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霸海上——苏丹的新娘



马六甲每一位学童都会读到一则故事，这则故事说郑和受命护送一位名叫汉丽波（Hang Libo)的美丽中国公主，到马六甲来做芒速沙(Mansūr Shah)苏丹的新娘。她的父亲怕公主在新家会寂寞，送了500名少女来陪伴她。而这500名少女也都在当地成婚，并且定居于靠近马六甲港澳的一座山的山脚下，后来这座山就叫中国山(Bukit China)。公主改信伊斯兰教，为苏丹生了一个孩子叫明马(Mimat)，而那些贵族少女的子孙，据说成了马六甲广大华人社群的核心。

根据明代官方正史的记载，并没有皇室的公主曾与马六甲的苏丹通婚;然而，在中国山的广大华人公墓中正好有两座墓，任何人都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就始于明代。汉丽波可能只是中国宫廷中的一名宫女，或是马六甲一位所谓“华人甲必丹”的女儿。公元十六世纪时，葡萄牙当局曾任命若干华人为“甲必丹”，负责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葡萄牙的记录，就注明嫁给马六甲第二位苏丹的，是“中国甲必丹之王”的女儿。

马六甲的华人喜欢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尤其为故事中暗示其家族与中国的皇室或贵族有远亲关系为荣。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费信所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留在马六甲的郑和手下水手与当地女子成婚所繁衍下来的子孙。若干郑和手下的水手，不顾永乐皇帝严禁出海的禁令，想在另一块土地上生活，于是逃离了船只。一如汉丽波公主故事所暗示的，宝船船队影响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个东南亚散布着中国人。

直至15世纪为止，亚洲已有一些分散的华人社区。曾为中国殖民地达20年的越南北部，以及暹罗，都有一些中国人定居。14世纪中叶，中国贸易商于定期到访淡马锡（新加坡的前身）时，报道说他们看到数字不明的中国商人住在那里，与马来人“混”居在一块。此外，在马来半岛的北部，也有许多中国人口。至于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国流民，早在10世纪即已到爪哇定居。而且，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15世纪初，郑和在爪哇岛北海岸的革儿昔、杜板、苏鲁马益也发现大量的华人聚落；并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三佛齐，发现了中国海盗的大巢穴。中国人离开中国，可以推测一定是被情势所迫，例如水灾、饥荒或政治迫害等的威胁。中国人向来不愿抛弃尽孝与看顾祖坟的重要责任。

在郑和远航期间开始的海外移民，似乎带着不同的性质。天朝的特使突然自各地失踪，诱使他们背离帝国任务的原因，只能揣测。或许在他们与外地接触之后，放眼所见净是非法贸易的诱惑，而非法贸易的利益远超过他们梦寐以求。刚开始，出国就像涓涓细流；但在整个15世纪，却像是从水坝崩裂的裂口不断奔流而下的湍流。

永乐元年（1403），官方使节到达真腊国（Cambodia）时，使团中三名次级成员逃遁，遍寻不得。发愁的真腊国国王找了三名本国的百姓，以充当出使来的人。使团回到中国，出现在永乐皇帝面前时，皇帝发觉了这个骗局，并对真腊人说：“华人自逃，于彼何预而责偿，且语言不通，风土不习，吾焉用之。”派人送这三个人回国，并赐以路费及衣服。而在真腊国逃亡的使臣到底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另外也有非法移民，跑到了邻近的暹罗国。永乐七年，成祖与到访的暹罗国贡使谈到他挂虑“逋逃”的中国人，尤其担心何八观及其从众，要暹罗国当局将其送回治罪。。

明初虽然禁止百姓外移，但永乐皇帝派遣36个家庭到日本，以作为赠予幕府将军协助两国之间贸易的“赠礼”，似与此又有矛盾。学者认为，他们惟有在皇帝的需要下，始得从事贸易，且利益尽归皇家宝库；然而，这些家庭毕竟尝到了外国货品这颗禁果的甜头。郑和远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逐渐衰落的官方朝贡贸易，又如何了呢？郑和宝船的水手与官员们，相当渴望进一步驾着自己的船下海贸易。他们秘密地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在整个南洋定居，希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16世纪结束时，像菲律宾的吕宋这样的地方，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事实上，由于住在那里的人太多，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怕定居的中国人会推翻他们，乃试图将中国人驱逐出吕宋岛。中国人如不离开，将遭到“凌辱”。依据《明史》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曾遭虐待。

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的出国与官方禁止私人贸易的禁令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国海上的海寇与走私贸易的兴起，严重的程度乃始料所未及。日本倭寇不仅于此时开始攻击中国沿海，且次数不断增加，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国际的走私集团，包括劫掠性的中国商人及一些马来西亚人、葡萄牙人。在15世纪中叶，这帮海盗占领了20个以上的中国沿海城市或卫所。本是传统国际贸易中心的长江口周边地区，遭受的攻击尤其严重。

举例来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天，沦为盗匪的杭州和尚徐海，结合了以日本九州外海五岛群岛为大本营的另一股亡命之徒有名的“倭寇之王”王直的势力。徐海利用宗教性的经诵和占卜，赢得水手的忠诚，他们称徐海为“天差平海大将军”。两帮海盗带着数千人，攻击长江以北与长江以南，威胁到大运河终段粮食供应的顺畅，甚至威胁到南京郊外明孝陵的重宝。由于官军的重点摆在北边应付蒙古一连串的威胁，徐海和王直轻松地击败当地的水师武力，连续数月劫掠杭州港附近的市镇，屠戮农民，装了1000艘船的战利品。然而，在长期围攻桐乡县城期间，海盗因分赃不均而内讧，其间还涉及一名叫“祝妇”的美妇人。最后，官军包围了徐海，徐海投河自尽；嘉靖三十七年，明朝又逮获了王直，并予以监禁。

此后，倭寇的抄掠不再有良好的组织；十年之后，海盗的问题得到了控制。海上贸易的禁令也解除了，东南沿海正式开放贸易。在1550年代，中国经由澳门，开始跟葡萄牙展开贸易。1570年代，又在马尼拉（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基地）与西班牙展开贸易。与其他欧洲殖民强权的商务关系，也紧接着展开。

然而，中国沿海的农人、渔民和他们的妻儿，因为在其生命过程中曾受到劫掠，始终忘不了倭寇。福建泉州以北惠安半岛的少女，至今仍在头上紧紧地绑着蓝色头巾，以遮住脸部。这种头巾带有夹子和丝带，成为当地流行的惠安款式。而且当地村子代代相传着一则故事：曾有一名少女，遇上张着红帆而来的海盗船，这名少女竟然能躲过海盗邪淫的眼神，安然脱逃。关于惠安妇女的衣饰以及相关的故事，系于1990年6月访问惠安县当地的妇女。

郑和的传奇，就这样随着华人的背井离乡散播于东南亚，同时不经意地使海盗行为及贪图世界市场财富的贪婪之心得到开释。宝船远航还有另一项成就，就是宝船船上所载的历书、乐器、度量衡，在若干程度上将中国文化扩展到船队所接触的每一个港口。

由于明代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希望四邻诸国接受中国的风俗习惯，于是赐历书予朝贡国。历书为明朝习惯的大要，为生活中各种活动指出了最好的时辰，这其中不仅包含像栽种、畋猎、牧养这些季节性的活动，也包括沐浴、整容（整手足）、疗病或求医针刺、嫁娶、搬移、营建宫室（兴造动土、竖柱上梁）、上官赴任或动土安葬。“皇历”是特别为统治者准备的大统历，里头又包含了祭祀祈福（这是所有帝王的职责）、施恩封拜、选将训兵、招贤等资讯。中国旧有的科举考试制度，在蒙古统治时期曾有若干修改，朱元璋登位后予以恢复过来，并派官员至朝鲜、越南，同时在那里恢复这种制度。

一年之中的每一个主要节庆，都有不同的服饰穿着规矩，至于分为九品的文武官员，每一个品级也各有其品服。普通人禁止穿着丝绸及任何有颜色的衣服，特别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色。民历注明了交易、开市、纳财的最吉时刻，甚至于“会亲友”的黄道吉日。在每棵树、每块石头、每条河川都住着神灵的明朝人世界，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件事离得开运气。

洪武二年（1369），亦即是登基的次年，朱元璋将大统历1本、民间检用历3000本赐予越南南部的占城。同年，并各赐大统历予日本、爪哇等国。在整个永乐皇帝在位时期，30多个国家与初兴的城邦，收到了相当多特使所颁赐的历书。这些国家是否殷勤地遵循明朝的历法，我们无法获悉；倒是其在位时期所输出的数千册中国书籍，或许还比较可能有些影响力。永乐二年（1404），朱棣命令礼部刊印了万本《列女传》，以便赐予所有朝贡国。这部有名的作品，是公元前1世纪知名的儒家学者刘向所初辑，内容述及相夫教子的妇人，而其目的，不但要激劝妇女，而且也要提醒男子记得德妇的好处。外国的著作，特别是佛经，也在此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传进了中国，将佛教南派（译按：即小乘佛教）移植入明帝国。

天顺元年（1457），安南贡使说：“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等材，以济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

外国要求的中国度量衡制度，包括铜尺、各式量器（斛、斗、升），及秤、天平、砝码等衡器，以及各式中国乐器，明朝诸帝通常也都允以颁授。朱元璋甚至邀请占城国派遣国人数人，来宫中学习演奏中国乐器。然而，关于中国武器的任何交易，则均被禁止。这一部分的重要科技，中国要为自己保住。无疑地，中国的皇帝怕这些武器，有一天会被用来对抗自己，而中国却以其他正式的理由来解释。朱元璋即曾对占城解释说：由于他们现在正与安南人处于征战，朝廷不能供应武器给他们，因为如果提供武器的话，那就表示中国鼓励冲突，无助于和平。

16世纪末，当明朝已开始失去光芒，无法应付外国势力的到来时，郑和与宝船的远航变成了对往日美好时光的怀旧记忆。郑和本身逐渐从历史的形象，发展成为小说所崇拜的英雄。在中国对本身霸权不再具有信心的时刻，郑和成了总是打胜仗的良将的化身。

万历四十三年，有位佚名人士写了一出有关郑和的明代杂剧，叫《奉天命三宝下西洋》，在剧里，宝船船队在印度尼西亚水域突遭伏击。番王们拦住船队，向郑和需索瓷器、彩缎，才让他们安全地通过势力范围。

“你只是要些瓷器，有何罕哉！”郑和说，他示意水手拿几只瓷碗来，“每艘船上与他几个！”

番王们拿到瓷器，惊奇地看着瓷碗。

“你这个宝贝，是什么做的？”苏禄国王问。

“你不知道？”郑和说，“你如要时，我多与你些。我那里遍山野，都生着呢！都是树儿上自家结的。你若不信时，我取一棵瓷器树儿，你看。”

“好！好！你取一棵瓷器树儿，我每（们）看一看。”

好奇的众番王都上了郑和的船，近前看着神奇的瓷器树。

“好东西儿也。这个想必是树根。”彭亨国王说。

“你与我几个种儿，我自家种去吧！”穿心国国王说。

正当他们在研究这棵树时，郑和暗示三名水手，将这三位番王拿住，让他们成为阶下囚。关于郑和杂剧的这一段，

这出戏的构思，展现了郑和的聪明才智与外人的易于受骗。《奉天命三宝下西洋》这出杂剧，有时会在宫中以傀儡戏的方式演出。二尺高的木雕傀儡系在木片上，代表郑和与蛮王；长而狭的木盆盛水，作为危险的“海洋”。活虾、活蟹在水中，暗指深海的妖怪；这进一步增添了布景。操纵傀儡的人在丝屏后面，将木偶在水盆上移动，而螃蟹无意识的躁动，也提供了一些没有稿本的戏剧效果。

杂剧的撰者或许希望唤起他17世纪的观众，试着重振中国在海上的霸权。

类似的动机，可能延续自罗懋登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所写有关于郑和的通俗小说。在这部小说中，郑和变成但丁的（Danteesque）形象，他的旅程还包括了一次奇幻的地狱之行。罗懋登小说中的地狱，充满了各种遭天谴的折磨与惩罚，反映了中国的道德规范，而这样的写作风格与但丁（Dante)在《神曲》呈现的中古欧洲价值观，在方式上极类似。虽然以小说的形式，但它毕竟首次暗示中国人似乎还是对郑和的军事活动与远征时人命的损耗感到焦虑。

根据罗懋登的小说提到，当船队在中东访问麦加（中国人称之为“天方”或“天堂极乐之国”）时，郑和惊讶这个国家是在远西之地。虽然有人提醒他，说在西边的大海之外，没有什么国家，他还是大胆地前进。船队向西航行数月，直至日月星辰都消失，不可能再向前航行。接着的另外几个月，船只在浓雾中慢慢前进，才看到陆地，而这片令人难以接近的海岸覆盖着大雪。元帅郑和派其将官之一的王明前去探查这个国家。

王明发现了一座古怪的城郭，城里的人有牛头的，有马面的，有蛇嘴叉舌的，有凸眼的。然而，直到他遇到他十年前去世的妻子，他才惊愕地了解到他身在酆都鬼国。接着，一位阎王遣派崔判官为王明导游，这崔判官将王明的妻子占为己有。王明借着一座塔的指引到达天府，在那里有八座宫殿，以彩幢、仙乐来招呼良善的鬼魂，充满着天上的花及花香，他们在此享受天堂极乐，直至明君降临中国，方始复生。

王明也去到两座山，遭天谴的人在这里接受惩罚。在人世时，心肠冷酷、冷漠的，不体恤别人苦楚的，发遣到火焰山以炽火焚烧，再放入寒炉放冷；而在世时两面做人、“暗箭”伤人的，发至枪山，以乱刀乱枪，砍成一团肉泥。此外，在那里也有各自区分开来的各殿（这反映了儒家、佛家学说的交杂），在这当中住的是伤坏人伦，不忠不义，举动诡谲，无耻卑鄙，或任何在举行特定仪式时有所怠慢的人。犯十恶不赦之罪而遭天谴的鬼魂，在此将万劫不复。这十恶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言、两舌、恶口、秽语、NB256恚、贪欲与邪见。

接着，罗懋登描述到王明的酆都鬼国导游，突然转去听数千番兵与无辜百姓的控诉。他们说他们被郑和的士兵无辜杀害，并要求总兵太监郑和以死偿命。三五千名爪哇步兵及副将的鬼魂，说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这个故事提到他们在郑和的命令下，被中国人砍头、剥皮、剐骨，然后煮了吃，而13名副将则被锋刃剐了千刀。

“有何得罪，遭此极刑？”爪哇人愤懑、哭泣地诘问。

郑和辉煌成就的另一些受害者，则是被杀死当作宗教仪式的祭品，或直接作为震慑当地百姓的“杀鸡儆猴之物”。其中50名鬼魂说他们在梦寐之中被“一个一刀，一刀一刀地”割了头。

在这时候，郑和的五名将领冲进了酆都国的王宫，自大地向他们需索贡品以便带回去给明朝的皇帝。阎王撇开这一冒犯，给予这些将领一个警告，说这个警告在船上的国师稍后会解释给他们听。除非郑和为之前所造成的无辜死亡表示忏悔，否则船队将会有重大的危险。郑和即刻命令国师施行合宜的仪式，以平息阎王的愤怒，保证这趟出使任务的安全。

尽管中国人对宝船船队远航期间，许多人死在郑和手里感到不安，但郑和对十七八世纪的海外华人而言，终究还是以一种庇护者的形象出现，成为亚洲的圣克里斯多弗（Saint Christopher），崇祀他的庙宇遍及东南亚。其中崇拜郑和的一座最大的寺庙，是爪哇岛北海岸三宝垄郊外的三宝公庙，据说它就位于宝船船队曾经锚泊的地点附近。这个地方原叫伯尔高达（Bergota），当华人开始定居此地之后，它成为有名的三宝垄。

根据当地的传说，就在第五次远航时，郑和的左右手王景弘生病，在此登岸，于一个洞穴中休养。郑和亲自照料他，为他煎煮草药。十天后，王景弘的情况稍为好转，郑和跟他的船队才扬帆继续他们的航程。据说，王景弘同十人的分遣队及一艘小船，留在爪哇一段时间。他们开始垦荒种地自给自足，并用它在爪哇沿岸一带交换黄金。王景弘还对当地的百姓宣传伊斯兰教信仰，旋即受到当地人崇敬，尊称他为“伊曼”（imam，译按：伊斯兰教祭司）及“三宝大人的舵手”。

根据爪哇人的说法，王景弘一直留在爪哇，到78岁才去世，在当地以伊斯兰教的仪式火化。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开始崇祀郑和，而且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到王景弘的墓冢那里对他膜拜。人们在王景弘及其士兵住过的洞穴，盖了一座庙来拜郑和。虽然祖庙在1704年因山洞崩塌而毁掉，但一座新的庙以中国的风格盖了起来，两只石狮子守着龙门和数间庙殿。其中的一座庙殿中，日夜焚香祭拜着一支被奉若圣物的宝船的锚。在庙中还有一尊穿着官袍的郑和塑像，在塑像前，不断有进献者轮流供奉着水果。山洞的外头是一口郑和挖的泉水，据说它从未干涸过。来自岛上所有地方的人，到此饮这口井的泉水，据说泉水能疗百病，长葆青春。

在庙旁有一块碑，立于1879年，上面写着：

时望安为王公三宝大人归真之地，山明水秀，树木葱茏，麓有石门，天然成洞，三保圣神著灵于此，俗称为三保石洞者，以神得名也。我唐人旅居雅地者，咸叨庇佑，而航海经商，洞尤资保护，功在民庶，口悉为碑。是以每逢朔望，善男信女，诸参信神，用申悃愫，肩摩踵接，车辘马嘶，诚盛迹也。

六月十三这天，三宝垄会举行一个大的庆典，纪念他们心目中的郑和初抵爪哇的这个日子。来自整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数十万华人，在前一天晚上即聚集此地，许多人睡在街道的草席上。庆典当天，离三宝公庙4英里外的大觉寺，会将郑和神像的分身，带到三宝垄来与元尊“碰面”，如此一来分身就会得到它的法力。大觉寺的分身来到三宝洞之后，大家将神像面朝东方，焚香献祭、祈祷，接着便是舞旗弄剑、敲锣打鼓、舞龙舞狮，一大群人传送神像回大觉寺。沿途，人们彼此推挤，争着传送神像，因为据说神像可以为传送者带来平安与好运。甚至老人家也在人群中试着挣出一条路来摸神像。倘若他们成功地触到了神像，他们会将触到神像的手，再放在自己的手上摸一摸，请求郑和赐予长命百岁。

在爪哇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数英尺宽的大“脚印”，遗留在传说中郑和曾经一度到达的地方，而这隐含着当地华人社会将总兵太监的真人形象予以放大的结果。

在马六甲中国山的山脚下，也有一座崇拜郑和的庙，建于1795年，它成为前来祭拜祖坟的华人的寄居处。进入围墙、穿过中庭与有柱子的大堂，即可来到神坛。放在神龛里的那尊嵌着金箔的小小郑和神像之前，日夜有人焚着香。在郑和的右边，是航海人的女神天后的神龛；而郑和的左边，则是纪念庙宇创建者的石碑。陈淑莲（Chan Suat Lian，音译)是庙祝的女儿，一早坐在庙里的角落，卖香给来祭拜的人。

“对我来说，郑和是个伟大的人。”她说，“很早以前，他告诉我们的人在木架上盖我们的房子，我们照着做了。他还说，我们可以在街上戴帽子，我们也做了。这些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他给予了我们的祖先生活的意义，就像现在他给予我们的一样。”此段话，系1990年4月在马六甲，访谈自郑和庙庙祝的女儿陈淑莲（音译）。

在庙里，整日人来人往。人们点燃一束香，将香举在头上，对着郑和的神像鞠躬膜拜，祷告着日常所关心的事。他们对着已经死了很久现已成为神话、成为圣人的人祈祷，希望这尊神明听着他们的悲与欢：年轻人想知道是否能结婚，妇女祈祷虚弱的孙子能够健康，女孩子呢喃出声，祈求神明保佑她的考试。“现在”伸向了“过去”。炙燃的柱香飘散着芬芳的白烟，充满了大殿，让人几乎无法看见郑和的神像，但他们对郑和的看法，依然是那么的清楚。

结语：一支被唤作白吉尼的民族

澳大利亚安亨地（Arnhem Land）北部原住民的民歌中，记录了一支叫作“白吉尼”（Baijini)的民族，它比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更早来到澳洲，而且与中国人有关。这支民族乘着帆船，伴随10月及11月间的西北季风抵达这里，在半年之后，顺着东南季风扬帆归航。他们来这里捕捞海参（一种海蛞蝓），收集龟壳、珍珠，并深入内陆寻找檀香木。一般认为沿海所发现的船锚，是白吉尼族人所留下的。这种船锚拥有一边或是两边锐利的锚臂，锚臂内弯向锚轴，跟中国于东汉开始出现的典型手斧式船锚完全相同。记忆中的白吉尼人具有浅金黄色的皮肤，当地的原住民还说白吉尼人的女子漂亮极了，她们总是穿着彩色的袍子和裤子，即使在工作时也是如此。白吉尼人用石块、树皮来盖房子，这与来自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麻卡仙人（Macassans）建造草顶高架木屋的方式刚好相反。白吉尼人带来了织布机织布，不过就如同原住民的歌谣所描述的，他们并未将织布的秘密与安亨地的居民一同分享。白吉尼的女子在大缸里调染料，制作颜色美丽的纱。

白吉尼人也在田里栽植稻米。喀本塔里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伊儿卡拉地方(Yirrkala)的伊儿里家(Yirritja)人有一首歌，述说他们烹煮这种特殊的“干净食物”：

稻谷在火上煮；稻米从袋子倒入锅。

从袋子倒入稻米：稻米！食物的稻米……

带着壳的稻米，倒入陶锅里；

倒入蚁冢的陶土烧成的陶锅……

洁白、干净的食物，干净的稻米……

脱去稻壳倒入锅：使它干净。

稻米粘成一团，在沸腾的水上浮起白色的泡沫。

拥有茎干和谷壳的稻米……

食物从袋子里倒进白蚁冢的陶土制成的陶锅……

倒入水，洗净稻米，去掉茎。

在安亨地东北部的地方，以及从蓝泥湾（Blue Mud Bay)到耶耳周岛(Elcho Island)的近海岛屿，也同样流传着白吉尼人的故事。在伊儿卡拉附近的巴纳尔白（Banalbai），据说白吉尼人怕一种他们叫“雷人”的神NFE69，这位神NFE69可能指汉朝以来夷人所信奉的雷神。据说白吉尼人曾经在这一带停留，并留下两个营地，这两个营地一处位于布雷德萧港（Port Bradshaw)出口处的小岛，另一处则在邻近的主岛上，这两处营地发现了大量中国各时期的瓷器碎片，最早的可上溯至汉代。

另一首原住民的歌谣告诉我们，白吉尼人在某一天看见苏拉威西岛方向的海面上冒烟，于是他们放弃在安亨地的稻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白吉尼人是中国人，或者是比苏拉威西的麻卡仙渔民更早来的一支肤色较浅的印度尼西亚人？原住民们相当确定白吉尼人不是麻卡仙人，因为他们特别记得白吉尼人金黄色的皮肤。

早在4世纪，中国早期的史书就已指出中国人对南半球的星座有些了解，并纪录了菲律宾群岛的日食和赤道以南30度的地点。。这意味着当时帝国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中国人，确实已对澳洲大陆具有若干直接的认识。早期的资料也曾描述，在地球尽头的地方，有些地方太阳有时不会西沉，有些地方则长时间是黑暗的。这些描述可能是用来夸示中国的风调雨顺、昼夜分明，以及寒暖交替。不过这也可能显示出中国人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对极地附近地区的特殊环境，具有某些知识。

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阴阳之气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东极之北隅有国，曰“阜落之国”。其土气常燠，日月余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实，不知火食，性刚悍，强弱相藉，贵胜而不尚义，多驰步，少休息，常觉而不眠。

一般相信，中国人除了经营自公元八世纪以来与NBF6D泥国相当频繁的瓷器贸易之外，同时也有可能定期到澳大利亚北部沿海捕捞海参，而海参在烟熏之后，作为汤底。唐贞观十年（636）修成的《隋书》，内容包括了许多亚洲大陆以南的地方的口述资料，这些地方约航行60至100日即可抵达。其中有一段记载，听起来像是对澳大利亚的零乱描述。资料中提到一种叫作“舍利”的鸟，“解人语”，可能是对澳洲土生鹦鹉的写照；还有当地人善投“轮刀”，投无不中。轮刀中间有窍，外缘如锯齿。事实上，这种描述已经精确地勾勒出回力棒在空中盘旋的轮廓。

另一部早期的作品《山海经》，虽然充满了虚构、荒诞的故事，却也提到越过南方大海有个叫“大荒”的荒野之地，有一种“皮肤微黑，单脚跳跃”，叫“NDD46踢”的动物，它看起来好像有两个头。袋鼠将小袋鼠放在育儿袋里，对先前从未看过的人来说，就像是有两个头一样；而《山海经》中“NDD46踢”的图案，也正确地画出了袋鼠细长的脸、两脚的长爪和前掌。

《山海经》同时也提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叫“小人国”，住着“小黑人”，可能是指新几内亚岛附近的矮人族。

在13世纪马可·波罗拜访中国时，中国的航海人时常出没于疆界无法确知的“两爪哇”（一个小的，另一个较大）。大的爪哇岛，后来出现在16世纪的法国地图上，叫“大爪哇”（Java la Grande)，跟澳洲的大小和形状近似。为了寻找大爪哇，引起了探险家对南方海域的进一步探索，在18世纪库克（Cook）对澳洲沿海广泛的探勘时达到高潮。以中国人在这一带所作的航行来说，在欧洲人到达澳洲前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从未登陆澳大利亚，似乎不太可能。随着郑和航行，费信曾经记载宝船队到达吉里地闷岛（Timor），而这个岛屿就位于澳洲达尔文港北方400英里的地方。

1879年，达尔文港附近正在筑路的时候，在一棵两百年的榕树根底下，发现了道教寿星“寿老”的小雕像。华南的中国人时常用榕树雕刻一个凹洞用来做为小神龛，在此发现的小神像可能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小雕像是明代的风格，无疑地是有人留在树下，经过无数岁月，树延伸入土，小雕像被树根缠住，才会在树根中被发现。榕树并非澳洲北部土生的植物，因此，榕树单独存在于澳洲，显示了与亚洲的接触。

郑和的航海图上有一个叫“哈甫泥”的地方，经过指认是南极洋的科尔圭兰岛（Kerqueland Island），显示出宝船队的探险可能到达南半球。虽然如此，证据还是不够充分。中国人所拜的神像，在马来亚的渔民间也颇受欢迎，他们可能也拥有这种神像。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是郑和还是其他明代的航海人，把寿老的神像带到澳洲。

距离澳洲隔了半个地球，在遥远的肯尼亚沿海群岛上，有一支比其他史瓦希里人皮肤还白的渔民。他们就是“贝朱尼人”（Bajuni）。

这些岛屿是船只顺着西南季风航行，穿越印度洋之后，首先接触到的陆地。在海洋上鲸鱼数量很多的时候，珍贵的鲸粪（龙涎）被海浪拍打上岛屿的海岸；而在岛屿附近的大陆，则聚集着大量的大象。拉姆（Lamu）群岛的岛屿，就是有名的贝尊诸岛（Bajun Islands，译按:指贝朱尼人所住的岛屿），可以完善地提供淡水，而在岛屿外海的暗礁，充满了海中的生物。当15世纪葡萄牙的探险者抵达现特（Pate)岛(这个岛只有在涨潮时才容易靠岸），他们发现一间贩售华丽丝料的房子。

1569年，耶稣会神父蒙克拉罗(Monclaro）在沿着东非海岸旅行时，提到特岛上有“相当丰富的丝料，葡萄牙人在这里，从其他没有丝织品的摩摩人城市获得大量的利益，因为丝料只在特岛生产，再从这里运往其他的地方”。特岛上西尤（Siyu）镇的工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雕门，并在精致锯齿状的图样上，涂抹一种精良似漆的着色剂，而这种方式在非洲沿岸是独一无二的。特岛与邻近岛屿上的音乐，充满亚洲音乐的色彩。他们击鼓的方式不像非洲习惯使用的手掌拍打，而像东方一样以指尖弹奏。

1936年，一位意大利的人类学家在特岛上研究贝朱尼岛民，他提到：就算在当时，贝朱尼人具有“与当地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身体类型。皮肤相当的浅，带有一点橄榄色。在男性方面，你可以用平顺垂挂的胡子来辨认；而女性则是头发中分，两边各编织一条辫子”。同时贝朱尼人体型稍微瘦小，而且普遍面貌清秀。特岛上主要的一个部族——法茂族（Famao)，自称是各外族如阿拉伯人、波斯人、葡萄牙人的子孙。而法茂族的一支，叫瓦尚嘎族(Washanga)，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发生船难的中国水手。

瓦尚嘎族人代代相传的一个故事中，有一艘中国船只在特岛西尤镇附近外海发生船难。由于无法回家，这些中国水手住在西尤镇附近一个叫“穆伊·旺嘎·巴卡里”（Mui Wanga Bakari)的地方，并改信伊斯兰教。虽然他们与当地的女子结婚，但是跟西尤人之间还是不时发生争斗。

老一辈的瓦尚嘎人记得，某些族人为了防范突袭，据说曾住在水上的高架屋。其中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提到一位年轻的瓦尚嘎处女，害怕在争斗之中遭到强暴，便向阿拉祈祷，接着地上裂开，于是她陷进地洞里。故事发生的地点现在是一口井，瓦尚嘎人至今依然到这个地方来祈祷。

另外一个故事，瓦尚嘎人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当他们的祖先捕鱼回来，发现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被屠杀了。他们感到“瓦里尚嘎”（意为“被惊吓”）。从此以后，他们的村子成了有名的“尚嘎”，而他们被叫做“瓦尚嘎”，意为“尚嘎的”（of Shanga）。然而在尚嘎逃过一劫的村民，很快就放弃他们的村落，逃往非洲大陆。

他们一直在大陆居住，直到特岛的统治者派了一名使者，催促他们回到岛上，他们才回去。瓦尚嘎人希望能住在西尤，然而西尤的当地人再度感到害怕。根据一个故事提到，西尤的居民告诉瓦尚嘎人，只要他们能够除去住在清真寺的大蛇，就可以留下来。瓦尚嘎人在清真寺放了一头母牛，于是大蛇吃下这头母牛。不过由于母牛的牛角很大，蛇最后还是死了，瓦尚嘎人因此可以留在西尤。根据另外一个传说，由于瓦尚嘎人非常富有，西尤人还是担心瓦尚嘎人将会控制他们。他们对瓦尚嘎人提出要求，只要瓦尚嘎人能建一道墙环绕整个城镇，他们就可以留下来。这个工程花费极为庞大，西尤人认为可以耗尽瓦尚嘎人的财产，进而保护自己。瓦尚嘎人答应建造城墙，并住在西尤，在这里他们是有名的工艺专家，擅长雕刻与精细的木工。

今日在特岛及其周围的贝尊群岛上，有20多支瓦尚嘎族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有些族群以他们祖先的遗产为傲；有些则否，认为自己属于另外的部族。感到骄傲的部族特别喜欢一个故事，记得父母告诉他们在很久以前，马林迪的国王送了一只公长颈鹿和母长颈鹿给中国皇帝。他们喜欢特别强调一件事，虽然其中一只长颈鹿在前往中国途中死了，但另一只还活着。中国皇帝因为这只罕见的动物，感到非常高兴，它成为中国人与史瓦希里人之间友谊的象征。在非洲沿岸的这个偏远角落，连中文都不会说的瓦尚嘎族人，却对只在中国古书上记载而且只有少数学者曾经阅读过的故事细节清清楚楚，确实值得注意。

或许我们可以在中古阿拉伯旅行家的地理著作中，得到在东非沿海的中国殖民者（不论他们是偶然间到达此地或刻意来的）相关的证据。在10世纪，马速迪（alMasūdī）曾经注意到在黑皮肤的“层期”（Zanj）人活动的区域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马速迪称之为“雅朱NFE69”（Yājūj）与“马朱NFE69”（Mājūj），并将其与中华帝国边疆的蛮夷部族联结在一起。难道马速迪在非洲看见像蒙古人种的民族吗？两个世纪后，伊德里昔（alIdrīsī）提出一种说法，因为印度内部的纷争，中国人将他们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基地，迁移到尚吉巴（Zanzibar）及其他非洲沿岸外海的岛屿，在那里与这些岛屿的居民展开了密切的关系。

这个岛屿（尚吉巴岛）有许多建筑物联结在一起，岛上许多的村落里也养着牛。他们栽种稻子。这里的人商业活动频繁，每年进口的货品种类繁多。据说，要是在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是在印度发生不法情事以及暴乱，中国人就把主要商务迁移到尚吉巴及附近的属岛。中国人与岛上居民展开贸易关系感到相当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尚吉巴岛因此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

伊德里昔以阿拉伯字'ishra来形容中国人与史瓦希里人之间的关系，'ishra的意思是友谊随着时间的扩展而日益密切，有时候甚至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这样的记述确实提升了中国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可能性，并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及后来的葡萄牙人，一同成为外来人口的一支，促进了史瓦希里海岸沿海民族的融合。早期欧洲的旅行家，也已注意到非洲有一些皮肤极白的部落。1705年，荷兰商人弗兰科伊斯·瓦兰汀（Francois Valentyn）指出：“他们的妇女和小孩是异常的白，甚至可以与许多欧洲的小孩相提并论。”他说那些皮肤淡色的小孩，不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会在身体上涂泥，让自己的外表变黑。

今日，尚嘎人的城镇已经变成废墟，坐落在特岛东部边缘。人类学家推测，尚嘎人在14世纪晚期放弃这个城镇。镇上许多以白色珊瑚礁岩建造的建筑物，似乎有被燃烧过的痕迹。少数建筑物仍然矗立在当地。在这里有一道白墙浮现在杂乱的灌木丛中，而在另一边，则有另外一道墙，墙上有一扇小窗子以及曾经守护着财产的壁龛。在村落中央残留的大型清真寺附近，有一座石墓，石墓里有翅膀形状的飞檐，与类似男性阳具形状的古怪墓柱，上面还有一个中国青瓷碗装饰。“柱状墓”在东非沿海各地的史瓦希里遗址中相当普遍，然而除了显示一些伊斯兰教的外来影响之外，我们的了解并不多。

在尚嘎村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器，年代在尚嘎人定居此地的8世纪至14世纪之间。在出土的物品当中有一只小铜狮，这只铜狮带有印度崇祀品的风格，这在非洲沿岸并不常见。这只小狮子站姿凶猛，眼睛突出，前爪抬起，狮口张开，露出长而尖的舌头，跟看守中国寺庙的猛狮有一些类似。这只小铜狮的成色含量，与宋代铜钱的成色相当接近，可能是熔化中国的铜币所铸成的。然而，就像在澳洲北海岸所发现的寿老雕像一样，这座小铜狮在哪里制造，是谁带来尚嘎，实在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个古怪的拼图中，许多拼图的小块是遗失了。然而，虽然考古学上的证据目前仍然缺乏，但有趣的是，这两个地区的民俗传说让人联想到这里与亚洲人可能有零星的接触，而中国人也很有可能定居在非洲及澳洲的海岸。

如果语言学上的研究能够完成，将会对证明这种说法有所帮助。“白吉尼”（Baijini)与“贝朱尼”（Bajuni)相当类似。在各自的语言传统中，这两个字都是外来语，不过也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两个字的来源。“白吉尼”这个字单复数同型，跟大多数的奇史瓦希里（Kiswahili）的字不同，反而与中文的名词拥有相同的特性。“白吉尼”与“贝朱尼”可能都是源自于中文的“袍子”（baju），也就是在印尼及马来西亚生活的华人对“长袍”的称呼；而“袍子”的来源，则可能出自于中国北京的官话：“袍”（pao），意思是指“长衣”中国服饰最大的特质就是自古以来男女皆穿着丝质的长袍。如果郑和一行人或是比他们更早的中国航海家，曾经登陆而且停留在澳洲及非洲，他们令人赞叹的长袍可能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对当地人询问有关珍奇的服装时，中国人回答的“袍子”，可能就成为当地一直流传下来对中国人的称呼。

公元一九四○年代，已故的人类学家罗兰·伯恩德特（Ronald M．Berndt)在安亨地北部进行研究时，发现白吉尼的老人称他们一种特殊布料的图案设计为“达拉不”(darabu)。伯恩德特指出，“达拉不”图案由彩色的三角形图案构成，后来成为某些原住民部落图

案设计的基本结构。而我在拉姆进行研究时，发现瓦尚嘎人在其纺织词汇中，也有一个特殊的字，与安亨地北部原住民所用的“达拉不”读音相同。但“达拉不”这个字汇，在贝朱尼人当地的奇史瓦希里方言中，指的是织布机。中文的“布”（bu），可能是这两个相关字的共同字根。

若进一步调查，或许能够确定白吉尼人与贝朱尼人事实上是同一个民族的子孙。而且，就算是他们的祖先不是中国人，他们一定在某个时期，曾经接受过中国的影响，学会丝绸以及织布这个中国人谨守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