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火炮的野蛮人：中葡碰撞1521—1522

中葡战争是中国军队和欧洲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次主要军事交锋。有人以为，这场战争一定被仔细研究过了，但是他错了。不过，缺少记载也不能阻拦学者以这场战争为例来反对欧洲军事领先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此役获胜说明欧洲领先论严重夸大了事实，只要中国愿意，凭它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创立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但也有学者说，中国勉力取胜只因为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欧洲的火枪仍然“遥遥领先”。

我们即将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走了极端。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中葡冲突让我们可以一窥挑战——回应动态模式的运转。所谓“战争”，指的是分别发生在两个地点的两场战役，其间相隔一年。第一场发生在1521年，葡萄牙人的火器水平远超中国。而1522年的第二场，中国人的火炮更胜一筹，杀伤无算，为中国军队获胜立下汗马功劳。即使说1522年中国人在火炮上还有差距，但比起前一年已经大为缩减了。

事实上，在冲突发生之前，中国官员就看到了葡萄牙人枪炮的威力，开始学习仿造。两军的冲突更加速了这一学习过程。中国主要的指挥官是学者，也是官员，名叫汪鋐（1466—1536）。他亲眼见识了葡萄牙人的火炮，开始主张改革。在他的奔走下，在16世纪中叶，上千支葡式火枪被装备上了长城。他的对手差一点就在史书中抹掉他的名字，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把他当成是反帝国主义的英雄，以及第一位成功的“师夷制夷”派人物在纪念，他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时期，中国人（还有日本人和朝鲜人）都在研究西洋人带来的新式武器，而且并非一味模仿，他们在改进、学习、修正、提高。

是的，中葡冲突标志着东亚军事现代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我们不妨将这个时期称为均势时代（Age of Parity）。这个时期——从1522年直到18世纪早期，如果说欧洲军事还处于领先的话，优势也很微弱，易于赶超。

第一次中葡冲突，1521

和其后几个世纪的中西冲突一样，中葡冲突也发生在华南地区，离繁忙的广州港不远。1517年葡萄牙使节抵达广州，希望觐见中国皇帝，建立正式往来。葡萄牙当时并不在明朝的外国名单之中，迁延数年，使团才获准觐见。1520年使团终于到达，却引出了更多麻烦。儒家官员认为这些使节不懂规矩，甚至还有个官员打了一名使团成员，因为后者未向他行跪拜之礼。葡萄牙人大概是靠贿赂，也结交了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他们在皇帝面前还颇为得宠，有文献记载，中国皇帝甚至欣然学习他们的语言。

不巧的是，当葡萄牙使节与中国官员买卖利益的时候，他们的同胞却在广州“吃食婴儿”——明朝的文献就是这么说的。有文献如此描述“婴儿”的做法：“其法以巨锅煎滚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锅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指葡萄牙人吃人的记载在明朝的史料中屡见不鲜，官修《明史》亦不能免。而实际上，葡萄牙人当然是更钟情于鱼肉，而不是人肉。这种吃人的故事大概归因于他们以小孩为奴为仆。

在方方面面他们都行为失检。有报告指出，他们阻拦其他国家的商人在广州做生意，他们把明朝官员的帽子打落，他们开枪鸣炮致“炮声殷地”。更让人头痛的是，他们“建房屋，立栅栏，靠火枪自卫”。等皇帝一死，葡萄牙人没了靠山，他们在明廷最重要的赞助人也被砍了头。一干使节被遣回广州。等他们到了广州，事态早已恶化。

1521年春，由数艘葡舰组成的一支舰队沿珠江而上，准备到广州行商。广州官员让他们离开，葡萄牙人不从。一些葡商上岸交易，立刻就被拿捕。瓦斯科·卡尔沃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写征服中国计划的那个人。他的兄弟迪奥哥·卡尔沃在最大的那艘船上当船长，一听兄弟被拿，当然不能示弱，要求广州方面赶快放人。

中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集结了一支舰队，由汪鋐统领。汪鋐生于1466年，1502年通过殿试，1514年主政广东，主管海防。1521年之前，他的心腹大患是海盗，对付海盗他有一套办法。而对阵葡萄牙人更有挑战性，最终也让他彪炳史册。

首开战衅的准确细节已不可考，看起来，汪鋐采用的方式是单刀直入，以舰对舰。据一份明朝的广东公报说，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葡萄牙的文献证实了这一点，说“这种方法对付他们（中国人）行之有效，他们从交战开始就被我们的火炮痛击，人员死伤甚众”。

汪鋐的舰船数量优势明显，葡萄牙人只好靠火炮让它们不敢近身，一想靠近，葡萄牙人就开火。据葡萄牙人记载，中国人“想要包围我们的船，但是水域狭窄，帮了我们五艘船的忙，他们舰船众多反而不便，不过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火炮精良”。汪鋐虽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却没有攻击的妙方。有中国文献甚至提到他想用善水之人，潜入葡舰底部凿孔。此法应该并未奏效，葡人文献亦未提及。

以上均可佐证欧洲军事领先说，汪鋐本人也和同时代的很多中国人一样，承认葡萄牙火炮更厉害。他后来写道：“臣窃惟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

汪鋐最终还是靠包围战术占了先手。葡萄牙人没有补给，饱受饥饿和患病之苦。如果汪鋐的手下没有犯错，他很可能就逼得葡人投降了。他们一心把葡舰围在中央，却没能防住从外面攻来的援兵。在援兵的帮助下，几艘葡舰突围了。火力最猛的一艘是杜阿尔特·科埃略率领的，他是个“笃信天主”的人。1521年9月8日凌晨，他的船及其他几艘船都冲破了包围。

汪鋐严阵以待。中文资料记载，他想出一计：“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诸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汪鋐）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

风向正好。葡萄牙人记载：“这番进攻造成的景象与地狱无异，烟焰张天，我方不想硬拼，只想找到一条逃命的生路，却又不敢——他们已经被烧得狼狈不堪了。”

在这里中国和葡萄牙的记述出现了分歧。上述中文资料接着写道，汪鋐“命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

葡萄牙人却记录了一个迥异的结果：圣母显灵。冲突的那天是9月8日，正是圣母玛利亚的生日。虔诚的杜阿尔特·科埃略命令所有人诚心祈祷。根据最有名的一个葡萄牙文献记录，玛利亚回应了祈祷者。“我们的圣母，救人于困厄的圣母，以雷声回答了我们，随之狂风大作，我们鼓帆疾走，而敌人则摇摇晃晃，还损失了好几艘船。”他和迪奥哥·卡尔佛等人逃回了马六甲，在那里的山上建了一座圣母纪念堂。

描述火攻并称无人生还的中国文献并非第一手材料。比如说其中的一份其实是汪鋐祠堂的碑刻。碑文把1521年科埃略借神奇的狂风遁走的那次海战，和1522年的那次合二为一了。而1522年那次战斗，对葡萄牙人而言更为惨痛。

第二次中葡冲突，1522年

1522年，又一支葡萄牙人的船队抵达中国海岸。率领船队的是海军上将马丁·阿方索·德·梅罗（Martin Afonso de Mello），他的使命是重修两国关系。他信心十足，顺珠江而上达广州，结果发现前路被大军封堵。中国舰队在1521年就集结迅速，而这一次，根据他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帆船总数达到了三百艘以上，大大小小，其中八十艘都是巨大的双桅戎克船，装备了小铳和其他武器”。

两位中国主帅柯荣和王应恩都没有先发制人。梅罗写道：“他们只想炫耀实力……在我面前开几炮，擂鼓敲锣（制造声势），横在我们要进入的港口前。”梅罗是为和解而来，于是隐忍不发，但他写道：“不能还击他们，我实在难受。”

他尽量靠近海岸，让船队里的小船近岸去做点儿生意，但是每天天一亮，中方就派出武装小船，来回鸣枪驱赶。梅罗领了一队人去岸上取淡水，结果被一串火炮给打了回来，只得丢下水桶，直奔回船。“没带回水来，倒带回了一身血。”

戎克战船发动了进攻，开始齐射，梅罗只好采取紧急措施。他命人割断锚绳，昂贵的锚也不要了，开始向深海逃逸。他的兄弟迪奥哥·德·梅罗带两艘轻舟在前方领航，似乎想在众多平底船的包围中探出一条路。中国舰队靠近探测船，然后开火。

圣母玛利亚这次没有显灵。葡萄牙史家若奥·德·巴罗斯（Joao de Barros）写道：“一粒火星溅落到迪奥哥·德·梅罗船上的火药桶里，把甲板炸上了天，这是敌人胜利的第一个征兆。他和船都沉到了海底。”迪奥哥的兄弟——梅罗上将悲痛欲绝：“我看见一艘船在火焰中爆炸、沉没，我们看不出里面有生或死的痕迹，这是我兄弟迪奥哥·德·梅罗的船，我父亲一家，还有我的家眷，十五到二十人，都跟他在一起。”

另一艘探测船的船长，佩德罗·奥曼（Pedro Homen）看见幸存者在水面沉浮，想去救援。中国人攻击了他们，先是用炮，后来派出了小艇。佩德罗生性强悍，“是葡萄牙数一数二的大块头，精神坚毅，天生神力，异于常人”。中国这边也有自己的英雄——“潘丁苟先登，众齐进”。战斗惨烈。潘丁苟的同袍渐渐压倒了佩德罗的人马，不过致命一击不是赤膊相斗造成的，而是靠了中国的火炮。葡萄牙文献写道：“（佩德罗·奥曼）所向披靡，要不是（中国的）炮弹，他根本不会死。中国人怕得不敢靠近他。”

德·梅罗赶来援手，到佩德罗船侧时已经太晚。只剩一个水手、一个侍从，躲在桅杆的望台里。葡萄牙人记载，中国人杀光了船上所有人，“因为他们冷血无情”。中国文献也证实了这次屠杀：“生擒别都卢（佩德罗）……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佩德罗和其他俘虏很快也丧了命，中国皇帝下令处决他们。德·梅罗逃走了，他逃走前烧掉了佩德罗的船，不让中国人得到。

在第二次交锋中，葡萄牙人遭遇的是比第一次更强悍的舰队和更猛烈的炮火。1521年，葡萄牙人还能用精良的火炮来弥补舰船数量的劣势，1522年就完全不可能了。这说明中国人从上一次交手中汲取了经验，改进了装备。这第二支中国舰队的装备比第一支要好得多。

他们装备了西洋火炮吗？看起来像。1517年，葡国使节第一次来到广州时，有一位叫顾应祥（1483—1565）的学者仔细地研究过他们的枪炮。他写道：“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并且，葡萄牙人好像还被诱使拿出了一门火铳帮助中国人防御海盗，还有配合使用的火药配方。

同一时间，还有一位明朝官员也在学习西方火炮知识。明朝后来的文献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

官修《明史》里也有这个故事，细节稍异，但肯定了何儒“得其……船铳等法……中国之有佛郎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

文献，至少是迄今已知的文献都不敢确定，第二次冲突中的中国舰队在火器方面的优势是否受益于西洋火炮。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获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舰船数量优势，也要归功于他们火炮的优良，以及应用的纯熟，这一点是得到葡萄牙文献肯定的：梅罗上将就曾写道，中国舰队“用小型火炮武装甚严”。后来，他们在上岸取水时还被中国人的炮火阻截了一个小时。当他们返回船上，中国人炮火衔尾而来，攻击愈急，葡萄牙人根本无暇还击。梅罗这才断锚而逃。在其后的战斗中也是如此，中国火炮杀伤了众多葡萄牙人，于胜利直接建功。

正是如此，中国火器技术在第一次中葡冲突的系列战中远远落后，而第二次就略胜一筹，或至少旗鼓相当了。这说明中国人学习迅速，在火器装备上赶上了葡萄牙。

毫无疑问，中葡冲突是军事史上的一座分水岭，宣告了中国军事技术的革新正在深入展开。击败葡萄牙人后名声大振的汪鋐就是倡导学习新技术的代表，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中国朝野上下都渴望学习和改进外国军备。尽管今天还有许多学者认为，1433年之后的中国故步自封、拒绝革新，但这个说法不能解释以上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