而，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如1484年（成化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制造战车，每辆车编有10名士兵，以500辆车为一“军”（一种车营编制单位），列阵时车隙之间补以鹿角。最终因车辆笨重而导致速度过于缓慢，不能使用，被当时的人讽刺为“鹧鸪军”（古人认为鹧鸪啼时，似乎在说“行不得也”，故以此相讥）。
总之，明朝战车的种类越来越多，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取得骄人的战绩，于是，京师及地方驻防官员都有人经常质疑战车的作用，一些人甚至认为只有发展骑兵，才是对付游牧民族的有效办法。这反映了当时的战车及与之配套的各种技术尚未成熟，还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战车离不开火器，传统的只能单发的铳炮也发展成连发的了。例如正统年间生产的两头铜铳，铳管的前后两端各自存在两个膛口，每一个膛口都能射出十多枚铁弹丸，一头射完再调转过来发射另一头。这类可以连射的火器在明朝中后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种类繁多，著名的有：
三眼铳图片（上）
采自《四镇三关志》之《建置》
五排枪图片（上）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五
三眼铳，由三支火铳组合而成，呈“品”字形，共用一个可以插入木柄的尾銎，它既能够齐放，也可以连放。
五排枪，用净铁打造而成，重1斤5两左右。共有5个枪铳，每个可装入四五枚弹丸，轮流射击。枪后可插入4尺长的木柄。
最夸张的是一种叫做“车轮铳”的三十六眼铳，这种火器形似车轮，行军时驮于骡背上，作战时取下。它是在一个有18根辐条的车轮式圆盘中装上36支火铳——每一根辐条的两侧都装上两支火铳。所有的火铳都1尺长、1斤重，而且全部用皮条封住铳口，射击时再撕开。战斗时将这个大车轮的中心部位套在发射架的横轴上，射手一边转动车轮，一边轮流点火发射，可以连射36次。
车轮铳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三
不管这些新式火器可以连射多少次，也总有射完弹药的时候，那就要用冷兵器搏斗了。1450年（景泰十年），明朝研制出同时拥有冷、热兵器功能的两用火器，即是在手把铜铳上插入长约7尺的木柄，木柄的尾端装上用来刺杀的金属枪头，这相当于现代枪械上的刺刀。
土木之变后的明军更加倚重火器。以1450年（景泰元年）前往大同驻守的明将石亨为例，他辖下的神机营除了原来拥有的火器之外，朝廷还额外增拨了5000支神铳、500门各类火炮、100个报警用的信炮以及5000斤火药。在将士们的长期经营之下，大同城防卫森严，城中四角都布置有大小铳炮。
一般的情况下，火器统一由军器局、兵仗局等中央直属的兵工厂制造，但是非常时期，沿边卫所及地方政府也是可以自行制造火器的。因为史料的记载有限，现在很难考稽清楚整个明代北部防线不同时期所装备的火器的具体数量及种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详细数目是非常庞大的。
明英宗在土木堡的惨败使明朝北部边境一片风声鹤唳，很多军事要塞里的明军只能闭门自守，而另一些将士则勇敢地把部队拉出城外，进行野战。例如1450年（景泰元年）5月，宣府左都督朱谦在率军追击一股敌人时，不幸误入包围圈中，最后靠铳炮突围而出。同时，负责威远卫防务的游击将军都指挥石彪也用铳炮打死了100多个敌人，斩首四级，并缴获了百余匹战马。
明朝与退回塞外的瓦剌和谈，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恢复正常关系，也先于1450年（景泰元年）7月18日送还了被俘的明英宗。双方此后虽然暂时停止了大战，可是小冲突一直不断。例如1451年（景泰二年）7月，在永平、山海关等地镇守的明军，就用火器击退了100多名潜入防区的蒙古骑兵。
蒙古的政局不稳，说变就变。瓦剌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了，1453年（景泰四年），权臣也先弑杀了傀儡大汗脱脱不花，篡夺了汗位。也先后来的结局是被属下阿剌知院杀死，这次新的内讧发生于1455年（景泰六年）。从此，瓦剌势力衰落，逐渐向西退却，远离明朝重兵驻扎的边防线。鞑靼诸部取而代之，强盛起来了，尽管他们四分五裂，互相争斗，但仍然时常腾出手来侵犯明边，整个北部边防线上硝烟弥漫。不过，这种骚扰很多时候规模比较小，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入塞的鞑靼诸部各自为战，通常是捞一把就走。
辽东地区面临着兀良哈三卫以及女真诸部等叛服无常的困扰。另外，鞑靼诸部也曾经多次进入辽东，企图控制那里的游牧与渔猎部落，并侵犯明境。然而，鞑靼骑兵与明军较量的主战场并非在辽东，而是宣府、大同以及陕、甘地区。
一些鞑靼部落绕过设防比较坚固的宣府、大同地区，开始进入水草肥沃的河套地区（黄河流经现在的内蒙古与宁夏境内而形成的弯曲地域）游牧，这使明朝西北边境地区的局势紧张起来了，当地的边防线上针锋相对地布满了沿边卫所、墩台等据点。但是明军战斗力已经衰退了，这支军队无论怎么分散驻防，都不可能在漫长的防线上做到面面兼顾，彻底杜绝鞑靼部落的骚扰。
关键时刻，老百姓也要拿武器来保护自己，就这样，城乡地区陆续建筑了大量城堡。一旦鞑靼骑兵进入塞内，城堡周围的男女老幼马上将牲畜粮食等财物迁入堡内，进行坚壁清野。当时的人将这种情况慨括为：鞑靼诸部入侵是“人自为战”，而边境老百姓的防御对策是“人自为守”。
城堡图片（敌台，指城墙中央突出部，四角突出部为角台）
采自《武备志》卷一一四
每一乡里地区，都可以有二三个大小不等的城堡，通常能够容纳数百人至千余人左右，这些城堡多数选择建在山地或丘陵附近，尽量避开交通发达地带。比较典型的城堡是矩形的，每一面城墙都会有几个突出墙外的敌台（或者角台），两台之间距离不远，容易形成交叉火力，分别从两侧打击攀登城墙的敌人。不过，由于鞑靼人没有可以毁坏城墙的火炮，所以这类城堡没有相应发展为“棱堡”。相反，16世纪时火器发展迅速的欧洲各国，已经流行将城堡中突出城墙的敌台（角台）改造成中间突出一个三角形的棱堡。因为火炮直射时在三角形的墙壁上很容易跳弹，所以更安全（棱堡问题，后文还要提及）。
守卫城堡的人包括老弱妇孺在内，装备的兵器通常有神铳、火炮、火筒、弓箭、盾牌以及刀、斧、棍棒等等，还有悬挂在城墙上面，准备随时砸下来的巨石、大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炮石”，就是将圆石中间凿空，里面装入炸 药，接 上 引线，再用泥土封好。作战时人们便点燃引线，手指勾着捆绑在圆石上的绳子，用力甩向敌人，后来，还在圆石的上面加装木柄，好像现在的手榴弹一样，用手来投掷。
欧洲棱堡图片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上册14卷，第330页
鞑靼人进攻城堡的方法有多种，他们或者身披牛皮制成的战衣，推着大车前行，用车辆上面的长竿撞击城墙；或者将大量草束堆积在城堡之前，放火烧门；或者齐射弓箭，对城上的守军进行压制，然后乘机攀登；甚至还可能使用了抛石机。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一些城堡沦陷了，另一些城堡则经受了考验，坚守住了。
从1457年（景泰八年）起，四五年间，鞑靼孛来、阿罗出、毛里孩等部多次叩关，每次出动成千上万人，经河套突入甘凉地区，四处劫掠。
明军环绕着河套而布防，与鞑靼势力犬牙交错。鞑靼诸部后来因为内部不断分裂，力量进一步分散，削弱了战斗力，因而与明朝的紧张关系转而有所缓和。
不料祸起萧墙，某些归顺明朝的蒙古人开始与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落暗中勾结，图谋不轨。1467年（成化三年），陕西固原被称为“土达”的蒙古人满四叛乱，纠集部属与同族军民2万余人，意图归附游牧在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落，但是黄河尚未冰封，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不能渡过，这些人便暂时屯兵于石城，等待时机。
石城位于峭壁耸立的山峰之间，可以驻扎大量军队，只有一条栈道通行，易守难攻。明朝调动陕西、宁夏、延绥诸军分批前往讨伐，均以失利告终，将士伤亡惨重，损失军械数以千计，其中包括两门铜制的大将军炮。
同年8月，总督项忠等人率领五千名配备神枪的京营官军会合甘、凉、延绥、宁夏、陕西等地的五万军队，兵分六路而来，陆续发起强攻，用枪炮打死了大量叛军，缴获了数以千计铜炮、神枪以及一批辎重。但明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高级将领伏羌伯毛忠战死。
战局处于拉锯状态，明军见强攻难以骤下，决定智取，派奇兵拦截下山取水的叛军，又焚烧石城附近草地，使叛军人马的补给难以为继，同时，不断用大将军炮轰击敌人，还凭借着厢车的掩护渡过濠沟，兵临城下，进一步缩小包围圈。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开始分化，部分军人潜逃出城，投降明军。有一个叫做“杨虎力”的回族人，于11月16日夜间秘密潜入明军大营，献上生擒满四之计。杨虎力的计策是准备在第二天交战时，乘满四出城应战的机会，自己与明军里应外合，将其捕捉。这个建议获得了明军统帅部的认可。杨虎力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再次冒死潜回城中，他临行时特意强调满四最怕神枪，要求明军在交战时不要射击这种火器，以免吓跑满四，功亏一篑。
次日，满四出城应战时果然被部下出卖，落入明军之手。当满四被俘的消息传回石城时，留守的叛军就像树倒猢狲散一般四处溃逃。各路明军乘胜搜山剿杀，并将石城夷为平地，以免再有反叛者据此以为巢穴。
从整个陕、甘沿边防线来看，延绥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宁夏、甘肃两镇也扼控河山，攻防兼备。只有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形开宽，城垒稀疏。鞑靼往往在这个地区毁墙而入，导致固原、庆阳、平凉、巩昌等内地饱受其患。例如1473年（成化九年）鞑靼由花马池来到平凉、临洮一带剽掠，杀死及夺去人畜36.4万多。类似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而且突破口也在增加。
明军也会以牙还牙，经常进入草原上放火烧荒，有意将饲养马匹的草料焚毁，还主动出塞劫营。劫营又叫“捣巢”，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军事行动中参战的兵力应为敌人的3倍，一部分军人负责进攻与防御，一部分军人负责夺取牲畜，一部分军人负责四处斩脑袋回去领赏钱。他们携带数日的粮饷，在战区内昼夜兼行，找到目标便速战速决。著名的一次是陕西、宁夏、延绥三镇的总督王越，乘鞑靼入寇之机，于1473年（成化九年）9月率领4000余人从榆林出师，翻越红儿山，涉过白盐滩，两昼夜行军800里，深入河套地区，袭击了鞑靼留在边外红盐池的老营，杀死及俘虏350人，缴获大量牲畜器械等辎重后凯旋。鞑靼首脑满都鲁回师见庐帐被烧，妻子散失，不禁恸哭而去。
蒙古草原上封建割据，混乱不堪。自从也先死后，历届担任大汗的人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权臣弑杀，直到满都鲁成为鞑靼大汗，才凭实力站稳了脚，他大约在1479年（成化十五年）去世，遗孀满都海福晋扶持达延汗继位（达延汗又称“小王子），夫妻两人为了统一分裂中的蒙古，而不断进行艰苦卓绝的征战。
达延汗与明朝的关系是时和时战，他即位之初，就与明军进行较量。战事发生在1480年（成化十六年），延绥守臣上奏朝廷称鞑靼入塞掳掠，请求支援。王越提督军务，率领京师援军出发到达大同时，侦察得知鞑靼的老营在威宁海子（今集宁附近），决定乘虚而入打敌人一个猝不及防。他征调宣府、大同部队2万人，突然从孤店一带出塞，经猫儿庄，兵分数路奔袭威宁海子，当时刮起大风，雨雪晦暝，明军到达目的地之后发起奇袭，共斩首及生擒了六百多名鞑靼人，同时掠走了六千牲畜。鞑靼诸部则连续3年入塞报复，烧杀甚酷，范围之广，波及山西与陕西。
后来，达延汗派遣使者来到明朝求贡，双方关系有所缓和，然而，达延汗进行朝贡贸易时，因入贡人数与明朝发生了矛盾，最后干脆不来朝贡，而是用战争的手段在宁夏、延绥、大同等处大肆抢掠。随着达延汗统一大业的进展，河套地区也自然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河套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也是进犯塞内的基地，明朝不堪骚扰，决定反击。1501年（弘治十四年）5月，明军边境重镇的常驻部队在京师神机营的配合之下，兵分五路，于7月份从红城子墩进入河套捣巢，谁知却扑了个空。由于消息外泄，鞑靼部落早已移营避开。这次军事行动，明军仅斩首三级，然而奏请立功的将士竟然超过万人，充分暴露出统治阶级文恬武嬉、极其腐朽的一面。
1467年，成吉思汗的第27代继承人满都古勒大汗在讨伐他的侄孙和继承人博勒呼济农的一次战争中去世。而博勒呼济农在他能够称汗之前的1470年也被暗杀。一度人丁兴旺的黄金家族中，现在仅剩下一个5岁的男孩、博勒呼济农之子达延。达延的命运极其不幸，家族的长辈都在内讧中死去，小小的孩子孤苦无依，连他的母亲都抛下他改嫁了，这简直比成吉思汗年幼时的遭遇还要悲凉。所幸，满都古勒汗的年轻遗孀满都海赛音可敦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满都海赛音可敦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不但抚养了达延，还在1470年宣布他为大汗。最为难得的是，满都海赛音可敦作为女人率领军队打败了卫拉特人，将他们彻底赶出了蒙古中东部地区。为达延汗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1470年到1543年整整73年。在1481年亲政之后，达延汗镇压了右翼土默特人、兀良哈人的叛乱。并从1497年到1505年间，他对从辽东到甘肃的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明朝无法与卫拉特人联系。
不久，达延汗进行报复，从宁夏花马池突入陕西固原等地抢掠，阵营逶迤数十里，声势浩大。各路明军主力却避敌锋芒，互相观望。鞑靼撤军时，一些尾随其后企图钻空子的明军亦占不了便宜，京营都指挥金玉不慎战死。
本来从成化初年开始，宁夏巡抚徐廷璋陆续在防线上新筑了200余里边墙。此外，在延绥主持防务的余子俊也经常维修、加固边墙。因此，沿边防线一度有所改善。遗憾的是后来武备废弛，边境防务日渐被人疏忽，崩塌的边墙随处可见。到了弘治末年又抵抗不住连年进犯的鞑靼。
杨一清一生游历极广，所到之处，也多有题咏。他在描写山水的时候，常托物言志，抒发自己的抱负。如：“百尺高楼倚碧空，乾坤登眺几人同。眼前忧乐谁无意，天下江山此最雄。孤棹影冲烟浦外，浩歌声在水云中。东流万里终归海，不尽狂澜砥柱功。”从这首写岳阳楼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杨一清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豪气。又如：“长江万余里，来自岷山巅。……猗欤嗟哉，雨云变态晨昏殊，风波世路多艰虞，元气一脉须匡扶，何人能作砥柱乎？柱乎柱乎今有无？”此诗歌、与前面的诗相似，暗寓匡扶天下之意。
弘治年间开始主持陕西防务的名臣杨一清企图重振声威，计划设立新的卫所，招募守军，还于沿边大兴土木，重修整个防线的城墙、墩台（他后来总结经验时认为，在有敌情的情况下，应当出动载有火器的战车来掩护修筑边墙的丁夫）。可惜，由于受到专擅朝政的太监刘瑾的制约，杨一清未能完成这个宏伟的目标，仅仅在要害之处修筑了四十里边墙而已。
修筑城垒虽然重要，但是提升明军的战斗力更是重中之重。那时的军队虽然装备了大量火器，可是将帅懦弱，并没有对士兵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为此，杨一清感慨良多地指出：如今所造的枪炮，射程不远，加上士兵射击技术不高，不能击中目标，近年来，鞑靼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畏惧火器了。
事实上，不单单士兵射击技术不高，部分军官也对火器的性能不了解。有一次，杨一清在定边营教场取出大号将军铳、中号将军铳、小号将军铳这些火器，命令部队试射时，总兵张安等将领都很惶恐不安，害怕伤及他人。为什么？可能是当时的铳炮质量差，经常爆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将士长期缺少训练，难以得手应心地操作火器。
当然，庞大的边防部队不可能找不到一个敢于发射将军铳的人，西安指挥杨宏挺身而出，几天之后在花马池的操场中亲自试放中号将军铳，他装药点火，并迅速倒退十余步，不一会儿，炮响如迅雷，弹丸射出300步之远。满营将士皆震慑，只有杨宏泰然自若，处变不惊。
在现场视察的杨一清目睹了中号将军铳的威力，当即令人买铁、募工，在固原铸造大批同类火铳，分别派发到各个边城堡垒中，加紧操练。不久，花马池守将用此铳击退了围城的蒙古骑兵。中号将军铳除了用于守城之外，还可以用于野战。作战时，平均两只骡子驮着一铳，跟随大营的中军行动，遇到危急之时，每一铳由数名士兵发射，会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重视火器的杨一清也有机会在实战中使用铳炮。明武宗刚上台时，就有数万鞑靼骑兵入塞，直抵固原城。杨一清亲自带领轻骑从平凉出发，昼夜行军前往支援，途中召集沿线的驻防军队，四处派出疑兵迷惑敌人。鞑靼骑兵移师进犯隆德，杨一清又紧跟不舍，并有意在夜间射击火炮，隆隆的炮声在山谷之间回响。鞑靼骑兵误认为明军主力已经赶到，慌忙逃遁出塞。
鞑靼频繁入塞，一些明朝文武官员希望立下显赫的边功，名垂青史，甚至连明武宗也不想错过一显身手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临了，那是在1517年（正德十二年）10月，鞑靼5万余骑驻扎于玉林，即将大举进犯。这时候，宣府、大同一带边墙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颓垣断壁，边关官员虽然也会动员人力进行修修补补，但整条防线仍旧显得脆弱，不足以阻止鞑靼入塞。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率领大军巡边的明武宗及时来到了阳和，他紧急制订作战布置，令大同、宣府等处将领各守城关备战。不久，大同军队在友军的支援下拦截了南下至孙天堡的鞑靼骑兵，双方在应城一带交战数次，不分胜负。战斗一直延续到明武宗亲自带着主力从阳和赶来之后，才有了结果。鞑靼入关本为求财，无心恋战，他们且战且退，经平虏、朔州撤回塞外。此战，明军战死53人，重伤563人，不过未能重创敌人，只是斩获16个首级。
豹房
据《明会要》记载，它是明武宗在宫中建立的供其淫乐的密室。
1520年（正德十五年），好大喜功的明武宗南巡时在镇江积水池中不慎翻船，失足落入水里，受寒而病倒，于次年死于豹房，年仅31岁，而他的对手达延汗在完成了统一蒙古本部的历史任务，并将领土分封给诸子之后，也死去了。然而，明朝与鞑靼的战争不仅没有因为这两人的死亡而停顿，反而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各种新式火器也不断出现在战场上，仍然是那样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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