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是古代人对日本的称呼。明代的倭寇，是指在中国、朝鲜沿海进行掳掠的、有日本人参与的海盗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日本封建主支持的武士、浪人以及中国的不法商人、海盗等。
明代的倭患，虽然以十六世纪的嘉靖年间最为严重。但是，早在十四世纪的元朝，日本海盗就已经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而到了明朝取代元朝的时候，辽东、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更是屡遭劫掠。朱元璋亲手缔造了一支战斗力比较强的水师，经常出海巡逻，在陆军的配合之下，共同剿杀倭寇。朱棣登基之后，禀承其父的政策，还加大力度，沉重地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于1419年（永乐十七年）4月，明朝从朝鲜得到倭寇进犯的情报，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事先作好准备，在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设伏，一举捉获113名敌人，并斩首千余级。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倭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明军抗倭古画（局部）作者：仇英
为了平息外患，明朝一面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与外国进行商品交易；一面与日本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允许他们以朝贡的名义，定期进行商贸往来，以达到借助日本封建主抑制倭寇的目的。
明朝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北与朝鲜半岛接壤，南至安南，全长达到1.8万公里。朱元璋在明初建立了一支数以万计的水师，共有1200艘战船，而地方军队也根据具体情况建造船只，参与海上巡逻。各类战船从大到小，形式多种多样，著名的有三种类型，即福船型、广船型与沙船型。
大福船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船》
福船，顾名思义，是福建制造的船，一般从大到小有六种型号，另外还派生出名目繁多的型号，如鸟船、苍山船等。大福船装有桅帆，船首尖、船尾宽，前后两头翘起，船身庞大，分为四层，最底下一层不可居住，只是用来放置木材、石块压舱，以防轻飘。其上三层为楼房，周围建有护板。船底是尖的，吃水深达一丈一二尺，能够划破巨浪，在深水中前进时全仗风势，不靠人力，适应远洋航行，但在近海则容易搁浅。
广船，是广东制造的，有大、中、小型之分。大型船只装有前桅与中桅，上面悬挂着硬帆，小型船只上装有橹、桨等物。这类船的船底比较尖，而且身型很长，吃水比较深，适宜在近海中使用，但不方便出远洋。
广船图片（右）
采自《武备志》卷一三四
沙船，流行于浙江南京、太仓、崇明、嘉定一带。船头方形，船底平。桅、帆比较多，速度比较快。这种平底船与尖底船相比吃水较浅，不利于深水航行，但在浅水中使用，不容易搁浅。
此外，明军水师在海中使用的船只还有渔船、鹰船、蜈蚣船、两头船、喇叭船、鸳鸯桨船、赤龙船、火龙船等等，这些船只性能各异，分别在远洋、近海与浅水中活动。
沙船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船》
明军水师很早就装备了火器，例如手铳、碗口铳、大小将军炮、火箭、神机箭、火蒺藜等，到了嘉靖年间，配备的火器品种更多，质量更上乘。
在管形火器中，除了引入国外先进的佛朗机、鸟铳之外，还有发熕。例如铜发熕，体重约五百斤，可发射重约四斤的弹丸。
铜发熕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器》
佛朗机、发熕等火器是用来射击敌船的，操作时由一个人手持盾牌在前面掩护兼点燃引线，另一个人专门负责装药。射击鸟铳的士兵也需要有专人持盾掩护。不过，因为海上波涛起伏，船只荡漾，所以鸟铳的准确度大打折扣，发射鸟铳时经常要多个人同时瞄准一个敌人，这样成功的机率才会大一点。
明军装备的新式火箭也引人注目，主要有：
神飞火鸦图片
采自《火龙神器阵法》
神飞火鸦，是一种竹苇等物编成的鸦形火箭，内装炸药。鸦身的下半部斜装上四支火箭，点燃后可以推动火鸦飞向目标。鸦身的两旁还有风翅，这样飞行时便增加了稳定性，还具有滑翔能力。到达目标时，鸦体内的炸药爆炸，起火焚烧。
火龙出水，是用五尺长的竹筒制成，里面安放着数支火箭。竹筒一端安装着木雕龙头，一端安装着木雕龙尾，活像一条龙。龙的身躯倾斜绑上四支火箭，点燃后推动着火龙起飞，当这四支起动火箭的火药将要燃尽时，就会顺着事先连接好的引线而点燃竹筒里面的数支火箭，经龙口射出，飞向目标。
火龙出水图片
采自《火龙经》
总的来说，各类火箭受风向影响比较大，无风时即使射中敌船的帆，但火势也不能迅速蔓延，甚至会自动熄灭，而风太急时又会吹熄火箭的火焰，所以最好是选择刮起微风的时候发射。
喷筒是喷射火焰的燃烧性火器。而明军装备的飞天喷筒由二寸竹筒制成，内装弹药，点燃引线后发射，可以远及三四十步，应急时使用，对敌人威胁很大。
明军的近战利器还有火桶。火桶，属于爆炸性火器，制作时在木桶之内先放入5斤火药，再盖上一层沙土，上面放置一个盛着火炭的碗。然后给木桶加上盖子。作战时，将火桶抛向敌船，火炭从碗中翻滚出来，立即引爆火药。这种武器在敌船迫近时使用，效果最好。
水雷也属于爆炸性火器，有水底雷、水底鸣雷等多种类型，分别可用引香引爆，或者用绳索控制引爆等等。
明军既有火器，也有冷兵器，例如弓弩、标枪、钩镰等等。
明军的水军不用走陆路，披带着重型金属铠甲也不感到吃力。步兵的处境则复杂一些，因为南方崎岖的山路、泥泞的田地比较多，将士们长时间背负着金属铠甲行军，有时难以承受。况且，铁甲在南方的潮湿气候里也很容易生锈，一些将士因而改用藤、牛角片制甲。但是，倭寇拥有精良的鸟铳，藤与牛角片制成的甲抵挡不住鸟铳发射的弹丸。怎么办呢？有的聪明人转而选择穿戴用绢、布、纸、棉制成的铠甲。这些铠甲通常由内外几层组成，厚达一寸左右，有很好的韧性，有的还镶上了金属片，防护作用更佳。例如棉甲是采用七斤棉花，制成长至膝部的夹袄，缝紧之后再用水浸湿，铺在地上，用脚反复踹实，晒干，经过这样的工序，即使淋雨也不会变得很重，而且对鸟铳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飞天喷筒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器》
火桶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一七
沿海地区戒备森严，一些地段建立了水寨，例如浙江的黄华、江口、飞云、镇下门、白岩塘等水寨；福建的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以及后来增设的小埕、铜山等水寨。这些水寨建有包括码头、炮台、碉堡在内的各种设施。以炮台为例，一般在海岸上选择便于登陆的地段设立高十多米的炮台，可以筑为三层，每一层都布置了各种火器、弓弩，可以通过射孔发射。此外，明朝还在沿海省份重要的交通枢纽、出海口、便于登陆的地段广泛建立卫、所、堡垒，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防御。每一个前沿卫所守卫的海岸线约为一二百公里。还在内陆的江河流域设有备倭水军，主要有四百料（料是明代的载重单位，一料约等于92公斤）战船、二百料战船、一百五十料战船、一百料战船、三板船、哨船等等，这些船最长的可达二十多米，短的为十多米，宽度约为2至5米不等，有的单桅，有的双桅，各类战船达到30多种。
水寨、卫所、水师等军事力量作战时通常由总兵负责，必要时由总督、巡抚统筹调度。然而，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结果是卫所屯田遭到破坏，军士大量逃亡，水师数量也一样减少，而且很多战船已经毁坏及报废，致使海防日趋废弛。
嘉靖之前，明朝虽然经常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但是对其来华商人及货物的数量均有限制，而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各种势力盘根错杂，互相竞争，终于在与明朝朝贡的问题上酿成了乱子。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分别隶属不同封建主的两位贡使在浙江的宁波爆发了冲突，这些日本人在争斗中杀死及俘虏了前来平乱的一些明军卫所官兵，并劫掠沿海各县，最后夺船逃返。
明朝为此撤销了掌管与日本贸易的市舶司，加强海禁。于是国内的沿海走私集团为牟取暴利与日本海盗勾结在一起，使倭寇日益猖獗。那时的日本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已经四分五裂，进入群雄割据一方的战国时代。一些武士、浪人、商人、水手在乱世中纷纷加入海盗行列，企图靠海外掠夺致富，这也是倭寇猖獗的原因之一。
日本赖以航海的船只，大的能载300人左右，小的只能载数十人，一般顺风航行，多数选择在春汛（三至五月）及秋汛（9至10月）等季节入侵，大船能够储存四百斤淡水，平均一人一天只可以用几碗水，因此一到中国沿岸，便迫不及待地要登陆取水，同时也开始掳掠。
日本刀
由唐代的唐刀改良而成，依据形状、尺寸分为太刀、打刀、胁差、短刀等。广义上还包括长卷、剃刀、剑、枪等。自古以来作为武器的同时以其优美的造型著称，很多名刀被当做美术品收藏，并寓含着武士之魂的象征意义。与其他国家的刀类不同、日本刀最大的一项特点就是在外形装饰之外刀体本身展现出艺术感。在日本制刀人被称做“刀工”、“刀匠”、或“刀锻冶”。
日本人有着与中国不同的武器以及战术。他们的船只制作工艺比较落后，通常将大木锯成多块方形，再用铁片联结，缝隙之间则用草来堵塞，这远远比不上明朝船只坚固。反观明朝的福船、广船，都是用铁钉联结、用麻筋与桐油堵塞缝隙的。特别是广船，是用铁力木（一种不怕虫蛀的硬木）制造的船只，比起倭寇用松杉等容易受到虫蛀的木材制造的船只，要坚硬得多，所以明军的船经常在海战中撞破、撞翻倭寇船（倭寇与中国海盗合伙之后，队伍之中也不乏中国船只，但与明军相比，仍然处于劣势）。
日本的弓箭也逊色了一点，因为弓长，与之配套的箭也变得长而重，故此射程不是很远。不过，日本的鸟铳却制作精良，成了明军仿制的对象，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过。那些大小不同的倭刀，也是非常有名的利器，有的长刀，其刀刃可达到5尺，而柄则长达一尺。日本的盔甲也很有特色，通常装饰着五色长丝以及金银色的牛角之类怪异的东西，用来吓唬敌人。除此之外，他们还装备一些常见的兵器，例如钯、枪等等。
倭寇来到中国，充满了戒心。他们在民间看见食品菜肴，要先让被掳的百姓尝试过，才放心饮食，显然是害怕中毒；进入城镇时，从不轻易走进巷中，恐中埋伏；也不沿着城墙而行，害怕有人在上面抛下砖石。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
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行动时，擅长使用长蛇阵，在阵前树立“百脚旗”，引导人们按次序鱼贯而行，前锋与殿后的都是最强悍的战士，中间则壮者与老弱混合在一起。他们以队为基本单位，一队人数有两三人至二三十人不等，每队相距一二里左右，整个部队连绵数十里，这样的战阵明显方便强盗们在较大的范围内搜索财物；布阵时则四分五裂，在很大的范围之内分散兵力，从而更加方便包围对手；战斗时，惯用蝴蝶阵，一人在前面挥扇为号，其余的人向上挥舞着长刀，引诱对手仰首望天，接着乘机朝下面斩过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作战时会面向太阳，借助明镜或者磨光的刀剑来反射日光，扰乱对手的视线。
倭寇登陆明朝疆土，必然要与明军交手，为此而制订了一些针对性很强的战术。例如明军装备了大量铳炮，所以倭寇经常先使一两人故意在阵前跳跃，目的是诱使明军射光弹丸。又比如明军布阵时，往往是精锐在前，老弱在后，所以倭寇常常袭击明军的阵后而获胜。
明军有的部队纪律很差，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老百姓对此非常不满意，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的讽剌性说法。倭寇看准这一点，将抢来的金银、首饰甚至妇女等遗弃在战场上，作为诱饵。当前来进剿的明军中计而互相争夺、乱作一团时，就注定要成为倭寇的手下败将了。
据说，真正的日本人只占了倭寇的3/10，剩下的7/10其实是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这是因为国内的走私集团、海盗等为虎作伥，与日本人勾结，反噬同胞。倭寇之中，著名的中国人是拥有数百艘船只的王直以及拥有部属数万的徐海等人。
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的五六年间是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他们入寇的次数异常频繁，人数从数百人到数万人不等，延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四处流动，攻城略地，甚至在大陆上建立军事据点，以便随时抢劫。
明军与倭寇之间的战斗不可胜数。不过，武备废弛的明军经常接二连三地吃败仗。影响最恶劣的一次战事发生在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有一股六七十人的倭寇，从绍兴高埠一带向内陆纵横行进数千里，一路途经杭州、严州、徽州、宁州、太平、南京地区，杀伤明军四五千人，死者当中包括一个御史、一个县丞、两个指挥、两个把总。历时80多日后才在浒墅关被明将曹邦辅围歼。
倭寇在战斗中多次使用火器，例如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12月的嘉善之战，明军百户赖荣华在执行任务时误中埋伏，被倭寇用鸟铳打死，次日，嘉善失陷。又例如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4月，倭寇包围了桐乡，动用了云梯、云楼以及铜将军（一种火器）等军械攻城。后来，明朝官员对倭寇头目施行反间计才解除了桐乡之围。
倭寇在沿海地区到处流窜，所过之处人民惨遭蹂躏，明朝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官僚们积极倡议设立乡兵，保卫家园。嘉靖帝不断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并先后派遣朱纨、王杼、张经轮流督军抗倭，整军备战，陆续取得了一些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著名的胜仗有王江泾之役，那是在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5月，明将卢膛、俞大猷、汤克宽等率领从湖广、广西等地调来的狼兵、土司兵，在各路水陆部队的协力之下，在王江泾击败倭寇，斩首1900多级，焚烧、溺死之人则不可计算。
但是，当时总督沿海军务的张经却在王江径大捷之后因内部倾轧而被免职，先后数位继任者均没有突出表现，直到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在王江径之战中立功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总督为止。
胡宗宪上任，利用海盗的亲属进行策反，同时派使者招抚流亡日本的倭寇大头目王直。王直眼见明军战斗力日益增强，掳掠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而且倭寇内部也因为分赃不均等原因矛盾重重，遂产生停战的想法，表现出愿意接受明朝招安的意思。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次进犯滨海州县。嘉靖以前，倭寇侵扰限于部分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
这时，以徐海、陈东、麻叶等中国海盗为首的倭寇分数路入侵，在浙江等地抢掠，并包围了桐乡。胡宗宪也派人对他们进行招抚，并巧妙地运用离间计，使倭寇内部互相猜忌，终于因内讧而四分五裂。胡宗宪最后将这些人一一捕杀或击毙在战场上。
从日本重返中国的王直，于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到达岑港，摆出了接受朝廷招安的姿态，胡宗宪作好了两手准备，一面让王直的亲属写血书劝其早日归顺；另一方面让将领戚继光等人扼守水陆要害，四面围困着这些桀骜不驯的海盗。
王直不得已，在同年11月亲自进见胡宗宪，以示归顺诚意。胡宗宪上奏朝廷，请求赦免王直，不料却遭到京城多位官僚的抨击而失败，甚至有人制造政治谣言，诬蔑胡宗宪受了倭寇的贿赂。胡宗宪自身难保，不得不撤回奏疏。王直的结局是于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被斩于杭州。
盘踞在岑港的倭寇，得知王直被杀的消息之后，从海路突出重围，扬帆而去。就这样，浙江的倭患逐渐减轻，然而，大批倭寇却南下福建与广东，继续为非作歹。
王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人的死亡，使日本人失去了得力的内应，倭寇的势力受到严重的削弱。胡宗宪虽然有功，但他却因结交奸臣严嵩而倒台。最终平息福建与广东倭患的是名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人。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bjwh/dgzy/645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