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霸海上——儒者与好奇心



对于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来说，中国就是全世界。他称之为“中国”、“诸夏”，或简单地称做“天下”。就他所知，在帝国的疆域之外，只有蛮荒、毫无礼法的蛮夷之邦。这些经常出自草原与西方的荒漠的劫掠牧人，是穿着兽皮的野蛮人，他们带来的是破坏与绝望。而往东方去，横越无尽的海洋，只有愚蠢统治者的幻想与美梦。

有一回，自觉在华北的家乡山东不受赏识，孔子告诉他的弟子，他想到“九夷”居住。有个门生问：“陋，如之何？”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然而，孔子除了这次自许的话之外，他在著作中明白地表示：出游会妨碍重要的家庭责任，并且认为商业在先天上是卑贱的，接触外国人或淫巧的东西，所得无几。他在《论语》中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从公元前二世纪起，随着汉朝的兴起，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社会上流阶层的道德规范及帝国官僚体系的基础。首次将华南大部分的地域并入中国版图的汉朝，欣然接受儒家的思想，来加强皇帝本身在道德及政治上绝对的权威，以抑制强大的贵族。孔子不但提出古代商朝的观念——皇帝是天人之间的联系，而且他说：真正的统治者可以将社会“齐之以德”。汉朝的皇帝正式设立太学，传播儒家思想；受到孔子这位伟大哲人的影响，政府旋即赋予出仕与业农为良民的崇高职业，而商业跟货品交易相对地则被归为剥削及腐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工人后面，政府并以禁奢令限制他们穿着高级的丝织品。在3世纪汉朝崩溃之后的混乱时期，中国北方的商业即使存在的话，也相当有限。当时中国人对于境外的人与地所拥有的一丝好奇心，都因为生存竞争而被遏止了。尔后的400年间，汉朝所分裂出来的国家，彼此之间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最后在7世纪初，李氏势力的兴起，取代隋朝，于618年建立了唐朝。唐朝的军队接着攻打位于蒙古的东突厥和据有中国东北南部、高丽的王国（译按：指渤海、高句丽）。胜利者又转而向西，征服了现在新疆的突厥人。

在新的大帝国境内，有大量的“蛮夷”：突厥人、回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是一个大熔炉，即使唐朝皇室本身的成员也有突厥人的血统。中国人虽然无法阻挡这些不同的民族所带来的魅力，但他们的好奇心已经因为儒者对外人的疑虑而趋于缓和。这两种心情彼此交战，就像海洋上多变的浪潮，变换毫无预警。最明显的例子就在唐朝长安的宫廷上，仿效异族与排斥胡风、竭财招待与极端迫害，同时并存。

长安虽然在汉朝灭亡之后，数度因势力交战而遭到蹂躏，但在7世纪的当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坐落于华北黄河中段的关中平原中心，方圆30平方英里，拥有百万纳税人口的巨大都会。环绕在内城和精心设计的皇宫大院之外的，是一个分为106坊、数百间寺院、两个大市场的外城。东市贩卖来自唐帝国境内的货品；西市交易的货物，则是来自印度、波斯、东南亚及更远的地方，甚至从遥远的非洲海岸来的异国商品。靠近东、西市的城市边缘，有许多酒馆，琥珀色的高脚杯装着葡萄酒，金发碧眼的胡姬翩翩起舞，向有钱的熟客耳语献媚。

沿着西市场狭窄曲折的街道，人们可以嗅到来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将檀木捣碎制成膏药，可以用来解热及治疗肠胃病；这里也有芦荟制成的止痛膏和使口气清新的丁香。来自索马利亚(即索马里)的乳香，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它和没药一样，用于治疗为流产所苦的妇人。这里也有化妆用途的波斯枣和香水用途的番红花粉，以及来自波斯可以增加性功能的开心果仁。还有沿街叫卖，号称可治疗胃病、来自缅甸的黑胡椒，和产自吐蕃用以消炎镇痛的浓芥末。有时候会见到稀有的高贵香料——龙涎香，中国人相信那是“龙的唾液”。世界各地所有治疗疾病的各种药物，都可以在长安的西市出价买到。

那些令人惊奇的东西，中国人用丝绸和瓷器来交换。这些美丽的瓷器是世界上真正最早的瓷器，不但坚硬，而且上了可以反映灿烂阳光的半透明釉彩。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觊觎这些神奇的瓷器，除了因为瓷器可作为装饰品外，阿拉伯人还相信（虽然是错的）这些瓷器能显示毒素。就像丝绸在1世纪推动了陆上的商路，瓷器同样地也成为7世纪印度洋贸易的原动力。

瓷器之路从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州，到苏门答腊、马来亚的香料港，再到锡兰和印度，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和阿曼（Oman），延伸了大约6000英里。借由季节性的季风的帮助，航程需要几个月。虽然中国的皇帝在7世纪遣使至高丽、越南和印度，但当时中国的商人和帆船，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到达了波斯湾。波斯商人长期以来就是陆上丝绸贸易的主要中介者，在当时也成了海上的商人，并控制了瓷器之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两种，一种是据说长200英尺以上可容纳600人的细长锡兰船，另一种是不用钉子，而将椰子纤维捆绑成的自制单桅帆船。船上的三角形大帆，可以使船只追循顺风的方向前进。因为波斯人会利用星座导航船只，并且为重要的星座与风向命名，所以在7世纪，波斯语成了行船人的共同语言。

唐玄宗在开元元年（713年）即位之初，为了展现他对这些奇珍异宝视同无物，焚毁了许多珍珠、翡翠和其他华丽的衣服。然而四年之后，据《资治通鉴》（1067—1084年)由知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所编成）记载，有一个胡人来到皇宫跟玄宗讲有关南海富庶的情景：巨珠、羽毛闪闪发亮的翠鸟、锡兰的医术与珍奇药材等。玄宗印象非常深刻。于是下令监察御史杨范臣组织一个探险队，随胡人回到他的家乡。杨范臣反对，并提醒皇帝先前的不事奢侈。

杨范臣说：“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NCE4A之宫掖！此时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

玄宗放弃了这个计划，但其他唐朝的皇帝则毫不犹豫地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朝贡”天子的伪装下开始了与外国的贸易。如果外邦表现出极其恭顺的态度，又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孔子不也说过“柔远人”吗？而且，招徕蛮夷，用中国文明的光辉予以感化，那不正是统治万民的天子的责任吗？此外，贡品在朝廷隆重的典礼上，呈献上来取悦皇帝，也再度确认了唐朝的皇帝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权力。显然地，一个合理的对外政策，有助于掌握不安的邻国与不相往来的敌国。

据说，唐帝国的苑囿之中充满了异国的飞禽，如苍鹰、醏醓、来自印度的绚丽孔雀，以及经由特使从高丽、中国东北、蒙古寻回的上等猎鹰。帝国边疆或更远地方来的水果——如桃子、香瓜、无花果，为了给皇帝享用，也都放进皇宫设置的冰窖里保鲜。帝国骑兵所需要的马匹，则是数以千计地由中亚的拔汗国输入。中国要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少不了这些强壮、迅捷的牲畜，这是需要而不是奢侈。不过，中国人也饲养了一些特殊颜色组合的马，如黑鬃白马、红鬃黄马，部队常以能够拥有这种相配成对的马而感到自豪。

唐代诸帝也很欣赏高丽的女子，要求高丽必须进贡女子作为宫女。侏儒与矮人（他们是否为来自非洲南部或新几内亚的纯种矮小族，则不清楚），则常被当做赏赐品，他们是来自非洲东海岸一个叫“层期”或“僧”地方的黑奴。周去非（一个广州的海关官员）在其个人的笔记《岭外代答》中谈到这些奴隶来自一个遥远的西方岛屿，很有可能是马达加斯加：

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伦，谓其无亲属之恋也。

从9世纪起，在中国史料上出现了许多对非洲极好的记述，暗示着却使中国人的帆船未曾到过非洲，但中国人至少已经从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那里取得了可靠的讯息。中国人早期与非洲牧人接触的记载，可以从段成式（死于863年）的一本杂著《酉阳杂俎》（完成于863年）中发现：

拨技力国（可能是索马利亚的Berbera），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惟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

中国奴隶贸易的范围，很难确定。隶役作为一种惩罚方式，从汉代以来就已存在，所以在中国并不缺乏男隶和女奴。然而，据说在广州，大部分的“富人”多“蓄鬼奴”做看门人。鬼奴的地位，被看待得仅高于畜牲一些。他们担任搬负重物的工作，而且，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们“入水不眨”，所以雇用他们来修补漏水的船。有些黑奴可能在到中国后不久就死了。中国的资料描述他们肠胃失调，可能因为烹饪的饮食对他们而言并不习惯。但是，“若不死，即可久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

唐代的宫女仿效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流行式样，穿着紧贴身体的礼服、打皱的裙子，以及覆有庞大面纱的帽子。而且，显然因为模仿外国跳脚尖舞的舞团，以致形成了上层阶级的中国妇女缠足的根源。起先，只有宫中的舞妓稍微裹着脚，像芭蕾舞者那样，踮起足尖站立。后来，到了宋朝，因为小脚令人赞叹，又被视为美的象征，这种风尚扩展到了宫闱之外。为人母亲的开始为她们的幼女紧裹小脚，这样一来，女孩等于是瘸了脚，一辈子被限制在家里，于是缠足便成为妇女确保贞节美德的方法之一。

男子的衣着形式也反映出外国的影响。唐朝的贵族炫耀豹皮制的帽子。唐朝诗人白居易，就在家里建造一个地铺青毯的突厥帐，作为聚会的场所。爱好舶来品的风尚感染了各个阶层，甚至最简陋的住所中所摆的日常物件，也要用高鼻大胡的外国人像来装饰。

8世纪，中国在南部海岸设置广州市舶司，严密地监督货物进出中国。负责市舶司事务的市舶使，可以毫无理由地改变进口税的税率，搞得无所适从的商人只好到安南去做生意。所有的外国货物，至少有四分之一要缴纳给中国的官员。出口的货品，必须经过双重的检验程序，以确定违禁品——中国的铜钱、媵妾、奴仆未流入蛮夷的手中，尽管的确有许多还是落入夷人手中。贪渎的官员，常勒索额外的税捐，有时还以自己私人的船队经营不法的贸易。

7世纪时，大约有总数20万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亚人，与其他外邦的人，住在广州从事贸易、各式工艺品和金银器的制作。虽然他们跟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但种族紧张的事情仍时常发生，这或许是因为有差别待遇的律令所引起的。举例来说，在太宗贞观二年（628），政府试图阻止外国人与中国妇女之间的接触，下令若外国人娶中国女子为妻，就必须留在中国。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回纥人禁止与中国女子通婚或冒充中国人，并且强制他们要穿着本国的服饰。接着在文宗开成元年（836）规定，外国人不得拥有土地、房屋以及与中国人一起生活。

偶尔，中国人应该会讨厌居住在他们身边的既有成就又富裕的外国人，相对地，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也会因为强加在身的专断的税率与律令而大感不快。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因此而点燃了肃宗乾元元年（758）的暴力冲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开始抢夺货栈、烧毁中国人的房子。结果这些暴民迫使广州刺史逃离广州，而暴民们也逃往中国内地正南边的海南岛。在这事件之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亡，无法获悉，但事后皇帝极为震怒，限制外国人进入这个港口长达50年之久。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中国人积聚的憎恨找到了宣泄的管道。黄巢因为不满重税和贪污腐败，起兵叛乱攻进了广州，除了一些中国居民之外，估计大约还杀了总数12万的犹太人、基督徒、回教徒与祆教徒。10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锡拉弗的阿布—赛特·哈桑（Abu-Zayd Hassan）描述这次暴乱：中国的流寇滥加私刑，随意屠杀，残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灾祸甚至波及锡拉弗和安曼（Uman）的船长及舵手”。虽然黄巢最后被俘，但也标志着唐朝的结束，接着便开始了小王国间的斗争时期（译按，指五代十国）。

在锡拉弗和乌剌（Ubtiullan）当地忙碌的商店里，船员们在长途旅程之后聚集在一起，编织着他们横越无数海洋的冒险故事，最后这些故事在辛巴达（Sinbad）的传奇故事中保存下来。“我在海上看着太阳升起，”故事就这样开始，“并且踏上好比从天上掉下来的巨人戒指一样的环礁。我曾经好几次从沙洲到三角洲，从小岛到群岛，从萨拉哈特（Salahat）到沙芮迪（Serendib），从喀马利（Comari）到基拉（Kela），来回地贸易。我曾经用布料换得姜和樟脑，用肉桂、穗丁香交换龙挺香、象牙和珍珠。”

在中国人自己编织的故事之中，有个故事提到某位佛教僧侣在5世纪曾经到过美洲海岸。这个故事出自《梁书》，描述慧深和5个阿富汗僧徒远航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名叫扶桑国——在东方尽头的国家，它跟墨西哥的马雅文化有极明显的相似点。慧深说他发现当地人用树皮做衣服和纸张，书写方块字。他作了以下的描述：当地的国王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有许多鼓乐者和侍者跟随，并且依照每十年一个周期的形式，来更换他穿的（像中国天子的）皇袍颜色。像中国一样，扶桑国有着严格的司法系统，在那里犯罪，不但本人要被判刑，他的小孩甚至孙子也要连带受罪。

由于当时玛雅艺术品明显存在着佛教徒与印度影响的痕迹，所以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排除慧深到过中美洲的可能性。令人意外地，玛雅人的浮雕图案，刻在莲花座上，盘腿坐着，就像一尊正在沉思的佛陀。那里所出现的多头的神像，也很像印度的多头的神。此外，在洪都拉斯柯邦（Cpan）地方的浮雕，显示祭司穿着菱形图案的仪式袍服，与传统西藏佛教徒的袈裟极其类似。在墨西哥赛克斯库洛克（Xculoc）地方的石雕有一种特殊的手势——右手放下，手心向外；左手上举，手心向外——表现出典型佛教徒代表许愿的“事愿无违”手势。外来的印度佛教徒对玛雅文化的影响，不论归因于慧深和他的佛教同道，或其他的亚洲航海人，这个时期可能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亚洲与美洲之间最后一次的接触。

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黋宾国（今喀布尔、阿富汗）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梁书》）

中国下一波航海活动的浪潮，出现在被围困的宋朝（960—1279年），当时的帝国被北方强大而好战的国家（编按：指辽、金、西夏）所侵扰。在建炎元年（1127年），宋朝被迫放弃了北边的京师开封，迁到长江以南的港市杭州。由于帝国大半的税收土地落入外国手里，皇帝转而以海外贸易支应国家的财政需求。因为经济的需求，使当局重新阐释儒家经典，给予贸易和营利较好的地位。

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高宗寻求商人的协助组成了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政府不但投资改善南部海岸线上的港口，并浚宽运河以利远洋船只通航，而且为商人盖了许多货栈。同时政府也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约10英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

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从11世纪末的50万贯铜钱，在12世纪初暴增至100万贯，而于12世纪中叶到达了200万贯。（1000铜钱用一条细绳串在一起，称做“一贯”，为宋朝官方汇兑的单位。）

为了鼓励百姓基于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宋朝理学家重新依据圣贤的经典开始讨论营利的优点。陈淳在《北溪字义》这本12世纪理学的辞汇中说：“货财亦是人家为生之道，似不可阙。但当营而营，当取而取，便是义。若出于诡计左道，不当营而营，不当取而取，便是利。”北都沦丧，迫使宋朝迁都南方展开新的生活后，中国人的前途彻底改观。这些流亡者被迫背井离乡，反而感到更为自由，对周遭的改变和旅行的态度也较开放。另一方面，因为可耕地变少，大量人口投入商业，涌向繁忙的港市和新都杭州。

在13世纪末，杭州有将近100万的人口，就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旅游当地时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的”城市。“它有12个主要的城门，”马可·波罗指出，“每一个城门所包含的市区……都比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更大。”虽然位于杭州最南端的高级住宅区里，有着围墙环绕的花园和壮丽的园林，然而住在市中心的老百姓，多半群集在街道狭窄的竹造或木造楼房中，有时甚至一个屋檐下住了10个家庭。为了满足这些平民大众的饮食，在中央市场每晚都要屠宰数以百计的猪只，而驳船每天运送数以吨计的蔬菜、米谷、腌鱼到城里。就像杭州人说的：“东菜，西水，南柴，北米。”

变戏法的、说书的，随时随地都可看到。平底的彩船在运河上悠游着。这是一个欢娱的城市，到处充斥着恣纵情事。新奇的商店里，贩售着假发和装在笼子里的蟋蟀，以及驱蚊的薰香末。御道两旁，到处是茶馆，有钱人在这里啜饮香茶和梅花酒，只要他们有意愿，也可以上楼走进厢房，在镶金的红灯笼照耀之下，享受“乐妓”歌舞，沉醉在感官的欢愉之中。

即使放弃了北方各省，来自西边和北边强国的压迫，还是使宋帝国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下。加上杭州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因此，宋高宗在绍兴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常备水师。海洋变成中国的新“长城”，它防御以陆上为根据地的敌人。

而户部尚书章谊在当时解释说：“今朝廷暂驻浙东，襟带江海，实凭川险，以却胡骑，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今有巨浸湍流，顾岂可无守御之备哉？守御之备，莫如舟师……金人攻城长于用炮，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战长于用骑，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骑兵不能奔冲。是二者固可以夺金人之所长矣。

国内的河流和运河的系统，原本的作用在于供应整个帝国所需的商品，如今成为西边的防御网络，而长江是北边的防御线，海岸则是东边的防线。宋朝水师从商船和海岸巡逻艇组合而成的杂牌军，迅速成长为一支有效能的战斗舰队。在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将官（译按：统制、正将、副将等）11名和士兵3000人；孝宗淳熙元年（1174），有将官15名和士兵2.1万人；而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有将官20名和募兵5.2万人。在13世纪初期，宋朝水师控制了从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并在中国的主要河川内巡弋。船只的总数到达6000艘，最大的有24英尺宽，乘载42名人员。所有战舰皆备有撞竿、抛石机、各种从抛石机上发射的火器、防护板墙与射击装备。

由于皇帝提供奖金鼓励在船只设计上做革新，因此研发出各式各样的新船，以及水师的火炮；其中发展了10种不同的远洋大帆船、10种不同形式的战舰，以及渡船、水船、客船、马船、粪船，另外还有12种特殊船只。伴随着创新而来的，是开放的心胸。中国学者对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放弃了高姿态，除了研究阿拉伯和印度在航海技术及地理学上的贡献外，也陆续改良了本身的星象图和航海图，还研究外国的潮汐及海流。不但如此，他们还发明了航海用的浮水南针。高宗时代有位名叫莫汲的太学祭酒，从这位严谨的儒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探险家的诞生。莫汲定期休假，出海航行。他之所以这么做，并没有其他特别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远洋商务帆船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120英吨，以及水手60名。最大的船可载300英吨的货物加上500至600名人员，而且拖着救生艇。在设计上，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以便在海上航行时能够乘风破浪；船首和船尾的空间都空下来，以增加航行的速度。在船的中央部分有3个独立的船舱：最前面未铺设甲板的舱房，用来设置厨房和储水仓；中间舱房则分成4个隔间，用来堆放货物；后面的舱房则配置了很多窗户，作为军官和商人睡觉的地方。这种船配备了超出船尾外的尾舵、100英尺长的主桅，以及80英尺长的前桅。从南部的福建及浙江各路来的松木，为这种船的主要材料，而船的尾舵则是特别用广东来的坚硬木材乌楠木制造的。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船帆则是用高级的竹子编织而成。在风势强劲的晴朗日子，这种帆船可以航行300英里。

海上的生活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鲜肉与醇酒为伴，可算是海上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宋朝的海员一点也不怕深海的巨浪。就像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描述的，暗礁和浅滩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搁浅，才是他们最害怕的：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桅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番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及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苟舟行太过，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

专为宋朝水师设计的各种战舰和巡逻艇之中，有两种极其特殊的船。“海鹘船”外观上有较低的船首和一个高耸的船尾楼甲板，加上船舷的两边伸出鸟翼般的浮板，事实上看起来就像一只正在飞翔的水鸟。这种浮板，可以增加船只在深海上航行的稳定性，它可能是由太平洋木筏上的横漂抵板演变而来。“飞虎船”则是由人力操纵的车轮船，可以在江河及湖泊的水战之中发挥极大的功效。车轮船的灵感，可能来自于直至宋代，灌溉仍经常使用的水车。

在绍兴元年（1131），宋朝水师曾经试着用车轮船，直捣华中洞庭湖上盗匪的巢穴。这一役的车轮船有8个轮子，由42人踏车。船外观上看不见轮子，当船移动时，看起来“如龙”一般轻易地在水面上滑行，因此，惊讶的旁观者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车轮船的顶端甲板有弓箭手，以及用以在近距离撞毁敌军船只的甲板的撞竿。在盗匪俘获车轮船的技工和设计者之前，朝廷的水师确实在一些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上获得胜利。然而在这之后，盗匪们很快地建造了自己更大的车轮船。如此一来，这些飞虎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似乎是无法避免了。

然而宋朝将领岳飞想出了一个办法打败敌人的车轮舟。绍兴四年（1135），他先在湖中某个区域抛下圆木及蔺草，接着引诱盗匪将船开进陷阱里。圆木及蔺草卡住车轮船的轮叶，盗匪们完全无法动弹。官兵用传统的平底河船摧毁了受困的车轮船。据说羞愤交集的盗匪头目（原编者按：指杨么），投湖自尽而死。

不久之后，宋朝水师面临了一个更艰巨的挑战。绍兴三十一年（1161），并吞大辽之后的金国，三路起兵进攻宋朝。金国以骑兵从西路攻击四川，另一路部队企图越过长江进逼南京，第三路从海上以600艘的战舰和7万的兵力阴谋夺取京城临安。

宋军成功地击退了金国的骑兵。另一方面，长江的金兵遭遇了宋朝将领虞允文指挥下编制车轮船24艘的舰队。就像湖上的盗匪一样，金兵从未见过这种令人骇怕的新武器，居然前进时不用风帆也没有船桨。从车轮船上面，宋军以投石器发射霹雳炮——相信这是火药第一次用在战争上。这种火药，其作用的原理是以石灰与少量的铁屑混在一起，包装在陶罐或纸板内，再加以点燃。当这些原始的抛射火球落在水面或敌船上，一旦爆炸，“其声如雷”，硝烟弥漫，炙瞎人眼，也吓坏了敌人和他们的战马。宋军轻易地攻进敌舰，击败金兵。据说此役所有金国的士兵和战马都溺死了。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十六日，宋朝水师的主力倾巢而出，在山东半岛外海迎战最难应付的金国大舰队。宋朝水师仅拥有战舰一百二十艘和兵力三千员，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由于金兵把所有的船一字形排开，所以宋朝水师能够以火器把敌船一艘接着一艘地歼灭。

大捷之后的40年间（1164—1204），是宋朝水师的高峰。但在13世纪初期，水师的指挥权由海岸防卫巡防使移转到朝廷中央官员的手上。政府开始逐渐分拨士兵去做其他的公共工程。在理宗嘉熙三年（1239），某官员被派往南京东面的镇江视察长江水师基地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5000人之中仅有500人能够战斗。他上奏道：“余皆疲癃脆懦，纤细短弱，指一可什，决不能于惊涛巨浪之中，飞戈走戟，击刺如神。”

不久，宋朝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当时具有个人魅力又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不但掌握了蒙古，并迅速消灭了女真人的金国。他在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攻占燕京，继位者窝阔台又于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拿下开封。在这之后，蒙古人的眼光放在使宋帝国屈服于其权威之下，这场侵略战持续了46年。在这个过程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除了原有的骑兵军团外，还增添了实力坚强的水师，使其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来对付宋朝的舰队。这支强大水师的成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作之一，但蒙古水师能够成军，部分还是依赖宋朝叛将和商人的帮助。

归附蒙古的原宋朝将领刘整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为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

由于刘整和其他人的帮助，这支缺乏经验的蒙古水师，拿下汉水与长江沿岸的城镇，并俘虏了3000艘敌船为自己的舰队所用。在宋恭宗德NB073元年（1275）年底，蒙古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两个投机商人朱清和张ND043，大概希望在蒙古的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在蒙古进攻宋朝都城临安的决战之际，秘密提供500艘船与数千名的水手。

临安在景炎元年（1276）沦陷，当时还是幼童的宋端宗变成了阶下囚。不过汉人还是持续反抗。皇帝的弟弟（译按：指帝NBB64）被暗中从都城送到福建的福州登基。3年之后，800艘蒙古战舰终于在广州附近掳获了在大帆船上的宋朝流亡政府，原因是这艘大船太慢又太重，没办法逃走。在陷入绝境的情况之下，年幼的皇帝和许多朝臣跳海溺毙。

就这样，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成为横跨四千英里，越过中亚草原，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中国南部海岸的大帝国主宰。蒙古人以激烈的手段对待反抗者，在中国他们屠杀全城，只留下工匠和大汗认为可以为他服务的人。早先，大汗仅向农民征收必需的粮食；而当需要增加时，蒙古人就剥夺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物品。他们很少采用儒家的汉人出仕，也不用儒家心目中可以使朝廷保有万年基业的治国理念——按人口多寡课征赋税。蒙古当局反而指派许多外国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忽必烈本人也反对汉化，除了在蒙古本土管理基业外，连度假都到边境外的上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像奴隶般被异族侵略者统治，而儒家的影响力，也降到空前的最低点。

根据元朝的法令，社会上分为四个阶层：（1）蒙古征服者；（2）色目人，也就是中亚人；（3）汉人，也就是华北人，曾经被其他非汉人政权所统治；（4）南人，也就是华南人，社会地位最低，同时也是元代人口结构的主体所在。儒者们被剥夺了赋税豁免特权。在此时期，他们必须忍受屈辱所带来的痛苦。儒者们后来说道，如果以实用性的观点来区分蒙古社会，他们认为儒者被排在社会的第九级，介于第八级的娼妓与最后一级的乞丐之间。

忽必烈大汗虽然被称为“万王之王”和“宇宙之主”，但他追求权势的欲望从未感到满足。既然已经成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消灭宋朝，为什么不多加利用呢？于是他遣使到苏门答腊、锡兰和其他南亚一带的国家树立威望，同时元朝的商人也逐渐从阿拉伯人手上夺取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元代商人所航行的巨大帆船，不论在任何方面都要比宋代的船大得多，而且比当时欧洲所建造的海船都要壮观。

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到二十九年（1275—1292）滞留大汗朝廷期间，在福建沿海的泉州港，看过一种远洋四桅帆船，船上至少有60间单人客舱提供给商人居住。以这样的大小，这种船可以乘载150到300个水手。船上有防水舱的设计，这种造船技术在600年之后才传到欧洲。在马可·波罗拜访中国五十年后，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ūtah）描述元朝人在船上的花园里，以木桶种植蔬菜与药草，他还说，船靠岸时船长登上港口，“就像一个大穆斯林酋长……行进时，走在前头的弓箭手和衣索匹亚奴隶（Ethiops）佩挂刀剑和长矛，敲着鼓、吹着喇叭为船长开路。”

忽必烈大汗在征服宋朝之前，就已经有侵略日本的意图，在至元十一年（1274）组织了一支900艘船、4万名士兵以及1.5万匹战马的大军，发动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舰队从高丽出航，横越狭窄的海峡开往日本。蒙古人轻易地占领了对马岛及壹岐岛，继续向日本南方最大的岛九州前进。大汗的士兵将掳获的日本妇女，用铁丝刺穿她们的手臂绑在船上的两侧。此举激怒了日本人，他们组成12万大军来跟蒙古人对决。但是他们的弓箭手根本挡不住蒙古人震天价响的火炮。惊吓之余，日军往后撤退，使得蒙古人迅速登陆，攻占了许多城镇与村落。即使如此，蒙古人还是担心他们在数量上敌不过日军。

蒙古将领忻都提出忠告：“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正当蒙古人撤退之时，台风侵袭日本沿海。船长们试图驾船离开浅滩，但已经来不及了。在强风的吹袭下，船只猛烈撞击岩石，船员无助地被卷入狂风暴雨的大海中。据说有大量的士兵被冲向九州海岸，尸体布满了整个沙滩。300艘以上的船只失踪，2万人以上被杀或溺死。

在听到这个灾难的消息之后，忽必烈大汗逮捕当时滞留在京城的几位日本使节，火速将他们处死，枭首示众。无法接受惨败的事实，大汗立即下令再度远征。经过7年的准备，忽必烈组织了一支比上次更为庞大的新舰队。这支武力拥有4500艘船和15万名士兵，在当时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部队。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大汗的超级大舰队，在顺风的助长下由高丽出海，一望无际的舰队绵延至海平面的另一边。

和前次的出征一样，蒙古的舰队在初期颇有斩获，再度攻下壹岐岛，并在九州获得胜利。然而，当蒙古军专注于陆地战斗时，日本的小船渐渐逼近海湾，在舰队外围的大帆船上放火。面对强烈的抵抗，蒙古军再度决定撤退，却想不到超级强烈的台风又再度侵袭这个岛屿。争先恐后逃离的船舰彼此碰撞，导致桅倾竿折，撞上岩石后支离破碎。日本人在海边搜寻敌人，歼灭蹒跚上岸的蒙古兵和高丽兵。这场战役，应该有超过4000艘的战船沉没在九州外海的浅湾，浅湾上沉船所留下的残骸碎片造成了一条像碎石路般的通道，人可以用走路的方式穿越。据说超过13万的蒙古兵和高丽兵在这场战役中死亡。在这个大捷之后，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岛屿有“神风”保护，他们称之为“カミカゼ”（kamikaze）。

雄心勃勃的大汗，也曾派遣舰队进入南中国海攻击安南（越南北部）和爪哇，两地的国王也很快地承认了天朝的宗主地位。当时大汗使节所到之处，比历史上所有中国官方使节所到之处都要远。根据马可·波罗叙述，他们甚至到达了马达加斯加。就在这时候，大汗拟议重开长达2000英里的大运河。由于华北农业产量有限，无法完全自给自足，重开这条在宋末长期争战中已遭严重破坏的大运河，可以将长江三角洲盛产的粮食运输至位于北京的新都。当整治运河的工作正在进行时，皇帝决定开始由海路大规模运输米粮。这一个庞大的计划，证明了元代中国在航海霸权上的辉煌成果。

至元十九年（1282），600万磅的谷物由116艘大型的平底船，向北运到了现在河北省天津市附近的一个港口。10年之后，运输量攀升至1680万磅；到了天历二年（1329），运输量到达了4200万磅的最高峰。

在蒙古对帝国的控制逐渐衰落时，这个维持帝国生命力的计划，落到了两个商人的手上，这两个商人也就是朱清和张ND043。他们从运输米粮获得巨大的利益，并且很快地将贸易经营范围扩张到东南亚。据说他们的家族成员个个穿金戴银，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商人出门由1000组成的私人卫队随行，任意鱼肉地方百姓，若有人敢挑战他们的权威，必置之于死地。他们的贪欲永无止境。不仅对政府需要的谷物勒索高价，还侵害皇帝的特权，从外商那里接受外邦的朝贡品。这种冒犯天威的行径，成为这两个家族的致命伤。成宗大德六年（1302），两人被判以通夷叛国之罪，朱清自杀，而张ND043则与子孙一起在北京被正法。

这两个恶霸的行径，使儒者对于贸易的贬抑和对商人的指摘更加坚定，他们在蒙古帝国衰微之际，开始重新恢复影响力。他们接管粮食贸易，订定“官督商办”的政策，对商人与海外活动施行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在1330年代，大部分北运的粮食，重新由比近海运输更为安全可靠的内陆运河系统来运输，海上运输也就逐渐没落了。

杀鸡取卵，就再也得不到蛋了。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们，明白严格的管理制度可以抑制商人的海外冒险。他们也了解到想要有丰富的税收，就要允许商人事业兴盛，就算如此，中国长期以来，还是从未放弃“官督商办”的政策——将母鸡（译按：指商人）关在笼子里严密看管。儒者对商人和海外冒险这种意义深长的疑虑，直接影响了明代宝船船队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