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大地：宋朝的战国时代

公元1280年，一场爆炸让扬州举城皆惊。一位城中居民写道：“声音像火山爆发，像龙卷风吹来，全城震恐。”冲击波，或时人所谓“炮风”，震得屋梁飞出3英里（约4.8公里），屋瓦吹到30英里（约48公里）之外。城中百姓最初以为是打仗了——他们数代就生活于战火之中，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场事故。扬州武库辞退了最有经验的一批火药技师，而初出茅庐的新人研磨硫黄时常常马虎大意。火星不慎溅落，点燃了一些火枪，火枪如“受惊毒蛇”一样喷吐火舌，场面煞是好看，直到火焰引燃了火药。整个武库发生了爆炸。一百名卫兵身亡，尸骨无存。弹坑超过了10英尺深。

爆炸发生时，欧洲人大多还不知火药为何物。西方人对火药的第一条记述是学者罗吉尔·培根（1214—1292）所录，为爆炸发生的十多年前，而这种物质在欧洲战争中发挥重要用途就要到五十年之后了。然而，在1280年，中国的那些居民，已经在火药时代生活了几个世纪。

多数人，包括专业的军事史家，都对早期的火药战争知之甚少，或根本就一无所知。我们爱把火药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欧洲人在1480年左右取得了火炮和火枪技术的领先也是千真万确。但是，1480年距离火药发明已经过去了600年，距离第一件火器出现也过去了至少500年。火药时代的头500年都发生了什么？

火药从发明到发展为致命武器的过程是世界史上的关键部分。它令人着迷，也诡异非常。早前的火器并不如我们所想——火炮、滑膛枪、迫击炮、手雷。它们怪异、丑陋，甚至可笑。想象一下“火禽”——一包火药绑在一只鸟的身上。这种武器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如果不考虑它的精确性的话。你点火，放鸟，把它赶到敌人的阵地，企图让它点着什么木质的东西。火牛也是一个道理。那场面自是惊心动魄，四蹄踏地如雷，烟火四射。

还有“飞鼠”，一种在地上翻滚蹦跳的喷火装置。（在一次表演中，一个娱乐用的飞鼠跳上了皇后的大腿。）还有火箭驱动的滚木，在接触到敌军时放出飞鼠。“火砖”可以投掷到敌船，然后放出“飞燕”喷火，点燃船帆。火葫芦可以发射火焰和毒气到40英尺的空中，或射向敌军。还有一些名字很有杂耍意味的装置：“伏魔飞火棍”“火蒺藜”“万火飞沙魔弹”“大蜂巢”“烧天烈火弹”。

这里的很多武器都代表了走不通的路。翻阅1044年的伟大军事典籍《武经总要》，我们仿佛看到了早期地质年代的化石层——各种生物与它们的现代形式都多少类似，只不过它们大部分都已经灭绝了。火器也是这样。早期的大量试验最终会得到少量的强势定型——著名的炸弹和火枪。

这个过程用了250年，从公元1000年第一次火器战争开始，到大约1250年，火药滚木（gunpowder logs）和火禽让位于初期的火枪。对这个演化过程的记载难得的清楚。中国是地球上历史编纂最为悠久和连续的一支文明，它的文献使得我们可以把许多武器的源头追溯定位到50年或者20来年之间，对于中世纪时期的记载来说，这是相当精确的了。我们有围城的记录、战斗的记录，有征调的记录、生产的记录，还有新式武器的部署、使用记录，最后提到的这个，有时是由被“铁火弹”“震天雷”等武器吓蒙的参练人记下的。

其他文明对实验的记载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火枪在中国出现后，经历几代人的时间，突然在欧洲现身，但都没有像中国那样记录下诡异的实验以及早期的实验步骤（尽管欧洲人也做过火鸟的试验，后来是火猫）。似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做，比如印度和伊斯兰世界。

学者提出，中国人在慢慢探索火药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欧洲人真正掌握了这种新技术的用途。就连汉学家都这么认为。不过，中国将火药付之应用真的很慢吗？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完全开发出这项技能有许多技术难关，但是如果我们从火器演化的全球背景去看，中国人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这一速度完全可以和14—15世纪西方火枪的演化速度相比。

想想1127年到1279年，也就是南宋时期，人类经历了从使用最初级的火器，比如火药箭，到发展出一整套精密武器，比如火枪、各种原型枪的过程。在后一阶段的末尾，终于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枪。算上之前的北宋（960—1127）——那时一件火器都没有，在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人类在军事技术上取得了21世纪前最为迅猛的发展。演化的速度当真惊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从中国宋朝开始。

我们将其与现代相联系的其他很多事物也出现于宋朝。

宋朝，960年—1279年

宋朝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据宋史专家迪特·库恩（Dieter Kuhn）说，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启蒙最为显著的特征”。这或许过誉，但毫无疑问的是，宋朝在技术、经济、科学、文化方面都是历史上的巅峰时代。

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表明，直到18世纪晚期，城市中心居民最多的一个时代就是宋朝，宋朝的城市化率至少达到了10%，欧洲社会在1800年左右才达到这个比例。当时欧洲最大的几个城市，人口都在10万左右——塞维利亚15万，巴黎11万，威尼斯7万，伦敦4万。而那时宋朝都城开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南宋在杭州建都时，杭州的人口也非常稠密，超过了100万（有估算达到了250万），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大惊失色，游遍全球的著名摩洛哥冒险家伊本·白图泰则称杭州是“地球表面上我见过的最大的城市”。

连接中国那些繁华都市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网，在中国广袤的平原（Great China Plain）上建起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贸易区”。这一交通体系为历史学家所谓的宋朝“经济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有的学者干脆将之称为“工业革命”。那场经济奇迹的核心是先进的金融体系。纸币由唐朝的商人活动演变而来，宋朝政府将之官方化，印行了几百万张颜色、纹样复杂的防伪纸钞。

宋朝的子民可以用钞票买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据估算，宋朝在1100年左右的铁产量几可匹敌600年后整个欧洲的产量。这种铁是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炼制出的，使用了煤炭和焦炭，或者精煤，这是欧洲几个世纪后工业炼铁的标志性特色。庞大的宋朝制铁工坊雇用了上千工人，他们操作鼓风机，为炉膛持续供氧，比同时代的欧洲设备高明万倍。

纺织业同样如此。宋朝的发展遥遥领先于中世纪欧洲，甚至近代欧洲。复杂的纺织机机括精巧。一位中国发明家描述了纺纱机如何“在数日之内纺纱一百斤，如果用上水力，更能超速完成”。欧洲人只有到18世纪才有了相当的机器。宋朝制造力强悍之名广为流传。一位波斯学者在1115年左右写道：“中国人手工制造最为精熟。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东罗马帝国）罗马人也算（技术）超卓，但他们还是不能和中国人比。后者说天下人都是手工业的盲人，只有罗马人还剩了一只眼，言下之意他们只有自己一半的水平。”

宋朝的丝绸、瓷器和手工艺品冠绝全球，宋朝海员驾大船出中国海，经马六甲，穿印度洋，把这些货物运到印度和中东。这项贸易规模惊人，有时，政府从海上贸易获得的税费收入可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0%。一位宋朝皇帝说：“海上商业利益丰厚。如果妥善经营利润可达百万，这不是比收税更好吗？”宋朝的船只已经有了水密舱体、豪华客舱、救生船，以及精密的舵锚操作系统。

他们航船靠的是磁针罗盘，这是宋朝众多发明、发现中的一个。除了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总结的现代化的三大基础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宋朝人处于领先地位的还有解剖学、树龄测定、雨雪测量，圆盘环切（rotary cutting discs），对磁偏角、热剩磁、磁疗、地形图的知识，所有数学上的新知（包括高效的代数计算法、二项式系数的帕斯卡三角形），蒸汽杀菌，（对酒）高温消毒，人工培育珍珠，水下打捞，包括缫丝机在内的一切丝加工设备，多纺锤捻丝机，天花疫苗接种等。他们发现了尿液内源性类固醇，使用牙刷和牙膏，用铁湿法炼铜，掌握了链式传动，还懂得暗房现象，并制造了新式的机械钟。

宋朝的军事技术也很先进。不提火器，宋朝及其邻国的发明者还制造并改进了远距离弓弩、新型的速射弩盒、巨大有力的炮弩（artillery crossbows）、双活塞压力火焰喷射器，还改进了锻造剑、矛和盔甲的技术。

宋朝人甚至在生理上就先世界一步进入了现代。宋朝人的下颌——至少是一些地位高的个体——显示了人体学家称为“现代覆咬合”（“modern overbite”）的特征。在人类的整个史前时代和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人类的上下门牙都对得端端正正，这样才能咬紧食物。而当人类开始用工具把食物分成小块之后，他们的下颌就发生了演化，上门牙会突出于下门牙。欧洲人大概在18世纪有了这个改变，因为刀叉成了餐桌上的常客。但是，人类学家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说：“现代餐桌礼仪至少要从宋朝开始……最后，和西方的叉子一样，筷子成为标志，标志着进食习惯的改变，从而演化出覆咬合的特征。”

在如此多的方方面面，宋朝都处于先进，特别是以中世纪欧洲的标准来看，更是如此。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即便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宋朝也没有在东亚称霸。宋之前的朝代，比如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唐（618—907），登上了无可置疑的权势巅峰，宋的后来者，比如明（1368—1644）、清（1644—1911）也一统天下，威震四邻。但宋朝作为国家却往往军事失利，败多胜少，被迫缔结不少城下之盟。

这个悖论让学者们疑惑不解，他们认为这是“困扰宋朝三个世纪之怪现象”。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强调宋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在儒家的影响下，宋人重文不重武。学者认为，在宋朝，儒家倡导文（文字、文化、文明），贬低武力，信奉君主和大臣以德行就能垂拱而治，诉诸武力是野蛮和不文明的做法。假使宋人对战争加以应有的重视，它便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东亚霸主。

但是，近期研究宋朝的著作表明，宋朝并没有忽视战争，且重视程度并不弱于上文的建议。王元康写道：“在考虑是否动武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实力对比，而不是文化上对战争的厌恶。”与此类似，唐·维亚特（Don Wyatt）写道，在宋朝，“中国人……用尽一切办法维护国家在地域上的统一”，“诉诸战争的倾向丝毫不逊求和”。学者进一步发现了宋朝尚武的一系列有力证据。朝廷监督进行了大量军事生产项目，并且他们研制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连官修的《宋史》——共496卷的巨著，由后朝（也是宋的征服者）修编——也注意到，“他们的战争工具极其高效，近代前所未见”。然后接着写道，“他们的部队作战往往没那么有力”，但“他们的武器和盔甲非常好”。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宋未能驾凌四邻的难题呢？答案不在于宋有多弱，更在于它的对手有多强。宋朝前后319年，有四个主要敌人，最出名的（也是最致命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不仅压制了宋，从基辅到巴格达，从喀布尔到开封都是它的战利品。蒙古人之前，宋还有三个从中亚到北亚的死敌——西夏的党项人、辽国的契丹人和金国的女真人。

他们可不是粗夯的游牧民族。他们治下的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保罗·雅科夫·史密斯写过：“10—13世纪，内亚国家治国手段迅速优化，这使它们能够驾驭一支可怕的军队，在北方前线平抑掉农业大国中国在财富和兵力上的优势，从而阻止了宋成为中国治下世界秩序的霸主，将之压制为东亚多国体系中的普通一国。”宋统治中国时恰好是中亚列国国力超常卓绝之时，宋的弱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在欧洲，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态势有选择地制造了压力，促使精密工艺、管理结构和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宋未能凌驾于邻国看作孱弱的标志，而不是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呢？

宋朝的战国时代

在我们讨论宋的科技和其他先进之处时，这样的讨论其实不太准确。宋的创新不是孤立出现的，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的贡献也很重要，每个国家都互相刺激，互相挑战。宋和邻国长期为敌，也长期往来。为寻找机会或者逃离匮乏，宋的臣民会跨疆迁徙，官员叛逃亦是常事。虽有禁令，但贸易仍然流动。此外，尽管宋的四邻都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他们都深为汉的文化和制度所影响。相继控制中国北部的辽国（916—1125）和金国（1115—1234），本质上是内亚人阶层占统治地位的中华文化国家。实际上，辽国君主自认为承袭了唐朝，和宋一样，同样是“中国”。金国君主也有相似的表述。统治西部的西夏确为异质，但它同样深受中华文化和制度的影响。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大部分官员、学者、商人、工匠、农民都是汉人，汉语是东亚的通用语种。中文书籍在一国印制，在另一国流传。军事著作虽然禁止出口，但也能流出国境，比如作为战利品它就非常抢手，战争后胜利者装运战利品的车队就满载着书籍和文献。辽、金、西夏的战争策动者不但读汉文原文的军事经典，还出钱把它们翻译成契丹文、女真文、党项文。刺激是双向的。宋朝军事史专家写道：“契丹、女真、党项的军事统帅拜服中华文明，他们研究汉人军事科学的同时，也正向地刺激了宋的军事科学发展，推动中国军事科学的第二次大繁荣。”（第一次是在古时孙子的时代。）

宋代富有竞争性的国家体系中，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也方便了这种相互刺激的模式：它的稳定性。据说欧洲1500—1945年的国家体系有益于创造出发展动能，部分原因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均衡。诚然，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欧洲国家的数量显著减少，但特定的竞争组合存续下来，这种竞争中的稳定性驱动了创新。宋朝的“战国”之间也达到了军事平衡，虽然宋偶尔表现得弱于邻国，但它也证明了自己不是那么容易被击溃的。1127年宋朝政府被赶出了自己的首都，它在南方重新建都，从此宋朝分为两个阶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别的国家就没那么坚韧了。西夏、辽、金要么互相残杀，要么被13世纪初崛起的蒙古人剿灭。而征服了大部分已知世界的蒙古人，打败宋，也花了将近五十年。

这样的稳定性，国家间恒常的敌对态势，对于“战国”的发展动能极为关键。混乱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创造出一种高产的均衡态，宋朝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都不常见的稳定和持久的形态。战国时代的原型（前475—前221）当然也是出了名的持久，七雄并起，争斗超过了两个世纪，或者更长——取决于我们假定何时为“体系形成”的时间。那个时期见证了许多军事创新和行政管理创新，从此结构既定，随后秦（前221—前206）、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承袭旧法，这样的结构就成了中国王朝的祖制。汉朝既灭，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稳定竞争的阶段——三国时期（220—280），但接下来，从280年左右到581年，大量国家进入视野又消失不见，显然缺乏稳定状态。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混乱不清，以至于大多数教科书都对之草草记述，或是作为一个整体略去不提。“很长时间都没有划分出边界来，”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段三个半世纪的政治史是中国史里最复杂的一部分。”终于隋朝（581—618）带来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随之是繁华的唐朝（618—907），混乱才终止。唐朝覆灭后，中国又进入了列国竞逐的样态，直到宋在960年建立统治。

相比于原版的战国时代，宋朝的“战国时代”呈现了一种紧张的稳定，尽管参与国更少。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大致都有三个主要对手同时存在，形成紧张的均势，由此我们可以把宋朝的“战国”体系划分为三个独立阶段。第一阶段是10世纪晚期到1125年，宋的西北是党项人的西夏国，东北是契丹人的辽国。1125年，辽国被新近崛起的金国所灭，后者代替辽雄踞北垂，并向南面宋的国土扩张，逼宋偏安建立了国土小一号的南宋，但国力依然强大。从此第二阶段拉开帷幕。第二阶段从1125年到1234年，此时南宋北面抗金，金西拒西夏，形成一种新型的三国态势，直到成吉思汗于13世纪初登台。成吉思汗于1227年灭西夏，他的继承者于1234年灭金国。1234年之后，变为宋和蒙古二虎相争。宋朝“战国”体系的第三阶段结束于1279年，宋最终被蒙古人灭国。

三个阶段之中，边界更改，国土丢失，条约缔结，赔款纳贡，但地理政治结构却大体稳固。宋朝的“战国时期”在体系持久方面堪比战国时期的原型，其在地理政治的割裂碎化方面同1450—1945年的欧洲战国也好有一比，尽管前者组合更少，单体更大。这是中国史上未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里最稳定的时期之一。

正是这样的地理政治竞争让宋朝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科技昌明，从而举世闻名的吗？我们不能把宋朝的发展动力简单地归因于地理政治竞争，正如对于近代欧洲，我们也不敢这么说一样。诸多变迁荡涤了宋和它的邻国：农业的、商业的、财政的、技术的。战争仅仅是这个复杂、活跃的时代中的一个变量。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地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大量军事创新，尤其是说到火药武器上，更是如此。历史文献中对火器战役的记载在宋时持续增加，尤其是南宋时期。历史学家粟品孝写道：“在南宋，尤其是南宋晚期，火器广泛使用，（在历史文献中）说到军事装备时大量提及，在战场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宋朝第二阶段，大概是1120年到宋灭亡的1279年，是火药战争飞速发展的时期。

我们将看到，这些发展都遵循了杰弗里·帕克所说的“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这是由持久的军事对抗造就的。撑完一个回合的国家有所领悟，改革它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再将其运用到新一轮的战斗中。欧洲中世纪晚期到1945年的历史也体现了这种动态模式，所以历史学家猜想，中国落于欧洲之后，统一是原因之一。宋朝的“战国时期”分毫不差地展示了“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