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铁骑——收复台湾：劈波斩浪逐荷人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62年2月9日，延平王永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台湾热兰遮城铁门缓缓打开，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总督弗里德里希·揆一（Frederick Coyett）带领荷兰官员走出来。受降仪式在热兰遮西南的开阔地举行，中央设一宽大的灰色天幕，为了便于观瞻，帐幕四面敞开。郑成功部下将士们刀光闪烁，戒备在天幕周围。出城的揆一贪婪地吸了几口气，一股清凉而又新鲜的空气沁人肺腑。之前八个月时间揆一都躲在早已超饱和的热兰遮棱堡中，无论是教堂还是蔗糖仓库到处停放着病人和死尸，揆一庆幸的是，自己还活着。

郑成功身披甲胄，头戴兜鍪，迎接着这场胜利仪式。他的铠甲里面是一件未漂白的麻纱长袍，头戴一顶褐色尖角帽，式样像便帽，帽檐约有一个拇指宽，上头饰有一个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羽毛。不过，让人不安的是，从他看似健康的身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病态。郑成功大手一挥：“鸣放礼炮！”

马信步出帐外，向远处阵地令旗一展，顿时礼炮轰鸣，与此同时荷兰人的脸色也越发难看，自己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感觉时间过得真慢。

随从们迅速在帐中两侧各自摆上一张长桌，桌上铺好红毡，桌后各摆一把太师椅，郑成功和揆一各坐一侧。降书一式两份，双方主官同样是在签字，心境却又有天壤之别，揆一紧张得差点签错了位置。签好后，郑成功与揆一走到帐幕中央交换降书。揆一闷声不响地从韦恩·利普伦手中接过一把象征着城堡的钥匙，双手恭恭敬敬地交给郑成功。接着他又从小比德尔手中接过一柄象征着荷兰军队的西洋利剑献给郑成功，这意味着荷兰军队解除武装。

按照双方约定，荷兰人在正式递交降书的当日正午，降下城堡中的荷兰国旗。那面在台湾上空飘扬了三十八年的三色旗，仿佛也已经知晓在此地飘扬的末日到了，再无猎猎作响的威风，而是垂头丧气地耷拉了下来，像一块破布一般。

郑成功的将士们和来看热闹的土著都一起凝望着城堡上空，时而斜觑一眼旗杆的影子。太阳移动得那么缓慢，慢得所有人都在屏气凝神。半个时辰后，太阳终于逼近正南，旗杆的影子也缩到了最短处，到时候了，三色旗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象征着投降的白旗升起。记住这个日子，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长江之役彻底失败，同年，清军攻占云南全境，永历帝只得在缅甸苟延残喘，中国大陆仅剩福建厦门、金门还在南明手中，换句话说，郑成功控制着大陆的最后明朝基地。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驾崩，仅金门、厦门不足以支撑郑成功的庞大部队，于是他把目光对准了台湾。

明末台湾由三股势力控制，台北由西班牙控制，西班牙在此建立圣多明哥城和圣萨尔瓦多城，即今基隆一带。台中西部是台湾高山族建立的大肚王国，台南由荷兰人控制，1642年荷兰人赶走台北的西班牙人后，台湾只剩下荷兰政权和大肚王国。大肚王国并不是国王肚子大，而是对这一地区称呼的音译。黄叔璥在他的《台海使槎录》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肚山形，远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长名大眉。”虽然寥寥数语，却说明17世纪的台湾中部确实有一个超部落的大肚王国。荷兰殖民者于1644年进攻大肚王国，但是这一带雨林密布，荷兰人战败，于是就将其作为化外之地。郑成功大军到来后，许多原本效忠荷兰人的“熟番”投向郑军。其中，率先改换门庭的正是原本跟荷兰人最为亲近的四个村社——他们杀掉村里的荷兰人，砸毁教堂，集体向郑成功投诚。郑成功给予了他们盛大的招待宴会和丰厚的赏赐，其他村社见状，也纷纷来降。到1661年六七月份，郑军开始缺粮，遂派两万人到各个村社进行屯田，因粮食告急，郑军征粮的手段变得粗暴。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少村社的不满——大肚国王阿德狗让杀死了郑军的征粮官，还袭击郑军，导致郑军损失了千余人。郑成功派将领镇压了大肚王国，阿德狗让被斩。此后大肚国听命于郑成功，但在番社内依然自成一统。施琅攻取台湾后，大肚王国臣服于清朝，施琅也承认其现状，直到雍正九年（1731），大肚国发动叛乱，最终被清廷剿灭。

此时台湾大肚王国对岸的福建，郑成功的军队已规模空前，有大小战船五千艘，士兵二十万，具备了收复台湾的实力，加之清军大军压境，他无路可退，为有安身之地，决心出兵台湾。郑成功考虑台湾以“澎湖为门户，鹿角为咽喉”，决定先收复澎湖，然后在台南安平镇鹿耳门登陆。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三，郑成功从料罗湾率二万五千人、战舰四百艘出发，二月初四到达荷兰人没有设防的澎湖，并派兵驻守澎湖。

二月初八郑成功的舰队已经抵达能远望到鹿耳门的地方了，鹿耳门出口两山对峙，状如鹿耳，有南北两航道，南航道有荷军防守，陆地的台湾城有重炮，难以通过。北航道水浅，需涨潮时才能通过。大多数写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书都说郑成功来此时本来未到涨潮时，但天助中华，突然涨潮了，郑成功乘机冲入内海，登陆的郑军自北向南包围城堡。其实，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涨潮罢了。郑家几代熟悉大海，了解潮汐时间，是必要的本事。但士兵们并不了解潮汐，郑成功深知此点，因此，他没有浪费这么一个激励士气的机会，故意选即将涨潮的时间出发。

面对进入鹿耳门的郑成功舰队，荷兰守将苗南实丁信心满满，因为此前荷兰人在与中国人作战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心理优势。荷兰人C.E.S（Coyett et socei，意思是揆一及其同僚）著《被忽视的福摩萨》记载：“1625年我方（荷兰）两三百名战士竟能压倒大约七八千武装的中国人，把他们击溃。从此以后，在福摩萨的中国人就被荷兰人看作不堪一击，以为他们都是文弱怯懦，不能打仗的。据荷兰人估计，25个中国人和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他们对整个中国民族都是这样的看法：不分农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胆小和不耐久战的。这已经成为我方战士不可推翻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姓爷士兵只不过同可怜的鞑靼人（清军）交过锋，还没有同荷兰人较量过；一旦和荷兰人交战，他们便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把笑脸变成哭脸。”

然而真打起来，荷兰人发现自己遇到的中国人跟此前所遇判若云泥。对于这场战斗，《被忽视的福摩萨》记载如下：“这些中国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尽管许多人被打死，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从不犹豫，而只是像疯狗似的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自己的战友有没有跟上来。”“现在，他们（荷兰人）才知道过去过于轻敌，以致根本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抵抗。如果说战斗前他们是英勇无畏，想要仿效英雄的行径，那么现在他们的勇气则完全被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了。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可耻地遗弃了他们英勇的同胞。”

陆战荷兰惨败，再看海上，荷军赫克托号（Hector of Troy）、克里夫兰号（Gravenlande）、白鹭号、玛丽亚号（Maria）前来迎战。虽郑军装备不如荷军，但兵力是敌人的十五倍，所以将敌舰包围。此外，郑成功的海战阵法也很先进，是“五点梅花阵法”，每五艘船包围敌人一艘船，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分队穿插）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因此，对付此时的荷兰人是绰绰有余。

陆海大战首战告捷后，二月初十，郑成功率军进攻赤崁城（普罗文查堡），由于人数上具有数十倍优势，郑军大获全胜，守将苗南实丁只得投降，赤崁城为郑军收复。收复赤崁城后，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661年5月1日）致书荷兰台湾总督揆一：

总督阁下率数百之众何足以抗我军，而吾尤怪总督之不自知也。夫天下之人皆不愿死于非命，吾数告总督，盖为贵国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于疮痍尔！今再致意，愿总督熟思之，吾率数万精锐之师天护神佑，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总督乃明理之人，当知眼下只剩速献城堡投降一条明路。如以贵国人民为重，择此明路，则吾以止战以待后命。我军入城之时当严饬将士秋毫无犯，一听贵国人民之去。若有愿留者吾亦保护其与华人一视同仁。夫战败而和古有明训，临事不断智者所讥。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精英台岛，固吾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该土地久为贵国所据，今吾即来索还，该土地自当归我。如降，贵国人之珍馐悉听尽取而归。若总督执迷不悟，仍不惜一战，则我军当全力攻城，到那时必土崩瓦解，玉石俱焚，悔之晚矣！今日为四月初三日，给总督以两日之限，初五日当给以答复。吾当拭目以待，毋游移而不决也。生死之权在吾手中，是战是降却在总督。见机而行，不俟终日，望总督图之。

而后揆一派两名代表与郑成功谈判，荷兰人要求保留热兰遮炮台和赤崁城，郑军则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全岛的其余部分”。这实际上是一种缓兵之计，其意图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迷惑郑成功，先行保住在台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等待荷占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的援军，再重整旗鼓，霸占台湾。郑成功一眼识破荷兰人的意图，赤崁城已为我大军收复，岂能再给你们，于是他对谈判代表说：“我能用我的力量把天地翻转过来，我来到的地方，就一定能征服。你们已经看到，昨天你们的大船被我的船烧毁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要避免用你们微小的兵力来对抗我强大的军队。”

这次与荷兰人的谈判也给我们留下了郑成功的相貌记载，荷兰菲利普·梅记下了郑成功的相貌：“郑成功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纱长袍，头戴一顶褐色尖角帽，式样像便帽，帽檐约有一个拇指宽，上头饰有一个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羽毛……他皮肤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大又黑，很少有静止的时候，不断闪烁，胡子不多，身材中等，说话声很严厉，说话时动作很大，好像手脚要飞起来。”菲利普·梅还记载，郑成功在自己面前炫耀武艺的场景：“他（郑成功）于是上了马，叫我跟着去。我们来到海边平坦的地方，他的一个随从就拿三根约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顶端都有一个小圆环，小圆环上贴着一个银币大小的红纸当箭靶。三根棍子在海边插成一排，互相间隔十竿。国姓爷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带后面，骑到约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后尽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驰而来，拔一支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来都维持同一个速度，既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减速。这样连续骑射两回之后他就下马，走到我的旁边，问我：看清楚了没有？能不能也一样骑射？我推辞说，不能，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弓箭，我们是练习射枪的。”通过荷兰人绘声绘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郑成功其人锋芒毕露，为人狂傲，个性张扬，急躁冲动，这一点完全可以与中国的历史记载相验证。郑成功“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失在激讦”，“易以意气用事，喜得独占之功”。

谈判破裂，郑成功将矛头指向了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后据点——热兰遮城（位于台南，也叫台湾城），首战损兵折将后，郑成功开始对热兰遮围而不打，长期围困。在此期间，九月十五日（11月6日）揆一收到了清朝闽浙总督李率泰的信，信中说：“郑成功固我朝与贵国同为敌忾同仇，今后需同心戮力以剪除之，否则恐后患无穷也，今闻足下方与交战，对于军火、粮食有转运不济之虞，此余颇为足下忧之，然余可为足下谋之，使源源供应耳。惟有求于足下者，则请先派大批兵舰至福建与我军联合，削平郑氏在闽粤沿海势力，俾其首尾不能响应，然后本总督当拨遣将兵，与足下合兵扫清郑氏侵台之师，一举两得。”揆一一看信，眼前一亮，于是派五艘战舰去进攻郑成功控制的厦门，结果遇上台风了，连澎湖都过不去，只得作罢。

郑军士气高涨的同时，士气低落的荷军无心再战，并有士兵出城投降，军营笼罩着绝望的气氛，此时郑军抓紧休整，架设巨炮，切断荷军水源。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六日（1662年1月25日）郑军三面猛轰台湾城。十二月十四日（2月2日）荷兰人与郑成功联系，表示一周后投降，十二月二十一日（2月9日）荷兰人开城出降，于是有了篇头一幕。至此台湾回归祖国。

在郑成功走进热兰遮的一刻，意味着中国完成了东西半球大规模海上对抗中东方取得的最后一次大胜利。当时从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海上马车夫就这样被郑成功击败了，他以自己的实力在东亚海洋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清廷实行海禁，严防沿海人民接济郑成功。与当初撺掇多尔衮消灭南明一统中国的都是汉人，最早提出剃发的也是汉人一样，这次提出海禁的还是汉人。顺治十八年（1661），漳州知府方星焕上奏提出海禁，此时顺治已死，康熙还很小，索尼、苏克萨哈、鳌拜、遏必隆组成的四大臣觉得方星焕所言有理，于是下令海禁，将沿海三十里（当时主要记载说是三十里，査继佐《鲁春秋》说是四十里，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是五十里）内的百姓全部迁入内地。四大臣非常虚伪，他们在以康熙名义颁行的诏书中说：“先因海寇陆梁，游弋出没，不时抄掠尔等。皇上为尔等身家计，权移内地以避贼锋。”而事实上，海禁自始至终都是一场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家园、彻底毁灭中华海洋文明的骇人听闻的暴行。

《靖海纪事》记载，朝廷下令三日内百姓搬家，搬过家的人都知道，三天怎么收拾得完，所以有的百姓压根不信，结果清政府实际操作时哪里是三天，到第二天，骑兵一到，逼所有人必须搬家。富人家产多，带不走，只得扔了；穷人则是丈夫拿着锅，妻子带着孩子，携着斗米，踉踉跄跄地在刺刀威逼下告别家园。《靖海纪事》作者是施琅，他是大清这边的将领，所写情况只能是打了折扣的，真实的海禁只能比这更惨。

高兆《长乐福清复界图记》记载，百姓迁走后，清军用带火的箭镞射向百姓的房屋，将其烧毁，百姓四散，大火累月不熄，沿海的几千艘战舰也同时被烧毁。大明遗留下来的中华海军此时就剩郑成功这一脉了。

道光七年《香山县志》记载，广东香山百姓留恋故土，不愿迁入内地，大量百姓逃进山谷，尚可喜于是假装下令海禁废除，准许大家不搬家，百姓就都信了，都从山谷出来。出来的人“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

《莆变纪事》记载，有的百姓还没来得及走出房屋，就被清军拆了房子，被直接压死在里面，清政府还下令砍树，数千株果树和无数千年老树被砍伐，必须让沿海寸草不生。同类寸草不生的事情据我所知也只有古罗马灭迦太基后，在迦太基的土地上撒盐，以便让其成为盐碱地而寸草不生了。

钮琇《觚剩》记载，清廷海禁时“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就是说清廷搞海禁时用绳子来划定禁区。清政府才不管划到哪儿，有的故意把界限划到人家，导致百姓在界内的一半房子只能荒废，然后在沿海三十里的界区挖深沟，稍微有人越过界限半步，就是死。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记载，在莆田县，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如此杀戮使得无人敢进入海禁禁区，但海禁禁区线边缘的百姓养的小鸡和小猪不知道不能越界，有时它们越界了，百姓去追，遇到巡逻士兵，就对百姓治罪（夫细民势不能不畜鸡豚，鸡豚势不能识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从而追之，塘兵远了，即加以越界之罪）。

海禁使渔民最爱损害。“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张，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闽颂汇编》）。在海禁界限内哪怕捡起来一个蛤蜊、一只螃蟹的都杀无赦。

从顺治十八年（1661）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攻克台湾，清廷实行海禁二十三年，如果说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是鳌拜等人专权，造成这些悲剧的是鳌拜等人的话，那么从康熙九年到康熙二十二年，造成这些悲剧的完全是康熙。就拿福建省而言，福建是人口大省，沿海百里外都是深山，百姓都居住在沿海，根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海禁造成的死亡人数不会少于一百万。康熙四年，清朝闽浙总督李率泰在遗疏中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十不存八九”，换句话说，百分之八九十的广东人都因为海禁而死。这可是出自清朝官员之口，绝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