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霸海上——紫禁城大火



当宇宙一片祥和、土地肥沃、收成丰硕而海中鱼产富足、森林又多出良材之际，太平与安康降临每一家庭。同时，疾病、兵祸、狂风暴雨、灾变等各样恶事不生。皇帝（天子）的仁德也自然完美无缺。

一俟天道失调，水涝、饥馑侵袭大地，鼠疫、时疫大行，诸般不幸犹如风暴笼罩全民，天子仁德必遭怀疑。天子原是天地及神人之间的协调者，灾变疾疫丛生之际，其所作所为宜加检讨。

诚如至圣先师孔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紫禁城营建完成后的数个月间，本是成祖最高兴的时光。然而，烦忧犹如遭到感染的伤口，不断扩大。

首先是朱棣的宠妃，来自苏州的王贵妃过世。洪武九年（1376），于父皇主婚下，朱棣与徐达（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之女联姻，借以强化两家的关系。当时朱棣16岁，而未来的皇后年仅14岁，据多方说法：两人为相亲相爱的伴侣，育有三子四女。徐皇后死于永乐五年（1407），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曾强化在朝儒生的力量，此举于其太子嗣位后发生重大影响。在她死后，朱棣没有再立其他的人当皇后，但他跟王贵妃极其亲密，王贵妃成为宫闱的监护者。朱棣年岁渐高，病痛缠身且脾气暴戾，朝廷成员莫不心怀恐惧。王贵妃每能化解双方的闲隙。据说，在王贵妃死后，朱棣暴戾的脾气转为残酷，大量的宫人，只要稍为引起成祖的不悦，就立即被处死。

在永乐十九年（）春，两位宫人与某宦官关系暧昧。虽然此非什么稀罕的事件，然而基于若干理由，一说这两名宫人之间也有暧昧关系，她们一起自杀了。成祖得知她们的死讯，大发雷霆，因为其中之一原是他的宠妾。成祖即刻下令刑讯。宫中仆役诬告死去的宫人，指死者曾密谋弑君。调查终结时，这项诬告的叛逆大罪牵涉宫人、宦官为数多达2800人。据说成祖本人曾亲手处决其中的若干人，但是为数多少不详。若干宫人于处刑前，当面大骂皇帝：

“你自己阳痿，所以我们才找年轻的宦宫，这有什么罪过？”

同年春天，60岁的成祖还有一件倒霉的意外之灾。即在成祖与帖木儿国特使一起在京师郊外狩猎之时，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而这匹马正是帖木儿国王沙哈鲁送给他的贡礼。朱棣大怒，贡使竟敢送一匹如此难以驾驭的马给他，下令官员将贡使铐起来，送往东北边塞充军，官员们则耐心地进谏成祖。所幸成祖第二天于帐中接见发抖的贡使时，心情甚好。当时贡使皆伏趴在地，不敢说话。虽然因为倒霉坠马而疼痛，成祖仍然邀请贡使与他一起骑马同行，并提到了贡马的要件。

他说：“既欲两国联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他披着织金红缎披风，长长的胡须放在黑缎囊里。“昨日朕所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

“此马乃昔日帖木尔之马。”使臣的首领沙的火者（Shadi Khwaja）说。“〔其子〕沙哈鲁王献陛下以此马，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谓贵国必以此马为马中之宝也。”想到这匹不易驾驭的马乃是16年前对手帖木尔的坐骑，成祖突然转怒为喜。非但没有罪处贡使，反而赐以大量的赏赐品。波斯方面资料的记载则有所不同，按照史家哈菲兹·阿不鲁（HāfiziAbrū）于1423年写的编年史《历史精华》（Zubdatu't Tawarikh）中的波斯资料声称，事实上是因中国官员劝阻，成祖始宽大为怀。

“贡使……绝不可罪责！”官员向皇帝提出告谏，“他们的君主进献好马或坏马，贡使无选择余地。而且，即使陛下把贡使碎尸万段，却无害于他们的君主。但另一方面，皇上的恶名却会在这里传开。全世界的人会说中国皇帝违背了所有惯例，把离家多年的使臣拘禁起来，并且罪惩他们。”

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狩猎意外之后未久，又有一个征兆显示上天对朱棣业已动怒，这是一个他不得不理会的征兆。

仲春一次暴风雨，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黄色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

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男人跟女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灰烬方才冷却，谣言即传遍紫禁城，说这场火灾早已有人推算出来。漏刻博士胡，已预言大殿将毁，且具体算出精确时刻。胡告知成祖，成祖反而为此不祥的预言勃然大怒，将其囚禁起来，并说：若届时没事，必将其于算定火灾发生的确切时辰处以死刑。根据宫中传说，时间一到，可怜的胡即服毒而亡，一小时之后，闪电果然击中了大殿。

朱棣为这场大火所震惊，立即至宫里的寺庙祈祷。他向上苍报告：“天帝怒我，故此焚我宫室；虽则我未作恶事：既未不孝父母，又未横施暴虐！”

成祖并广开言路，请官员直谏他的缺点。就如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为了表示诚心，朱棣又下了另一道诏旨：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殆欤？或法祖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恶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或谗慝交作，谄谀并进，而忠言不入欤？或横征暴敛，剥削掊克，而殃及田里欤？或赏罚不当，蠹财妄费，而国用无度欤？或租税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欤？或军旅未息，征调无方，而馈饷空乏欤？或工作过度，征需繁数，而民力凋敝欤？或奸人附势，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疲软、贪残、恣纵，而致是（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朱棣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他豁免昔年被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并暂停宝船船队的远航，往诸番国的宝船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

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朝廷的国库现在已几乎空虚。国库空虚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

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以致黎利所领导的叛众，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求直言诏甫下，一时批评成祖政策的言论，毫无顾忌地涌现了。然而，求直言的时间是短暂的。来自江西古老家族的翰林院官员李时勉，告诉成祖：北京根本不是接见诸番国贡使的适当地点。

直至有一天，成祖按捺不住在朝殿之上对大臣们怒吼：“讪谤之徒！”大臣立即静了下来。那些曾批评迁都的官员，一个一个或流放或下狱。成祖发现有一位年轻的主事萧仪言论尤其激烈，于是将他处死。户部尚书夏原吉，因成祖的举动而忧心不已，于是迈步向前，为这场大火承担责任。

他说：“彼应诏无罪，惟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

危机逐渐过去，凡有关这场大火与兴建新都负担的议论，也随之停止。至于重建焚毁殿堂的努力，则直到15世纪中叶才告开平，朱棣派遣两万兵力，前往攻击兀良哈蒙古部落。

太监沐敬见到如此盲目的远征，力劝朱棣班师回北京。朱棣予以嘲讽，并羞辱他，叫他：“反蛮！”太监仍然极力劝阻。他说：“固不知谁为反蛮也！”盛怒的朱棣，下令将其就地正法，但这个太监毫无惧色。朱棣反而为之动容。

他说：“我家养人，若皆得此人，岂不诚有益哉！”

虽然兀良哈蒙古曾在朱棣追逐君权期间，站在朱棣一边，与他共同作战，但如今却反过来协助阿鲁台。明朝的军队轻易地击败兀良哈蒙古，但阿鲁台逃到外蒙古。朱棣决定放弃追逐阿鲁台，最后回到了北京。

然而第二年，即永乐二十一年，成祖为了追逐阿鲁台，又再度返回满是风尘的路上，前进蒙古。这次，虽然朱棣得知鞑靼已被瓦剌及东蒙古部族击败，但他的军队却连敌人的踪影都不曾见着。永乐二十二年夏天，老迈且同时又是疾病缠身的成祖，再度坚持搜寻敌人的踪迹，但仍然徒劳无功。

朱棣身体不佳，已有若干时日。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就曾为寄生虫病所苦；而在永乐十二年征伐蒙古之后，他被一种叫风湿的病所折磨。若干历史记载称：成祖还患有局部麻痹，并拿道士给的金丹，参以作为兴奋剂的砷，加少量烧酒服用。因此，在他晚年，因砷中毒而慢慢趋向死亡。然而，其他的资料又宣称朱棣藐视民间疗法，说人若能“清心寡欲”，则自然可以避免疾病。据说在永乐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年），曾有好心的道士要给他一服药，他说：“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

就在折返北京行军两月之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病逝”于一个叫榆木川的地方，享年64岁。可能是承认夏原吉这位户部尚书于其新近的若干愚蠢征伐所持的反对立场是正确的，他在病榻上说：“夏原吉爱我！”

内蒙古北部的炎热旷野上，锡制的炊具被拿来熔化，制成锡棺，放置成祖的尸体，运回北京。高层的官员与太监，对于成祖的死讯秘而不宣，直到队伍确实到了北京。成祖的尸体，移到一具楠木做的长棺木之中，并放置在紫禁城内百日。在这段服丧期间，禁止奏乐及所有宗教仪式，婚礼也遭禁止。寺庙鸣钟三万下。成祖陵寝的位址，早在永乐九年之前就已选定，位于北京西北方20英里的天寿山山脚下。徐皇后就葬在这里。就像朱元璋在南京的陵墓一样，墓冢位于一山一水之间，以防止灵魂游荡。之后，明代的13位皇帝均葬在这平缓的草原与海拔不高的丘陵地上，可以比美埃及的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当朱棣出殡的日子到来时，皇帝的尸体自午门抬出。新皇帝立于午门后方紫禁城的宫墙内。由万名军人与文官组成的队伍，在朱棣的勋臣引领下，以曲折的方式缓缓步行，走出北京城的西门，然后北向前往陵寝（译按：即长陵），以便搞乱据称只走直线的恶灵。这样的缓步要走上两天。同一墓穴中葬了朱棣的16位妃嫔，她们或被缢死，或被迫自杀，跟他一起葬在玄宫（地宫），这座地宫是由四座位于地下80英尺深的墓室所组成的建筑群体。古时各朝代遇有这样的日子，牲畜也会被活活杀死，与皇帝一起埋葬；但在15世纪时，则是将牲畜去皮、烹煮过后，呈献给祖宗作为食物之后才埋葬。棺椁中，皇帝的衣服、饰物、器皿及日常生活喜欢的东西，被审慎地铺在尸体周围。在地下墓室上面的地表，是一座宏伟的明楼与三座中庭连接成的享殿，此后每年两次，就在皇帝灵位面前举行仪式。而为了来生，永乐皇帝的陵墓，由一英里长的文官石雕像、武士石雕像、石兽雕像护卫着，每一尊石雕都是用个别的大花岗石雕成。脸庞庄严的朝廷文官雕像，穿着长长的官袍，戴着代表他官职的方帽，拿着代表品级的笏板，等待皇帝下达另一道训示。

当他的主子及朋友——成祖驾崩之时，他并不在中国。虽然成祖的圣旨中明令禁止远航，但成祖却派遣郑和与一些小侍者前往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平息继承王位的争执。此趟行程并未算在郑和所指挥的七次远航里。郑和并未自三佛齐继续远航，当他返抵国门时，朱棣那位爱好学问、46六岁的太子朱高炽，已经登基了。

照理讲，父子应该不会有太大不同。但朱高炽是一肥胖、不好动的孩子，欠缺他父亲的活力。朱高炽也对当军人或打仗没什么兴趣。有一回，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就在他祖父（太祖）还在世时，高炽曾与其他亲王一起被叫去校阅部队。但仅仅一下子，这孩子就一个人回到宫中，说他好冷，真的宁可吃他的早膳。

当朱棣在外讨伐蒙古或在北京兴建新都之际，高炽就留在南京学习政务，并受到其博学的母亲徐皇后的影响。徐皇后曾监修一套模范妇女的传记汇编《古今列女传》，而她个人则编了一本辑录儒家、佛家嘉言、故事的通俗书籍，题为《劝善书》。她曾为翰林院（士大夫的菁英机构）成员及家眷举办了一次由她主讲的演讲，借以提升翰林院在朝廷中的权力与声望。而与此同时，成祖则与陪他一起征讨、强壮又矫健的次子朱高煦愈来愈接近。有一段时间，朱棣曾考虑过要指定次子来继承皇位，然而可能是因为高炽证明了本身具有练达的治国长才，所以成祖不曾改立储君。

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夏原吉与杨溥均在其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传统的儒生，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的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必须尽快更张。从实际的立场出发，这些官员维护太湖地区富庶地主的利益，帝国的田赋总额之中，这些太湖周边地主所缴纳的额度，自来极不公平。

夏原吉重掌户部尚书一职，且提出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

同时，“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其各处采办铁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间例采办，余悉停罢。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即于所在官司库交收。其未起运者，悉皆停止。各处买办诸色NBB27丝、纱罗、段匹、宝石等项，及一应物料、颜料等，并苏、杭等处续造段匹，抄造纸札，烧造瓷器，采办黎木板，及造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其差去人员，即便回京”。

儒家治术实质的运作原则，系基于陆地是帝国的太平基石。帝国的防卫，有赖于境内的长城，而不是大海。而且，孔子不是曾说过，百姓的安康较国家的利益重要吗？哪里有饥荒，国家就应在哪里赈粮。而且，向子民需索金银、宝石和其他宝物，对吗？

朱高炽真正是关心减轻百姓重赋之事，有一次，当其被一名持有异议的官员阻挠时，他说：“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

由于仁宗大半的生命岁月都在南京，他计划将京师迁回南京，并将北京改为“行在”，虽然此举仅止于名义而非实质（最后，英宗在正统六年，即1441年，取消了这一更张，北京再度正式成为明朝的京城）。仁宗解除郑和宝船船队总兵的职务，让他在南京担任守备。该职是一个重要的职缺，也为太监在其他诸省领兵镇守开了先例。仁宗的大臣曾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他为何会让郑和担任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令人费解。

事实上，郑和曾在南京住了许多年，监督宝船的建造工作。在南京城靠南边接近大清真寺的地方，他盖了一座大院和庭园。当时，南京的回教人口，估计有10万人。据说，郑和的宅第拥有72间房子，正门硕大，关门声足以让整座宅院产生共鸣。他在龙江船场周围及城墙外也拥有土地，后来将这些土地赠予过继的侄子郑灏招。这孩子无法承袭郑和的官品，但继承了这片土地，乃使他及他的子孙拥有相当财产可以自给自足。自三佛齐回来后，郑和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监督报恩寺建筑群的完工，并整修新皇帝所要居住的皇宫。

所有事物，都从朱棣在位时的极度进取，摆荡到另一头去。然而，即位刚满九个月，仁宗驾崩了，把皇位留给了他的太子来继承。朱高炽的暴毙，引发若干猜测，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但宫里的雷太监说：死因是“阴阳”失调，可能是心脏衰竭。事实上，仁宗身体本有病痛。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临终的那天，高炽说：希望简单的埋葬就好了。

他说：“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

位于天寿山的仁宗陵墓（译按：即献陵），仅三个月即完工，与他父皇的陵墓相较，显然简朴了许多。

朱高炽死得太早，在明代宫廷遗下两个强劲的集团，为权力而争斗不已。朱棣极为信任的宦官集团在宫内、宫外都掌握重要的职位，力图恢复贸易及宝船的远航，俾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至于当时朱高炽才刚刚授命的儒家官僚，他们意图以保守、传统的方法，为皇帝重建稳定的财政；很明显的，他们的政策，并未包括老百姓的重税与危险的海上冒险。新的皇帝到底会听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