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百家文化 > 格物日志

洪武:火药皇帝

历史大观园 格物日志 2020-05-18 21:06:43 0 火药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他宣布自己在位年号为“洪武”——“宣扬武功”之意。这个年号再贴切不过了。他经过血战扫除了对手,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国;但位登大宝之后战争并未结束,他又在龙椅上指挥四面八方的战事:在北面力敌仍然实力不弱的蒙古人;西面是以四川为中心的汉化国家(Sinified State),军事实力极强;西南还有云南(State of Yunnan),其百万大军的规模世界罕见。他的继任者还发动了对越南和蒙古的远征。

洪武:火药皇帝

明帝国的绝世武功仰赖的是高效的火铳,中国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明朝早期的科技实力,中国那时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火铳,是举世无双的。1380年,明朝政府下令,军队10%的士兵必须装备火铳。那时明军的总数在130万—180万之间,其中就有大约13万—18万专司火铳使用的兵丁,这意味着他们的数量比法国、英国和勃艮第的所有骑士、步兵和候补骑兵(pages)加起来还要多。洪武之后,火铳兵比例更上一层楼,在15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20%,1466年更是达到30%。而对比欧洲的情况,要到16世纪中期,火枪兵在步兵中的比例才到30%。

要给数量如此庞大的士兵供应枪械、子弹、火药,是非常繁重的负担,洪武帝设立了专司其职的部门——军器局。军器局每三年要生产3000门碗口铜铳、3000支手把铜铳、铳箭头9万个、信炮3000门,以及巨量的子弹和配件,比如推弹竿之类。兵仗局负责生产的武器范围更广,除了盏口炮、手把铳之外,还有名如“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夺门将军”“神铳”“斩马铳”的武器。当然,我们不知道军器局和兵仗局是否足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已经标志了一个更广泛、更分散的制造系统的高峰,这个系统让各个地方都能生产大量的武器。洪武帝监管着一个庞大的武器工业,在全世界都是最大、最先进的。王兆春并无夸张地写道:“洪武时期的造铳能力和技术设备、水平等方面已有很大的提高,在当时的世界是首屈一指的。”

不过明朝的火铳与我们想象中的古董枪——大概16—17世纪时的那种——有很大不同。它们更小、更轻、更短,使用方式也截然不同。明朝火铳与14—15世纪出现在中国之外的火铳比较相似,那么研究明早期的战争就为研究全球军事史开了一扇窗,从中能够提出全新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些欧洲文献和史学无法解答的谜题。

研究的起点就在洪武帝身上。我们可以从那场引发饥荒的瘟疫说起,他的父母就死于那时,我们也可以从他出家说起,或者从他成了化缘游僧说起,还可以从他加入了名叫“红巾军”的佛教徒叛军说起,但既然我们的主题是火铳,我们就要从一个蓝眼睛的游方道士讲起,而这个道士,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真正见过(或者假设他见过)这个方士的人叫焦玉,他同样非常神秘,相传他将其师传授的枪械知识都记录在一本神秘莫测、争议不断的巨著《火龙经》中。

这个焦玉在《火龙经》的序言里说,他年轻时饱读文武典籍,但都不甚满意,于是求道于途。来到天台山时,见一人在一棵松树下起舞,口中念念有词,皂袍随风摇摆。焦玉上前行礼,那人自称“止止道人”。二人坐在石上交谈起来,末了焦玉认定自己访得了一位真神。二人又一同游历,某天止止道人用蓝眼睛看着焦玉说,他有一部秘籍可以普救苍生,让焦玉带上书去淮甸,在那里他会遇见一个将登大宝之人。三天后,止止道人消失不见。

焦玉到淮河河谷,见到了年轻的朱元璋,知道这就是师傅说的那个人,于是向他展示了书中的武器。武器“势若飞龙,洞透层革”,未来的皇帝龙颜大悦。他说:“朕以此枪取天下如反掌。”此言不虚。朱元璋扫平敌手,建国开元,为生产火药和枪械设立了官方机构,焦玉在序言中评道:“明太祖重其事(指军事)如此。”

故事很圆满,但毕竟不实。虽然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史上真有焦玉其人,但中国历史学家都坚信此人为虚构,而焦玉记叙他与蓝眼神秘人相会的那篇著名序言,也是明初之后的伪作。

尽管如此,这个故事还是多少描绘了一个事实:火药武器让朱元璋在14世纪50年代的乱世取得了优势。

战斗中的明代火器

让我们想想明初最著名的一场战役,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之一,舰艇几百艘,参战人员达50万。此仗亦为历史记载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火器的水战。

鄱阳湖为战略要冲,因其沟通长江和其他河流流域。14世纪60年代初期,朱元璋在鄱阳湖上设有重要驻防部队,他本人在长江下游350英里(约560公里)处的都城南京指挥。长江上游属大汉,由陈友谅据守,此人决心夺下鄱阳湖,扼制长江下游,进逼南京。

有记载称陈友谅的大军有60万之众。这是夸大了,历史学家接受的说法是30万,即便如此,此规模也比同时代的欧洲任一国军队要庞大。陈友谅大军乘坐几百艘战舰,其中有许多还是“楼船”,如浮动城堡一般,高有三层甲板,楼船外包裹铁皮以掩护弓弩手。楼船不是用来与战舰作战,而是列于河滨城楼旁,往城墙上施放兵丁。陈友谅此前已经用此方法攻破数城,这次他要夺取南昌这座扼守鄱阳湖南滨的要冲。

陈友谅多年未带兵打仗,但这一次他亲率大军,在1363年6月进攻南昌。守城将领正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南昌城墙被移后远离河岸,陈友谅便无法用楼船将士兵直接投放于城头。他们在河滨登陆,陈率领兵丁向城楼的一个大门发起了进攻。很快就打开一个突破口,城头明军以火器还击。可惜文献对他们使用的武器述之甚略,只言明军“以火铳击退其兵”。不管那是些什么火铳,它们管用。陈友谅攻城不克,于是下令围城,企图用饥饿迫使城内人投降。万幸的是,一艘小渔船冲破敌军防线,摆脱敌舰,抵达了南京,向朱元璋告急。

朱元璋立即召集舰队。8月29日,他们与陈友谅更大规模的舰队在鄱阳湖相遇,后者数量是明军的两到三倍,并且塔楼高峙,俯视明军。敌众我寡,这也是朱元璋这场胜利如此著名的原因。

不过我们对这场战役的想象大多反映的是我们的先入之见,而不是明朝的技术现实。看看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朱元璋》是如何描绘这场战争的。第一幕是一片雾气缭绕的湖面。从明军的视角看去,陈友谅庞大的战舰从雾气中隐隐出现,上千艘这样的战舰满帆逼近。两军逐渐靠近,一名军官喊道:“炮队,开炮!”两军同时向对方舷侧开炮。甲板炸成粉末,尸体飞上半空。陈友谅的大军占了上风,明军败走。陈友谅的弓箭手追杀落水的明军,并哈哈大笑。

戏剧化的影视作品并非真实的历史。首先,影片记述陈友谅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并赢得了第一场交锋,一名明军军官报告:“敌军大炮比我们的大,口径比我们大得多!”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火器装备要高出一筹。甚至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舰队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火药武器,虽然这是极有可能的。其次,一个更大的硬伤是:那些火炮像是从17世纪的西方穿越而来的——它们口径过大,安装在船侧,炮管也过长。

这些大炮和明军真正使用的大炮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尺寸上。影片中的大炮至少重500千克,但大多数明初的火炮只有二三十千克,那时的“大家伙”也仅仅只有75千克。另外,影片里大炮的口径比起它们炮管的长度来说太小了,现实中明初火炮更短,口径也更大。

那么,朱元璋战舰上的火炮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出土的明初大炮都是一个类型,叫作“大碗口筒”,短小口阔。现存的一支上刻铭文自述是1372年为水军所造,那是鄱阳湖之战的九年后。这支火炮重15.75千克,炮身很短,只有36.5厘米;炮口直径达到11厘米,超过炮身长度的三分之一。这类火炮还有其他样本,重量大多在8.35千克到26.5千克之间。所以,虽然这些火炮并非手持火器,而是通常安置在船上或城头,但它们也绝对比我们熟知的16世纪到17世纪水战中的巨炮小得多。

它们使用起来也有很大不同。明朝军事典籍记载,通常火炮射出的是石弹或铁弹,有时也发射鹅卵石或金属小子弹。它们开口宽大,炮身短小,精度不会很高,所以适于大概五十步以内的近战。最重要的是,17世纪的水军火炮是用来炸穿船体的,而明朝的阔口炮则是针对士兵的。这是明初火炮的一个普遍事实:它们不是用来炸毁船体和城墙,而是用来攻击单兵的。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和欧洲武器有着巨大的不同。

电视剧最大的错误可能还在于它只展现了一种火炮,而明初战争是以火药武器种类繁多著称的。据一部明朝典籍记载,朱元璋的舰队在鄱阳湖上装备了“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可能是手雷一类)、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以及一种古怪的武器,名叫“没奈何”。这种蹩脚的武器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士兵把“没奈何”用竹竿挑于头桅之上,两船靠近,就点燃火线,烧断悬索,“没奈何”落到敌船上,内装所有火器都发射出来,“焚毁无救”。

如此众多的武器在战斗中又是如何使用的?现存史料记载,朱元璋调查了敌军舰队,对众将说:“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于是把水师分为数队(根据文献不同,有20队和11队两种说法),下令“火器弓弩以次而列”,然后指挥众将“近寇舟,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

火器先行,然后是传统中程武器,最后是近战武器,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顺序是对早期火器战术的改进。王兆春写道:“朱陈双方在鄱阳湖的决战,是我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火铳(即最早的舰炮)。此战兼用三种方式:先在远距离上炮击敌舰,以摧毁和焚烧敌船,减杀其战斗力和机动力;其次以弓弩射杀敌军,再次减杀敌船战斗力;最后是接舷跳帮,短兵相搏,歼灭敌军,结束战斗。”王兆春鲜明地把这个战术与宋朝的战术相比较,认为朱元璋的战术开创了水战的新阶段。

事实上,这场战斗并不像王兆春所认为的那样与宋时的战役有那么大的不同。诚然,史料明确显示,明军确实依令而行,使用准备好的火药武器或射或抛,攻击敌船。但这些火器的精度如何呢?王兆春提到舰炮摧毁敌船,但对阵双方都不太可能像加勒比海盗那样舷炮齐射。进一步说,明军船上固然装备了五花八门的武器,但它们的配合如何呢?火枪射程大不如碗口炮,并且,“没奈何”也只有当两船船帮相接时才好用。从朱元璋的命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既然他命令先发“火器”,那么至少有一部分火器射程必定超过了弓弩。但“火器”这个词又太过笼统,它可以称呼新式的火铳,同样也可以称呼用抛石机抛射的旧式火炮。它甚至可以用来称呼火箭。

看起来,在这场战役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旧式的火炮。两军第一场交锋并非决战,此役之后,官方《明史》记载,将领俞通海“乘风发火炮”。发射加农炮或者火铳,当然要考虑风阻,以便在瞄准时预先补偿。而在这里,“乘风”暗示明军使用的是燃烧性火药武器,而接下来的段落果然就说,“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在这一历史阶段,词汇“炮”的含义开始转变,开始更多地表示铳,而不是炸弹。不过这里,“发火炮”也许指的并不是加农炮一类的东西,而是宋朝时两军互抛的那种火炮,发射它们用的是旧式的舰载抛石机。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没有什么新发明能完全替代旧设备,这在技术史上很常见。在明初,老式火药武器和火铳都在同时使用。兵书上记载了大量五花八门的火器:可喷射毒气或者铁蒺藜的火枪,火药箭,弩箭,爆炸火箭,还有恐怕连魔鬼都要刮目相看的炸弹和手雷,比如开花炮,西瓜炮(发射铁钩和铁蒺藜),“一母十四子炮”,等等。

鄱阳湖之战中,击败陈友谅的并非火铳,最具决定性的还是最传统的燃烧武器——火,火药助燃之下的火。

鄱阳湖首仗下来就让朱元璋众将灰心丧气。除了首胜,陈友谅更占据着地理优势。一些明将甚至建议弃鄱阳湖与陈友谅,另去别处整军再战。朱元璋力主非战不可,饶是如此,两天后再次交兵时,明军怯战者甚众。敌舰“望之如山”。因为裹足不前,朱元璋斩杀了十名队长。

有下属进言:“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明实录》记载后情:“(朱元璋命令)以七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束草为人,饰以甲胄,各持兵戟,若斗敌者。令敢死士操之,备走舸于后。”

火船靠近了陈友谅船队,初时风还不大,但明军也烧着了敌船。待风势渐长,火势大盛。“其水寨舟数百艘,悉被燔,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陈友谅麾下数名高级将领及两个弟弟皆被烧死。明军扩大战果,登上敌船砍杀,得两千首级。

是火攻,而非早先的火铳战,逆转了鄱阳湖之战。陈友谅的将官开始叛投朱元璋。最终陈友谅被流矢贯穿眼睛而死。10月初,他的残部投降,朱元璋成为“群雄逐鹿”的最大胜者。

鄱阳湖之战在中国被视为火器史上的标志性战役。火铳的运用确有其一席之地,但并非决定因素;而且其使用方式和我们曾经以为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和14世纪的其他烈战——例如1366年的苏州之围,并无不同。苏州为朱元璋的另一劲敌——张士诚(1321—1367)据守,其人富甲一方,诡计多端。朱元璋的火药武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文献再一次辜负了我们对火铳战争的想象。

苏州之围,1366年

说起黑火药时代的战争,我们脑中的画面往往是对着城墙的排炮齐射,历史学家认为,此情此景在1366年的苏州之围中真的发生过。明朝一个火器专家写过:“点燃的羽箭和火箭用作助燃,而更为标准的火炮在射击城墙。”另一位史家——西方顶级的中国军事史专家,写道:“朱元璋的军队把(苏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再用火炮猛击。开火十个月,中国城防战中罕见的一幕出现了,城墙被攻破了。”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检索史料,就会发现,在攻进苏州城的过程中,火铳起的作用即便不说是微乎其微的,也只是次要的。诚然,火铳在这次围城中确有出现,意义也很重大,但就如同鄱阳湖之战没有用火炮来打击船只一样,苏州之围也没有靠火铳来洞穿城墙。和鄱阳湖时一样,火铳的目标是人。瞄准苏州城防系统的不是火铳,而是更为传统的武器,抛掷石弹和炮弹的投石机。

要理解苏州围城,我们要记住两点:城墙坚实而火铳短小。有历史学家谓苏州“防守薄弱”。这是误导。多种文献记载,包围苏州的将领都认为其防御无懈可击。一位当时的史家写道:“苏州城墙坚固,守军精干。数次被攻但无一次失守。”城墙于1352年重修,有记录称城墙长达17公里,墙高超过7米,墙基初超过11米,顶部也有5米厚。更有甚者,城墙由夯土筑成,表面砌以砖块,对火炮有极强的防御力,抛射的劲道会被泥土的墙心所吸收。城墙还是斜的,表示从底部到顶部有明显的坡度。这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水平抛射物击中城墙时会有一个角度,力量不是直接作用于城墙。

苏州城墙的三大特点——厚度、泥心、坡度——在中国的城建里并不多见。这三点让苏州城特别抗炮击。历史学家说苏州城墙被攻破是中国军事史直到17世纪中叶都极其罕见的一幕,但1366年的这次破城并非标准的城墙倒塌。突破点发生于城门处,而且看来并不是火铳的功劳。

朱元璋手下名将徐达(1332—1385)指挥了这场战争,他认为苏州金城汤池,无法可破,于是准备长期围城,绕城修筑工事封城。明初有一个叫俞本的人描述了封城的情况:“(徐)达下令在城池四门下寨。绕城一周筑长围。修建了高达四丈(13米)的敌楼。从楼上他们可以看到城内走动的男女和其他情况,并计点人数。”其他文献记载敌楼有三层楼高,和苏州城内那些著名的佛塔一样高。

那些“敌楼”也是全副武装。《明实录》记载:“每层施弓弩、火铳于上。”我在这里译作“guns”的原文是“火铳”,这是明朝对枪支的标准称呼。其他讲述苏州之围的文献用了一个更旧的称谓——“火筒”。

这场战争中动用了多少火铳呢?俞本写道,明军四十八卫,每一卫都有至少50支的大小“将军筒”,一共2400余支。当爱德华·德莱耶在描述那种射击苏州城墙并最终造成突破的“标准加农炮”(standard cannon)时,他脑子里想的一定是“将军筒”。在后来的明朝,“大将军炮”(great general cannon)确实指的是重达几百公斤的大家伙,在明后期(1550年以后),有的甚至超过了一千公斤。但在明早期(即1500年以前),“将军筒”要小得多,经常用作移动的野战炮。

所有现存的明早期火铳——从14世纪50年代到15世纪中叶——确实几乎都不足80公斤,绝大多数只有几公斤。达到75公斤的火铳就算是大的了。唯一的例外是三具1377年的火铳,炮身一米长,炮口直径21厘米,两侧有两个把手,人力运输时以便抓握。这些火铳的存在说明了——如果需要证据的话——朱元璋的军火厂是能够制造更大的火铳的。但显然这三具是目前仅存的明早期(1500年以前)流传至今的较大火铳,我们并没有其他考古和文字的证据。这三具火铳的规格并不常见,在14、15世纪,中国的火铳还是小而轻的。

即便是到了工业时代,中国城墙对于火炮来说也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屏障,看起来,小小的明初火铳对苏州城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了。那么,这2400支火铳又是用来干什么的?与宋代详细的文献不同,关于苏州之围,我们没有精确到每天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中窥知一二,看看当时的围城战是怎么打的。苏州之围八年前,朱元璋围困了绍兴,绍兴是由张士诚麾下的一员将领守卫的。或许是因为朱元璋最终未能攻破绍兴,所以当时一位城内人的记载方能保存至今。

记载称,火铳瞄准的是人,而不是防御工事。例如,守城士兵“以炮石、火筒击其前锋”。还有一次,守城将领向进攻者出击:“以火筒数十,应时并放,敌军不能支。”可能最引人兴趣的一段记录是:朱元璋的部将蔡元帅全副盔甲地坐镇指挥进攻,却被子弹(bullet)所伤。这段记录的作者徐勉之写道:“我军以火筒射而仆之,大军径舁之还寨。”由此可见,火铳不仅仅是针对参战人员,还能精确地瞄准一定距离外的特定目标。无论如何,它们不是用来击打城墙的。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写过绍兴围城的详细过程,他注意到火铳“不能对城墙和城门造成太大损伤”,它们的使用范围“局限在人和人的战斗”。

八年后的苏州之战,记录就少了很多。但是,所存不多的记载也证实了火铳是对人而非对墙的。事实上,学者认为杀死张士诚弟弟张士信的就是火铳——他的弟弟在他的政治架构中位高权重。张士信在苏州城头帐中督战,这让他成了攻城器械集中的靶子。一天适逢仆人伺候用餐,他坐在银质座椅中,突然“飞炮碎其首而死”。那顿饭他一口也没有尝。

这起著名的事件在一首名为《铜将军》的诗中流传千古。这首诗描写了张士诚建立政权,他的弟弟张士信如何大权独揽,制造混乱,铜将军(那种火铳)如何替天行道杀死张士信,瓦解张氏政权,给天下带来和平:

铜将军,无目视有准,无耳听有神。

高纱红帽铁篙子,南来开府称藩臣。

兵强国富结四邻,上禀正朔天王尊。

阿弟住国秉国钧,僣逼大兄称孤君。

案前火势十妖嬖,后宫春艳千花嫔。

水犀万弩填震泽,河丁万钟输茅津,神愁鬼愤哭万民。

铜将军,天假手,疾雷一击粉碎千金身。

斩妖蔓,拔祸根,烈火三日烧碧云。

铁篙子,面缚西向为吴宾。

正如诗里所写,张士信之死是这场战争的关键点,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此着墨颇多,从明朝大学者钱谦益到世界杰出的中国火器专家王兆春都是如此。后者引用此例,用来佐证火铳在战争中越来越重要。但是,张士信果真是被火铳打死的吗?最权威的史料《明实录》讲,他是被“飞炮”打死的——听起来更像是某种弹射装置而非子弹。这个解释得到了俞本的证实,他说张士信是“颊中石炮而死”。另一个可信的来源说“忽战炮碎其首而死”。还有文献说他“中炮死”。而说到张士信被铜将军打死则是由这首诗开始。不过,著名学者钱谦益在17世纪中叶写道,张士信是被“龙井炮”打死的。对此,我们无法确知真假,但大部分证据都显示那是弹射的炮弹。

如此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苏州之围出现了几百具投石车。根据俞本的叙述,四十八卫每一卫都有五门襄阳炮,以及至少五具名为“七梢炮”的投石车。襄阳炮由蒙古军中的伊斯兰工程师设计,威力巨大。七梢炮则看似是一种无配重、威力稍弱的武器。

不管怎么说,投石车——而非火铳——才是朱元璋在苏州摧城拔寨的武器。“无坚不摧,”《明史》记录,“倏忽化为齑粉”。当然,这句话说的不是城墙本身,而是投石车的瞄准目标——城头和城内的木制工事。即便是襄阳炮,也很难给苏州的泥心厚墙造成损伤。俞本记录,苏州城下有四百八十多门投石车,击发不绝:“火铳声、炮声昼夜不绝。”虽然不能确定,但似乎投石车发射的不仅是石弹,还有炮弹。总而言之,各种关于围城的记载都一致认为,投石车威力很猛——“城中震恐”。

被围一方也建造了投石车。一个叫熊天瑞的人“教城中作严炮以击外兵,多所中伤。城中木石俱尽,至拆祠庙、民居为炮具”。作为回应,进攻方建造了可以遮挡的木质工事用以隐蔽人员。由此他们步步逼近城墙,“矢石不能伤”。

最终,城墙被攻破了。可是,倘若火铳和投石车都不能对苏州城墙造成损伤,那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冲击城门。中国历史上的围城战极少有从城墙攻破的,城墙往往是坚不可摧的。攻城大军要么困守城墙,用饥饿迫人投降,要么就集中兵力瞄准城门。城门同样也是心理上的绝佳目标,它代表了整座城的力量和权威。西方人说起城门往往想到的是一副城堡吊桥的模样,这幅画面需要调整。中国城镇的城门比标准的西方城门更加巍峨。

实际上,当你走进一座中国的城池,首先看到的是雕梁画栋的流线型木制城门楼。门楼矗立于城门之上,可达80到100英尺(25—30米)。中国很少有别样的多层建筑结构,城楼就是他们最为显著的建筑。城楼还在民政和精神上被赋予重要意义,既是市政办公之处所,又是庆典公示之台面。从外部看城楼往往意识不到它的整体结构有多么复杂。一旦走进城内,你就来到了一个四周尽是高墙的庭院之中。要进入真正的内城,还要穿过长长的一段路。很多城门(gates complexes)都有防止从外城门进入的防御工事——城寨(outworks)守护。苏州城有六个城门,其中五个既可步行,又可乘驳船进入。1352年修建的城寨守卫着其中几个城门。

攻城一方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投石车和火炮摧毁城楼,攻击的既是建筑实体,也有标志着权威的城门。由于城楼是木头制成的,所以极易受损。但它下面的城门对攻城者来说就很麻烦了。攻城者需要冒着城寨的攻击,进入外城门,穿越门庭的死亡区域,最后进入内城门。

苏州城的城门坚守了十个月。但1367年中秋临近,守备开始松弛。城里的粮食已经吃尽,“一只老鼠价值100文钱,当老鼠都被吃光,人开始煮老鞋底来吃”。朱元璋帐下大将徐达认为这是破城的良机。当他进攻葑门,部属常遇春就进攻阊门,阊门由新建的城寨守卫。(苏州的城门多由一个单字命名,这种情况不多见,说明它有悠久的历史。)进攻在两处持续着:

达督将士破葑门,常遇春亦破阊门新寨,遂率众渡桥,进薄城下。其枢密唐杰登城拒战,士诚驻军门内,令参政谢节、周仁立栅以补外城。唐杰不支,投兵降。周仁、徐义、潘元绍、钱参政等皆降。晡时,士诚军大溃,诸将蚁附登城,城破。

看上去似乎城墙确有倒塌,不过倒塌发生在城门处,很有可能是城门遭到破坏后引发的。没有记录表明是火炮或投石车造成了突破。因为行文写的是军队和人,而不是器械,所以突破极有可能靠的是传统的手工挖地道或爆破。无论如何,朱元璋的军队进入内外城门之间的区域,守城将士力拒,但最终投降。

夺取了城楼,朱元璋大军涌进城来。张士诚率两万人坚守,但最后退回到寝宫,他的妻妾在那里自焚而死。他意图自缢,但被救下俘虏,送回了南京。

苏州之围和鄱阳湖之战都表明,明朝初年的火铳和我们想象中的火铳大不相同。它们更小,绝不用于摧毁船只和城墙,而只用来杀伤人员。投石车是远程攻击之选,可以攻击建筑,投掷的是石弹或炸弹,既有爆炸性,也有助燃性。

中国火铳在15—16世纪之间都保持了小尺寸。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留存的“周炮”,重量都在50—200公斤之间,是张士诚在14世纪五六十年代铸造的,但近来的著作已经确凿地证明了,它们实际上造于17世纪70年代,而张士诚那个时代留存于世的每一件火铳都是小号的。

中国没有发展出可以摧毁城墙的火炮。它的火铳尺寸小巧,针对的目标是单兵个体。相反,欧洲的火炮就变得无比巨大。历史学家对欧洲发明加农炮的天才们赞叹有加,暗示大型火炮开启了“火药帝国时代”,为欧洲始于中世纪晚期的军事强权奠定了基础。为什么当欧洲大炮变大的时候,中国火铳保持了小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看欧洲早期的火炮史。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bjwh/dgzy/1306.html

下一篇:中世纪的枪炮
  • 手机访问

站点声明:

历史学习笔记,本站内容整理自网络,原作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

Copyright © http://www.historyho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粤ICP备20055648号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