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霸海上——最后的航行



永乐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这天，朱棣预定要在朝廷上接见外邦使节，他与14岁的孙子朱瞻基正谈到这件事。成祖本身极喜“对对子”，他出了标志着贡使来朝的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要孙子也想一句符合上句格律的下联。

朱瞻基想了瞬间，接着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

这位小王子的对子，意指着一统天下，置天下于辉煌之治。当人们得知此事之后，都说这显示瞻基遗传了他祖父的雄心壮志，将来有一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必定如伟大的永乐帝一样。

从小时候开始，朱瞻基就陪着他的祖父北行视察北京及征伐蒙古。两人变得极为亲近。瞻基不仅学得祖父的热爱骑射，同时承袭了祖父热爱帝国边境辽阔草原的遗传。朱瞻基在宣德元年（1426），以26岁之龄继承皇位后，立即撤回其父亲的旨意，再次将京师移置于北方的北京。给予宦官重要军职的传统始于朱棣，朱瞻基沿袭这一政策，日后甚且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教导宦官。他遗传了朱棣对瓷器的强烈兴趣，而他本人还是一位具有相当天分的书画家。历史上称为“宣德”（意为散播仁德）皇帝的朱瞻基，他一点也没有他父亲爱好学问的儒家倾向。

有一回，经过一块地，那儿正好有个农人在种地，朱瞻基叫随驾人员停下来，从农人手中接过耒来。他在这块田里挖铲了几下之后，感到筋疲力尽。

他说：“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言劳苦莫如农，信矣。”

就像乃父一样，年轻时的宣宗也赞同儒家的仁政理想。事实上，围绕在他身边的即是曾在他父亲手下担任顾问的同一批学者：兵部尚书杨士奇、户部尚书黄淮、礼部尚书金幼孜，以及审慎而保守的老臣夏原吉。前述诸人也都是他还是太孙、太子时的宫廷教师；瞻基成为皇帝之后，习惯带着一瓶酒，在不知告的情况下，去造访这些官员，与他们讨论诗词、义理或史事。在他们的劝说下，瞻基授命极具威胁的安南叛逆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顺利地结束中国与南边的邻国之间耗了二十年的缠斗。不像朱棣，朱瞻基的想法是保持中国免于境外征战，甚至很少与蒙古人纠缠。经过一连串旱魃、蝗虫侵袭之后，宣宗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豁免诸省——特别是东南各省——该年的税粮，并将百姓转输漕粮开赴北方的重担，改由军事单位来负责。

年轻时的宣宗，在一开始处理叔父造反一事上，表现出的宽厚态度，远超乎官员们可能要求的限度。当时，朱高煦试图仿朱棣在23年前所采取的方式夺取龙位。朱高煦谋反未成之后，朱瞻基并未将其处死，仅是将其拘禁在紫禁城内的“逍遥城”而已。直到有一次宣宗前往探视，愤懑的朱高煦用脚将他绊倒在地，宣宗终于因为这样的傲慢举动而大怒，下令将叔父处死。这是一种可怕的死刑。用铜缸覆盖在朱高煦上面，熔化的铜缸随即就将他熔掉。

因此，朱瞻基是他父亲与他祖父的结合体。有人说，他在朱棣的盲目扩张政策与朱高炽的呆板儒家思维之间取得了平衡，是明朝的黄金时刻，一个太平、繁荣、政治清明的时代。宣德皇帝在位时期，也出现了宝船船队最后一次灿烂远征。

在宣德五年（1430），瞻基为中国朝贡贸易的明显衰落而感到忧心，而且他也意识到，安南的失守，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声望削弱的部分原因。因此，他公开誓言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声威，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极力反对海上远征的朝臣夏原吉死后不久，宣宗即降旨进行第七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上，他说：

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至于重建暹罗国与满剌加的马来王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是这次远航的任务之一。宣宗命令郑和赍送诏敕给暹罗国国王，要求他停止骚扰满剌加。在诏敕上，宣宗斥责暹罗国国王拘禁前往明朝途中的满剌加国国王。

“斯岂长保富贵之道？”朱瞻基写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朝廷为了准备这次的远航，花了比平常还要长的时间，因为距上一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已经六年多了。这也将是明朝最大的一次远征，使用船只超过300艘，成员有27500人。船只的船号，如“清和”、“长宁”、“安济”，正反映了他维持和平的任务。

当时郑和年已60，似乎预料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的远航。他曾树立两块石碑，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其中一块，于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立于长江口的停泊处刘家港；另一块，则于宣德六年“仲冬”，立于福建沿海闽江口的长乐县太平港。名义上，这些石碑是为了答谢航海人的女神天妃于前几次远航给予庇佑。然而，郑和在石碑上刻意详细地记述他每一次远航的成就，无疑是要大家记得这些事。但是，诚如他所知，如今朝中强烈反对远航，而官方《明实录》的编纂者将如何记载远征，他毫无把握。

于《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上，郑和骄傲地陈述他的信念：宝船船队的远航，在“混一海宇”上，远超过历来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诸番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同时，由于现在的远航，远地之间，亦“程途可计”，正意味着远航对于中国地理知识的累积，有着价值不赀的贡献。至于赏赐这些远人方面，郑和明白地认为，远征对于扩展中国文化至海外，“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有重要影响。

宝船的船队在宣德六年一月十九日驶离南京；之后在江苏和福建征集宝物，增添水手；最后，在大约一年之后，于宣德七年一月十二日驶离华南沿海。第一站到达越南南部的归仁。然后，船队继续航向爪哇岛北海岸的苏鲁马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苏门答腊岛最北端的苏门答剌国，以及锡兰国，最后在宣德七年十二月十日，抵达了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

这是郑和第七次来到印度，根据他在当地的所有经验，可知那时中国人误认这个国家不仅是佛教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世界其他伟大的宗教（如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所在。对他们来说，印度环绕中东所有地方。据保存在《明通鉴》的资料显示，说印度分为五个国家：中、东、西、南、北。中印度为“佛国”。据说，“佛灭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稣出，是曰‘天主教’。耶稣生后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早在唐朝之时，中国人已经知道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

天主教徒亦曾到访过忽必烈的宫廷。然而直到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将天主教教义的绎释刊印出来以后，中国人才对这一宗教拥有细部的知识。《明通鉴》在这段文字之后继续说：当郑和行至古里国之时，始知天方（阿拉伯地方）远在古里之西南。无论如何，根据此项资料，郑和始终认为天方是印度的一部分。

自古里开始，这支大船队分为数个较小的支队，太监洪保则承担前往忽鲁谟斯国及其他阿拉伯城邦与港口，并南下东非沿岸甚至远及肯尼亚麻林的重要任务。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两艘宝船尝试卸货，但因为当地政局不稳，没有成功。紧接着，这两艘宝船的船长，写信给麦加的爱迷耳（酋长）与吉达（Jidda）的控制者，获得他们的应允，同意宝船前往吉达。控制这些港口的埃及苏丹，命令当地的官员，依照对待印度洋商人的惯例，以诚信对待中国人。在吉达及乳香的交易中心佐法儿国（Dhufar，中国人以其丝绸、瓷器来交换可以当作泻剂与补药的龙舌兰，古代埃及人的防腐剂，中国人认为它可以促进血气畅通的没药，用以治疗呼吸疾病的芳香树脂安息香、抗发炎药苏合香，以及中国人叫木NDC66子的一种草药（用木NDC66藤子制成，用以治疗溃疡及伤口的药膏）。当阿拉伯药典《回药方》在中国刊刻之后，中国人对于阿拉伯药材与疗法的兴趣，变得格外地热衷。

在《瀛涯胜览》中，马欢写到从麦加往西旅行一日，可到达麦地那。事实上，麦地那在麦加北边300英里，商队须走上十数天。他也描述在麦地那有一口出圣泉的井，航海者取这里的圣泉用以镇息海上的飓浪。然而这个叫“糁糁之泉”（Water of Zamzan）的井，其真正的所在，是在麦加的恺阿白（Kaaba）清真寺附近。马欢对麦加的大清真寺的描述则颇为精确，他说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所记为五座），四周环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门”，“皆用白玉石”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记载中加了“蓄二黑狮”守卫恺阿白的门这段文字，狮子雕像在伊斯兰教义中是被严禁的，伊斯兰教义禁止任何有关人或动物的偶像（depiction）。

从郑和父亲、祖父两人名字当中的“哈只”推测，他俩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若郑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话，则如此重要的事实，不可能不形诸文字。或许，郑和因为健康情况日差而留在古里国，不能或不愿面对长程车马劳顿、骑过沙漠的危险。马欢对于圣城的不正确及二手性质的记载，可能的推测之一是：马欢紧留在郑和身边，照顾不舒服的元帅。这个推测，我们可以从回航时，整支船队在古里会合，展开向东穿越印度洋的航程时，郑和以62之龄病逝，得到清楚的答案。海上的生命当结束于海上，这是他们家族的信仰。

根据伊斯兰教传统，尸体经过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礼极为简单。将尸体的头，朝麦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兰教徒即行吟诵、祷告：“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直到最后郑和的尸体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郑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头发，据说带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今日，可借一座回回式的墓葬认出墓址，这个遗址有人看守。附近村子的农人窃窃私语说石碑之下根本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奇的人，曾经探过郑和的墓，什么也没找着！”其中的一个农人说，“没有棺材！没有匣盒！什么也没有！”住在南京承嗣郑和的侄子的后人，也认为那里没有东西。虽然如此，凡有特殊纪念性的时节，他们还是会来这个墓穴遗址表达追思。郑和过世后不久，爪哇岛北部的三宝垄（Semarang）曾举行了一个叫ghaib的宗教仪式（这个仪式来自阿拉伯的gayb，意为“不在场”）。这是为尸体行踪不明的死者所举行的一种葬仪。礼辞在无风的爪哇海上飘着：“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

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宝船船队驶进了长江口。七月二十七日，宣宗于北京颁赐品服、宝钞予宝船船队的官吏、随员。他为远航的结果感到欣悦。九月十四日，苏门答剌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儿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于奉天殿进贡了马、象和长颈鹿。长颈鹿再次被认为是神兽麒麟。一位来自户部的官员建议宣宗：由于麒麟是难得的佳礼，所以必须在宫廷上举行一个正式的庆贺仪式。然而，就像他祖父往昔所做的，宣宗回绝了这个请求，觉得对这一件天上的恩赐解读太多是不智的。

“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他说，“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

这年秋天，另外四只麒麟从南洋抵达中国。满剌国国王也在200多名随从陪同下一道前来。天气是格外的寒冷。宣宗赐予满剌加国诸人厚衣厚鞋，并且劝他们在春天前先待在南京。朱瞻基并非小心过度。苏门答腊国国王的弟弟，受不了中国冷冽的冬天，在北京度过寒冬之后，竟于春天死了。宣宗下令以应有的仪式与葬礼加以埋葬，并派太监王景弘赴苏门答腊国，亲自对国王表达其失去弟弟的吊唁之意。然而，在爪哇的外海，王景弘却因海难而丧生。

朱瞻基似乎已经完成了跟印度洋盆地建立朝贡贸易，并达到“万国来朝”的目的。紧接着宝船船队第七次远航之后的一整年，成打的国家来向宣宗纳贡；而且在宣德十年年初，宣宗于短暂不适之后即意外地病逝的当时，中国的海上霸权似乎还是像以前一样地稳固。南京的龙江船厂仍然继续运作，而且为宝船而做的案卷，直到1470年代还在。然而，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形势确实有所转变；郑和的第七次远航，成了宝船船队的最后一次伟大远征。

起初，这一变化几乎是看不见的。贡使仍然继续到中国这块土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就在正统元年（1436），当南京官员一再地向朝廷恳请增加工匠时，他们的请求却立即遭到驳回。朱瞻基的继任者（译按：即英宗）担心百姓的负担太大，停止了船厂的船只建造，并主张俭约的经济策略。正统二年，琉球群岛（在日本南边）的国王在进贡之后，请求英宗赐予新的冠服，而赐予冠服交付贡使原是明初以来的既定政策。琉球国王说，他拥有的那惟一的一套，已“年久朽敝”。而且，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再来一趟中国？尤其现在海上是“险而难”呢！然而，英宗婉拒了琉球国王的请求。次年，暹罗的贡使在出使来京途中，在广东被两名贪渎的地方官强取去金、珠、宝石等物。暹罗贡使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错，但他们抵达朝廷，却没有了贡品。地方官这样的行径，在永乐年间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谕爪哇国王，说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横，饮酒酣醉，杀死数条人命，最后自杀身亡。英宗命令：“今复遣人，其慎择之。”

逐渐地，帝国的朝贡体系开始走下坡。诸番国不再向皇帝倾献大量的贡品，而皇帝也吝于回赠任何赏赐。“贡使”的真实身份，从来也不曾如此暧昧过，有些简直就是盗贼和走私贩子。各省官员与地方商人渴望从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夺取要送往北京的贡品，而皇帝似乎无法（或不愿）制止。正统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业远征队，自广东前往爪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为了让以后的生意更加顺利，留在当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赖”，遭到官府逮捕与治罪。

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性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并起，由其提供的舶来商品亦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为中央独占的互市专利，已渐衰微，复因忧虑沿海各省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勾结，或将进一步侵蚀中央的权威。到最后，甚至连帝国的水师，都没有能力在公海上为官方的贸易使团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纪初的极盛时期，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海四处无数的海岸巡检司；另有400艘战船，停泊于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还有400艘，则是武装的漕船。当时，单单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及至英宗正统五年，浙江船只的数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数。到了15世纪中叶，该省的舰队仅及前数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准许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驾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高峰时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属犯罪，为了贸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说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诚如后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毁灭。为什么？

答案之一和15世纪中叶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与朝臣（儒家官僚）之间持续增强的紧张有关。海上航行与海上贸易，本就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对这些士大夫来说，摧毁这些海上冒险事业，即等于是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收入。

在朱瞻基统治期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两者的势力同时茁壮，也埋下了两者冲突的导火线。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内阁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仅是备顾问的机构，现在一跃而为具有操纵行政事务能力的委员会，乃至对于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拟（提出建议）之权。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纳大学士的拟议。至于另一方面，朱瞻基不仅坚持宦官需入内书堂接受教育，同时也让他们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间的往来公文，因而可以决定哪些事务该提交给皇帝处理。倘若皇帝驳回了大学士的拟议，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动攫取本身的利益。不过，朱瞻基紧紧地控制住宦官。当宣德二年、宣德六年两度发现宦官涉嫌诈财及收贿，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处死。宣宗担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坚持诏令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确认才有效力。

在朱瞻基本身个性与警觉目光支配之下，这两个集团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岁之龄突然驾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岁，根本没有能力应付他们。这个小皇帝朱祁镇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并增强其在军队中的监督角色，而且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他们暗中经营私人的商业活动，提高税额，累积了巨额的财富。若有谁敢反对，宦官就将其拷打、处死或流放。年轻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监护人——恶名昭彰的太监王振——的厉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为皇城里宦官组织首领的身份，成了帝国实质上的统治者。他必须为中国历史上最羞辱的时刻负责，他将中国导入另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最后则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方向与永乐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笔的哲学相违背，同时也与宝船船队远航所代表的事物相违背。

王振的贪婪丝毫不受拘束。他的仓库充斥着从政府日常事务中勒索得来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夺走本要进贡给英宗的蒙古马。同时借由将重要军职及行政职缺安插给他的朋友及家人，顺利地平息了有关他所作所为的一切反对声浪。翰林院侍讲刘球对云南、缅甸边界的军事骚动提出质疑时，王振即将其监禁并支解而死。于是，几乎无人敢再反对这名恣傲的独裁太监。

正统十四年，王振率领50万的中国部队前去征讨在西北边陲的蒙古。为了要等待载运其私人家当的千余辆牛车，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编按：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停止了英宗随行人马的前进。当时，兵部尚书觉察到危险，要求王振继续前进，王振却怒斥他说：

“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书所担心的那样，数目不逾两万的蒙古骑兵迅即逼近，包围并砍杀了伴随英宗的中国先头部队。大部分宿卫英宗的部队，都惨死于快速移动的骑兵刀下。至于22岁的朱祁镇，则下马并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后，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这么好运的情况下，俘虏了英宗。王振本人则在这场战役中丧命（若干资料说他被愤懑的军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本可以轻易地行进至北京。然而他们踌躇了一段时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着手安排抵御事宜，并让英宗的皇弟即位成为景帝。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时，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强而有力的宦官集团。他们坚持王振本人必须为这个历史性的灾变付出代价，家产必须充公。官员们扬言，倘若这项要求不得实现，将自杀以示抗议。

景帝还没有机会作出回应，一名宦官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指责这些官员“不成体统”。官员们对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马顺。他们撕烂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会儿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将他打死了。另外两名在殿上的太监，也遭致同样结局。

景帝于惊恐中不知所措，仅是旁观。随后他立即答应了官员们的请求。一时，宦官支配朝廷的情况似乎解体了，而来自于儒士的官员们似乎大获全胜。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镇在一场胆大妄为的政变中（译按：即“夺门之变”），重新夺回了皇位。领导群臣拥立景帝的兵部尚书于谦，以叛国处死；朱祁镇下令为他宠幸的监护人、专横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诸事对于往后中国的海上事业，影响更是深远。宦官仍继续涉足对外贸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奥援与唆使下，牺牲官方朝贡贸易的任务，于15世纪末繁盛了起来。因而引发了官方一连串对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有感于无法钳制宦官的贸易活动，觉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这样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悲剧，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消失。16世纪时，已经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宝船。而枪炮的发展，也一样迟缓，乃至使得欧洲强权在火力上胜过中国，成为可能。中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纷争不管，一连串经济的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而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至北方供应京师。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河上航行的驳船。另外，在15世纪中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宝钞贬值到不及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明朝与诸番国之间有利的交易汇率丧失了，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随皇帝被俘而来的威望丧失，以及私人贸易的大量囤积货物。就如中国的学者罗荣邦所说的：“朝廷所经营的朝贡贸易，长期以来在贸易上维持垄断，强迫诸番国接受低的价格，而且以宝钞来支付。”现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场的价格来换取所需的物品，如马匹、木材及药物。诸番国藐视宝钞，要求以特定的货品或大量的铜钱来支付。帝国的国库因此大幅短绌。

在15世纪，中国的税赋基准紧缩了将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撑帝国税捐的土田有850万顷(1.2亿)。一百年后，税赋基准缩减到土田420万顷（5900万英亩）。这并非仅是出于正统十三年的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千英亩土地荒芜而已，它还掺杂着富人设法逃避赋税与猖獗的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个造成明朝水师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这一传统的困扰地带。俺答汗的统一东西蒙古，对明朝造成了该世纪最大的威胁。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与反抄掠，最后在满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达到高潮。

而且，就像军队回复到他们畏缩与采取守势的心态一样，平民百姓也从冒险的思维方式中撤退。士大夫为了艰难的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有所兴趣并不鼓励。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员（大学士）杨士奇，于赞成中国撤离安南时说：“何用与此豺豕辈较得失耶！”而在两年之前，黄骥亦曾于劝告宣宗放弃派遣宝船远征诸番国时说：“使中国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职于士农。”并说：“远人心悦臣服，远地同风，吾朝必传万岁。”译注。

这样的想法，与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员）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说：“造海舟，翦捕此寇（译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复苏中国航海事业最后一次的尝试。身兼东厂首领，权势掀天的太监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激起当时人对海上远征的兴趣。兵部郎中刘大夏将郑和的文件从档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据若干史书的记载，有些说他把文件藏了起来，有些则说把它烧了）。刘大夏指斥这些文件“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并说宝船带回国的地方物产，如“酱、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鸟蛋（鸵鸟蛋）”，对国家毫无益处。刘大夏报告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说郑和远征的水程图已“失”。

“库中案卷，宁能失去？”项忠怀疑地说。

刘大夏回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无哉！”

项忠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说：“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郑和及其远航航行日志的丧失，是当时中国内部冲突的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联结在一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对帝国来说完全是不经济与浪费的。与外面世界接触的需求，意味着中国本身需要海外来的东西，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强盛，无法自给自足。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当为。

讽刺的是：中国从海上撤退之际，正值欧洲强权离开地中海安全的避风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险，试图发现一条到达远东的通道之时。在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的契丹（Cathay：译按：指中国）及香料群岛之旅，以及当地令人难以想像的富裕情况，点燃了欧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缓缓向前移动，寻觅着通往中国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达·迦马（Vasco da Gama）终于到达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事实上是想循着马可·波罗旅行的路线前往中国，却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块大陆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时，哥伦布仍然坚信他所到的诸岛屿，事实上就是位于亚洲海岸外海的群岛。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才完成了哥伦布西航以达中国海的梦想。

中国自愿放弃其对南洋的兴趣，在欧洲并非无人注意。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对此，扩张中的欧洲强权应该加以注意。万历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史之中写道：

〔中国人〕从经验中发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侵害他人及这一类事情，要损失很多人，耗费大量钱财，还要不断花力量和劳力去维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们忙于新的征服时，他们的敌人鞑靼人和邻近其他侯王就骚扰和侵犯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认为需要为安宁和利益……放弃他们在外国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土地。从此以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

门多萨尝警告说，殖民主义将徒劳无功，然而在那个时代并未受到注意。欧洲为了建立殖民帝国，浪费了额外的300年。

自16世纪一开始，中国即饱受日本海盗破坏性的侵袭之苦。有时候，倭寇（轻蔑的中国字眼“倭寇”，意为“矮鬼子海盗”，或指日本人）还在岸上的同党协助下，占领整座村庄，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地方上的商人与平民虽付出心力以求保护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区，倭寇还是来去自如。先前中国海的主人，现在则任掠夺者与匪徒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