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诸葛亮秦制帝国最完美的宰相？

为什么说诸葛亮秦制帝国最完美的宰相？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夷陵之战，蜀汉皇帝刘备被吴将陆逊打得大败而归，惭恨交迸，病倒在白帝城。刘备自知命不久长，召丞相诸葛亮来白帝城托孤，一番嘱托之后，刘备突然说了一番令人震撼的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如果刘禅还行，你就当他的丞相，好好辅佐他，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取代他，自己当皇帝。

诸葛亮当即涕泗横流，表示一定会像忠于刘备一样忠于刘禅，竭忠尽智，为蜀汉实现复兴汉朝的大业。后来诸葛亮为相十余年，确实悉心辅佐后主刘禅，内修政治，外治兵戎，南征北战，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五丈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千古贤相的典范。

对于刘备托孤的这一幕，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喜欢把历史当小说看的人，一般会认为这是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之间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习惯阴谋论的人，则会认为刘备在帐后埋伏了刀斧手，这番话是试探诸葛亮的，要是他保证不篡位便罢，否则就立即诛杀，以绝后患，所以这番话没有什么君臣相知，完全是故作姿态。

汉初经典的君相体制

这些看法都是从比较浅层的私人因素或阴谋因素立论，完全无视此事发生的背景——汉朝。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看法缺乏历史的眼光、制度的眼光、传统的眼光。如果从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的高度着眼，就会发现这些看法既没有读懂刘备，也没有读懂诸葛亮。要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必须先了解西周以来的宰相制度。

任何文明的上古时代都是神道设教，宰相一词的来源也与宗教脱不了关系，宰是祭祀上宰杀牺牲之人，相则是典礼上的辅助者，两个字合称就有管家的意思，后来又演变为专指一国之中辅助帝王、总揽政务的最高官员。“宰相”大部分时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名（除辽代），在不同的时代其叫法不同，如战国时的丞相、汉代的三公、两晋的尚书令、唐代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宋代的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等，都是宰相。祝总斌先生认为，真宰相必须同时具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因为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所以不是真正的宰相。

商周时代，已有太宰、太师等辅佐天子治国的高级官员，但还不具备后世宰相总领百揆的性质。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使得以功利实用为导向的理性行政获得巨大发展，政治制度的变动十分迅速和剧烈，宰相制度也不例外。如晋国军政合一的六卿制度，楚国由王族出任宰相的令尹制度，齐国不拘出身的国相制度等，都是宰相制度的早期实践。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适应残酷的兼并战争，普遍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国君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后，急需贤才来帮助自己统筹使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在制度上日益成熟。即便是君权极端强化的法家乐园秦国，也设置左右丞相，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后来秦始皇的功业也离不开宰相李斯的大力臂助。

秦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滥用权力导致秦王朝迅速崩溃。汉初，法家以外的诸子对法家制度进行清算，法家在君相关系中过度强调君权的一面也得到修正，不论是儒家、墨家还是杂家，其经典中都表现出一致的观点：皇权（君道）和政府（臣道）要严格地分开。

诸子对于君相制度有过大量的议论，如儒家的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家的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这都是让帝王只管去选人才主政，不要插手具体政务；杂家的《淮南子》更是明确地认为君道、臣道不一样，“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

先秦诸子对宰相制度都有设计，经过融合之后，汉初对君相制度的设计思路是：皇帝提供权威来源，但不亲自理事，只确定大政方针，以及根据才能和绩效任免宰相；宰相总领政事，赏罚官吏，是真正的政府首脑。而汉初的政治现实也与这个思路十分契合，汉高祖刘邦的独夫气质不浓，与丰沛的老兄弟分享政权，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军功集团，宰相从军功集团中产生，能够对皇权形成有力制衡。另外刘邦承认自己政治外行，把政务全部交给萧何等宰相，也树立了宰相治国的祖制。

关于宰相的地位，除了诸子的论述，还有上古神学的加持。上古时代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只不过我们信仰的不是具体的多神或者一神，而是覆盖万事万物的一整套宇宙秩序，其中包含天文、阴阳、五行等多种神秘主义法则，与具体的人事对应，即便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理性的高涨，这套根本的宇宙秩序信仰也没怎么改变。

宰相一职在宇宙秩序中间也是有反映的，而且地位颇高。《史记·天官书》载中宫天极星下：“其一明者，太一（天帝之星）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为子属。”“太一”是楚地信奉的神灵，汉高祖刘邦生长于楚地，深受楚文化影响，所以“太一”也成为汉代崇奉的主神，有时与“昊天上帝”重合，太一之居可以理解为天帝的宫廷。天上象征宫廷的紫微垣与象征外朝的太微垣里各有三颗星，都叫作三公星，那么按照汉朝人的观念，这种天象在人间事务上必然有投射，这就意味着会有三位重要官吏（对应三公星）出入皇帝（对应太一）的内廷和外朝，成为皇帝的重要辅弼，是为三公，而宰相就是三公之首。

三公之职既然对应了宇宙秩序，那就具有了神圣性，其作用无可替代，唐人所辑但反映了汉人部分观念的《通占大象历星经》说：“三公星三，在斗杓东，和阴阳，齐七政，以教天下人。”而且三公不能空置，如果“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乱，三星亡，天下不治”。三公的第一职责还不是在人间处理具体事务，而是在宇宙秩序中调和阴阳五行，上古经典《尚书》记载，天帝赐给大禹的根本统治大法“洪范九畴”，第一畴就是调和五行；汉初的丞相陈平也说过，宰相的首要职责是神学意义上的“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然后才是人间事务上的“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故而宰相跟皇帝一样，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专司调和五行、燮理阴阳之职。

既然宰相之职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颇具神圣性，宰相的地位相应的也就很高。如果宰相不称职，皇帝固然可以将其罢免，甚至判刑、处死；但如果皇帝太不像话，宰相也可以对其进行教育、惩罚。而且基于汉朝统治的根本大法儒学——儒家巨擘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思想，对于极端的像商纣王那样的独夫甚至可以废黜、诛杀。西汉名臣谷永也提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如果王者“失道妄行”，且“终不改寤”，那么就可以“去恶夺弱，迁命贤圣”，而且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可以说，思孟学派（子思、孟子的一派）对君权的防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宰相的权威。

这种体制就是后世一再追思的经典君相体制，其设想是很不错的：皇帝具有“天子”的身份，有很强的神圣性，对政府进行监督和问责，绩效不佳时另选宰相，实现政府换届，但因为皇帝是由继承而非推举产生，政治才能未必达标，所以不去插手具体的政事，以免出昏招损伤权威，这样皇权也不会侵夺政府权力，肆虐无度；宰相主导一切具体政事，不受皇帝掣肘，能够尽量理性地行政，虽然可以被皇帝更换，但也有一些神圣性，可以根据“天子”之父“天帝”的旨意，对一些极端不称职的皇帝废黜甚至诛杀。

皇帝先坏了规矩

这种体制实行的时间久了，皇帝肯定会大权旁落，宰相说不定会世袭掌权，但那也未必或者说应该不是坏事。因为没有实权的皇家在政治斗争中会比较安全，容易一直传承下去，加强其血统的神圣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可以为国民提供强大的法统支持和凝聚力，跨过一些难以逾越的历史难关。像日本，虽然政府实权从镰仓幕府以来被幕府将军掌握了几百年，但天皇万世一系的传承使得其血统一直受到日本人尊敬，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中天皇就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经典君相体制虽然有这么多优点，但是对皇帝和宰相的要求都是很高的。皇帝要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不可以为了作威作福就把手伸到具体政务里面去，宰相首先要有足够的政治才能，其次还要敢于拒绝皇帝的无理要求。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代，经典君相体制就宣告破产了。汉武帝是一个权力欲和征服欲极强的皇帝，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监督者，他要让所有人都匍匐在自己脚下，他要从天下榨取大量钱财供自己挥霍，他要逮谁灭谁以获得唯我独尊的荣耀感。所以他大力插手具体政治，用外戚和亲信充当中朝官，辅助自己决策，剥夺了宰相的议政权，使帝国政治由过去的宰相主导变为皇帝主导；同时，汉初的宰相按惯例由功臣世家子弟担任，但经过汉文帝与汉景帝的蓄意打击，到汉武帝时功臣世家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制衡皇权，而且汉初功臣多起自寒微，不太重视教育，其后代多堕落为纨绔子弟，既缺乏政治才能，对汉武帝的淫威也没有说“不”的勇气，只能乖乖地把权力交给皇帝。

但这还只是相权衰退的开始。汉成帝时，正式设立平行的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人都是宰相，分管不同部门，均分相权，不再以一人为首总领百揆；汉光武帝在宫中设立尚书台，皇帝的秘书长尚书令分割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衰退则意味着皇权增强，在东汉不但皇帝可以胡作非为，皇帝年幼或者昏聩时，皇权集团的外戚和宦官也可以掌控尚书台胡作非为，而且他们还不用像皇帝那样对自家江山有起码的责任感，施政更加恶劣，东汉王朝就这样在外戚和宦官的交替肆虐中走向崩溃和解体。

黄巾起义撼动了东汉统治的根基，董卓专权和李傕、郭汜之乱则使东汉的中央权威彻底跌落谷底，地方军阀曹操重建了汉朝的秩序，并且成为汉朝宰相。但是从汉武帝以来皇权过于集中，这是暴力剥夺其他人的权力所致，因此掌权者不论是外戚、宦官也好，还是宰相也好，都难以退出，一退出就会惨遭他人的清算。而曹操宰相的位置从法理上不能传给子孙，一旦自己死了就要另选高明，那样其子孙必然遭到清算，所以曹操不得不让自家一直掌权，这样的话就只能去当靠继承而不靠选举的皇帝了，所以曹家必然走上谋朝篡位之路。

至此，绵延四百年的大汉王朝，因为皇权的高度集中，已经走进了死局。汉朝天下要不就被混账皇帝或者代理皇帝外戚、宦官玩坏，要不就被异姓权臣篡位，没有第三条路。这是汉朝皇权演变的必然归宿，救无可救。但是诸葛亮却觉得还可以救，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

诸葛亮对汉武帝以来皇权扩张的积弊其实看得十分清楚，他的理想是重建西汉初年的经典君相体制，这样东汉以来的一系列政治弊端就可以解决。从他《前出师表》里的语句里，也可以看出他对两汉的褒贬：“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其实东汉的社会是比西汉要自由多元的，文化水平也比西汉发达得多，但诸葛亮仍然推崇西汉而贬斥东汉，与琅琊诸葛氏的家学有关。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做过汉元帝时的司隶校尉，虽然通晓经术，但行事风格却是法家的刚猛苛酷一路，很多人以为诸葛家是多么了不起的家族，其实不是，从诸葛丰以来琅琊诸葛氏的家学就是儒法参半，因此在东汉无法像儒学世家那样跻身第一流家族。诸葛丰死后，琅琊诸葛氏直到诸葛亮的父辈也没有出什么知名人物和大官，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到了泰山郡丞，但毕竟不是二千石的高官，他叔父诸葛玄虽然当上了二千石的豫章太守，但那是袁术私署的，而不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含金量不高。所以琅琊诸葛氏并不是东汉高门，其家风与东汉主流的儒学世界观也有一定距离。

琅琊诸葛氏最亲近的其实是西汉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汉宣帝语）的那种较开明的秦制帝国及其经典的君相体制，而不是东汉以儒学为主、含有贵族色彩的政治，曹操也好，孙权也好，对豪强大族都有相当程度的依靠，都不是诸葛氏最理想的主公，唯有颠沛流离的刘备因为没有豪族支持，反而更适合建立诸葛氏理想中的秦制帝国，这才是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知的基础。这与诸葛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完美主义者也有关系，所以他不会像兄长诸葛瑾那样投吴，也不会像族弟诸葛诞那样投魏，即便在荆州士族圈混得风生水起却不肯出仕刘表，直到找到称心如愿的主公刘备后才愿意出山。

所以，诸葛亮所谓的复汉，复的是西汉而不是东汉，要复兴的不但是汉室之名，更重要的是要复兴西汉早期的经典君相体制。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国，从秦开始算，到诸葛亮这会儿也不过四百多年，秦制帝国的运行逻辑还没有被人们完全发现。诸葛亮并不知道这种经典君相体制的弱点所在，他认为只要重建经典君相体制，并且想办法维护下去，就可以让秦制帝国走出死局，重现辉煌，而不用像魏、吴那样变异为贵族制国家。

三国时代的宰相复兴

经典君相体制中的宰相有两个特征，一是大权在握，二是竭诚奉君。所以诸葛亮一方面以丞相兼录尚书事的身份，掌握全部的军政大权，一方面则真诚地尊奉刘禅为君，他的心迹和行为得到了蜀汉国人的认可，被评价为“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对于国事，诸葛亮当仁不让，内选贤才，外修战备，凡军政大事都由自己决断。他不但是超凡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家，还是有远见的外交家，蜀汉在他的治下虽然屡屡兴兵北伐，但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则从最初的军事经验略有不足，迅速成长为一代名将，五次北伐越打越好，以一隅之兵力打得优势魏军龟缩防守。对东吴的外交则处理得十分得宜，包括承认和祝贺孙权称帝等措施，使得吴蜀联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持续数十年的巩固联盟，东吴也对蜀汉的北伐多有策应。同时，诸葛亮秉持法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把自己也当成体制的一部分，对自己的功过，诸葛亮也严格按朝廷制度来奖惩，绝不徇私，全无后世权臣能进而不能退的样子。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直接责任人马谡虽然深得诸葛亮器重，仍被秉公治罪，同时诸葛亮还自劾用人不当，贬官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直到第三次北伐获胜，取得武都、阴平二郡后，才因军功官复原职。

对于皇帝刘禅，诸葛亮则对法家的主张进行了修正。在法家观念中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想怎么弄臣下就怎么弄臣下，但经过秦亡的反思和汉初的政治实践，诸葛亮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君相相处的办法。他将皇帝刘禅的地位推高到至高无上，即便自己是经天纬地之才，对刘禅这个黄口小儿也礼敬周全，同时他又剥夺了刘禅的一切实权，无论是政府的丞相，还是宫中的尚书台，都抓在自己手上，避免皇帝以及跟他一伙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肆虐，危害政治。

于是在蜀国，刘禅是经典君相体制下的皇帝，他是权威的象征，根据丞相诸葛亮的绩效予以奖惩，但不去干涉具体行政；诸葛亮则是经典君相体制下的宰相，处理军政事务完全不受皇帝影响，对刘禅他偶尔还会加以教育，如《出师表》中“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等话语，都是教刘禅如何当好自己的角色。蜀汉真正实现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只要不站在皇帝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句话体现的其实并不是君臣易位，而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汉末三国时代，为什么魏、蜀、吴英雄辈出，跟三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经典君相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但三国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蜀汉的经典君相体制实行得最彻底，延续得最久。

按前面的说法，诸葛亮也是权臣，跟曹操似乎没太大差别，但细究起来两人的心术是很不同的，诸葛亮对于避嫌十分小心在意，一切容易让人误会的事情都掐灭在萌芽之中。诸葛亮从没有把自家子弟安插到要害部门抓权；蜀汉重臣李严为了自己升官，曾经劝诸葛亮加九锡、称王爵，也被诸葛亮严辞拒绝，这跟曹操大异其趣。

如果单看曹操的霸府政治，他也像诸葛亮一样独揽朝权，军政大事自己做主，不受汉献帝干扰。曹操所乘的马践踏麦田，违背自己颁布的军法时，也曾经有过割发代首的表现，看起来也跟诸葛亮一样赏罚严明，把自身也纳入政治法制的一部分。但同时，曹操把军权全部掌握在曹姓、夏侯姓亲党手中，汉献帝的宿卫兵士也全由曹氏亲党统帅，对汉献帝形同拘禁；曹操晚年，为了进位魏公、魏王，将有反对之意的荀彧、崔琰等名士迫害至死，这些做法就与诸葛亮完全相反了。

另外，曹操虽有雄才，却残忍好杀，他的很多作为树立了不少仇家，害怕失权后被清算，所以必须把权位传给子孙，必须进行谋朝篡位的准备。诸葛亮则用法均平，人格伟岸，让蜀人心服口服，不怕被清算，可以做他的经典宰相，而且他死后不但哀荣备至，儿子诸葛瞻也大大地沾了他的光，得到蜀人的过度赞誉，在蜀汉官运亨通。

因为曹操的这种心术，其子孙曹丕、曹睿当皇帝以后，大力加强皇权的私家化，用曹氏宗亲压制宰相的权力，但这只能引起大臣的不满，结果司马懿在满朝大臣的支持下掀翻了当权的曹氏宗亲曹爽，开始了新的一轮司马氏权臣当政。

东吴的君相制度也曾呈现出跟诸葛亮类似的样子。孙策临死时，也对张昭说过类似于刘备托孤的话：“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孙权少年即位，权威不足，长期将军政全权委任给张昭、周瑜等名臣良将。到孙权建年号以后，为了得到江东大族的支持，又任命江东大族顾雍、陆逊为丞相，将军政大权交到他们手中。

从表面上看，东吴丞相的权力也达到了近似诸葛亮的水平。孙权很多事情都派秘书去问丞相顾雍是否可行，顾雍认为可行就会留饭，孙权就根据顾雍是否留饭秘书来决定事情是否推行。后来孙权甚至把印信留在丞相陆逊处（陆逊长期镇守荆州），写给诸葛亮的文书让陆逊检视，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陆逊可以改了直接盖孙权的章送过去。

但是随着孙权年岁渐长，威望渐增，他也不甘寂寞，开始不断地制造事端打击江东士族，经过暨艳案、吕壹案等多次努力，最终利用废立太子的二宫之争，将江东大族或杀或流，赶出权力中枢，把权力集中到自己和孙氏宗亲的手上。孙权死后，孙氏亲族孙峻、孙綝等成为宰相，东吴的朝政沦为宫斗，孙氏宗族进入了无休止的自相残杀，孙吴的政治也败坏到无可救药。

可见在三国政权（包含政权的奠基阶段）的黄金时代，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经典的君相体制，各政权皇帝和宰相的职能不相混淆，相辅相成，可谓各得其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是汉献帝提供合法性，曹操治政，结果曹操扫灭了包括袁绍在内的诸多强敌，统一北方；蜀汉诸葛亮当政时，是刘禅提供合法性，诸葛亮治政，所以政通人和，国力最弱的蜀汉竟能连年猛攻曹魏，而且颇有战果；孙权则是自己提供合法性，顾雍、陆逊等人治政，所以作为一个缺乏根基的地方土豪，也能够击败曹操、刘备，虎踞江东。

但是这种经典的君相制度，终究还是以蜀汉坚持得最久。蜀汉既没有以臣犯君、谋朝篡位，也没有君要臣死、兔死狗烹，君臣共和的时间较长，所以虽然国小力弱，其政治却到很后面（确切的说是君权复兴后）才开始混乱。这一切，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深谋远虑和身后遗泽，也不能不说经典君相体制的设计思路确实有其可取性，在理想状况下可以发挥很积极的作用。

诸葛亮试图复兴经典的君相体制，带领大一统王朝走出死局，是琅琊诸葛氏的家族目标，也是诸葛亮的最高理想，在他有生之年也确实成功了。但诸葛亮并不满足于此，他要让体制延续久远，绝不能容忍人亡政息，所以诸葛亮未雨绸缪，进行了若干人事和制度安排，以保证自己死后这种体制还能运转下去。但是，他的安排能不能长久，秦汉以来的绝对皇权是否那么容易驯化，皇权对社会和政府的心理优势是否可逆，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最完美的秦制宰相

汉朝的君相制度几经演变，到汉末已经有了很多新变化，诸葛亮要让经典君相体制延续下去，必须对这些新变做出反应。

汉朝从汉武帝加强皇权后，原来的一些近侍官员的实权开始大幅提升。如尚书，原本是掌管宫廷文书流通的小官，现在却因为皇权上升而处于权力网络的关键节点，还被汉武帝设置为中朝官，侵吞了宰相的议政权；又如侍中，原本是伺候皇帝的小官，掌管皇帝的生活用品，连倒夜壶都要干，因为跟皇帝亲近，其地位也随着皇权上升而水涨船高，被设为中朝官，也有了议政权。尚书、侍中原本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职责是管理皇帝的私人财产，少府官员权威的加重，体现的是皇帝私人凌驾于政府之上。从此皇帝在宫中有了一套议政班子，皇帝通过他们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政府之中，这套班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功能越来越完备，到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就把这套班子正规化，成立了尚书台，机要之事全部交给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处理。尚书令侵吞了宰相的一大块权力，地位大增，在外朝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并称“三独坐”，能与三公分庭抗礼。

尚书台虽然还在宫中，却具有了部分的宰相的职能，皇帝使用起来又不如身边的人方便了，于是皇帝又要用新的私人势力来操控尚书台，主要使用的是侍中和中常侍。

侍中在西汉已经成为要职，但地位还不及尚书，因为尚书掌管着帝国行政的关键资源文书。到了东汉，外戚经常加官侍中，因为汉光武帝设计的帝室与功臣联姻的国策，外戚多出自尊贵的功臣之家，侍中一职也跟着尊贵起来，后来外戚更是利用此职对尚书台施加影响。到汉章帝以后，外戚还获得西汉霍光那样名正言顺的录尚书事的权力，尚书台更是成为外戚的附庸。

皇权集团的另一股势力宦官则通过中常侍的官职来揽权，中常侍原名常侍，并非实职，是给贵族子弟或者才学之士的一种加官，得此加官的人士留居宫中，担任皇帝的顾问，西汉时主要由士人而不是阉人担任，如东方朔就当过常侍。汉光武帝因为中常侍留宿宫中，担心他们跟宫女乱来，就全部由阉人来担任，当然这些阉人一般也有一定的才能，或者是专门找了有才能的人阉了来当中常侍的，比如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就当过中常侍。在宫中任职又跟尚书台有关的官员有两种，一种是士人担任的黄门侍郎（黄门即宫门，因为汉代宫门是黄色的），负责传达宫中的旨意给尚书台，一种是阉人担任的小黄门，负责整理尚书台的反馈，上报给皇帝。汉和帝英年早逝，其皇后邓绥（和熹邓太后）代替幼帝执政时，不愿意跟士人担任的黄门侍郎接触太多，以免影响名声，所以直接用阉人担任的小黄门给尚书台下旨。后来通过中常侍和小黄门的组合来掌控尚书台就成了东汉的传统，皇帝利用宦官扳倒掌权的外戚后，也通过这条通道来行使皇权，处于这条通道上的宦官则获得了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能力。

这么总结下来，可以发现汉朝皇帝的集权其实是悖论，汉光武帝设尚书台本来是为了加强皇权，后来却因为皇帝出了一些状况，就被外戚和宦官等宫廷势力滥用，皇帝反而大权旁落了。虽然说外戚和宦官的权力都来源于皇帝，说起来跟皇帝是一伙的，但汉光武帝设立尚书台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外姓人和阉人代替自己的子孙行使皇权。

皇权通过秘书机构来肆虐，并且皇帝的亲戚和奴仆也通过秘书机构来肆虐，正是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诸葛亮当然看得很清楚，所以作为丞相的他不但独掌外朝的军政大权，也把秘书机构牢牢掌握在朝臣手中。诸葛亮从荆州时代就开始培养政治人才，刘备夺取益州后吸收了刘焉、刘璋父子的旧部即所谓“东州人”（多是关中、南阳一带的人，不是四川本地人），诸葛亮又致力于团结东州派，化解荆州派与东州派之间的矛盾，将两派融为一体，打造为蜀汉的统治集团，凌驾于本地人之上。从东州派中他也得到不少政治人才，所以诸葛亮为相期间，用了许多杰出人才担任秘书机构的官职，如荆州派的陈震、蒋琬，东州派的费祎、董允等，都担任过尚书令。诸葛亮自己身为丞相的同时已经兼录尚书事，原本尚书令的政务职权已经在握了，那么就要按照尚书令的职责掌管宫中，教育刘禅，让刘禅按外朝的剧本来行事，诸葛亮所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就是这种制度的真实写照。

因为巨大的威望和合理的制度设计，诸葛亮死后，无论刘禅何等不愿意，他一手奠定的经典君相体制都得以延续。诸葛亮临终时指定蒋琬接替自己执政，刘禅照办，蒋琬时代费祎担任尚书令，在宫中给蒋琬提供支持，刘禅也照办。蒋琬临终时又有意让费祎接替自己的职位，刘禅照办。费祎时代董允担任尚书令，在宫中给费祎支持，刘禅也照办。即便蒋琬、费祎经常统兵在外，不在朝堂，国政方面刘禅不敢也无法自专，也都先咨询他们然后施行。可以说蒋琬、费祎延续了诸葛亮时期的经典君相体制，真正实现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大臣当政，皇帝垂拱。

但刘禅自己对这种体制是否满意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年轻的时候，面对一群老臣他可能还乐得少打交道，自己玩去，但随着年岁渐长，身为皇帝却不能一言九鼎、为所欲为，这就很难受了。每当午夜梦回，刘禅回想我大汉的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何等威风，即便自身才能低下，那也是要拿他们当榜样的。

连刘禅都有汉武帝的心

诸葛亮一死，刘禅就开始对经典的君相体制动手，他拒绝为诸葛亮立庙，以免宰相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使自己这个皇帝毫无存在感，后来实在挡不住群臣的压力，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汉中沔阳为诸葛亮立庙，但坚决不在首都成都立庙。

诸葛亮之后，刘禅不再设立地位崇高的丞相一职，而是将行政大权分割为两部分，让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担任尚书令。蒋琬病重，又让费祎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担任尚书令，中间还让姜维跟费祎共录尚书事以分其权。刘禅在一段时间内不让蒋琬、费祎开府自选属官，削弱他们对朝政的控制力，同时又试图通过对尚书令的控制来削弱相权。但两届尚书令费祎、董允都深知皇权的危害，是诸葛亮路线坚定的拥护者，没有因为刘禅的拉拢就成为他手中的刀，诸葛亮苦心孤诣建立的体制依然得以保全。

但是，诸葛亮的体制是依赖本身的巨大威望建立的，是不可复制的，虽然他可以将自己的威望在身后再传递一段时间，但也不可能传递得太久远。而秦汉时代皇帝的威力给全社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跟皇帝作对的不论是西汉的诸侯王还是东汉的士大夫没有人有好下场，而且皇帝可以凭借神圣的血脉世袭，宰相却不能，即便宰相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传递权力，出岔子的风险性也比皇室传承大很多。所以即便蜀汉的宰相这么牛，还是有很多人把宝压在皇帝这边，转机终于还是来到了刘禅面前。

蜀汉延熙九年（公元246年），刘禅忌惮的尚书令董允病故，接任的尚书令吕乂明于吏干而黯于大局，新晋的侍中陈祗是费祎看好的人物，但他一反费祎、董允的做法，与刘禅宠幸的宦官同时也是刘禅代理人的黄皓打得火热。刘禅借助黄皓开始插手政务，陈祗也借助刘禅和黄皓的力量，地位直线上升。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吕乂去世，陈祗兼任尚书令，成为秘书机构的首脑，从此愈发谄事刘禅，纵容黄皓，成为皇权的奴仆，刘禅通过陈祗开始大肆收权，过足了皇帝的瘾。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蜀汉大将军费祎被魏国降将郭修刺杀，刘禅让姜维接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但姜维身为曹魏降将，在政坛没什么根基，而且其政务能力也不及军事能力耀眼。已经成为尚书令的陈祗通过支持姜维北伐，换取了姜维对政治权力的放手，蜀汉的政治大权从宰相、三公那里转移到尚书令手上。而担任尚书令的陈祗不再是骨鲠之士，而是一味迎合皇帝的小人，蜀汉的皇权从此大涨，经典的君相体制荡然无存，此时距离蜀汉灭亡已经不到十年了。

因为陈祗帮助刘禅重振雄风，男人了一把，刘禅对他十分感激。陈祗死后，刘禅痛哭流涕，伤心不已，对陈祗的感情远远超过了对相父诸葛亮的感情。当年董允担任尚书令，刘禅想扩充后宫、想重用宦官黄皓，都被董允阻止，现在刘禅权威大振，对董允恨得咬牙切齿，认为自己以前听他的话简直是自轻自贱，哪是做皇帝呀！皇帝的代言人宦官黄皓则开始弄权，党同伐异，作威作福，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蜀汉的政治开始急剧腐败。后来连名义上的宰相姜维也被黄皓逼得远走沓中屯田避祸，在曹魏大举攻蜀时回援不及，使得汉中迅速被魏军占领，大大加快了蜀汉灭亡。

虽然刘禅后来在司马昭那里的乐不思蜀很可能是装的，看他分化蒋琬、费祎的手腕也绝不是什么都不懂，但综合看起来也算不上多杰出的皇帝，连他都不能甘心于虚君之位，中才以上之主可想而知。诸葛亮作为一代伟器、不世奇才，又因机缘巧合拥有刘备托孤的巨大权威，连他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呕心沥血重建的经典君相体制也不过能在死后维持一代人的时间，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条件，更是不可能重建。

可见这种经典的君相体制，从设计伊始就对君臣的要求都太高了，大部分时候其实是空中楼阁，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诸葛亮胜利的失败和刘禅失败的成功为这种体制正式宣判了死刑。君主专制制度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即不断地趋向更加专制，想要反拨和阻止，只能生效于一时，却无法改变这个大趋向，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大的悲剧。

回过头来再看刘备托孤。刘备的基本盘是荆州集团，后来又加上了东州集团，他称帝的时间不过两年，在两个集团中的合法性积累还严重不足，太子刘禅又还不到二十岁，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一个不慎就有可能导致蜀汉政权分崩离析，那样他们刘家的下场会非常不妙。他从一个汉武帝式的皇帝的视角来看，必要时宁愿让诸葛亮以皇帝的名分掌握实权（因为以他的见识，他找不到皇帝集权以外的方式），这样可以应对危局，也能给刘家留一条活路。

诸葛亮也并非是一味地愚忠，而是打算在蜀汉复兴经典的君相体制，这样的话他可以不用重新积累合法性，而凭借刘备已经积累的合法性来统治蜀汉。他可以用刘禅来当权威的化身，自己掌握实权，应对蜀汉的困局，等到形势稳定后，他就可以着手奠定经典君相体制，并且想办法形成制度持续下去，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将陷入发展悖论的大一统帝国带出死局和泥潭。认为刘备埋伏刀斧手的是用看明清猥琐政治的眼光去看三国的君相制衡，把三国时代当成了社会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明清来看待，缺乏历史的眼光。

君臣二人，想必还有史书未曾记录的一番言语，最终君臣之间达成了默契，刘备命令太子刘禅父事诸葛亮，称其为“相父”。诸葛亮也当仁不让，总揽大权，重建了理想中的制度。古人一再称赞刘备与诸葛亮是千古君臣相知的典范，看来诚不我欺。但是，因为经典君相制度本身的缺陷，诸葛亮最终回天无力，他重建的制度虽不能说人亡政息，但在一代人之后依然寿终正寝，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愈发显示出无穷无尽的悲剧意蕴。

西晋以后，尚书彻底取代三公，成为新的宰相，但已经没有了自行征辟官属的权力，皇帝的新秘书机构中书省和顾问机构门下省也都获得部分相权，宰相制度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转变。这时宰相之权虽然被分成三块，但因为三省之职一般都是士族充任，对皇权仍有一定的制衡力量。到隋唐时代，皇权在三百年的太平之世将士族驯化，士族丧失了最宝贵的独立性，相权才真正进一步衰落。唐朝皇帝给官员加“参预朝政”衔，后来发展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有了这个头衔的官员才有议政权，但三省长官未必有“参预朝政”的头衔，这又将宰相的议政权（参预朝政）和监督百官执行权（三省长官）剥离，而且“参预朝政”往往同时任命多人，进一步分散其权力。到了宋代，又将原来内廷由宦官充任的枢密使一职外化为朝廷官职，枢密使领衔的枢密院成为专管军事的机构，政事堂宰相们手中的军事权被分给了枢密使，相权又一次下降。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索性废除宰相，只以内阁大学士为高级顾问。虽然后来内阁大学士的权势也逐渐增长，有时看起来像宰相，但他们只有名正言顺的议政权，没有名正言顺的监督百官执行权，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宫里的皇帝、太后甚至太监都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到了清朝更是连内阁都靠边站，设立离皇帝更近、更方便皇帝专权的军机处，军机大臣地位更低，完全成为皇帝的传声筒。

综观君相制度演变史，可以说宰相对皇帝的制衡越来越弱，虽然偶有唐太宗与魏徵这样的搭档再现了部分的经典君相体制的精神（制度上则相差太远），但从大势上来说，经典君相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和消亡。后来的皇帝不但是权威来源，也成了现实政治难以避免的存在，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发挥的都是消极作用，越来越成为理性行政的阻碍。近代以后，只有当权威来源从皇权转变为民权，理性行政才能减少损耗，畅通无阻。

所以，诸葛亮可以说是经典宰相的回光返照，是经典宰相的挽歌，也是最后一位经典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