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霸海上——天朝的使臣

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日本是所有前来朝拜的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第三代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是个极度爱好中国文化的人，并且渴望与中国展开商业上的关系。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礼时，说他从幕府大将军那里带来了一封国书，在国书上，足利义满自称自己是“尔臣日本国王”。在他之后的幕府大将军，对于这种屈辱称谓的记忆，感到无比的愤懑。对于日本既快速又谄媚地承认他登上天朝的宝座，朱棣感到相当欣悦，立刻重开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并派遣一名官员至日本，提出一个商业协议。依据该协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凭证，就可以在宁波贸易。这一协议规定：自日本前来的两艘贸易船，仅能搭载200人，不得携带武器，每十年贸易一次。然而，显然由于朱棣的默许，日本人并未理会协议结尾部分“十年一贡”的限制，贸易使节团从永乐元年（1403）起，直至永乐八年幕府大将军去世为止，频频地到访。

从他即位的一开始起，朱棣显然仅是在口头上服膺他父亲的外交方针，从而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不同方向的蓝图。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由于受到帝国境内、境外敌人的烦扰，他认为无限制的私人贸易，是先天性不安定与危险的所在。他认定朝贡贸易的惟一好处是在控制邻国。朱元璋对于派遣军队到帝国以外相当谨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衅，他在《祖训录》上写道：“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当然，朱棣一样不理会这一劝阻，永乐五年（1407），以复辟正统的国王登上王位为借口，明军入侵了安南（北越）。这场战争，让朝廷的军队陷入了对抗安南游击队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这也预示了500多年后美国本身卷入越南这里的下场。

永乐皇帝认为《祖训录》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南，并非书于金石之上的铁律。由于是非正式的，朱棣认为其父亲的训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转变中的情势才是政策的依据。朱棣是皇子，所学皆为方便日后统治天下，年轻而有自信，不似他父亲，出身为一贫困的军士，不时以外国人及外来势力为虑。而且，自其夺得皇位开始，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谓空前，不曾有人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宝船船只的远航，仅是永乐皇帝在位24年期间所派遣的将近50个特使团当中的一个而已。这些特使团都是将中国的影响力和霸权扩大到世界的“四隅”这个宏伟的计划的一环。

居于中国边境的蒙古人，亦使朱棣感到烦心，约在他派遣郑和开赴南洋的同时，朱棣也曾采取行动，试图稳定与蒙古的关系。基于种种原因，朱棣亦将触角伸向西藏地区、朝鲜，以改善彼此的关系。为了前述的使命，朱棣屡屡选用类似郑和这样的宦官，他们通常在少年时既已净身，大半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这些使节的出使，是与宝船的远航同时并进，都包含于一个让人迷惑的总体外交之中，连当时的明朝宫廷都可能感到困惑，而它的回响则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与北京外围接壤地带的兀良哈蒙古建立友好的关系上，朱棣是有一些麻烦。兀良哈的骑兵，曾在内战中与朱棣一起战斗，而基本上也是靠着他们才得以取得胜利。因此成祖以撤回今日长城以北的中国驻军，将内蒙古的大部分交付给兀良哈看管，作为报酬。同样地，朱棣亦借由授予女真有力的部酋军事头衔（译按：如指挥使等），很快地与满洲的女真建立了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些迷人的荣衔，也意味着这些部酋在一定程度上臣属于中国的控制。在永乐四年（1406），帝国边境开设了马市，不少中国的垦拓者移往满洲的南部（辽东）。在马市上，中国人以丝绸及纺织品交换他们急需的健壮蒙古马以及皮毛、飞鹰、人参。然而，居住在满洲北部的所谓野人女真（系部落牧民），及其他西伯利亚民族，则规避中国的影响。这些地方令朱棣感到忧心。

永乐九年，成祖派遣一名生于满洲南部名叫亦失哈的宦官，试图与奴儿干（Nurkal，位于满洲北边偏远之地)的女真部酋进行交涉。亦失哈就像郑和一样，他是在小规模的战事中被中国人所俘虏，再加以净身后，在宫中接受训练。他率领25艘船和1000人，由吉林出发（译按：顺着松花江、黑龙江而下）。亦失哈在奴儿干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首领派遣一个178人的贡使团，向朱棣进贡。成祖在欣喜之余，赐予酋长头衔以及宝钞，并给予他们贸易的特权。亦失哈随后又在永乐十一年、宣德七年（1432），两度被派往满洲的北部。为了对慈悲的女神观音菩萨表示敬意，他在黑龙江地区的永宁建了一座佛寺，立了一块用三种文字表记的石碑以纪念其成功地“抚绥”女真人。然而，这座佛寺在建成后不久即损坏，虽然经过亦失哈重修，佛教或中国文化对这些北方民族的影响有多深，颇令人怀疑。中国人与女真人的关系，在亦失哈最后一次出使之后，逐渐转坏；在1440年代，位于外蒙古的西蒙古部族瓦刺攻击中国时，女真人甚至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帖木儿部、瓦剌部、东蒙古部族以及在中国西部边境上的所有蒙古人，让朱棣在位时期如坐针毡。朱棣外交上频频的出击，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激起他们的敌意。虽然蒙古人急需中国的物品，特别是中国的药物，但他们无法长期忍受中国沉闷的外交礼仪或自贬身价屈辱地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权。

在与帖木儿部族的官方联系上，朱棣重蹈了他父亲的错误，自称本身是“世上所有地面之主”。这激怒了帖木儿部族伟大的领袖帖木儿（Timur）——突厥语为达莫南(Tamerlane)，系征服波斯、印度及其他中亚细亚的征服者——他扣押了明朝的使节，并且气急败坏地誓言要征服自大的中国人。西班牙的使臣克拉维约(Ruy Gonzlez de Clavijo)在永乐元年抵达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在帖木儿的朝廷上他受到额外的尊崇，坐次比朱棣的使臣还要高。帖木儿当着克拉维约的面，轻蔑地指称中国的皇帝是“奸恶贼”，并且是他的“仇人”。

永乐三年（1405）一月八日，帖木儿为先前的恐吓做好了入侵中国的准备，率领一支20万的部队出发，在大雪中长途跋涉，越过了冰冻的药杀河（Jaxartes River)。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可能为好不容易才肇始的明朝带来灭亡的威胁，朱棣是否明白，不能确定。朝廷显然并未采取特别的对策以制止这一攻击。对中国而言，着实幸运，这位伟大的蒙古统帅在名叫额答剌(Otrar)的地方患了热病，并于永乐三年一月十七日，以69岁之龄去世。帖木儿的尸体用麝香防腐，裹以亚麻布，运回撒马尔罕安葬。其继任者沙哈鲁(Shāhrukh Bahadur)，对中国并没有任何的企图，只简单地希望将他父亲辽阔的帝国统合在一起。他将原来被帖木儿拘留在撒马尔罕的中国使节释放；而朱棣也做出了回应，派一名叫白阿儿忻台的非中国裔中亚人，前往帖木儿的陵墓献祭。可能借由双方使臣的努力，缓和了对方元首所憎恶的字眼，代之以双方较为友好的翻译，朱棣与沙哈鲁之间的良好关系终于建立。沙哈鲁要朱棣改信伊斯兰教以促进与他本人的良好关系这一无礼的建议，可能从未传递到明朝的朝廷。这件事并没有出现在明代官方的编年史上。

然而，朱棣与西北的瓦剌部以及接近中国边境的东蒙古部族之间的和平，则较难获致。元朝崩溃后，瓦剌与东蒙古部族两者即未曾与明帝国和平相处过，而瓦剌与东蒙古部族彼此也经常处于失和的状态。永乐七年（1409），朱棣派遣郭骥出使，试图与新的瓦剌部部酋阿鲁台达成和解，但中国使臣终究还是被杀。朱棣的回应，即是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对付阿鲁台，并且成功地将瓦剌驱逐至边境千里之外。这应是四次征讨瓦剌的第一次。每一次，阿鲁台就像一个皮影戏偶，隐入草原地带，然后又率领着凶猛的部卒再度出现，对中国边境展开另一波的突袭。偶尔，阿鲁台也回应中国的要求，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且进贡。然而，和平只不过是持续存在的敌意与徒劳无功的军事征战中的一次中场休息而已。

尽管如此，正当这个迫切时刻，朱棣在永乐十一年派遣使臣陈诚出使，进行一个穿越中亚无数城镇、都城的冒险实地调查任务。陈诚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长期停留在沙哈鲁的京城哈烈（Herat)的记录，成为明初有关这一地区资讯的重要资料。

这位使臣由太监李达与户部的一名官员李暹陪同，在前行进入帖木儿帝国的领土前，于哈密、哈喇和卓及吐鲁番停留，并且访问了达失干(Tashkent)、撒马尔罕，最后到达哈烈。他们穿越缺水的沙漠地带以及满是冰雪的冰冻土地，在那里他们曾迷失在暴风雪中。道路上成排的动物骸骨，正是这个区域十足险恶的证言。而人民——当中国使臣接触到他们时——则穿着相当奇怪，而且据使臣们的描述，这些人是“薄恶”的。

在哈烈，中国使臣停留了数月，沙哈鲁在他的王宫中款待他们。这个王宫地铺毛织地毯，设彩绣帐幔与精雕细琢的木制品。沙哈鲁将产自他自己果园中的甜美水果，如桃子、梨子、石榴、李子及葡萄等盛在金盘上，来款待中国使臣。使臣们也为当地洋葱和甘蓝的尺寸之大，与NBD4F思檀果（即阿月浑子果）的清香美味，感到惊讶不已。在探索这个城市时，中国使臣发现当地的市集日夜喧嚣，消费品如铜、铁、金、银、琥珀、珊瑚及钻石的供应不虑匮乏。

陈诚在游记中曾谈到当地人如何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的良马，让它们“冬暖夏凉”。他说当地没有祀神的庙宇与拜祖先的祠堂，但穆斯林一天要西向朝麦加跪拜数次，而且有奇异的狂热者（伊斯兰教的苦行派）抛弃其家庭、财产，流浪在人群之中，传达真主的福音。哈烈的妇女的行为也令他震惊。陈诚发现她们言语逾度，而且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她们甚至像男子一样跨坐骑马。他也注意到城里澡堂的按摩师，同时为男子和妇女提供服务。

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下令第二次出使帖木儿帝国，在永乐十六年下令第三度出使。他给沙哈鲁的信上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朱棣开始叫沙哈鲁“朋友”，赞许他“明礼乐、资聪颖、才识博、行事慎密、明智超人，伟乎众穆斯林之上”。朱棣大量赐予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礼物，如白银、丝绸、锦缎、猎鹰及瓷器，并表达他个人的愿望，希望使臣与商人能不间断地在两国之间来回行走。沙哈鲁慷慨地做出回应，而且在朱棣在位期间，代表团多次来自撒马尔罕及哈烈，44位使臣来自哈密，另外的32位使臣来自中亚的其他城市，带着给朱棣的贡礼如马、狮子及豹，抵达了明朝的宫廷。

利益是蒙古的朝贡使节到明朝的主因，而职业的商人通常伴随着外交使节前来。为了这个目的，帖木儿部、兀良哈部及南部的女真族（译按：建州女真），乐意向中国的皇帝叩头。尽管部酋贪图具有特殊花样及织金的绸缎那类的奢侈品，但还是有一些蒙古人日常生活所缺乏的普通物件。蒙古人依赖中国人供应如金属工具、麻药、针及线等这类基本的东西。在永乐五年，即使骄傲的阿鲁台也曾贬抑自己，派一名叫哈费思（Hafiz)的使臣到明朝要求医药，并获得朱棣允准赐给。第二次前来请求药草，则在宣德五年(1430）当阿鲁台本人生病之时，蒙古的使臣有时特别要求中国的人参、木香、占卜书、阴阳书及化妆品。蒙古的妇人可能使用白粉及朱砂粉作为胭脂，并将一种金粉擦抹在额头上。蒙古人也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种黑色油膏或油彩，部酋的妻子用它作为一种眼线膏；她们修剪她们天生的眼睫毛，然后用这黑色的油膏在双眼上画出耀眼的睫毛。蒙古人要求的稻米及谷子，则很少获得允准，因为朝廷怕这些补给品会增加蒙古人备战的能力。

当蒙古的使臣进入中国的领土之后，他们的马匹及其所带来的行李，都由差役来处理。所有外国的使节的需求，也由朝廷指派的护送队伍以及驿站照应，蒙古使节在前往京师的路上，就住在驿站这类的地方。驿站和火堠的系统，从帝国边境一直到京师，沿途设立，以便将讯息迅速地传达到皇帝耳里。火堠墩顶的火焰，立于彼此可以互见的范围内，以暗号传递重要的讯息，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传至京师。接力的跑马者驰马飞奔（译按：这样的人称为“马上飞”），带着讯息从这个驿站到下个驿站，用正常速度要走上数周的数百里的路程，仅数天即可跑完。

为了外国使臣在中国境内旅行之便，驿站提供马车、马匹及幼童以运送所有的东西。每一天晚上，还会给予使臣“一个卧铺，一套丝质睡袍，连同一名侍役照顾他们所需”。并提供令人满意的饮食，如羊肉、家禽、馒头、米饭、腌菜、酒及发酵性饮料（beer)。驿站对于所有有关抵达和离去的人，及提供了什么服务的细节，都留下记录。

永乐时期，拨给一个来自波斯的成员有77人的使节团的每日定额包括：羊12头、鸭4只、酒50瓶、稻米约200磅，与各色水果140磅、面粉120磅、烙饼200个、各色甜糕1盘，蔬菜、调味料若干。到了15世纪中叶，蒙古使节团规模的成长，其对食物的需求，已明显地成为朝廷的一个负担。据传闻，在1440年代，一支由240人组成的瓦剌使节团，在中国停留的两个月期间，共吃了羊5000头。

当蒙古或其他外国的使节团抵达明帝国的朝廷时，他们会由礼部的官员进行访谈，询问该国的风俗、地理形势，而且会根据这些资讯画出一张图并呈给皇帝。如果该国的风俗特异的话，还必须画一张有他们的脸及衣服的图案。

朱棣自在位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中国与西藏各宗教领袖的关系。他虽与这许多的宗教领袖接触，但似乎与第五代法王俾辛谢戈巴（Bebshin Shegpa)交往较深，他控制着西藏的东南部，朱棣对他提供援助以镇压与之竞争的佛教宗派。

当朱棣还是一名年少的亲王时，他就曾听到过法王（意为“掌轮回之宗师”或“有道行之人”）超凡的力量。第一代法王被尊为“活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来到世间以减轻生灵的苦难。据说，第五代法王在洪武十七年（1384）诞生之前，就已在母胎之中朗诵经文及字母表，而他母亲梦见彩虹以及花朵如雨般从天而降，并闻到甜美的清香。

永乐三年，朱棣派遣宦官侯显及僧人智光邀请法王（他在中国以“哈力麻”之名为人所知）来到南京。这位24岁的僧侣接受了邀请，从距离拉萨四十英里的宗教重镇簇尔卜，取道喀尔麻岗及拉哈天岗寺（译按：“喀尔麻岗”、“拉哈天岗寺”，二地名均系音译），最后在永乐五年四月十日到达中国的京城。数以千计穿着朝服的官员与大量的佛教僧侣，聚集在南京的城门口来迎接他。朱棣把法王请到一头大象上面，给予象征释迦牟尼制定的佛法运转法则的金法轮。然后，法王将一个象征发号施令的白色法螺贝，献给成祖。接下来便是接见与款宴，朱棣给予比自身还高的席位，以尊崇法王，并命他掌管中国所有的僧侣。成祖请这些西藏的喇嘛，在灵谷寺为其父母举行荐福仪式。根据中国与西藏地区双方资料的记载，这些僧侣居停在南京时，因为一连串的“奇祥异瑞”之事而受到注意，而此应该是喇嘛利用特别的天气条件，巧妙地配合其宗教仪式形成的结果。

据报导，放置圣物舍利（编按：或作设利）的佛寺上方，“浮图设利犹镜圆，影涵明月霄汉悬”。同样地，闪闪的金光，出现在法王本身所住的宫殿上方。数天以后，西南方的天空，突然充满“彩云，状如托钵”，以及后面跟随着大批随从、大家奉若神明的阿罗汉的图像。人们甚至于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在街道上看到阿罗汉。还有两个场合，据说“天花”从天而坠；其他场合，据说许多人看到僧侣们飞过天际。法王抵达之后的第十四天，有人看到一只白鹤在空中飞舞，而一道彩虹看起来好像环绕着太阳，并且在天空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无数祥瑞幻象：狮子、大象、龙和菩萨。

在这些大事之后，成祖赐予法王“万行俱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头衔，并命宫廷画师将奇迹画在50英尺长的裱背绢轴上，让法王带回簇尔卜。法王离开中国之前，访问了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重镇，并为成祖的双亲（译按：即明太祖及马皇后）另行举行了荐福仪式。永乐皇帝也做了一个梦，看见一顶由10万荼吉尼天（dakinis)的头发制成的神秘金刚帽，翱翔在法王的头上。于是，他下令制了一顶饰以钻石纹章的方形黑帽，赐予法王。这顶黑帽被转生的法王一再使用，成为这个宗派的象征，而且据信它拥有法力，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可获得解脱。

在法王到访期间，朱棣曾将部队置于边境上，准备入侵西藏地区。他告诉法王说，西藏地区的佛教教派太多了，他可以用武力提供协助，让法王建立一个真正的教派。法王解释说，这不是他的愿望，而且用兵对生灵没什么好处。他坚持，教义的各种方便法门，对回应人们的愿求来说，都是不可抹煞的。不顾大臣的劝告，朱棣撤回了部队，不久之后，这位法王即以32岁之龄死于天花，西藏地区的人认为他避免了明王朝的入侵。

在永乐年间，所有出使的任务之中，最令人好奇的，可能是横越黄海，带回数以百计的朝鲜处女以充当宫女这件事。像这一类行程的使臣，大多仅限于宦官，而自古以来他们在宫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妃嫔及后宫其他事务的管事及看管者。

有关明朝宫中内部的事务，我们能知道的事实上不多。明朝的皇帝对于个人的秘密泄漏出紫禁城宫墙之外，常会大发雷霆；服侍过皇帝的宫女如果年纪大了，将被软禁在孤立的院囿中，直至她们去世为止。后来清代的记述，可能反映了这种沿自明朝宫廷的方式，只是无法证实。在清代，敬事房太监专管记录皇上与皇后每一次亲密关系的情事，因为怀皇子的日子是需要查证的。每日晚膳之后，首领太监会捧上银盘，银盘上排着皇帝宠爱的妃嫔的名牌。如果皇帝对行房没有兴趣，他会婉拒。倘若愿意，会选一枚名牌，正面朝下地放在盘上。

首领太监随即拿着被选出的这个妃嫔的名牌，交给另一名太监，这名太监的个别任务即是除去这位妃嫔的衣服，将其包裹在毛氅中，放在背上，背到皇帝的寝宫里。之后，这个太监则全程待在寝宫外一段相当的时间，然后高呼：“是时候了！”在太监进入皇帝的寝宫、接走妃嫔之前，如果必要的话，这句话会重复三遍。这名太监会问皇帝是否希望这名妃嫔生下他的小孩，如果皇帝说是，这个日期会被登记下来。倘使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太监就会将此一妃嫔带回她的寝居，给予像“冷花”的下胎药，据说这些药可以催经血。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即建文四年）九月，朱棣派俞士吉通知朝鲜国王李远芳有关他本人取得天朝宝座的讯息。李远芳立即派了一名使臣来到朱棣予朝廷，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要求一枚钦赐头衔的新印。朱棣授以朝鲜国王与世子名衔，并展开一年数次的交换使节。李远芳渴望得到中国本草方面的医籍（为了其身体不好的父亲）以及丝绸、书籍、乐器。中国则回报以要求人参、当地的漆器、豹子、海豹，及一项异常沉重的朝贡负担，即黄金150盎司、白银700盎司及大量的马匹和牛只。永乐元年，朝鲜送了1000匹马到中国；永乐二年，则是牛1万匹；永乐五年，送了马3000匹，而永乐八年更达到了6000匹。

另外，朱棣要求的进贡项目之一，即是要求该国提供数百名绝色的少女，送入朱棣的后宫，以供性欢愉之用。朝鲜女子素以其娇柔特质著名，朱棣在永乐六年（1408）派太监黄俨到朝鲜，选了300名少女，包括后来成为朱棣宠妃之一的权氏。次年，中国复要求同样数字的闺女，而这令朝鲜人火冒三丈。

促使成祖命令数以百计的少女不断地送入其后宫的缘由，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性欲而已。早在唐朝时，方士就已经在精详的论述中，为性行为描绘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对于小孩的观念，方士认为男子的“阳”精，与女子的“阴”精，必须合在一起“彻底地调和”。最后，他们劝导人们在行房时要慎选吉日、吉时，并准备床及卧寝，在床及卧寝上需覆以黄色丝绸。（黄色是沃土的颜色。）夫妻俩也被嘱咐必须将桃树枝插在他们要睡的卧榻或床幔上。（桃子被认为是女性生殖器官与生儿育女的象征。）性的交媾与小生命的创造，是自然、没有罪恶的结合，是宇宙进程的一部分，就像赐以生命的雨水浸淫着大地一样。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几乎没有对性行为提供什么忠告，只是强调生育的孝行在责任上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并对多妻家庭的顺利运作表示关注。而道教则要理清男女彼此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说法，男子需要性接触来“滋润其生命本质”，而使其“免于生病”。这些说法尤其认为这对40岁以上的男子特别重要，因为40岁以后恐怕就容易受“众病蜂起”的影响。最后，他们认为男子紧紧地控制本身及蓄存他所有的“阳”精，是维持生命所需的；而在这同时，还要从事多元的性活动以促使女子泄出她的“阴”精。由于阴阳被认为是带领所有事物向前运行的两个基本要素，男子保有这两者，在精神上便可以获得完整，并且达于“真阳”之境。据说男子每经验一次真阳，就可以增加12年的寿命。道士相信，一名男子只要与93名女子经验真阳，就会长生不老。

在中国的论著中，将这类性经验比喻为一场战争，而为了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男子在其敌人(女子)使力时，必须节制本身的力量。这跟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卫的技艺“柔道”的原则是相同的。房中术还劝告说：先以没有魅力的女性练习控制真阳，事毕，立即休息。

收战罢兵，空悬仰息，还之武库，升之极。

“真阳”最好是与少女一起尝试，因为在少女这段时期以后，女子的阴精就会“趋弱”，对男子的用处就小了。修道者也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跟任何一名女子行房不要持续太久，以免男子吸收到阴精，反过来压倒本身的阳精，伤到自己。在行房时，道士还告诫要敬慎交媾的力量，并鼓励拥有多一点的性伴侣。他们特别叮咛皇帝每晚必须与九名妃子行房，在每个月月圆的两个晚上，则要与皇后同寝。

朱棣成为皇帝时已40岁。在登上宝座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小孩。他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太好，身体因种种慢性病的纠缠而逐渐衰弱，他要求大批朝鲜的少女，可能是努力地想让他自己恢复年轻，或则至少是要获致生命的活力，以应付加诸面前的庞大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