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火药时代

火炮改变了欧洲的看法，至少从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那时就有了，这一观点为后来几个世纪的思想家所认同。亚当·斯密（1723—1790）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扩展了这个观点，他描述了“战争艺术的重大革命，而火药的意外发明看来是这个革命的始作俑者”。火炮是昂贵的，斯密说，防御火炮的城堡也是花费巨大的，所以战争艺术的革命倾向于在富国发生。他写道，现代战争改变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平衡，使富裕、发达、拥有常备军的国家统治了一度威胁他们的民族。“火药武器的发明，”他写道，“初看是如此有害，其结果却是施惠于文明的存续。”

今天的历史学家都回避“文明”和“野蛮”的二分，但他们仍然相信火药和现代性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认为，火炮摧毁了欧洲封建制，用斯密最出名的追随者卡尔·马克思更为精练的语言来说，就是“火药炸垮了骑士阶层”。这个过程常被称为“火药革命”。

这个观点是，在封建制下，骑士、领主和自由市是抵制中央权力的，这让中央集权的国家衰弱。而火炮扭转了这种情况，因为大型的、富裕的、组织力更强的政体更能负担得起火药战争，弱小的、穷困的、组织不善的政体就只能消亡。这样就形成了循环：一个国家控制力越强，就越能吸纳更多的税收，就越能买得起火炮，就越能建造城堡。由此，在火药战争的选择下，高效、中央集权的国家留了下来。这个观点流传甚广，几乎无人不晓。甚至对周期律和宏观论断保持警惕的历史学家都愿意接受。

但是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更何况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国，我们从前文也能看到，火炮在14世纪中期的中国战争中作用关键。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般集中在几个方面，有的诉诸文化和制度结构的根本差异，有的强调中国战争的特殊性（公认中国喜欢防守而欧洲喜欢进攻）。如此解答是不完善的，没有考虑到如今已经能看到的大量的中国战争数据。龙佩把这些数据纳入了考虑，他认为答案可能更为直接：欧洲在全面运用火炮之前需要变得更接近中国，也就是说，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和常备军。

龙佩说得克制，但我们可以说得更武断一些：中国在某些方面是领先欧洲的，就像学者维克托·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所说，中国在一条长期的潜在发展趋势中遥遥领先于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这个趋势的方向是数量更少的、更加集权的政治单位。杰出的伊斯兰研究者帕特里西娅·科隆（Patricia Crone）曾经写道：“研究非欧洲世界的学者会对一件事感到困惑，那就是欧洲的历史学家常常对欧洲获得了文明社会的常见附属品而欢呼雀跃：城市出现了，贸易出现了，定期征税出现了，常备军出现了，法典出现了，官僚制出现了，绝对君主出现了……言下之意就好像他们是唯一踏着文明的足迹前进的人一样。而对非欧洲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只能表示欧洲终于加入了文明人的行列。”所以，我们只能把欧洲看作是一个资质驽钝的异类。火炮可能是加速了欧洲无中心体系的结束，但无论如何，封建制是注定会结束的。

有意思的是，确实有迹象表明，火炮给中国带来了更直接的中央统治——不是在中央集权化已经牢固建立的中心地区，而是在中央权力所不及的，仍旧是半封建结构的边疆。明朝之前，中央政府靠任命当地的土司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不过，土司制度看起来在明朝和清初（14—17世纪）就废止了，变为中央直接统治。为什么这个制度经历了这么多世纪，但在这时改弦易辙了呢？历史学家张一文认为，是火炮给了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的决定性优势，使其对几百年、有的是上千年都没有直接统治过的原始地区行使了直接的控制。这是欧洲火药革命模式的典型镜像。

所以火炮确实削弱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国确实存在封建制度）的结构，这是可能的。但对欧洲来说，火炮带来的变革性作用被夸大了。没有火炮，去封建化似乎也会发生。一些欧洲历史学家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没有提中国。比如伟大的文艺复兴历史学家J.R.黑尔就认为，中央集权化“发生于加农炮起作用以及可运输之前，其成因和火药武器无关”。其他研究者也有相似看法，中国的例子也旁证了这一点。谈了太多中央集权化，让我们再来看看别的观点，比如假设欧洲存在一场“战争艺术的革命”的观点：通过火药革命，欧洲人建立了超越世界其他民族的军事优势。

军事革命

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最有影响的是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他的著作《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广受赞誉。对帕克来说，关键年代是16世纪到17世纪。他认为欧洲持续的国家间竞争不仅导致了国家集权化和统一化，还导致了军备和战争行为的飞速发展，给了欧洲人重要的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

帕克的论述精微，我在此笼统地说，他提出的是：引发变化的是火炮技术的进步。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欧洲人造出了可移动的野战炮，在攻击城镇和城堡时更为方便。中世纪城墙不堪一击，于是工程师开始设计更为坚固的城墙：和传统中国城墙类似的夯土填充的厚实棱堡。作为回应，要攻打这种新式城墙，军队将领就要派出更多的地面部队。这些部队常常驻扎得更久，因为围城时间变得异常的长。修建城堡以及集结军队开销巨大，所以政治领袖通过更加普遍的课税，以及财政、金融创新，创设了吸纳税收的新办法。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国家消失了，成功的国家留存下来。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从移动火炮带来了中央集权国家，也带来了其他军事创新：士兵操练演习得更有效果；舰船成了加农炮的浮动炮台；水战和陆战都有了新战术。

虽然一些人宣称军事革命的模型论早就过时了，但还是有著作和文章在不停地引用、发展和评论它。今天，帕克《军事革命》被引用的次数和它1988年刚出版时一样多，全世界都有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本书。

为什么军事革命模型论如此有效？其一，它本质上是能自圆其说的。学者们可能会争议“革命”（revolution）这个用词，而更喜欢将其替换为“进化”（evolution）或者“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第一，重大的变化确实就发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战争中；第二，这些变化因为欧洲不断发展的地缘政治碎化而形成；第三，这些变化和其他一些重要发展有关——欧洲国家中央集权化和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

更为重要的是，军事革命模型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帕克就是从他的一个导师——麦克·罗伯茨那里改进了这个理论，他所提出的形成时间比罗伯茨的更早。此后，研究中世纪史的历史学家克利福德·罗杰斯（Clifford Rogers）又提出关键的年代还要更早，并确定了三次革命：14世纪的步兵革命，15世纪的炮兵革命，还有16世纪初的城堡革命。历史学家杰里米·布兰克（Jeremy Black）认为，真正的革命发生于17世纪末，当刺刀取代长矛，陆军才真正变成了火枪部队。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德雷昂（Fernando Gonzalez de León）说“正宗的军事革命”是从15世纪80年代到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对格拉纳达的战争开始的。奥拉夫·范·尼姆维根（Olaf van Nimwegen）认为，在1600年左右，发生了一场“战术革命”，17世纪60年代则有一场“组织革命”。历史学家还用这个理论去解释欧洲以外的历史：北非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印度、日本、韩国。全球史学者，比如孙来臣和我自己，则认为军事革命最好是被视为一个发端于中国的全球进程。

以上说的是此说的灵活性，但是在所有的争论中，绝少有学者真正验证过帕克的理论：军事革命支撑了欧洲殖民主义。1450年到1700年的军事革新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欧洲人取得了军事领先？对比新大陆，此事不言自明，在欧洲人的征服中，新大陆缺乏宝贵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但旧大陆又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是已经有了枪炮和钢铁的亚洲，而且那里的细菌也并不比欧洲的和善。

当然了，当时许多欧洲人都自认为军事实力要领先中国一筹。例如，葡萄牙商人瓦斯科·卡尔沃（Vasco Calvo）就认为只要两三千葡萄牙人就能占领中国的广东和福建，继而以此为大本营征服全中国。而光闽粤两省的人口就是葡萄牙的五十倍。

有趣的是，他认为葡萄牙人具有的优势，正是当今的军事史学家认为的欧洲人领先世界其他民族之所在：更好的火炮，更好的士兵，更厉害的战舰，以及致命的城堡。

征服中国的计划，1536年

瓦斯科·卡尔沃写作时正襟危坐，“时刻警惕，生怕中国人出现”。他在广州的监狱里坐了十多年的牢，就是那时他精通了中文。他还靠着某种手段搞到了许多中文书，包括一部真假不明的地图，图上详细标注了某个区域的地理和布防情况。他相信，如果他能把这份计划书悄悄送出牢门，葡萄牙人就能利用其中的信息把他们的军事优势发挥到极致。他不是16世纪唯一提出征华计划的欧洲人，不过却是计划最详尽、信息最丰富的一个。

他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依靠葡萄牙人炮舰的优势，他认为可以轻松夺取珠江上的一处要塞，进而取得贸易大都市广州：“只用一艘加利恩帆船（galleon）就能让他们投降，因为只用一艘船就能控制全城，火炮开火时，你不会看到一个抵抗的人。”如果一艘船就能达到这个效果，想想一个小舰队能干什么：“六艘船……一切就可以完成。”

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在16世纪早期，架满火炮的舰船让葡萄牙人威加印度洋，击败了强敌，夺取了关键的港口，包括果阿（葡萄牙人在夺取果阿失败后再次进攻，获得成功）。同样是这些强大的舰船，在1511年帮助葡萄牙人征服了马六甲——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葡萄牙海军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的舰载火炮。亚洲的船只也带火炮——洪武帝就曾用装有火炮的船只击败了国内和越南的敌军，他的儿子永乐帝派往印度和中东的也是装载了火炮的船只，而且时间上比葡萄牙人前往印度早了将近一个世纪。不过，葡萄牙人的船装备更加精良。有人这样描述瓦斯科·达·伽马的船：“每艘快帆船（caravel）带着三十个（武装）人员，下面有四门火炮，上面是六门中型炮（falconet），十门旋转炮安置在后甲板和船首，其中两门中型炮是向后射击；每艘舰（ship，比快帆船大）的甲板上有六门炮，舰尾是两门小一些的炮，八门中型炮在上，若干旋转炮，桅杆之前两门小一些的炮向前发射；货船（所有舰船中最大的）装备的火炮远远超出以上所有。”

这样的舰队，在非洲、中东、印度、东南亚都奏效了，为什么在中国不会呢？卡尔沃写道：“大人，全世界加起来也敌不过我们的一艘船，两艘就更加绰绰有余，只要咱们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有了炮舰，葡萄牙人可以沿着珠江一路轰掉中国人的防御，不用担心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因为他相信中国人没有像样的火炮来进行反压制。卡尔沃的一个狱友在流出监狱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葡萄牙人来到之前，他们没有火炮，只有一些照着乡下便桶做出来的蹩脚玩意儿。”卡尔沃写道，中国人将“被火炮狠狠教训；因为只要说起它，他们就会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惊讶于还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等火炮清除了沿河的船只和要塞，葡萄牙人就能放手登陆，建造大本营，在河边修建装备了大型火炮的城堡。在临时大本营的庇护下，葡萄牙人接着就可以修建“一个有塔楼和棱堡的坚固堡垒”。

葡萄牙人长期闻名于世的就是修建装配火炮的强大城堡要塞，这种要塞遍布葡萄牙帝国各处，从巴西到非洲，从印度到东南亚。在16世纪早期，葡萄牙征服者杜阿尔特·帕切科·佩雷拉就夸口：“说到四面环墙的城堡……欧洲要比亚洲和非洲强太多。”确实如此，葡萄牙城堡非常难以拔除，让本地势力的首脑大为头疼。一份印度马拉巴尔的文献哀叹道，葡萄牙在南印度的要塞“永远也无法攻下”。

卡尔沃说的是哪种城堡并不明确，但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在16世纪初，欧洲人修建的那种城堡威力巨大，它带角的棱堡、它的几何布局制造出的交叉火力，对进攻者来说几乎无解。杰弗里·帕克提出这种样式的城堡是“欧洲扩张的发动机”，因为它让少数的守军可以对敌数量远胜于己的围城者。他写道：“‘意大利式’城堡的发明和传播代表了欧洲发展的重要一步，它让欧洲有了一种持续的能力，或许也是独一无二的能力，使他们微小的资源有序运转。首先，让自己站住脚，然后，扩张为全球性的霸权。”早期葡萄牙在亚洲的城堡没有棱堡，但在卡尔沃写计划书的那个时候，意大利式的炮塞（artillery fortress）就开始在葡萄牙帝国流行起来。这种带棱堡的新式城堡比之前的要塞更难攻破。

无论如何，卡尔沃相信，葡萄牙人一旦在广州城附近建起“带塔楼和棱堡”的城堡，他们就能控制珠江，他们就能用胸墙（breastwork）慢慢接近广州的城墙，“靠近城门，然后城市就会被完全占领——因为它就像手掌一样平坦”。广州可能就会投降。如果还没降，那就用三门加农炮（camellos）对准那几座城门，轰开它们。然后葡萄牙人应该立即在广州城内再建一座城堡。那里有一座满是寺庙的山，石料可以从那儿获取，修建一座四层的炮塞，号令全城及周边。他认为守卫这座城堡只需一百人，“城市固若金汤，鸟雀也插翅难飞”。

广州一旦得手，其他城市便能纷纷来归，葡萄牙便能急速扩张，在别的据点扩建炮塞。卡尔沃写道：“这就是要从印度带来炮兵的原因，这使对任何民族的伟大征服成为可能。”

卡尔沃从来没想过葡萄牙军队会被中国人打败吗？没有。他写道：“他们是个太弱的民族了，根本没有防御能力可言。”中国人可能想在河道布防，让葡萄牙人不敢向前，但是，他们的装备比葡军差得太远，“任何军队都可以俘虏他们”。说到广州城的三千守军，“随便一个马拉巴尔士兵都能以一敌四十，杀光他们，因为他们简直跟女人似的，没胆子，只会哇哇乱叫。”

卡尔沃说，如此一来，葡萄牙人更先进的士兵、更精良的火炮、更强大的舰船、更坚固的堡垒让他们可以轻松击败中国。他同时也承认，在他写下计划的十几年前，葡萄牙人真的和中国军队交过手，但是，他们却是输的那一方。卡尔沃就是在那时被俘的。但是，他向读者保证，这次失利只是偶然，全是带兵统帅的错，没能发挥出葡萄牙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对于中葡冲突，他的理解是对的吗？葡萄牙真的比他们对敌的明军强大那么多吗？这值得研究，因为学者们至今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