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逊——南方士族的巅峰，从开始就结束



陆逊是三国时代东吴最杰出的名将，没有之一。因为东吴四大都督中的周瑜、鲁肃、吕蒙都没有活到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代”（公元220年~280年），只有陆逊在真正的三国时代还活跃了25年，所以从他身上能够看出东吴建国前后的若干不同，而从这些不同里面又能体现东吴政权与生俱来的多种矛盾。

陆逊是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之一陆氏的族长，他的一生见证了以吴郡四姓为代表的江东大族从武力豪族向文化士族转化的过程。陆逊本人既是精通儒学的经师，又是能征善战的名将，是南方士族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身上体现出南方士族巅峰时代的精气神。

陆逊与孙权的纠葛，从他二十岁时（公元203年）开始，到他六十二岁去世时结束。两人长达四十年的恩怨情仇，主要体现了士族与寒门的矛盾，此外还有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而从这些矛盾里面，就可以抽出东吴史的脉络。而这两组矛盾不但在三国时代发挥作用，在之后的东晋和南朝，也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这是贯穿六朝的两组矛盾。

南方士族的坎坷成长

陆逊出于世家大族吴郡陆氏，这是一支源远流长的大家族。吴郡陆氏的始祖陆烈，西汉初年担任吴县县令，子孙从此就居住在吴县，但是并没能马上成长为了不起的大族。

因为当时长江以南还是百越民族的土地，苏浙有吴越，浙南有瓯越，福建有闽越，广东有南越，湘赣有扬越，广西有西瓯，越南有骆越，大体上是风俗相近的族群。这些族群操与南岛语系有亲缘的语言，为了适应南方湿热气候，一般都断发文身（断发是为了凉快，文身是为了让海中蛟龙误以为自己是同类不来加害），跟中原华夏民族的风俗迥异。

华夏族虽然也有不少人迁居到江南，但因为力量有限，只能占据适合农耕的平原地带，山林里则是越族人的天下，他们时不时出来杀杀人、抢抢劫，华夏族的农民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他们斗智斗勇，财富积累自然会减慢不少。

另外，西汉从汉武帝以来，大部分时候对豪族的打击是残酷而血腥的，只要是力量强大的豪族，对朝廷稍有不服的全族诛灭；力量不那么强大的豪族，也在汉武帝诸般掠夺性的暴政里破产。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要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实在太难了。

汉武帝打击豪族，并不真是为了什么国家利益，他一方面要抢夺豪族的人口和土地给自己挥霍，另一方面则要毁灭他们的独立性，对豪族是一边杀一边还拿官位诱惑，只要肯低头，就让你做官，至于你做官贪不贪、酷不酷无所谓。

这种做法，等于是强行将豪族收编到官僚体系里面。豪族在经过最初的困惑和蒙圈儿以后，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利好，手上有权比在家乡做土皇帝可惬意多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西汉后期的汉元帝时期，豪族们通过朝堂上的势力，促使汉元帝停止了秦汉以来实行了上百年的迁豪政策。汉武帝强制收编的豪族这时开始发挥自己的力量，可以说汉武帝是挖坑埋自己。

所谓“迁豪”，就是把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实力强大的豪族，强迫迁徙到国都长安附近居住，一般是居住在皇帝山陵附近的陵邑里，由朝廷监视，为皇帝守灵。这样关东地区的社会精英被拘束在关中，关东的社会力量就难以壮大，以关中为统治重心的西汉朝廷对关东就比较好管理和压榨。

但是以当时的交通状况和物质水平，豪族一大家子长途搬家，很可能就此败落了，就算不败落，也打乱了发展进程，延迟了家族的壮大。所以“迁豪”政策一停止，关东豪族就飞速发展起来，实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很快就获得了影响政权的力量。

西汉末年，王莽之所以上位，是因为豪族对西汉朝廷的失望。而王莽上位以后又快速崩溃，则是因为他的新政大面积损害了豪族的利益。汉光武帝刘秀能够推翻新朝，建立东汉，也是因为南阳豪族与河北豪族的鼎力相助。两汉之交，豪族已经是社会上重要的力量，其意愿足以左右天下局势。

东汉朝廷是在豪族的扶持下建立的，对豪族不可能像西汉那样残酷迫害，另外豪族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即便想打击迫害也办不到。东汉的开国君主汉光武帝颁布度田令，想要丈量天下土地，因为大面积触犯了豪族利益，最终也不得不草草收场，遑论其后代子孙。于是，豪族在东汉茁壮成长。

而且，随着东汉朝廷将儒学作为选官标准，以及儒学在社会上的广泛普及，大量豪族潜心于钻研儒学，其优渥的物质资源是学术有成的保证，而学问一旦有成，经学成就则又为豪族增添了一项教育资源。豪族们把学术中最精髓的部分传授给自己的下一代，形成了许多经学世家，这些经学世家依靠经学成就累世为官，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实力的三合一，从豪族演变为士族。士族中出现了“四世三公”的高门，对政治的发言权日益增大。

而吴郡陆氏也从西汉后期开始壮大，东汉初年，陆烈的十世孙陆闳担任了颍川太守这样二千石的高官，此后陆氏在仕途上开始显赫。陆闳之孙陆续担任了扬州别驾（治中、别驾是一州刺史最重要的属官），陆续之子陆稠担任广陵太守，陆稠之侄陆康则官至庐江太守、忠义将军，而陆逊就是陆康的侄孙。在家族实力增加的过程中，吴郡陆氏的文化水平也有明显提高，虽然江东地处偏远，士族的发育程度不及中原，陆氏的学术成就离中原士族也还有距离，但发育的轨迹是相似的。

陆康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末年的乱世。在庐江太守任上，割据淮南的袁术向陆康借粮，陆康因为袁术此时已显示出诸多不臣的迹象（几年后袁术就僭号称帝了），一口拒绝。袁术恼羞成怒，派部将孙策进攻庐江。

孙策，就是江东猛虎孙坚之子，吴大帝孙权之兄，是东吴政权建立的关键人物。

外地人统治的江东

孙家祖籍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汉末，江南比较发达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吴国的故都姑苏（今浙江苏州）、越国的故都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其他地区都还比较蛮荒，连今天的杭州市中心的上城区、下城区都还是比较偏远的蛮荒之地，遑论富阳区了，所以孙家其实出自江南的偏远地区。

前面我也说了，汉代的江南，汉人占领富庶的平原地区，控制主要城市，越人则占据较偏远的山林地区。孙家虽是汉人，但居住在山林地区，受到越人风尚的影响，因此十分彪悍善战。另外，孙家地位低微，连乡下土豪都算不上，孙坚的爸爸或者祖父孙钟还是个种瓜的。出身底层的孙家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烂命一条，所以打起仗来更加不要命。《三国志》说孙坚“世仕吴”，是不加辨别地采纳了韦昭《吴书》里为孙家贴金的记载。

孙坚年轻时靠打海盗展示一把武勇，因为吴郡的城市多处于越人的包围之中，经常跟越人发生冲突，需要军事人才，所以孙坚靠这个当上了郡里的武吏，这之后孙家才慢慢发展起来。

孙坚因为战斗力强悍，特别好使，在东汉末年可以说是救火队员，哪里有叛乱就去哪里镇压，从西凉一路打到湖南，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战功无数，最终混到了长沙太守的高位，还获封乌程侯，这在豪族逐渐垄断官场的时代，可以说是底层人民拼搏的奇迹。

此后，凭借孙坚的官位和威名，孙家勉强从乡下平民进阶为武力豪族。孙坚跟刘表作战时，因为轻敌冒进，被射成了刺猬（一说被石头砸死），因为孙家是暴发户，缺乏底蕴，在官场上也没人肯提携，其子孙策只好带着部属，投奔孙坚的主公袁术。

袁术出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袁家在士人中声誉极高，袁术跟其兄袁绍一起兴兵讨伐董卓，各自吸收了一批地方实力派当打手。后来讨董半途而废，袁术跟袁绍争起了地盘，袁绍的势力圈里有兖州曹操、荆州刘表；袁术则有徐州陶谦、幽州公孙瓒以及放弃地盘的佣兵集团首领孙坚，和在公孙瓒手下混的刘备。

但是袁术很快就因为贪暴无度，声名扫地，袁术系的诸侯实力和才能也不及袁绍系，在中原大战中纷纷败北，陶谦（以及后来割据徐州的吕布）被曹操揍趴，公孙瓒被袁绍打垮，孙坚死在刘表手上，刘备则改换门庭投入袁绍系。袁术失去了争中原的能力，跑到扬州治所寿春，驱逐了扬州刺史，从此在淮南混日子。

袁术的势力实际上已经败落，但淮南好歹比较富庶，手下还有孙策这样能打的小狼狗，对周边州郡逞逞凶的能力还是有的，所以他向庐江太守陆康勒索粮草，陆康不给，他就直接派孙策去打。

吴郡陆氏此时已经从武力豪族进化为儒学士族，陆康劝汉灵帝不要胡乱加税的奏表，充分显示了其儒学修养的深厚。在为政上，陆康也秉承儒家思想，宽厚为本，所以深得民心。孙策围攻庐江期间，已经休假的官兵都争先恐后地潜回城中，帮助陆康守城。

虽然陆康以前也镇守边陲，打败过贼寇和蛮族，还深得庐江百姓的支持，但跟孙策这种职业佣兵相比，在战斗力上还是有差距的。庐江虽然坚守了两年，但最终陷落，吴郡陆氏待在庐江的宗族百余人，折损过半，陆康自己也病逝在庐江。

陆逊最初也在庐江，在叔祖父陆康身边伺候。后来陆康眼见孙策要来攻城，自知凶多吉少，于是从宗族挑选少年英才，遣回家乡吴郡吴县，万一自己城破身死，吴郡陆氏也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挑中的少年英才中，最著名的就是儿子陆绩和侄孙陆逊，因为陆逊比陆绩还年长几岁，才能也杰出，所以陆康死后，是陆逊而不是陆绩出任吴郡陆氏的族长。

庐江之战，让吴郡陆氏与孙家结下了血海深仇。但陆氏还没来得及报复，孙策就以袁术部将的名义打到陆氏的老家吴郡来了，并且短时间内就席卷江东。吴郡陆氏是与孙家对抗到底、鱼死网破，还是改弦更张、靦颜事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孙策下江东，受到江南豪族广泛地抵制。因为他一来出身低微，被江南豪族看不上；二来又是名誉奇差的袁术的部将，更为人所不齿。但以孙策的性子，又岂能容人跟他唱反调？于是孙策就开始杀人，有组织地杀，有计划地杀，有规模地杀，江南名士被成批量地翦除。

这时的南方，士族其实并不止顾、陆、朱、张四姓，还有若干高门大姓，他们被孙策铲除后，顾、陆、朱、张才成为当之无愧的“吴四姓”。如吴郡高氏出过汉灵帝激赏的大文豪高彪，其子高岱也是仁义之士，因为鄙视孙策，被杀掉；会稽周氏的周昕、周昂、周颙三兄弟多次跟孙氏作对，虽然周昕是名士领袖陈蕃的弟子，自己也是当世大儒，深受百姓爱戴，依然被孙策杀害；会稽盛氏是东汉名族，名士盛宪因病辞官后，一直在江东静养，因为名高，也没能逃过孙权的毒手。

这还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士族，对于普通的武力豪族，孙策更不客气。吴郡王晟担任过合浦太守，是孙坚的好友，因为起兵反抗孙策，孙策把他全家宗族杀得干干净净，王晟也在战事中瞎了双眼，就这样孙策还要杀他，最后连孙策他妈吴夫人都看不下去，劝孙策把他放了，这才捡得一条命。其他一些什么乌程邹氏、乌程钱氏，都被杀了个七零八落，有的更是直接灭族。

就是投靠了孙家，也不是很安全。会稽魏氏的魏腾做事违逆了孙策的意思，差点被杀，又是吴夫人以跳井威胁孙策，才捡了一条命。吴郡沈氏（即两晋南北朝的吴兴沈氏）的沈友书法、文辞、武艺俱佳，号称笔、舌、刀三绝，而且也给孙家做事了，只是做事坚持原则，照杀不误。

虽然孙策没有贸然去动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姓，但这种恐怖的气氛带来的压力是很令人窒息的。陆逊作为“吴四姓”的一员，为了家族的存续，不得不跟孙家合作，但是横亘在面前的还有孙策这个直接仇人，儒学士族都是要脸面的，总归是没办法拉下脸来给孙策卖命。

好在孙策在江东杀人太多，最终被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孙策临终时就嘱托孙权改弦更张，即“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孙权也趁孙策之死，营造跟孙策不一样的形象，加强对江东士族的拉拢。

最后一层障碍也没有了，陆逊就顺水推舟地投入了孙权的幕府，但是并没有太被重用。当时孙权重用的是淮水、泗水流域的外地人，即陈寅恪先生归纳的“淮泗集团”，孙权用他们当打手，来压制江东本地人。

孙策、孙权要重用外地人，有两个原因，一是孙家出身江东底层，被江东人轻视，所以他们虽然是江东本地人，而且杀回了江东，但并不代表江东本地人的利益，反而是代表外地人利益的殖民政权；二是君主要完成专制集权，都喜欢使用没有根基的外地人来打压本地盘根错节的势力，孙策、孙权兄弟亦然。

掌握东吴军权的前三个大都督周瑜、鲁肃、吕蒙全是外地人；东吴政权的形象代言人张昭、张纮也是外地人；东吴前期独当一面的太史慈也是外地人；《三国志·吴书·程黄韩蒋周陈董甘淩徐潘丁》所列的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甘宁、凌统、徐盛、潘璋、丁奉等十二员“江表虎臣”，除了董袭、凌统，也都是外地人（虽然不一定来自淮水、泗水流域，但也跟淮泗集团抱团）。

南方士族借山越战争复兴

这些外地人构成了东吴前期统治的核心，陆逊这种本地人，就算孙权有意拉拢，甚至娶了孙策的女儿，也只能做做二线工作。与中原交战他们是没份的，只能在后方打打山越，维持治安。

但能人就是不一样，在哪里都会发光。对江东人而言，连这种杂活都是为数不多的机会，陆逊不但没有把打山越当成杂活敷衍，反而要把这件杂活做成奇迹。他向孙权进言不要只是被动防御，可以主动进攻山越，把抓获的山越人带出深山，强壮的当兵打仗，瘦弱的耕田交税，这样东吴就可以越打越强。

这个政策，不但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不间断的平蛮战争，甚至开了后世改土归流的先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谋划之一，南方士族的精英陆逊也可以称得上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人物了。

东吴就这样开始了对越人长达数十年的大绑票运动，陆逊也就在后方打了十几年野怪，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东吴前期的威风如赤壁之战，耻辱如逍遥津之战，都跟陆逊没什么关系，但是吴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里面，则有陆逊的印记和勋章。

当然，作为南方士族的精英，陆逊的计谋并不是只为孙权着想。山越人盘踞在江东的广大地区，人数何止数十上百万，要彻底消灭他们，单凭孙权的嫡系部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联合江东大族，将打山越当成一种聚集江东整个汉人社会力量的活动，才能将越人的社会完全打散。而孙权要依赖江东大族来打山越，就必须给他们甜头，于是，捕获了山越人，孙权与出力的大族按比例瓜分，孙权固然增加了军队和税收，江东大族的实力也日新月异，很多大族能够“僮仆成军，闭门为市”，陆逊自己也在打山越的战争中得到了多达五千的私兵，在东吴政权里的发言权大增。而且因为江东大族跟孙权有了共同的敌人山越，其敌对关系也在战斗中日益缓和，东吴政权的本地化已经指日可待了。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家带到江东的外地人终于死得差不多了，其子孙因为家族实力不强，教育资源稀缺，多不能成器，孙权不得不对本地人进一步拉拢，陆逊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

当时东吴的头等大事是对付刘备方镇守荆州的关羽。外地人里面的帅才只剩下硕果仅存的吕蒙，而且还重病缠身，朝不保夕，东吴军队急需从本地人里补充新血，于是陆逊终于来到了第一线的争霸战场。

此时的陆逊，在讨伐山越的多年战争中已经成长为一代名将，其特点是“敌强愈强”，换了个环境，不但没有不适应，反而比以前更厉害，而且各方面能力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他接替吕蒙的荆州防务后，先是装孙子，麻痹正在进攻襄阳的关羽，关羽认为陆逊没什么本事，便将后方兵力大量抽调到前线，造成荆州空虚，这是吕蒙奇袭荆州得以取胜的重要原因。

接着，在吕蒙白衣渡江奇袭荆州的同时，陆逊又率军一路打穿荆州，堵住三峡，切断了关羽退回益州的要道，前后招降蜀军数万人，功劳不在吕蒙之下，当时其地位就已经跃升到吕蒙之上。战后吕蒙病死，陆逊成为东吴仅有的帅才，镇守上游的荆州要地。

第二年（公元221年），已经称帝的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以及夺回荆州，率倾国之兵数万人东征。陆逊被任命为东吴第四任大都督，也是第一位江东人大都督，率兵五万迎战刘备，打响了东吴的国运之战。

此战蜀吴双方兵力大致相当，但刘备派马良等人深入发动荆州的蛮族，得到一批生力军，另外蜀军的陆战一向胜过吴军，所以陆逊依然是以弱敌强。

陆逊力排众议，只管守住要道，并不跟锐气正盛的蜀军交战。即便蜀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氏宗室孙桓，或者示弱诱吴军出战，陆逊都不为所动，绝不上套。几个月之后，蜀军师老兵疲，而且为了避暑，扎营在山林附近，这就给陆逊提供了火攻的机会。

陆逊火烧连营四十余座，刘备大败亏输，逃到马鞍山据守，又被陆逊攻破，蜀军土崩瓦解，损失数万，刘备多年来南征北战积累的精兵大部分报销，自己也惭恨交迸，病死于白帝城，蜀汉一时再也没法威胁东吴。

孙权借助这次大胜称吴王，设年号。江东本地人的能量大放异彩，在东吴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不久孙权舍弃外地人张昭，而用吴郡顾氏的顾雍为丞相，用陆逊为大将军，江东本地人掌握了东吴的政权与军权，东吴本地化完成，成为代表江东人利益的江东政权。

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下，利益暂时一致的孙权与江东大族都需要一个结果：让孙权正式称帝，建立跟魏、蜀平等的国家，而这需要一次大胜。以往东吴在战争中的表现是很明显的攻弱守强，因为吴军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东人只对防守家乡、保护自身利益感兴趣，对自损实力帮孙家开疆拓土没有兴趣，很多时候是出工不出力。为什么孙权打个合肥打了几十年都打不下，还常常在合肥城下被打哭，荆州方向攻襄阳也从无胜绩，就是这个原因。

但这次，为了得到开国功臣的荣华富贵，江东人决定卖一回力，打赢一次进攻战。江东人鄱阳太守周鲂（后来的义兴周氏）诈降曹魏，诱曹魏东线主帅曹休南下接应。孙权以吴郡陆氏的陆逊为大将，同是江东人的吴郡朱氏的朱桓、钱塘全氏的全琮为左右督，迎战曹休。为了让江东人卖力，孙权为陆逊牵马，给陆逊以极高的礼遇。

陆逊令吴军占据石亭附近的有利地形，等候曹休。曹休虽然知道中计，但耻于兵出无功，而且自恃兵多将广，决定好歹也要跟吴军打一仗。他进入石亭的狭窄地段后，也分派了一些人手埋伏在要地，准备接应。但这一切都被熟悉地理的吴军看在眼里，吴军先行拔除了曹休的伏兵，决战中又利用地利优势，大破曹休，魏军仓皇撤退，损失上万，策应曹休的贾逵、司马懿两路魏军也各自退回。

经此一战，陆逊在击败蜀军之后，又击败魏军，成为威震三国的名将。孙权也借助这一战的东风，于次年（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吴国正式建国。孙权与江东士族的蜜月期达到了最和美的阶段，但是凡事达到顶峰就会开始走下坡路，这段蜜月马上就要结束了。

孙家与南方士族的终极决裂

早在孙权称帝之前，他已经发现，曹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使得士族分走了好大一部分政治权力，让皇帝难以为所欲为，这是孙权不能容忍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设置了特务性质的校事官，对江东士族进行打击。

等到称帝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太子孙登对江东士族十分服膺，就更加害怕。他一怕士族们利用太子来制衡自己的权力，二怕自己死后，太子成为江东士族的傀儡，于是有换太子的意思。

孙登虽然史书上记载得十分完美，好像他不死孙权就不会发动后来的“二宫之争”，导致东吴元气大伤。但其实不是的，孙登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吴书》记载：“弟和有宠於权，（孙）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登当太子的后期，其身份已经出现了危机，孙权似乎有意立三子孙和为太子，只是孙登恰好这时候死了，可谓死得恰到好处，以免孙权亲手杀他，避免了一场家庭惨剧。

孙和成为太子后，依然与江东士族十分亲近，又造成了孙权新的不满，于是他要在诸子里面再找一个代理人，跟江东士族打对台，他找到的就是四子孙霸。于是孙权故意让孙霸跟孙和待遇一致，鼓励朝臣中的投机分子聚集到鲁王孙霸旗下，跟孙和以及江东士族作对。这就是长达八年的“二宫之争”，直接影响了东吴的国运。

在二宫之争中，孙权为了打倒江东士族，依靠的主要是外地人和江东本地的武力豪族。

外地人的代表是淮泗集团的步骘。东吴在孙权手上虽然大力江东化，但外地人始终难以融入江东本地社会。

在两汉时代，政府是不喜欢人口流动的，因为人口一流动就不好管了。秦汉政府施政的核心是节约行政成本，政府好管是第一位的，至于老百姓生活是不是方便那可以不予考虑。老百姓要去其他的郡县，要开具一种叫作“棨”的通行证，否则就会被抓。虽然东汉这方面比西汉宽松不少，但这个氛围是有的，所以各郡实际上相对封闭，跟唐宋以后人口较自由的流动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各郡人民的乡土关系十分浓厚，各郡士族对本郡的其他士族也强烈认同。像中原这种发达的地区，发展到后面，士族可能会以天下为己任，组成跨郡县的士族大联盟。但江东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士族还没有进化到那个程度，所以还是相对封闭的，外地人即使统治当地，也是很难融入进来的，所以很支持打击本地的士族。

武力豪族的代表则是出自吴郡钱塘的全琮。武力豪族跟士族之间也有鸿沟，虽然士族是武力豪族进化而来的，但三国时代是士族把持政权，身份认同、排他性逐渐增强的时代，武力豪族想要上升为士族，机会不再像汉代那样多了。

士族排他性增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由士族对本地人士进行品评，吏部只能在士族提供的人选里面选官。等于是士族分享了选举权，他们选举时当然会优先推荐身份相同的士族，武人就比较难出头了。

东吴也实行了类似于九品中正制的制度，只不过中正官不叫“中正”，而叫“公平”，所以东吴的武人也不是很好过，自然支持孙权打击士族，哪怕打击的是江东本地的老乡。而孙权对武人也早早地就着意拉拢，两个女儿都嫁给江东的武力豪族钱塘全氏、吴郡朱氏，利用他们跟士族搞对抗，但吴郡朱氏进化程度比钱塘全氏要高，对士族比较亲近，不愿意对士族动手，所以钱塘全氏成了孙权大清洗的急先锋。

“二宫之争”就是在孙权的拉偏架下，由孙霸一党发动的对江东士族的大清洗。孙权前后废了吴郡顾氏的顾谭、顾承，杀了吴郡张氏的张纯、吴郡朱氏的朱据，也逼死了吴郡陆氏的陆逊。

陆逊当时担任东吴丞相，并且掌握荆州兵权，东吴的军力配备历来荆州是大头，所以实际上等于掌握了东吴的政权和军权，孙权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可以说“二宫之争”的用意一大半是针对陆逊而来。陆逊在孙权毫无理由地残害江东名士时，上表切谏，被孙权派人日夜毁骂，最后以六十余岁的高龄气恨而死。

清洗江东本地人之后，东吴的军政大权落入孙家远支宗室孙峻、孙綝等人的手里，东吴政治沦为宫斗，再也难以振作。江东士族其实依然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实际上依然是东吴政权的基本盘，只是被剥夺了在政权中的决策权。但决策权既然落入未经历练的孙氏宗族之手，江东士族即使再出现陆逊这样的文武全才，也难以统率吴军再现往日的辉煌。

后来吴郡朱氏的朱异也是文武全才，东兴之战中曾经大破魏军，却在援救淮南之战中被孙綝无故杀害。孙皓时代，陆逊之子陆抗虽然在西陵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晋军（其前身是魏军），但那是因为孙皓前期跟江东士族的短暂合作，等到孙皓与江东士族关系破裂，吴国军事就再无起色，西陵之战也不过是吴国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罢了。到晋军大举伐吴时，江东士族集体将倒行逆施的暴君孙皓抛弃，东吴的长江防线遂一溃千里，无法收拾，东吴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亡了国。

其实，孙氏皇族与江东大族的矛盾并不是特例，割据君主与本地人尤其是本地豪族的矛盾是三国时代的突出现象。当相对封闭的各郡县因为乱世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后，对当地社会带来的震荡是难以想象的，汉末群雄解决与当地人冲突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曹操入主兖州后，因为当地士族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完全服从管束，曾经杀死兖州士人领袖边让立威，结果导致兖州士族领袖张邈、陈宫群起叛变，引吕布夺了兖州，让曹操差点没了老巢。之后曹操知道了士族的威力，就开始对士族妥协，除了杀害阻止他篡汉的荀彧、崔琰外，很大程度上承认了士族对本乡本土的控制权。到曹丕时代，为了称帝，更加通过九品中正制，向士族出让了政治权力的很大一部分。

蜀汉则情况颇有不同。东汉末年刘焉入蜀时，曾经依靠南阳、关中一带的流民（即所谓“东州集团”），对益州本地士人进行了一波清洗，到刘备入蜀时，又进行了第二轮清洗。江东士族只被孙家洗了一次，益州士族却被刘焉、刘备洗了两次，所以实力弱小，完全被蜀汉政权压制，在政治上难以产生重大影响。

南方士族辉煌的挽歌

等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士族在皇权失范导致的“八王之乱”中，经过司马氏宗室诸王一轮又一轮的残杀，以及匈奴人、羯人的蓄意屠杀，大面积凋零。虽然有大批士族或者往东北方向投奔辽东慕容氏，或者往西北方向投奔前凉张氏，或者往长江以南避难，但除去留居本土效力匈奴人和羯人（如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的那部分，这些流寓士族都失去了土地和财产，虽然携带着先进文化和贵族传统，但到了新的地区还是要从头做起。

蜀地豪族则因为被蜀汉政权压制过度，力量一直较弱。蜀汉的统治阶层荆州集团、东州集团虽然发展为势力较强的大族，但在蜀汉灭亡后多被西晋政府迁回原籍，于是益州豪族一直不强。所以当巴氐李特率六郡流民南下时，益州豪族不敌巴氐和本土道宗范长生的道教联军，巴氐李氏攻陷整个巴蜀，建立成汉政权。

唯有江东大族，因为在东吴时代茁壮成长，实力非凡，西晋能够轻松消灭东吴，却不敢轻易去动这些实力强大的大族，于是他们大部分保存了东吴时代的强大实力。等到中原、蜀地相继被五胡攻陷后，吴姓大族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保江东一方安宁。

当荆州的廪君蛮张昌造反，很快席卷荆、江、徐、扬、豫五州，几乎全据江淮流域时，是吴地大族义兴周氏的周玘（除“三害”的周处之子，赚曹休的周鲂之孙）率家兵与政府军合力，大破张昌的大将石冰，开启了张昌的败亡之路；广陵相陈敏在平定张昌的战斗中神勇无敌，见天下大乱，有意仿效孙策割据江东，又被周玘联络吴地士族顾荣、甘卓等予以剿灭；吴兴钱氏的钱璯图谋作乱，奇袭都城建康，又是周玘率家兵剿灭。这就是所谓的“三定江南”。在两晋之交的乱世中，吴姓大族成了华夏族硕果仅存的实力派，成了华夏复兴的希望，这其中不能不说没有陆逊发动山越战争的遗泽在内。

晋朝司马氏皇室绝大部分被羯人石勒屠灭，逃到江东的只有琅琊王司马睿等硕果仅存的五人，史称“五马渡江”，他们也很想借吴姓士族的力量复兴。但是，东吴政权借外地人欺压本地人的记忆仍在，吴姓大族在西晋的出仕经历也因为中原人的排挤而不算愉快，他们对外地人完全不感冒，对司马睿一行完全置之不理。最终，是伟大的政治家琅琊王氏的王导出面，用个人魅力和中原先进的学问折服了吴姓士族的领袖顾荣和纪瞻，让他们同意与北方流寓士人一起拥立司马睿为帝，建立东晋。

南北士族的共和缔造了东晋，而东晋初期建立秩序，主要也是借助南方士族的力量。吴地士族的首领顾荣、纪瞻、陆晔等人与主政的王导合作，帮东晋在江东立国，吴地豪族义兴周玘、庐江周访（汝南安城周氏的分支）、丹阳甘卓（巴郡临江人甘宁之孙，落籍江东）以及出身蛮族的陶侃，则成为主军王敦（王导从兄）的左膀右臂，帮东晋王朝消灭不服司马睿的江州华轶，以及荆州的杜曾、杜弢等叛军。

但是东晋政权一旦稳定，王导、王敦就使用手段，抬高中原流寓士族（又称侨姓士族）的地位，将军权收归侨姓士族手中，侨姓士族垄断了朝廷高官，吴姓士族只能出任地方官，但经济产权得到尊重，因此吴姓士族虽然不满，却没有反叛，他们对东晋政权兴致缺缺，一般不参与东晋朝廷的各种内斗，只在本乡本土做安静的美男子。

但他们的不满有时候还是会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一些武力豪族身上。义兴周氏的周玘曾经三定江南，对东晋政权的建立居功至伟，但被侨姓士人排挤，郁郁而终，临死时吩咐其子周勰造反，尽杀北人。周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叛，只是功亏一篑，东晋王朝也没敢过于追究，周勰依旧当他的二千石高官（临淮太守）。吴兴沈氏的沈充则加入王敦造反的大军，以杀侨姓士族为乐。

东晋中后期，五斗米道教主孙恩造反，又有大量信奉五斗米道的吴姓士族加入，使得叛军一下子发展得十分壮大，东晋朝廷费尽心机，才把五斗米道起义镇压下去。直到南朝，吴兴丘氏的丘灵鞠还对当年吴郡顾氏的顾荣被王导忽悠，引狼入室，造成北方人（伧父）欺压本地人的情况耿耿于怀，声称要挖了顾荣的祖坟泄愤。

直到隋朝消灭陈朝，统一南北后，江南士族、豪族还因为隋文帝的收权措施而群起反叛，隋将杨素率领大军来到，才将江南大起义扑灭，此后以大一统帝国的威势，在江南施政还要向贵族制度稍作妥协。到唐朝中后期，江东乃至南方地区反对唐朝朝廷搜刮财富，还经常有本地豪族带头起事造反。

直到宋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地方权力大部分被剥夺，独立性进一步削弱，本地人的抱团再也无法影响中央施政，地方独立的时代才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