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枪炮

今天的学者一致认为，枪炮是中国发明的。但奇怪的是，在中国和欧洲的中间地带，几乎没有早期枪炮的考古证据留存。在伊朗和中亚，确凿证据显示，火器是14世纪晚期才出现的。在印度，第一份明确的证据直到1442年左右才迟迟出现。在中东和西亚的其他伊斯兰地区，最早的可靠证据是14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尽管有证据推测，安达卢西亚早在30年代就有火铳存在了。俄罗斯的文献中，可靠地提及火器要到1382年。托马斯·奥森（Thomas Allsen）写道：“西方的拉丁世界关于火器的第一份无可争议的证据是在1326年出现的，这多少让人意外，这比那些夹在西欧和中国之间的地区还要早。”在中世纪欧亚大陆的技术流传方面，没有人比他更权威了。

我们知道枪炮诞生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保存了关于早期枪炮类始祖的记载，而欧洲缺乏此类资料。枪炮类始祖“火枪”出现于10世纪或11世纪的中国，我们已经看到，它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中反复地在文献中出现。我们在前文已经对它的发展阶段做了溯源：枪管一开始是用竹子或纸做的，后来是金属，它的杀伤力从依靠火星、火焰，逐渐增强到依靠它的发射物，直到最终演进为一把早期的枪。

欧洲的枪炮没有这样的文献中的发展史。枪炮似乎在1326年出现就完全定型。就像李约瑟写的：“所有长期的准备工作和试探性的尝试都在中国，而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得到的就是全须全尾的，不论是火枪还是炸弹，不论是火箭、金属枪管的手铳，还是火炮。”同样的情况还在于，中国的火药配方千奇百怪，主要三种配料——硝石、硫黄和木炭比例各异，而在欧洲，它们的配方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异。配料的多样性说明，实验是在中国做的，火药一开始用来助燃，后来才用于爆破和助推。相反，欧洲的火药配方和发挥爆破与助推作用的最理想配比相差无几，这就说明火药是作为一项成熟的技术引进的。

火药来到欧洲就是用作军事用途，这体现在：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这种混合物普遍就被叫作“枪药”（gunpowder）。而在中国，它叫作“火药”（fire-drug），并且用途多样，军用和民用皆有。欧洲人则立刻取其爆炸性和助推性，专用于战争。枪的起源还反映在犄角旮旯的遗迹之中，比如，一位安达卢西亚的植物学家管硝石叫“中国雪”（Chinese snow），而它在波斯则被称为“中国盐”（Chinese salt）。一位欧洲中世纪史专家写道：“火药来到（欧洲），不是古老的魔法，而是先进完整的现代技术，这和20世纪的技术转让工程很是相似。”

在50年之内，枪炮就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如何办到的呢？这很神秘。之前的中国发明，比如司南、印刷术和纸，耗用了几个世纪，穿过草原、跨越大海，方在欧洲落地生根。为什么枪能传播得如此之快？奇怪的是，学者也没有考证出一条清晰的中转路径。很多人认为蒙古人是最有可能的载体。再精确一点地说，是蒙古人雇佣的和保护的那些人：士兵、工匠和商贩。不过，也许火药明确的军事用途才能解释它扩散的速度。

我们可能无法确知，枪炮是何时以及如何抵达欧洲的，但可以明确的是，那是在14世纪20年代——文献中第一次清晰地提到枪炮出现在欧洲的时间。给人以启发的是1326年至1327年间的一份手稿，其中有一幅插图最为著名：瓦尔特·德·米勒米特（Walter de Milemete）的《关于国王的威严、智慧与审慎》（De Nobilitatibus,sapientii et prudentiis regum）。画面明确无误地描绘了一尊火炮和它射出的一支巨箭。一个人压低手持长杆的末端，试图点着火门。同年还有另一幅内容相似的插图，描画了另一尊相同大小但颜色更深的火炮，一群骑士正在用它开火。这两幅画应该出自同一画师，因为它们都出现在瓦尔特·德·米勒米特的手稿中。

米勒米特写作手稿的那个时期，佛罗伦萨政府在（1326年2月）颁布的一条命令中提到了炮，下令官员制造国防用的金属炮。第二年，都灵地区有一份记录记载，特定数量的钱币被付给了“马塞洛修士，让他制造一种用于发射铅弹的工具或设备”。几年后，在奇维达莱（弗留利）围城战（1331）中，两名日耳曼骑士似乎就装备了火炮。

还有些文献暗示，14世纪20年代前还没有火炮的踪影，因为在1321年，一位游历广泛的威尼斯人开列了一个武器清单，清单将用于下一次对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然而其中并不包括火药武器。当然，证据的缺乏绝不是缺乏火炮的证据，况且新的文献也在不断被发现。不过就目前来说，学者普遍接受的是，欧洲人使用枪炮最早是在14世纪20年代中期。

它们传播得极为迅速。1341年在法国的里尔就出现了“tonnoire master”（发射箭支的火炮）。1344年，德国的艾伦费尔（Ehrenfel）就有了火器之王（fürschutzen），美因茨也有（feueurschütze）。1345年，法国图卢兹有了两门铁炮。1346年，亚琛有了一些发射箭支的铸铁炮。1348年左右，荷兰的代芬特尔有了三门“dunrebussen”——加农炮，法兰克福也有发射箭支的加农炮（büszenpyle）。

会造枪的人能得到极高的奖赏，尽管这个职业风险很高。1346年夏末的一天，彼得·德·布鲁日的故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尔奈的执政官要求他造一门火炮，那天，众人在城外看他试炮。彼得给炮装的是一种长箭，箭头是重达一公斤的铅头。为了安全起见，火炮瞄准了城墙。火炮发射时发出“可怕的巨响”，烟幕散去，长箭并不在墙中，也不在附近。是射进城里去了吗？人们沿街寻找，不见一点儿踪迹。最后发现，那支长箭从城镇上空飞过，飞到了城镇另一头的修道院里，恰好射中了一个男人的头部，此人当场死亡。彼得得知此事后，害怕被判杀人罪，正欲逃跑，所幸执政官认为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只是个意外事故。

因为巨大的声音和致人死命的能力，火炮很快恶名昭彰。1344年左右，彼特拉克写道：“我怀疑你没有黄铜球，它以火焰的力量发射，伴随可怕的雷声。是天庭里不死天神的雷霆之怒还不够，渺小的人类——啊，既残忍又自大——还需要在人间发出这样的声响？人类的愤怒在竭力模仿不能被模仿的雷鸣……以前从云端传来，而今发自一种炼狱的机括。”彼特拉克把火炮比作瘟疫，既邪恶致命又寻常可见。1344年他写道：“这种瘟疫之前因为稀有，被认作是奇迹；现在……和其他武器一样常见。”他认为这项发明犯讳神明，还有人认为这项发明完全是魔性的。英国人约翰·米菲尔德说过，“那个魔鬼的战争机械在口语中叫作火炮”。弗朗切斯科·迪乔治·马尔蒂尼认为，发现火药和火炮的“不是人类，而是魔鬼的代理人”。

欧洲早期的炮是什么样的呢？从1326—1327年的米勒米特手稿来看，那时的炮就像个侧放的花瓶，球状瓶肚外加一个狭窄的瓶颈。另有早期文献说这样的形状非常普遍。1338年的一份记录说，法国鲁昂有“发射火箭的壶”（pot de feràtraire garrosàfeu），用硝石和硫黄“制药粉，来发射上述火箭”。当时“壶”（pot）这个词在英国和法国指的就是金属的瓮状或球瓶状物体。实际上，制壶匠（pot makers），或者用英国的说法——壶匠（potters），就是那些最初在铜铁铺干活的人，成了最有名的早期火炮制造者。

话说回来，我们对早期欧洲炮的样子还是难有清晰的概念，因为现存者寥寥。特别是和中国比起来，后者早期的很多炮都留存了下来。这要部分归功于几乎所有中国炮上都有铭文记录年代，而欧洲的就没有，还因为欧洲早期根本就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炮。14世纪晚期，明朝军队中有大概10万名炮手，比同时期西欧所有的炮手都多。我们可以确定，现存的中国火铳中有几十支是14世纪制造的，欧洲可以确定生产于那个时代的只有一支，而且它的制造时间是1399年，14世纪的晚期——在那之前，枪械早已经历了巨大的发展。

大多数学者公认有一支欧洲火炮的出现时间大大早于14世纪末期，那就是“罗舒特炮”（Loshult gun）。1861年一个农民在瑞典的罗舒特地区将其掘出，由此得名。它很小，只有9千克重，很短，只有30厘米长。它的重量和长度非常接近中国早期的火炮，比如1298年的“上都铳”（重6千克，长35厘米）。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元朝火铳是圆筒状，而罗舒特炮则是米勒米特手稿插图那样的样子。

罗舒特炮引起了很大争议。一个问题是，它是否如米勒米特手稿所绘，是用来发射箭支的呢？有志学者为了求证，制造了一支仿品，并在丹麦的一个炮兵靶场试射，火药用的是中世纪配方，但却是现代配料。他们发现，这支炮不但能发射箭，还能发射别的东西——铅丸、葡萄弹、火石块，表现出人意料的好。箭和铅丸都能穿透中世纪铠甲厚度的铁皮，比中世纪的长弓威力大得多。它的精度比预计的还要高，可以击中200米外的静止目标。不过学者认为，它最有可能还是用来近战，因为炮身上有很深的凹槽和划痕，说明它是用来发射霰弹的——不精确，但致命。

也不是所有早期的欧洲火炮都像罗舒特炮那样矮矮胖胖如花瓶一般，也有一些炮更像中国的火枪：一根金属筒，尾部装有木头手柄，用来把握和瞄准。1399年的坦能堡炮就是这个样子。它的木制件在发掘之时还是完好的，但暴露于空气中就朽烂了。记载战争的早期欧洲文献记录了类似的木柄火炮。1346年，在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发动的著名的克雷西和加莱之战中，他的个别士兵装备了有“柄”（tillers）的火炮，大概是木柄，虽然也可能是木托。大量手稿中的插图展示了木柄火炮是如何工作的。一个最有名的样本是1400年左右的，展示了一个戴甲士兵正在用一支炮瞄准，另一手拿一支烧红的铁棍在点火门。在中国，这个时期的火炮也是用铁棍烧烫的头去点火的。有时木柄火炮是装在小车上的，一个小车可以装数支火炮，在敌军进攻时发射，和中国火枪一样。但最让人吃惊的是，早期欧洲火炮竟然那么小。

小炮

虽然后期的欧洲火炮变成了庞然大物，远超一切中国火炮，然而在最初，欧洲火炮并未脱离中国炮的形制。罗舒特炮只有9千克。彼得·德·布鲁日不小心杀死一个人的那支炮也不大，射出去的铅头箭也只有1千克。大多木柄火炮设计来就是要一个炮手操纵，有时甚至是一个人控制两支炮。

诚然，我们没有早期火炮的文物存世，大型火炮没有留下标本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一位名叫亨利·布兰肯伯利（Henry Brackenbury）的19世纪学者，用自己的巧思找到了以文本为证据估测早期欧洲火炮大小的办法。他推理道，金属的用量直接关系到一支炮的花费，那么从价格上就可以推知炮的大小。他查遍记录铸炮花费的早期文献——这类资料存世不少。比如，一份1342年的收据记录显示，制造5支青铜炮和5支铁炮，共支付了25里弗。布兰肯伯利用比较价格和工资记录推算，这个数额足够购买5支11千克的铸铁加农炮和5支10千克的青铜炮。

他借助详尽的调查得出了最终的结论：直到14世纪中期，火炮的重量大致在25磅（11千克），没有超过120磅（54千克）的。在其后几十年里，火炮的尺寸渐渐变大，是一点一点地，而不是突然变大。他用研究断言，早期欧洲火炮“作为武器与当时倍受战争青睐的工具（比如投石机）相比，还是威力有限，后者始终被用于更为重要的战役中”。其他学者肯定了布兰肯伯利的工作，做出了延伸，直到现代他也不乏拥趸。当今最重要的早期火炮专家写道，布兰肯伯利“是少数系统和全面地利用文献证据的作者之一，也是后世学者不可思议地难以逾越的一位作者”。

早期欧洲炮因为小，攻打城市的防御工事时便毫无用处。彼得·德·布鲁日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他在测试火炮时瞄准城墙的原因，旁观测试的市政议员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根本不担心石墙有损。如布兰肯伯利所写，早期欧洲火炮“对城市和城堡的外墙几无杀伤；它们无力制造，甚至无力协助制造突破口”。

那么，这些火炮的用处何在？我们已经在中国明朝的火枪火炮战上着墨甚多，明朝火炮对敌者有国内叛军、缅甸象阵、蒙古骑兵。但在西方，军史学者却很难找到这样的记述。

学者认定的，西方最早使用火炮的战例之一是1346年的克雷西之战。克雷西之战是中世纪最出名的战役之一，常被视为英国长弓手的胜利之战。不过，火炮在其中也有一席之地。法军数量占优，英王决定在山顶一座风车附近扎营，居高临下。他让补给车藏在临时要塞中，下令士兵挖掘沟堑以绊阻敌军。在雨中，英王注视着法军从风车那边步步逼近，他开始整军备战。他们的布阵到底有多精确，一直是争议不休的话题，但佛罗伦萨的编年史学家乔瓦尼·维拉尼的记述是公认的准确，他写道：“英王在战车上布好弓箭手，他有弓手无数，一些在低位，执炮（bombarde），射击带火小铁丸（pallottole），震慑法军骑兵，致其披靡而亡。”要注意，“bombard”一词后来指大型火炮，而此时所指则是任意大小的火炮。

英军火炮的用意大概是保护弓箭手不受骑兵攻击，因为长弓的箭太轻，射不穿骑兵的重甲。尽管早期火炮精度不如长弓，装弹又慢，但威力仍然不俗。正如我们所见，罗舒特炮的复制品就轻松地射穿了厚铁片。所以英军弓箭手大概是站在高位，对战局有清晰的视野，可随时对骑兵的坐骑和其他目标发起长距攻击。炮手站在低位，视野稍逊，因为他们射程稍近。骑兵抵近时他们才开火，企图不仅射杀甲士，更要惊走群马。

英军的火炮装填的是单颗弹丸，还是多颗的霰弹？有不少英国文献记载了英王远征法国带去的火炮和弹丸种类。一说是大量的成型弹丸，一说是大量未成型的铅块，根据形势需要即时倒模制作。霰弹近战时可谓高效，实际上维拉尼说火炮激发“带火小弹丸”值得细究。它完全可以指用火来发射弹丸，但同样也可以指火随着弹丸飞行了一段距离，如果弹丸是喷射武器（coviatives），那么这就是有可能的——即是说，喷射武器（coviativs）没有阻塞炮管，而是着火飞射出去。如此看来，这些火炮和中国的火枪更为类似。

当然，这些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火炮起了作用。法军先锋不是法国骑兵，而是热那亚十字弓手，有数千之众。十字弓是可畏的武器，可是这些弓手却把盾牌丢在了法军的辎重车上。他们在泥泞中挺进，喊叫，伴随着战鼓和号角，而英国人以逸待劳。待热那亚人正要举弓射击，英国弓手才弯弓放箭，遮天蔽日，“如云翳一般”。火炮也开始射击。“火炮齐鸣，惊起了恐惧和骚乱，似乎天神降雷，杀得人仰马翻。”箭雨和炮火制造了杀伤和恐慌，但可怜的热那亚人之所以损失惨重却是拜友军所赐。历史记载，当他们开始后撤时，法国骑士直踏其而过，所伤众多，这或是法国人想督促他们鼓勇再战，抑或是法国人与英国人交战心切所致。

英国人和友军趁对手大乱发动进攻，或许使用了火炮。一份匿名文献记录道：“英国人看到法军死伤甚众，他们跨上了马……他们和状似野人的威尔士人以及其他部队，还有大量火炮（bombarde）一起，用火炮生猛地射击法军阵地，火炮齐轰，法军落荒而逃。”火炮真的有这样的机动性，能够发动这样的进攻吗？有可能，因为早期火炮体型很小，但根据克雷西会战之后的进程——或者说每一步的进程，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英国人在极度混乱的形势中取得大胜。还有，火炮远不是英军获胜的关键因素。胜利理应归功于长弓手。

确实，西方历史学家长久以来认为，在中世纪晚期，也就是在大约1500年之前，火器在欧洲战场上都无甚大用。虽然欧洲历史学家相信早在14世纪80年代，巨炮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同时也认为，手炮仍然是次等的角色，至少在16世纪之前都是这样。有学者甚至怀疑早期欧洲火炮是不是真的在战场上出现过。根据克雷西战役的记载，毫无疑问是有火炮参与的，即便如此，西方历史学家仍坚持认为它们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为什么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技术原因：“火炮技术尚不能使其在战场上发挥效用。直到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火炮才成为战场上的常客。”

不过，中国人却能让他们小巧的火铳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初年的士兵有十分之一都编进了火铳部队。是因为中国的小铳技术优于欧洲吗？有可能；但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军队只是比欧洲人更善于安排火铳。我们将看到，中国的步兵操练严格非常，虎虎生威，还会运用轮射技巧——几队火铳手依次开火，造成持续的弹雨，以弥补早期火铳发射慢的弱点。欧洲人直到多年之后才掌握火枪轮射的技巧。比如说到克雷西之战，我引用的那位匿名史家就说：“用火炮生猛地射击法军阵地，火炮齐轰。”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介绍操练的问题，而此时有趣的是，早期火炮好像是一专多能，有时发射单发子弹，有时发射霰弹，最有意思的是它有时还能喷火，就像中国的火枪一样。

让我们看看关于1356年战斗的文献：法国人攻打英国人守卫的布雷特伊城堡。法国人用投石车抛投石弹，还造了一座攻城塔（belfry）——一种状如高塔、带轮子的攻城工具。它一定十分巨大，因为编年史家傅华萨说它一共三层，每一层都能容纳200人。为了对付攻城塔，英国人准备了“发射火焰和巨大方镞箭的加农炮”（kanons jettans feu et grans gros quariaus），有此神器，他们将“无坚不摧”。一开始英国人没有使用这些武器，而是在城头与法军短兵相接。眼见法国人占了上风，英国人“开始发射加农炮，向攻城塔上及其内部喷射火焰，乘着火势密集地发射方镞箭，有的箭支尺寸巨大，杀伤众多，令他们（法国人）心惊胆战（les ensonnyèrent），手足无措。希腊火蔓烧了攻城塔塔顶，逼得里面的人非逃出来不可，不然就会被烧为灰烬。”同一年的另一场战役也使用了类似的加农炮，“发射方镞箭和希腊火”，烧毁了城堡的塔楼楼顶。

这里的“希腊火”并非经典的拜占庭的希腊火。传统的拜占庭希腊火是一种以石油为主要原料的液体，用虹吸管喷射。欧洲人喜欢把一切燃烧武器都叫作“希腊火”，而这里使用的无疑是一种劣质的火药混合配方，和中国早期的火药配方相似，其中有效成分是硝石、硫黄、木炭，还掺杂了其他可燃物。比如，大约1450年的一份“希腊火”配方是这样的：“所谓‘希腊火’，就是柳树炭木（charbon de saux）、硝石、白兰地酒、硫黄、沥青、依索比亚的软羊毛线熏香混合调制（bouillement）而成的物质。”尽管调制所有这些东西远非制造火药的标准程序，但这堆混合物倒也和早年中国燃烧性火药的配料差不多。难以断言14世纪中期的炮手是否使用了这一配方，但很有可能是相似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欧洲中世纪的火炮手和中国的火枪手对各自武器的使用有时是差不多的，都是装填火药的混合物——而不是塞入木塞（wooden plug）来增加射击力度——然后拔出木塞，往膛管里填入方镞箭和火药，击发武器，就像火焰喷射器一样。方镞箭射出，作为喷射武器（coviatives），而不是子弹。这和中国火枪的使用方式完全一样。在1356年的布雷特伊围城和同时期发生于中国的围城战之间，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火炮”这时都是瞄准单兵，用来助燃。在欧亚大陆的两端，火枪和火炮的界线可能并不清晰，因为火炮随着不同的环境在改变着使用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和欧洲的火枪都和火炮一起使用了好几个世纪。

真正有趣的是，在14世纪末期，欧洲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一样——开始走上了一条和中国不同的火炮发展之路。之前的欧洲和中国，火炮主要都作为针对参战人员的武器，在攻击和焚烧木质工事时可能都非首选。但是，在14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欧洲的火炮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用作轰击堡垒之选，而中国的火炮依然玲珑小巧。这是为什么？答案或许和两地的城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