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铁骑——郑芝龙之死：清朝死刑犯的最后24小时

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十五年）十月初三，索尼、苏克萨哈、鳌拜、遏必隆辅政四大臣以康熙名义，下令对郑芝龙处斩，让我们借助各方史料，还原郑芝龙人生的最后24小时。郑芝龙等人被关押在刑部大牢，即今人民大会堂南部区域。今天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在清朝时从北向南依次是銮仪卫、太常寺、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在明朝时这里从北向南依次是后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天安门广场西部区域在清朝时是各种胡同，在明朝时是国防部所在地，从北向南依次是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所在地。天安门广场东部区域从北向南依次是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在明朝时也是如此。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位置在清朝从北向南依次是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也沿袭明朝的布局。今天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的游人恐怕很少有人意识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军事执行、工程建设、天文检测机构和相当于301医院的最高级别医院就在自己徜徉文物间的脚下之地。

在刑部大牢关押数日的郑芝龙等待着朝审的结果，等待着命运的判决。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收录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和朱友实《菜市口刑场》（收录于《北京往事谈》）记载，朝审时，皇帝在死囚名字上如果画钩，表明要执行了，就是勾决。如果没有画钩，表示先不杀，这就是勾免。勾决的就要先押入死牢，再等待日子去菜市口行刑。而没有被勾决的则坐着囚车先出长安门，等候在长安右门外的犯人家属们预先买好用麻绳贯穿的山里红，见到自己的亲人，就说“您大喜啦！”然后把山里红挂在犯人脖子上。而郑芝龙等人显然不可能在脖子上挂山里红了。

中国古代执行死刑都是在冬至前，夏至以后，因而叫秋决，春夏不杀生，朝廷杀人要与万物生长时间相配，执行死刑北京人俗称“出大差”。汉朝和唐宋元明清都是秋决，只有秦朝，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记载，一年四季都可以执行死刑杀人。

对于郑芝龙等人，在执行前一天，监狱看守人员会对他们说：“你大喜啦，官司今天完了！”这就是要执行了。当天佩带武器的看守加紧戒备，防止有人劫狱，由专人给囚犯洗脸梳头，把家属送来的新衣服穿上，由监狱发给囚犯清油大饼一斤，酱肘子一包，俗称“烙饼卷盒子菜”。

清末在刑部任职的董康写道：对于死刑犯，监狱看守会为他们摆酒席，每次执行死刑都是一批人，每六个死刑犯一桌酒席，死刑犯吃着喝着的同时，监狱会找杂耍大鼓艺人来演唱，给死刑犯表演，让他们度过这最后的一晚。到第二天早晨，给死刑犯吃火锅。（据《董康法学文集》）而今北京也没有人在大早晨起来吃火锅，火锅店也没有经营早餐的，这也与死刑犯行刑日早晨吃火锅有关，当然，而今开火锅店的人是绝对想不到这一层的。

刑部从监狱东门提犯人就死不了，从西门提是死刑犯。吃完火锅，犯人被从西门洞提出来，到菜市口受刑。根据《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记载，监狱大门只为活人打开，囚徒收监、提审、释放、执行死刑都可以从大门进出。但如果囚徒在监狱中被打死或者病死，那尸体是不能从大门出去的，只能从监狱院落西侧墙上挖的一个拖尸洞拉出去。拖尸洞平时关闭，在有人死去后，用门板抬着尸体，对准洞口将尸体推出去，死者的亲属在洞外用门板接住抬走。没有亲属的尸体就直接拖到城外烧掉。有身份的囚犯如果在监狱里快死了，就要贿赂长官将奄奄一息的囚徒抬回家里等死。

如果囚犯已经死了，而囚徒家属不愿意尸体受到侮辱，就要贿赂狱卒，用“天秤”把尸体吊出来。死者的家属先在监狱围墙外竖立一根高杆子，高杆子绑着一根两头垂着绳索的横杆，把横杆的一头转到围墙里面。狱卒拉下横杆，把捆扎停当、裹上红被子的尸体吊在横杆上，墙外的人再用力把横杆拉下，转动横杆，把吊在横杆上的尸体转到墙外，再解下来用门板抬走。

《燕京访古录》记载，宣武门外箭楼下的吊桥以西立着一块石头，写着“后悔迟”三个大字。犯人们出宣武门到菜市口，只要见到“后悔迟”三个字，就是马上要到菜市口了。宣武门在城西，西方属金，金在五行中主死，故而宣武门属于死门。囚犯出刑部监狱后，可以沿途点名要哪个店铺的饭菜来吃，由刑部报销，也可以点名要某个绸缎店的衣服穿在身上上路。死囚临死前，准许家人来送饭，这顿饭叫“归阴酒”“长休饭”。

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三卷第十一章“军事与法律：社会控制技术变革的资源”记载，囚车走到宣武门东一家叫破碗居的酒铺，囚犯照例在这里要酒喝，这家店铺专门为死囚准备了一种黄酒和白酒掺在一起的混合酒，称为迷魂汤，也叫金银汁。破碗居在门前放着长板凳，板凳上有大木盆，木盆里有酒，犯人来后，把木盆里的酒倒入大碗里喝。喝完，押解人员把碗一扔，碗当时破碎，这样才算吉利，否则杀人就不顺。

郑芝龙等人即将行刑的菜市口设在老药铺鹤年堂东侧。鹤年堂是严嵩的花园，“鹤年堂”牌匾三个字就是严嵩的书法。北京城是不会天天杀人的，多个犯人凑一堆来行刑，赶上转天要杀人，刑部会来通知鹤年堂，第二天要在门前的骑楼搭好席棚，摆好案几作监斩台，案头设朱笔、锡制笔架。老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叫“西鹤年堂去讨刀伤药”说的就是咒人去死。此外，鹤年堂也的确自制一种药叫鹤顶血，这是一种麻醉药，服用后会减轻死者的疼痛，当然，鹤顶血与鹤顶红没有任何关系。

郑芝龙等人被押到菜市口，监斩官在此之前就带着决囚队戎服佩刀、骑着大马，鸣锣开道抵达刑场，衣服上绣着“勇”字的士兵追随而来。监斩官升座之前，要进入鹤年堂喝一壶茶，临刑时，监斩官坐在席棚内，在官帽上罩着大红缎质风帽。从嘉庆年间开始，菜市口监斩官会戴着墨镜监斩，表示不忍看。此时中国已有眼镜，但还没有墨镜，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经常戴着眼镜批奏折，当时许多观众认为穿越了，其实眼镜在明朝就已经比较常见，明朝人仇英绘制的《南都繁会图》中，永乐年间的南京人就已经有几个戴眼镜的了。张宁《方洲杂言》记载明朝的眼镜是双镜片的，大如铜钱，有镜架，可折叠，此时眼镜以老花镜为主，近视镜比较少，毕竟那时还没有因为玩电脑、手机而近视的人，明朝时眼镜价格昂贵，需要将近一匹马的钱才能买得起。到清初，眼镜的成本大为降低，清初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六》记载，眼镜“顺治以后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

监斩官要在嘉庆年间才能戴着洋人从澳门传来的墨镜监斩，此时只能眼睁睁看着郑芝龙受刑。郑芝龙等人需面向东跪着受刑，因为东面有虎坊桥，意思是把死囚送入虎口。不过判处凌迟的人则要面向西下跪，因为这种人罪大恶极，连老虎都不吃他的魂魄。行刑的刽子手都忌讳别人叫自己刽子手，明清时期一般都叫他们刑部执事，就是给刑部执行死刑之事的人。

台湾民俗学家唐鲁孙说，明清时期在菜市口行刑的刽子手都姓姜，其中一个活到民国的刽子手曾对他说了缘故，燕王朱棣麾下有五个姓姜的侍卫，朱棣迁都北京后，这五个人专门负责在西市执行死刑，他们的后人到清朝时则迁到菜市口执行死刑（北京元朝执行死刑在柴市，即今东城区交道口，明朝在西市，即今西四牌楼）。这些刽子手每杀一个死刑犯，就能得到三两六的工资，此外死刑犯家属还要给“孝敬”，一给就是三五十两。

刽子手用的是鬼头刀，刀柄上雕刻有一个鬼头，刀前端又宽又重，刀后端又窄又轻，砍头时反手握刀柄，刀背跟小臂平行，把刀口对准死刑犯脊骨软门地方，以腕肘的力量把刀向前一推，就把人头砍下了。这种功夫必须经过学习，明清时期，实习刽子手要从“推豆腐”练起，用鬼头刀把豆腐推成一块块薄片，等推熟了，在豆腐上再画墨迹，用鬼头刀切有墨迹的地方，练刀功，这种刀功跟文思豆腐的刀功正好相反，文思豆腐切的是细密巧致，而鬼头刀刀功切的是力度，文思豆腐要切一千条丝，而鬼头刀则必须一刀两断。等准头练熟了，再在豆腐上加十个铜钱，一直练到一刀切过墨迹之地，豆腐片切好，而豆腐上的铜钱不动，就算练成了。

刽子手实习每天白天练切豆腐，晚上摸猴脖子，专门找猴子的第一和第二颈椎，因为人和猴子的骨骼很接近，搞清楚猴子的，就可以类推人的。不知明朝刽子手是否能意识到人是猴子变的。当然，因为当时在北京不好找猴子，所以刽子手师傅是决不允许徒弟们通过砍猴子的脖子来练习的，这些猴子大多能活到自然死亡。明清时期如果在北京看见猴子，不是耍猴演杂技的，就是刽子手用来给徒弟训练熟悉人体结构的。

清朝对于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要把人头挂在桂兴斋点心铺示众，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生意，菜市口东部的骡马市是北京棺材铺最多的地方，装郑芝龙全家尸体的棺材就是在此买的。

犯人跪下时，刽子手在犯人右肩膀一蹬，再一揪辫子，脖子立刻拉长，有经验的刽子手一刀下去，正好是颈椎骨的骨缝。因此清朝死刑犯所有被斩决的，所受痛苦往往比历代的要小，道理就在此。

郑芝龙的家人都在金门、厦门，没法打点，只能让他们自死自灭（没法自生自灭了），死刑犯家属如果花重金请最有经验的刽子手行刑，刽子手可以一刀切到喉管断时就收刀，使喉管前面还能皮肉相连，头不落地，照中国人的解释，这就算是留全尸了。一般行刑，都做不到这一点，人头落地后，有专门负责把死尸首级和尸身缝在一起的人，缝一个就几十两银子。这些人每次缝完后两手都是血。而刽子手其实通常不愿意身上溅血，每一刀落下后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蘸血，这就是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的《药》流传很广，蒋介石和冯玉祥估计都看过。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们有一次在一起吃饭，冯玉祥只剥馒头皮吃，蒋介石好奇，问为什么，冯玉祥说：“馒头瓤给你的弟子吃。”蒋介石再问，才知道黄埔子弟有人吃馒头不吃馒头皮，蒋介石为此下令，今后吃馒头必须连皮一起吃，否则枪毙。之所以蒋介石如此大发雷霆，原因一是痛恨浪费；二是只有蘸人血馒头的人才不吃馒头皮，故而有此忌讳。

近水楼台先得月，近菜市口先得血。每次行刑后，鹤年堂可以获得头茬人血馒头，此外勾决犯人用的朱笔、笔架也归鹤年堂。在刑场监斩官每勾决一个人，把毛笔一扔，不再用第二次。这天要杀几个人，就带来几只毛笔，因此鹤年堂除了卖药，也卖毛笔。这些毛笔和笔架可以用来驱魔镇邪。据说屡试不第的学子买来这些毛笔用来答科举考卷时，可以高中。因此，鹤年堂的毛笔生意也很火。

当然，杀完人后，所有参与和目睹杀人的官员、刽子手都要做一些仪式活动来驱邪，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记载，刑部的李司员每次在参与行刑工作（不是当刽子手，而是刑场服务）后，他的夫人都嫌弃其不吉利，不让他当天回家，而是给他钱让他出去随便疯一晚上再回来。这也是妻管严的李司员仅有的可以自主的时候，因为他平时工资都要上交老婆，出去这一晚上的钱还要妻子“畀以资”，这样才能“冶游一夜，明日再归”。至于行刑的刽子手，就更有祖辈相传的习俗了。根据郭建《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记载，刽子手行刑时会高呼“恶煞都来”，意思是让死者记住是恶煞取了自己的性命，不要记刽子手的仇，更不要死后不久就把刽子手带走。行刑结束后，要有一批帮闲的朋友来给刽子手披红挂彩，弄点鼓乐吹吹打打，到城中热闹的酒店喝酒，以赶走可能跟随的鬼魂。在北京刽子手行刑后就如此这般，而在广西，刽子手行刑后还会挨打。沈樾笃《清末民初广西县政概况》记载，在广西省每次行刑完毕，“在城隍庙设临时公案，县官坐上，喝令将刽子手打二十板屁股，并赏银一两，谓之驱凶”。广西的刽子手杀完人后还要挨板子，也是醉了。

除刽子手外，监斩官也要有仪式来驱邪，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载于《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写道，他的父亲在清朝时担任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知县，每次他监斩本县犯人后，回到县衙，手下吏员就会有一个人跪在中间，高喊：“大老爷天喜！”喊完后县官在一脚踏入县衙宅门时，鞭炮就响了，以此表明鞭炮在县太爷进门前就把死人的鬼魂崩走了，县官不会带着煞气进入县衙。以上就是明清时期执行死刑的全过程，足见杀一个人有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