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霸海上——宝船

在南京城的南部，秦淮河的一条支流蜿蜒地流过。这条秦淮河的河水缓缓地淌着，在它的许多平缓河湾上，停泊着舱房如小宫殿般华丽的画舫。从早到晚，在这些游舫上，人群来往络绎不绝，享受着红颊似桃的年轻姑娘的感官欢娱。偶尔，画舫会应客人的要求驶离河岸，悠悠荡荡地滑行，伴随着软乐高歌，漂流在似晨雾的氤氲水波上。

然而，顺流而下至南京城的西面的秦淮河的主流在此注入了浩瀚的长江。一长串的驳船，在内陆的河港忙碌地来回穿梭，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载运到龙江船厂。人跟马将货物搬上泥泞的岸边，送进大型的货栈里。报时的更鼓声，提升了工头的焦虑，因为进度总是落后。船还没造好，朝廷又颁下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建造另一批船只。

永乐皇帝在位时，龙江船厂的规模几乎双倍于前，从东边的南京城城门起到西边的长江，涵盖数平方英里。它胜过了接近长江口的苏州船厂，是明帝国最大的造船中心，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造船厂。直到弘治四年（1491），龙江船厂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却又相邻的两家船厂，而其中之一，建造了大部分的宝船。

成祖在永乐元年（1403）五月，下令福建造137艘远洋航行的帆船。3个月之后，又下令苏州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建造另外200艘船舶。而在永乐元年十月，朝廷又命令沿海各省迅速将188艘平底运粮船予以改造，以因应外海航行所需。造船的狂潮，从永乐二年（1404）一直持续到永乐五年（1407），为应付帝国各式各样的特殊任务，建造或修复了1681艘以上的船只。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力供应所需木材，因此广大内地的伐木行动匆促地动员了起来，在长江和岷江流域四处寻觅大木。大木顺流而下，漂至可以顺利通向大海的船厂。大半个帝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造船工程。

在洪武和永乐年间，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大约征调了400户以上的木匠、帆工及造船工人到龙江船厂。高峰时期，约有两三万人住在船厂里工作。这些专业的工匠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醝作、篷作及索作。每一厢大约百户。另外，又有更夫、搭罩篷作、桥木作，以及照料用来搬运船厂之内建材的许多马匹的御马监匠役。这些造船的工人通常不识字，因此船匠用他们的技术，将木料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仔细拼接在一起，完全不用钉子拼造出实际船只的缩小模型来指点他们。

有一句中国老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龙江船厂熟练的造船工人建造船只，就像从事着另一种重要的冒险行动，十分重视做任何事的正确的方法与恰当的步骤。

在船厂的中央，是7座1500英尺长的干船坞。每一座都靠近陡峻的长江岸，而且以高闸隔开江水。当船只完成，闸门一打开，江水灌入矩形的船坞时，船就可以顺利地移动，驶入长江的主河道。为了避免未完成的船只受到任何破坏，船坞的闸门派有军士巡逻。

欧洲的造船术首次使用干船坞，是在15世纪末的英国朴次茅斯港。而在中国，其确切的时间，最晚在10世纪。当时，有关两条大“龙舟”或游船的整修计划中，已经展现出干船坞的概念：

熙宁（1068—1077）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修治游幸的龙船船腹），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點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龙江船厂建造的木造船只，先从船身造起，并按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船身再以侧身板一层一层纵向加厚堆叠覆盖起来。桅杆则竖在防水隔舱前面一个叫做“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填塞厚板间的缝隙，并敷以桐油、石灰混合物。用以接合厚板的铁钉，也敷上桐油、石灰混合物，所以铁锈不会损坏到木质纤维。这种桐油混合物，必须先加以烹煮，才能凝固成为优质的防水材料。自7世纪起，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使用这种桐油混合物作为防水材料。当时印度洋上航行的船只，通常是使用烂泥和猪油来黏合，烂泥和猪油常在大海上分解，导致船身出现严重的渗漏。

中国大帆船的桅杆，通常是用坚硬的杉木做材料，而船身的木材和防水隔板则以榆木、樟木以及来自四川的楠木制造。舵杆通常用榆木，关门棒（译按：即舵柄）则用橡木。橹则常用杉木、桧木或樟木制作。龙江船厂有10排房舍，每排60间，专门用以储存建造宝船所需的材料，包括从其他船只上拆下来的旧厚木板。

太祖在位时，龙江船厂曾用以建造“沙船”，这种船主要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航行于相形之下较浅而且存有多处险滩的黄海上。早在7世纪起，中国人就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建造了此种形式的船，当时叫“防沙平底船”。它底部平坦，船头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由于这种帆船长而平的船身和低的吃水性，所以即使不小心遇到浅水，它也不会无助地在那里进退不得。然而，沙船在外海，就显得颠簸摇晃，不适合在惊险的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上航行。因此，交由宝船来承担这趟任务。

朱棣征调福建的船工来龙江船厂建造其他的各式大帆船，特别是用以在南方海上航行的大帆船。这些船舶具有形状尖锐、“尖如刀”的船身，可以在航行时冲破巨浪，以及宽阔的舱面。龙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以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船头跟船尾两边隆起，每艘船都有四层甲板。最下面一层的甲板，装满泥土与石块作为压舱底的东西。第二层舱面是人们住宿的地方和仓库的位置。第三层甲板或顶舱则结合室外的厨房、食堂与舰桥。第四层甲板是一个高度很高的作战平台，它有时会与大帆的功能产生冲突。这些船舶的船头极其坚固，是用来撞击小船的。它甚至也用以抵御暗礁的撞击，而暗礁乃是南中国海上的一个威胁。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吴王夫差曾在靠近福州的闽江岸设立了一个船厂，而且用福建来命名这种由地方建造的优异帆船，即有名的“福船”。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可·波罗曾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儿汗国时，率领一支由14艘“福船”组成的船队在福建泉州停留，当时，每艘船都有四桅、九帆，为数约250到260名的船员。明代所有的战船与海岸的巡防船，也都是“福船”。按照一般惯例，福船的船首都绘着“龙睛”，这样一来，船只就可以“注视”着他们要去的方向。

在龙江船厂的船工，将沙船与福船的设计结合，进而为宝船的船队建造了一种新式船体。因为要迎合成祖的狂妄心态，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政权与据有皇位的正统性，所以舰队中最壮丽的宝船，造得是硕大无朋。许多历史的记录记载它的尺寸，用繁写的“肆拾肆”，而非“四十四”，因此这个数字应该是精确的。宝船或龙船“长肆拾肆丈，阔拾捌丈”。然而，官方长度的一华尺，在整个明代就有很大的不同，从一尺等于9.5英寸到13英寸都有。更且，华尺视其用于何种建物或使用于何地而定，也有很大的不同；帝国的建筑规格并不一致。

早期计算宝船尺寸的大小，以一华尺等于12.129英寸（明工部尺），或13.338英寸（淮尺）作为基准，这些尺寸是江苏地区为了建造“沙船”所定的标准规格。根据这些标准尺来算，一艘44丈（一丈等于10尺）的船舶，有448.8到493.5英尺长。这么长的木造大帆船，并不利于作战，即使它真的禁得起航海，但还是令人难以相信。现在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宝船虽然在南京建造，但它们设计上的雏型应该是福船，因为大多数的龙江船工来自于福建地方，他们也都将工具带来了。根据在福建考古出土的实际造船尺，长度从10.53到11.037英寸都有，现在大家都相信最大的宝船，长度介于390到408英尺之间，宽度介于160至166英尺之间。这是直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所曾造过的最大的木造帆船。

施于帝国最重要船舶上的“四四四”（44丈4尺或444尺）这个数字，并非随便给的。“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因为中国人认为地有“四隅”。中国人也认为“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位居四海之中。其他还有四方、四季、四维——即儒家思想中所指的四种维系天下的德性：礼、义、廉、耻。对宝船来说，所有“四”的数字都是吉兆的联结。

宝船长度虽然比起中国以往所建造过的任何远洋大帆船为大，但风格与船体却跟早期船只的模型没什么不同。唐朝的船有20丈长，宋朝的船则接近40丈。宋徽宗的“客舟”长10丈、阔2.5丈；而他作为特使任务之用的“神舟”，据说有3倍大。元世祖忽必烈的船，每一艘超过十帆，据说可搭载1000人。而在杭州西边的大湖上，则有宋朝人叫“西湖舟船”的巨大游艇，据推测长50余丈，“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

迄至永乐皇帝时，船只似乎仍一样的体势巍然，而且，在他建造宝船的同时，他曾降旨为其皇考的陵墓打造一块巨大的石碑。这块石碑，据猜测高135英尺，宽45英尺，厚12英尺。但在南京以东约八英里的阳山皇家采石厂完成这项工程之前，官员奏报皇帝，说这块石碑太大、太重了，无法搬运。如果这块石碑被竖起来的话，那将是全世界最大的石碑。然而，这块差不多是从整块巨大的大圆石上切割下来的巨大石碑，今日仍然躺在废弃的采石厂，成了朱棣雄心壮志的纪念碑。

龙江船厂大部分的干船坞，都有90到120英尺宽，而其中两座干船坞更达210英尺宽，足以容纳一艘160到166英尺宽的船。以宝船的长度而言，宽度显然较大。但就像典型的福船一样，他们都是“平衡如秤”的，具有高稳定性的设计，如V字形的船身、长长的龙骨和稳重的压舱底。龙骨是以铁筋将数根长木料捆束而制成。当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下颠簸前进时，船首的水柜会注入部分海水，以减缓海浪猛烈的摆荡。这时，船两侧的浮锚也会放下，以增加船在狂暴大海上的稳定。在船尾是一对用以在近海停泊的8英尺铁锚，每一个重量估计超过千磅。每根铁锚都有四只爪，而每只爪都是从主锚分离出来的尖锐角铁。这种外形的锚，早在基督纪元一开始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使用了。

宝船在设计上，又应用了另一项中国的发明——防水隔舱，更增加了宝船的强度。这种防水隔舱，是仿自竹子多节的结构。另外，宝船也使用可以升降的平衡舵，产生额外的平稳度，就像额外的龙骨一样。平衡舵就像许多安在船尾桩前面的舵一样，安在船尾桩后面，以使宝船这样大的船舶易于驾驶。欧洲的造船技术引用防水隔舱、船尾桩和平衡舵的设计，则已迟至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

然而，从宝船的帆具、索具与重要的设施来看，它又相当类似“沙船”。这种船有9枝错开的桅杆，与12张以红丝料制成的方形大帆。因此，它们能充分地利用风力，而且比典型的福船航行得更快。虽然宝船戴着24座射程达到800或900英尺的铜炮，但它并非战船，因为它没有福船为战斗而设计的高台或延伸出去的厚板。事实上，宝船是为了装载各色宝物而设计的。船上有供朝廷特使使用的豪华舱房，且装潢有露台和附栏杆的轩堂及前厅。宝船的船舱则满载了用以跟外国交换的高级丝绸和瓷器。船身雕绘着鲜丽的图案，船首装饰着兽头雕像及目光炯炯的龙睛，在船尾则饰以龙凤纹和鹰、球图案，象征着好彩头。船的底部涂上白漆，接近红色水线的地方，则是一个太极图案。

成祖在永乐三年（1405）春天，于南京所聚集的这支拥有317艘船的船队中，到底有多少大型的宝船，现已无法知晓。据明朝小说家罗懋登在16世纪所写的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述，这种由总兵太监及其他使节所指挥的华丽船舶，仅仅只有4艘。而且，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可以证实，宝船船队大部分由各种大小的其他形式的船只组成。在整个船队中，次大的船是八桅的“马船”，有些长达339英尺，宽达138英尺。马船主要载运马匹，亦即朝贡贸易中的主要部分，当然还载运有其他贡品和船只航行修缮船舶的各种必要材料。其次，是七桅的“粮船”，大约长257英尺、宽115英尺，负责装载全体水手——有些次远航的人数达到2.8万人——所需的食物。宝船船团中的大部分士卒，则由六桅的“客船”负责载运，该型船只长220英尺、阔83英尺。宝船船队拥有两种战船，一种是五桅，长165英尺的“福船”，另一种是比较小的八橹巡游艇，大约长120英尺或128英尺，用以震慑海盗。

特殊的水船是为了伴随宝船而特别建造的，它可以在海上供应人们干净的饮水长达一个月或更久，这是世界各地有史以来首次为大型的舰队提供这样的便利。然而，船队通常还是必须试着每10天就在港口停泊一次，以便注满水舱，所以一次大型的远征，大约需要20艘这样的水船。

宝船船队在海上航行时，可能借由巧妙的声号与视讯系统，来达成各式船只之间的通信传递。所有的船只，都配给大旗一面、信号钟若干、小旗五面、大鼓一面、铜锣若干，以及灯笼十盏。人们习于在船上用声音信号发布命令，响亮的鼓声足以让相邻的船只彼此听见，警告它们在暴风雨接近时避往安全的港口。在黑夜或恶劣的天气下，则通常用灯笼来传递信号。宝船船队并且使用鸽子作为远距的通信联络媒介。每一艘船都可以借由本身特殊的颜色，与一面上面写着白色大字的黑旗，来分辨自己属于哪个支队。

当宝船船队建造完毕时，全体船员亦召集整齐。航程当中，在居首的总兵太监下面的，是作为朝廷的代表与特使的7名钦差正使太监。在正使太监下面工作的，是10名副使监丞所带领的52名没有特殊官阶的内监。在太监监管之下的军事将领，包括负责指挥伴随船队前来的所有部队的两名省级的都指挥使，负责督饬军团下属的93名指挥，104个营级的千户，以及103个连级的百户。每一艘船的船长，都经皇帝特别指定，并赋予“生杀”的大权，以维持船上的秩序。另外，船队上也有准备官方文件的书记官二员，负责管理粮食供需的户部郎中一员，及负责掌管谒见外交礼仪的礼部官员二员。另外，又有阴阳官一员，辅以阴阳生四员，负责仰观天象，预测天候，掌管历日，解释自然现象。又有官名“通译番事教谕官”——即“通晓番书之教师”——的教官十员，在船上担任翻译官。在这些人之中，当然有通晓阿拉伯语和一些其他中亚语言的人。

这支船队另有180名医官和药生，专事收集外国的药草。整个船队，大约每150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名医生。大多数普通的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流刑的罪犯。最后，专业的工匠如铁匠、醝匠与搭罩篷匠，也被包含在这次出使的任务中，以应付在海上航行时所需要的修缮工作。

在返航时，全体人员，职务不论高低，朝廷都会赐予币帛，以酬谢其对皇上所做的奉献。在航程之中，如果有人受伤或殉职，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的补偿。

就如朝廷的圣旨颁行全国各地，要他们提供物资以建造宝船一样，朝廷也下令各省上贡宝船前往海外贸易所需要的各项物品，其中包括数千匹的丝绸和棉布，以及大量的铁制用品、食盐、麻布、茶叶、烧酒、菜油与蜡烛。苏州与杭州是丝织业的传统中心。朝廷严令村舍制造户与纺织作坊为宝船生产特殊材质及优质的高级丝绸和锦绣。海外垂涎的是用高级织物“缂丝”或“刻丝”制成的朝廷官服，这种织物的双面都显示出象征皇家的龙凤纹。缂丝以针为梭，每一厘米作经线24条，相形之下，法国最称精致的高布林毛织挂毯（Gobelin tapestries），仅有经线8至11条。

按照命令，如果织匠未按朝廷严格的规格织造，将受罚或监禁。

明朝官方在江西景德镇的瓷窑，明初时为20座，但宣德年间（1425—1435）增加到了58窑，主要生产用以出口的白瓷和一种易碎、薄胎的景泰蓝瓷。此外，宝船也装载了在亮釉上附雕绘的北方粗瓷——磁州瓷，与福建所造的釉彩带黄褐色的德化瓷，以及咸认具有神奇功效的灰绿色青瓷。从菲律宾群岛到东非，大量各式各样的中国精致瓷器，已陆陆续续地为人发现。广东南海县的铁工业，如铁钉、针、锅碗瓢盆和铁丝等行业，同样有相当成长，这些东西不但是为了龙江船厂所需而制造，同时也是为了海外贸易。

这支浩大船队的需求是如此的庞大，而这个需求几乎是立即涌现，它开始成为天下百姓的一大负担。为了减轻人民供应造船所需最重要的桐油和麻布的负担，成祖下令在南京城外开辟了大片的园圃，种植上万株桐树，以应付龙江船厂的需求。

然而，对外贸易孳生的财富，大部分还是进入了朝廷手中。就如一般的情况一样，出洋远航仍然存在着重税和贪官污吏非分地压榨地方百姓这些事。

从监察御史彭百炼的故事即可以证实：即使发现有弊端，守正不阿的官员亦无法对其有所奈何。根据历史的记载，江西穷乡僻壤的吉安县的县令，按照朝廷的命令分派县里的3名富人为宝船桅杆采办大木，如若无法交办的话，可以用价值相当的银子来抵免。彭百炼在偶然间发现县令为了需要的木材，不只选定3个富户，而是280户，并且为自己聚敛了大笔的钱财。彭百炼将此事向上级报告，未几，彭本人反因县官捏造罪嫌而身系囹圄。彭百炼最后虽然获释，但被褫夺了官职，为本身的耿直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太监特别喜爱的一项差事，是奉命到地方上为宝船征集木材，朝廷曾在一道圣旨中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予以“收回”。这些太监常在事后将木材卖掉，中饱私囊。皇帝发现这样的一名贪渎的太监后，立即予以处死，然而这样的惩治行动，只不过是偶一为之而已。

然而，即使在这些震慑人心的船只的光辉之中，暗藏着不满的种子，但永乐皇帝并未特别担心它——如果这些不满真的曾引起他的注意的话。这些船舶，还是一艘艘地从龙江船厂的船坞下水，进入长江。朱棣注视着这批即将奉旨行事、整帆待发的船队时，他知道他统治下的光辉已经显现，而全世界即将目睹他的万丈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