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铁骑——根除谢顶：各民族剃头攻略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已经成为清军入关后最重要的口号。大家都知道汉族、满族在清朝要剪辫子，那么回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苗族在清朝是否需要剃发，他们的发型如何呢？哪怕专业做清史研究的学者，也未必能说得清楚。清朝入关后的剃发政策使得平头百姓在汉族中就不容易出现了，因为没有人有可能留平头了。不过清朝这种金钱鼠尾辫的好处就在于任何男人无论如何谢顶，也根本显不出来，在清朝只有“半岛”，绝对不会有“地中海”。青年人剃成这样的发型，看起来很丑，但是对谢顶者而言，这个发型却是一剃遮百秃。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以顺治的名义颁布剃发令，下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由此酿成了惨剧，南方多地人民拒绝剃发，因为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在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改变几千年的华夏装束，这是一种精神阉割，绝不会被接受。当然，既然不剃发，那就只能被杀头，于是清军在多地进行大屠杀，如在江苏镇江大屠杀时清朝曾下令：“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发全村斩！”

其实一开始清廷并不打算颁布剃发令，就在多尔衮率军刚进北京时，就下令：“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顺治二年五月九日清军攻陷南京时，豫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唾骂，五月二十五日多铎颁布告示：“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可见多铎对剃发的汉人持蔑视态度。

那么为何最终清廷要求汉族人都剃发呢？一切都要从孙之獬说起。此人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投降清廷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孙之獬自己没什么真本事，于是剑走偏锋，主动剃发。

孙之獬把头发剃了，后面也留个大辫子，一上朝，汉族官员见他是满人装束，不愿与他为伍，满族官员因为自己是征服民族，不愿跟孙之獬为伍，孙之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孙之獬下了朝后就上一道奏章，向顺治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当时顺治才七岁，多尔衮说了算，他看见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多尔衮甚觉有理，于是最终下了剃发令。千万汉人遭到荼毒，当然，孙之獬也没好下场，三年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被罢官遣返老家淄川。天道好还，他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孙之獬本人被五花大绑，最终被义军凌迟砍死。

现在的清宫戏中，从努尔哈赤一直到宣统时期，发型都一样，实则不然。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的满人，顺治和康熙早期的汉人，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结辫下垂，形如鼠尾，通过穿过铜钱的方孔才算合格，否则就要再接着剃，故名为金钱鼠尾辫。到康熙中期，汉人的头发越蓄越多，满人为了好看，保留的头发也越来越多，于是金钱鼠尾辫逐渐变成了清宫戏里的头发样式：前半部分剃掉，后半部分编成发辫。

值得一提的是，除汉族外，漠南蒙古，也要剃成满族发式，比如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就是剃发的，电视剧《一生为奴》中王刚演僧格林沁，那里面的装束就是对的。漠南蒙古要剃发，但喀尔喀蒙古和康熙中期以后才归附的漠西蒙古（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则不需要剃发。因为漠南蒙古被大清朝视作自己家人，就是蒙古八旗，既然是八旗自己人，那就必须剃发，而漠北蒙古与清朝统治者其实更接近联盟关系，既然是联盟，那你是何种发型清朝就管不了了。而漠西蒙古因为在乾隆年间才完全归化，被清朝视为外藩，外藩自然不用像自己子民一样剃发。

蒙古族剃发的事说完了，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因为本来都是满八旗成员，所以要剃发。但朝鲜人不用，无论是朝鲜国还是东北的朝鲜人，这是皇太极两次打朝鲜后与朝鲜做的交易，你对我表示服从，坚决在我朝贡体系内，然后就可以保持自己的衣冠了。

就穆斯林各族而言，维吾尔族只有三品四品的伯克需要剃成满人发式，其他所有百姓都不用，五品及其以下的官员也不用。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布鲁特人（在外为吉尔吉斯人，在中国国内即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的情况与维吾尔族一样，不赘述。至于回族，则必须都剃发，因为清朝时将各穆斯林分为汉回和缠回，汉回就是汉人中的穆斯林，缠回则是头上缠着头巾或者戴着小白帽的新疆甘肃宁夏穆斯林民族。缠回除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布鲁特人、乌孜别克族外，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塔尔族完全不用剃发，因为他们就几乎没有当清朝官员的。清朝将现在的回族人视作汉人，故而清朝回族人必须剃发。

北方各少数民族说完了，该南方少数民族了。藏人只有藏军需要剃成满族发式，普通百姓和藏族喇嘛们都不用。许多人认为张勋辫子军是中国最后一支留辫子的军人，实则不然。根据廖立《中国藏军》的记载，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藏军依然留着清朝的大辫子，直到1959年藏军被撤销建制，这批中国最后留清朝式大辫子的人才剪掉辫子。壮族、苗族等是否剃发就要看他们在清廷眼中的文明程度了，这些少数民族都被分成生番和熟番，生番不用剃发，现在流传至今的各种《百苗图》里面的生番都是不剃发的，而熟番百姓不用剃发，被任命的官员则需要以剃发表明归化。

总之，剃发是清廷要求臣民效忠、表示认同的外观体现，也是内外有别的体现。漠西蒙古和朝鲜人，因为是外藩，属于朝贡体系的一部分，所以不用剃发。喀尔喀蒙古人因为实质上与清朝统治者是结盟的关系，所以不用剃发。满人、漠南蒙古、汉人、藏军、维吾尔族伯克因为属于大清官僚团队、军队或缴纳赋税的子民，故而都必须剃发。所有清朝统治下需要缴纳赋税的民族都要剃发，而所有缴纳贡品的则无须剃发。至于各族生番和绝大多数熟番、新疆缠回，清廷则认为他们不开化，压根不配成为自己的子民，故而不用他们剃发。这就是清朝各民族剃发的一定之规，是否剃发完全取决于大清秘传心法，不足为外人道也。

关于各族是否剃发，主要记载在明清时期朝鲜人来华的资料集《燕行录》当中。这些从朝鲜来北京的使臣、文人用心观察清朝的一切风土人情，将各种见闻写进自己的文集或笔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清朝跟此前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很大不同就在于强制推行本民族发型到汉人身上。此前入主中原的各北方民族，鲜卑人和契丹人发型一样，都是把头顶剃光，四周的头发作为鬓角的装饰或垂在耳边。北魏等鲜卑人政权和辽国都没有强制推行本民族发型到汉族，相反的是拓跋宏开始改鲜卑人发型为汉人发型。西夏发型是把后脑勺和两侧剃光，脑门上留着厚厚的刘海，这种发型1033年李元昊下令推行到西夏全国，西夏境内的汉人也必须是这样的发型，此为史上第一次汉人被强制剃发。元朝蒙古人的发型是头发在头顶中间分成两份，把后面剃光了，两侧的头发结成环，垂在肩膀上。元朝的政策是只要我军攻城时你投降，然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不干涉任何被征服民族的发型。女真人的金国与日后他们的子孙发型近似，但不完全一样，清朝满人的发型是梳一根辫子，女真人则是梳两根辫子，金兀朮、阿骨打等历史人物都是两根辫子。1127年金国攻陷开封后，开始下令让华北汉人“削去头发，短巾左衽”（《大金吊伐录》），违令者处死，但是遭到汉人强烈抵制，最终到绍兴第一次议和时，金国便实质上取消了强迫汉人剃发的政策，所以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发型跟南宋是一样的，秦桧等人在金国时也并未剃发。总之，清朝之前曾强迫汉人剃发的只有西夏和金国，但真正成功的只有西夏。

剃发的事就说到这儿。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国不可一日无君，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七日唐王朱聿键（朱元璋第二十二子的九世孙）在南明诸人拥立下于福建建瓯称帝，年号隆武，史称隆武帝。朱聿键的爷爷老唐王因为朱聿键的父亲（唐王世子）嘴唇上长瘤子，对这个儿子很看不顺眼，于是他把朱聿键父子关押，这时朱聿键才12岁，从12岁到28岁朱聿键都是在牢房里度过的，有个小官张书堂经常把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等送来，才使得朱聿键没有浪费大好光阴。朱聿键28岁那年，他的叔叔，也就是一直想夺占唐王世子之位的那个人，利用朱聿键之父治好嘴上肉瘤心切的心理，送来药，说喝下去可以消除肿瘤，朱聿键的父亲毫不怀疑，喝下去后就被毒死了。朱聿键的爷爷想借机立自己小妾的儿子，也就是朱聿键的叔叔为世子，但此时朱聿键之父不明不白的死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朱聿键的爷爷怕生出大事端，最终没敢立小妾的儿子为世子，而是直接立朱聿键为世孙。三年后，朱聿键的爷爷病死，朱聿键继承王位，1636年朱聿键利用机会毒死了自己的叔叔，为父报仇。是年赶上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朱聿键立功心切，竟不顾朱棣定下的“藩王不掌兵”的国策，招兵买马，率兵从南阳北上，前去勤王，没有遇到清军，却中途遇上李自成的部队，跟李自成打个平手。明朝规定，藩王只要不去碰枪杆子，没有兵权，做什么都可以，可以醉生梦死，可以胡作非为，而朱聿键这次却恰恰干了不该干的事。崇祯得知后大怒，将朱聿键关押到监狱。由于朱聿键已经有16年的坐牢经验，这次坐牢对他而言打击不大。1644年崇祯殉国，弘光帝继位，大赦天下，朱聿键又被放出，至此，43岁的朱聿键有二十四年都在监狱里度过。（隆武帝早年故事据陈燕翼《思文大纪》。）

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涯，使隆武帝有远超常人的毅力，多年的狱中苦读也使隆武帝掌握了治国理政的基本道理，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最关键的是实践能力，是如何用人、如何驾驭人。在监狱里朱聿键与世隔绝，第一次坐牢只有父亲跟他在一起，第二次坐牢则是自己住单间，严重缺乏跟人打交道的经验，这是隆武帝的致命伤。

隆武帝登基大典那天，大风雾起，拔木扬沙，掌玺官的坐骑受惊，玉玺摔落，碰坏一角，时人皆认为不是吉兆，这也预示着隆武帝悲剧的命运。

刚继位的隆武帝和此前弘光帝迥然不同，他乐于纳谏，主张招降李自成余部，以共同抵抗清军。同时，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的平民一事，他也予以阻止：“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一谕旨使得百姓欢呼鼓舞，纷纷来投。

面对来投奔的各方，隆武帝说：“自允监国之后，若一日孝陵未见，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统旧疆未复，即是孤负祖负民，如剑在心，如汤沃背，断不与寇盗并立于天壤。”隆武帝的意思是只要一天不收复南京这朱元璋明孝陵所在之地，一天不恢复大明的旧疆土，自己就好像剑插心脏、热水烫身一样难受，以此来明心智。有史家说，假如历史能把隆武帝与弘光帝换位的话，历史发展或许会截然不同，然而事实上隆武政权为大海盗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把持，隆武帝根本施展不开。此外，哪怕隆武帝能掌实权也无济于事，纵观中国历史，只要长江天险被突破，南方政权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隆武帝政权鸣锣开张21天后，闰六月二十八日鲁王朱以海（朱元璋第十子的九世孙）在绍兴称监国，于是南明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多尔衮有一统中国之志，绝不会坐视南明出现一位大有为之君，他以多铎为总指挥，进军江南，多铎派汉人降将李成栋对嘉定（今上海嘉定）用兵，满洲大将博洛对江阴用兵。嘉定这一路，李成栋嘉定三屠共杀十万人，而江阴这一路清军则遇到了剃发令颁布以来所未有的劲敌。

清军将领博洛直扑江阴，由刘良佐直接负责对江阴的进攻。顺治二年（1645年，隆武元年）闰六月二十一日，清兵包围江阴，守城的是典史阎应元，其官阶大致上也就是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却指挥明军抵抗清军八十天。经过八十天苦战，江阴这座孤岛最终还是被清军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城破，阎应元遇害。阎应元率城内九万七千人，面对二十四万清军，苦战八十一天，杀敌七万五千人。阎应元遇害后清军在江阴进行了大屠杀，导致城内仅存五十三人，被杀九万七千人，城外被杀七万五千人（据许重熙《江阴守城记》、韩菼《江阴城守纪》）。

在清军进攻江阴时，南明继鲁王朱以海和唐王朱聿键后，又同时出现了第三个政权——靖江王朱亨嘉。朱亨嘉于顺治二年（1645年，隆武元年）八月初三在桂林自任监国。朱亨嘉完全是个笑柄，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他是朱元璋的哥哥的后代，跟朱元璋论关系都已经捅到明朝以前了，这在很看重血统的中国古代无异于开玩笑。朱亨嘉因为自己跟明朝宗室关系太远，于是直接用朱元璋的洪武年号，他继位的这年叫洪武二百七十八年，吓死人不偿命。南明广西重臣瞿式耜得知朱亨嘉的闹剧后，于八月二十五日率军攻入靖江王府，生擒朱亨嘉，而后把他献给隆武帝，最终朱亨嘉被杀，一出闹剧结束。

攻陷江阴后，清军进行休整，毕竟长期作战谁也受不了。博洛一直休整到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二年）五月，才率军将兵锋对准浙江绍兴的鲁王朱以海。五月二十七日，清军博洛从杭州向朱以海的部队进攻，来到钱塘江边，清军无船，可是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突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江中许多地方都干了，于是清军铁骑得过钱塘江，此景与当年元朝在钱塘江边接受南宋投降时颇为类似。六月一日清军攻陷绍兴，朱以海逃到海上避难。

此后清军在江苏、浙江、安徽进行地毯式攻掠，至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二年）八月，清军全部控制江南一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保卫战、清军对江南的血腥屠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夏完淳、陈子龙等一批民族英雄皆出自江浙。有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江浙一带抗清举动最多，遭到的屠杀也最重，这种看法只对了一半，的确江浙一带抗清举动最多，而其遭到的屠杀其实是最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江浙一带抗清事迹留下如此丰富的记载，本身就能说明江浙的士大夫精英没有被屠灭。正因为如此，在清朝文字狱如此严密的情况下，这么多江浙抗清事迹才能传下来。清朝的屠杀，在辽东一带连个伤亡数字都没能留下，只能靠葛剑雄、曹树基、何炳棣、杜车别等人深入爬梳史料来推理，才能得出大约的数字。在陕西、河南等地，留下的只是伤亡数字，很少有细节记载，只有在江浙才能保存如此完整的集体记忆，本身就说明了精英在屠杀下的幸存。江浙从五代十国一直到1949年，除了被太平天国打得死掉一半多人口外，其人口在历次大动乱中的损失都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而这已经是全中国损失最小的地区了。

此前拙作《大清棋局》写到李自成、张献忠大军所经之处的屠杀，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李自成和张献忠自始至终都无法打进江浙，最东打到安徽凤阳，就无法继续前进了。而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的人民，在明亡清兴的战争中要么如同两脚羊一样被屠杀，要么参与流民起义而去屠杀别人。究其原因，在于江浙一带有发达的士绅自治，而华北地区只有碎片化小农。明清时期的碎片化小农在和平年代不懂礼义廉耻，在战争时期则残忍好杀，以至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多次表示要把华北地区的小农开除出华夏民族。华北地区从靖康之乱以来，直到抗日战争，在战争过程中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历来都是大面积沦陷。

只有江浙一带的士绅可以用大笔钱来兴办乡学、办教育，有发达的地方教育，才能培养出一批考中科举的学子，有一批考中科举的学子才能走仕途去当官，官员在任期间为家乡说话，充当老家在朝廷的代理人，告老还乡后在家乡兴办水利和公共事务，一旦发生战争，告老还乡的高官振臂一呼，在家乡就能办起团练，抵御外敌。这就是江浙士绅的良性循环，而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则不然，本身出不了多少进士，明朝自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出的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第四名）共计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只占12%，而南方内又以江浙占半壁江山（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清朝200多年科举总共出过114个状元，其中陕西、河南、四川、顺天（北京）各一人，湖南、贵州各两人，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直隶、满洲八旗各3人，广西4人，山东6人，安徽9人，浙江20人，江苏49人，总共114人中江浙占到69人，而山西、甘肃、云南、奉天等省则从未出过状元（据吴建华《状元的命运》）。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记载，有清一朝共有进士26747名，其中江苏省2920人，浙江省2808人，江苏省内最厉害的苏州府出了785名进士，浙江省内最厉害的杭州府出了1004名进士。

越富有的人必然会定居在风景越好的地方，明乎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便顺理成章。而华北各省，因为经济落后，教育不发达，出不了几个当官的，好不容易出来精英，入朝为官，但其退休后一定是绝不愿意回老家的，最终只能导致周公的家乡陕西和孔子的家乡山东从北宋末年开始，每逢改朝换代便沦为流寇的乐园。李自成、张献忠皆出自陕西，梁山好汉等皆出自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