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疑似“三俗”

南宋理学家朱熹是孔孟之后的儒学集大成者，当时读书人考国家公务员，都以他写的《四书集要》为工具书、红宝书，八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标杆，辛弃疾夸赞他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清康熙帝评价他说：“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他甚至红出国门走向亚洲，在日、韩等国也备受推崇。朱熹明里三纲五常，满嘴“存天理，灭人欲”，他的私生活却在不少传言里，疑为“三俗”。

朱熹曾经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到台州视察工作，看中了“色艺冠一时”的营妓严蕊，但严蕊不搭理他，反而跟台州知府唐仲友打得火热。朱熹本就与唐仲友存在学术分歧与派系之争，这下更是打翻了醋坛子，就写状子告唐仲友个人作风问题，连着打了六份报告，控诉他跟艺妓严蕊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行为不检，伤风败俗。

按说当时这根本不算啥大事，因为宋代规定营妓卖艺不卖身，顶多就是跟客人交流下琴棋书画，但即便如此，在朱熹看来，那就是罪，简直十恶不赦。朱熹还把严蕊抓起来，严刑拷问，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蹲小黑屋，关押了两个多月，逼她承认跟唐仲友有奸情，一心想抓个典型制造冤假错案。无奈严蕊虽然沦落风尘，但是很有职业道德。

为骗取口供，朱熹还哄骗严蕊说：“我说小严哪，你咋那么死心眼呢，早点承认的话，也不过受个杖刑罢了，哪至于受这洋罪呢？”严蕊却刚烈无比，坚决不愿屈服：“我不过是个下等的小姐，即便跟了唐太守，也不至于犯死罪，更何况俺俩是清白的呢！为保自己的小命，就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的事，办不到，我死也不会干！”朱熹实在没辙了，只好把严蕊放了。

这事在当时弄得满城风雨，传播率忒高，连宋孝宗都听说了，评价说：“穷酸文人没事瞎闹腾。”但是朱熹还是坚持跟唐仲友打官司，两个人互相弹劾，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宋孝宗为息事宁人，只好各打五十大板，将两个人都调离原岗了。

朱熹提倡“灭人欲”，他要求女性外出必须用布把脸蒙上，必须整得跟阿拉伯妇女似的。他还要求女性在鞋底装上木块，一走路就咔哒咔哒地响，理由是防止“私奔”。朱熹的种种出位言行，惹来众怒，广大群众强烈批判朱熹的理学有悖人性，反对朱熹的大字报贴得满大街都是。宋孝宗也受不了了，就让他去休假式疗养了。

朱熹要求大众消除欲望，自己却恣情放纵。朱熹被迫“下野”后，到福建武夷山教书，迷上了当地的小寡妇胡丽娘，两人发展了一段地下情，还偷摸着非法同居了。后来，奸情被人揭发，朱熹为维护个人形象，偷偷弄来一只死狐狸，没羞没臊地宣布说：“狐狸精变成了胡丽娘，狐妖作祟迷惑老夫，实在令人生气。”还派人给胡丽娘送去“妇德楷模”“贞烈可风”两块贞洁牌匾，公然给她套上了道德枷锁。就这样，胡丽娘被朱熹始乱终弃，戴着贞洁的高帽子被迫终身守寡。

等到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成为他的顾问和教师。朱熹进京城后，依然不甘寂寞，背地里勾搭了两个尼姑，还把她们娶作小老婆，弄了套房子金屋藏娇，秘密养了起来。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当面谴责朱熹，罗列出了他的十大罪状：“朱熹就是个祸害，在家虐待老娘不给饭吃，在台州跟唐仲友争风吃醋诬陷唐蕊，在武夷山调戏小寡妇，在京城勾引俩尼姑做小老婆。这还不算，这货还扒灰，他儿子死后，儿媳妇居然不明不白地大了肚子……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三俗’，不杀能说得过去吗？”

这就近似于人身攻击了，更关乎古人最重视的气节与人品。然而，面对这般尖锐的斥责，朱熹竟然没有自辩，而是痛快地认了罪，还痛哭流涕地作自我检讨：“我老糊涂了，干的不是人事，皇上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以后会闭门思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宋宁宗看在朱熹当过自己老师的份上，也没严惩他，只是让他卷铺盖滚回老家了事。宋宁宗还宣布道学为“伪学”，一贴上这标签，道学自然再难传播。这事让朱熹斯文扫地，狼狈不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

没几年，朱熹就在一片“伪君子”“假道学”的唾骂声中，悲怆而死。

朱熹的悲剧，固然有政治斗争因素使然，对他的攻击或真或假，总会成为后人谈论的话题，但他自身是否也会有责任呢？或许一切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