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严与诸葛亮相比地位如何？李严与诸葛亮之争是争什么？

李严与诸葛亮相比地位如何？李严与诸葛亮之争是争什么？李严跟诸葛亮一样，也是刘备托孤的蜀汉重臣，他的一生因为《三国演义》里记载夸张、正史传记语焉不详，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三国演义》里的李严能跟黄忠打上四五十个回合，诸葛亮认为蜀汉唯有李严能敌陆逊，用李严镇守东部防线，都是对李严过于夸张地拔高。《三国志》传记则因为陈寿记事的简略与后人对职官制度的不熟悉，有人甚至认为李严的地位还在诸葛亮之上，这都是很严重的误解。

其实李严在蜀汉的地位远不如诸葛亮，不过李严与诸葛亮各自代表了蜀汉的一派政治势力，即刘焉旧部与刘备旧部，或者说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这两派势力的形成各有很深的渊源，在蜀汉政治中有合作也有斗争，有纷争也有融合，最终演变为一派，即蜀汉的外籍统治阶层，对本地土著进行严厉地打压，而李严就是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纠葛中重要的一环。

天下第三的巴蜀之地

往往有人会说诸葛亮北伐是以“疲弱之蜀地”与占据天下十分之七的曹魏作战，其实蜀地一点儿都不疲弱，蜀汉虽然只有益州一州之地，但益州在两汉是十分富庶的地区，潜力极大。当然，刘焉父子和刘备父子先后以外地人统治蜀地，决策并不考虑蜀地的利益，对蜀地的潜力造成了很大的透支，使得蜀地在两晋南北朝降到二三流地区的水准，但这不能掩盖蜀地曾经的辉煌。

自从战国中期秦灭巴蜀之后，为了同化巴蜀地区，秦国就派出了大量移民，“移秦民万家实之”，按每家五人算，一次性就移民五万人，在战国时代可谓手笔巨大。后来秦国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实行迁豪政策，把山东六国的强大家族迁到秦国领地上来监视居住，方便掌控，其中大部分是迁往首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地区，也有一部分被迁入巴蜀地区。巴蜀很早就获得开发，秦惠文王时宰相张仪修建的成都城与咸阳城相去无几，可见在战国时期，巴蜀的发展水平比关中已经不遑多让。秦昭王时李冰修筑都江堰后，蜀地农业灌溉效率大增，从此成为膏腴之地、天府之国。到了秦汉时代，巴蜀又是中央朝廷流放罪人的所在，大量关中、关东的罪人被流放到巴蜀，其中不乏诸侯王之类的权势阶层。他们被流放时往往会把一大家子人带到巴蜀去，东汉时北方幽州、并州、凉州和关中受到羌乱的威胁，也有数十万人南迁巴蜀，因此巴蜀的人口日益增多，成为两汉的人口稠密之地。而这些通过各种途径从先进地区迁居到蜀地的人，为蜀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如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祖辈是齐国的冶铁富商，被秦国强制迁徙到蜀地，白手起家重操旧业，在蜀地又靠冶铁成为巨户，同时也将先进的冶铁技术普及到蜀地。这些人极大地带动了蜀地的发展。

与人口数量的增加同步进行的还有人口素质的提高。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设立学宫，优先提拔饱学之士为官，使得蜀地向学之风大盛，也大大地加快蜀地土著的汉化，史称“文翁化蜀”。“文翁化蜀”之后，蜀地涌现了大量饱学之士，西汉的文坛宗主司马相如与一代儒宗扬雄都是出自巴蜀的天下奇才。还出现“蜀学比于齐鲁”的提法，巴蜀之学甚至可以与当时学术成就最高的齐学相提并论。这些蜀地名贤为巴蜀子弟做出了榜样，在“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的风气下，东汉的巴蜀文教更盛，出现了不少世代为官的世家巨族，其中有些还是世代高官，如汉中李氏的李郃、李固父子，分别官至司空、太尉；蜀郡赵氏的赵戒官至太尉，其孙赵谦、赵温都当到了三公。其中李固还是士大夫领袖，在与外戚梁冀的抗争中惨遭杀害，深得天下士人景仰。

可以说，东汉的蜀郡比最发达的关东、关中地区也不遑多让，稳居天下第三的位置，比荆州、江东、凉州、燕代等地要发达得多。汉桓帝时的大瘟疫使得许多州郡人口减半，但巴蜀人口却不减反增，达到七百多万之巨，而且“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无怪乎益州在汉末士人口里得到了“殷富”的一致评价，诸葛亮还没有出山就惦记上了“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庞统则认为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是成就霸业的好地方；法正甚至引诱刘备，“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

但是益州豪族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引狼入室，终结了益州的宁静。东汉末年，汉朝宗室刘焉看到中原将乱，想占有一块地盘避祸，于是建议朝廷设立州牧的职位，总领一州军政，委任清名在外的重臣担任，整顿地方上刺史、太守的腐败吏治。州牧一职来源于刺史，刺史原本是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对地方的影响设立的官职，主要职责是依据“六条问事”，监察地方郡守有无违法失职行为和地方豪强是否老实，虽然权势比郡守大，但品秩只有六百石，远低于二千石的郡守，所以并不能统治各郡。西汉后期经常派名臣为刺史，为了优礼名臣新设了州牧一职，职责仍掌监察不变，但品秩提升到了二千石，不比郡守低，因此对郡守的发言权增大。王莽改制后天下大乱，为了应对危局王莽给了州牧以统军之权，使其成为地方军政长官。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又把州牧改回刺史，削弱其职权，仍做回监察官，但刺史已经较西汉时多出了一些权力，有了官属，州里的事情只派计吏向朝廷汇报，自己不用经常回朝廷。东汉后期反乱遍地，刺史又拥有了招兵平乱之权，到刘焉建议设州牧之前，刺史已经有了地方军政长官的色彩，刘焉的建议是让州牧成为名正言顺的地方军政长官，而且因为选用名臣担任，声望和品秩也都在郡守之上，能够对辖区进行有效管辖。

第一批殖民者

汉朝中了刘焉的招，真设了州牧，并且给了刘焉一个州牧的位置。刘焉的本意是当交州牧，这样可以远离中原的乱局，保障个人安全。但益州名士广汉董扶、巴西赵韪看到天下将乱，都有保护益州、孤立自守之心，他们看中刘焉汉室宗亲（汉景帝子鲁恭王后裔）的地位，有意扶立刘焉为益州之主，统合益州的军政资源，防止外部势力入侵，保护益州豪族的利益。刘焉之前为人当官的名声应该是不错的，这也是董扶、赵韪决定拥立他的原因，于是董扶对刘焉说益州有天子气，劝他去当益州牧，刘焉果然心动。正好这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污贪得天下皆知，汉灵帝就让刘焉去做益州牧，拿下郤俭治罪。

但是这时益州已乱，刘焉进不了益州。郤俭的贪残使得黄巾余党在益州起事，几天内聚集万人，杀死郤俭，攻破蜀郡、犍为，自称天子。这时就可以看出巴蜀豪族的强大了，蜀郡豪族贾龙以家兵数百人为骨干，招集吏民，几天内就平定了叛乱，可见巴蜀豪族的文武实力都完全不逊于其他地区的豪族。各地豪族的思维方式都是相通的，贾龙肯定也明白董扶、赵韪的意思，于是派兵迎接刘焉到蜀中。刘焉也在蜀中行宽惠之政，至此为止刘焉完全按益州豪族的剧本行事，双方看似皆大欢喜。

但刘焉实际上是与袁绍、司马懿一样“外宽内忌”的人。出身士族而又有意争天下的人都体现出了这种风格，一方面日常生活要遵守儒学的道德规范，一方面争天下又要干大量暗黑的事，于是只好自相矛盾，表里不一。刘焉不进入益州豪族云集的成都，而是以豪族势力较弱的绵竹为治所，一边减少掣肘，一边暗中布局，最重要的一步棋是跟五斗米道领袖张鲁、张修结盟。张鲁、张修在巴蜀传布道教有成，巴蜀一带有大量汉胡民众信教，他们按照初代天师张道陵遗法，把流民和贫民编入教区组织“二十四治”，以团结互助的类似氏族公社的制度帮助大家生存，这二十四治遍布蜀地和汉中。在巴地，大量的板楯蛮和廪君蛮部落整个信了五斗米道，川西北的青羌也极有可能信奉了道教。因此当刘焉得到道教的帮助时，实际上就具有了非常强大的力量，刘焉让张鲁、张修去夺取道教根基深厚的汉中，张鲁、张修发动道教力量，轻易地就干掉了汉朝的汉中太守苏固。刘焉就给朝廷上表谎称“米贼断道”，自己收不到朝廷的旨意。

刘焉这么做是为了关门，避免益州以外的因素对益州局势产生影响。关门前后，刘焉又把在益州的外地人组织成军队，增加自己的力量。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开始，刘焉在南阳郡做过三年太守，南阳郡是汉光武帝的故乡，是东汉功臣后裔扎堆的地区，其势力十分强大。当时天下未乱，无法像乱世中那样对他们下黑手，所以刘焉在南阳明智地实行宽政，深得南阳豪族之心。当关东诸侯起兵讨董后，南方来的野人孙坚借讨董为名，胡乱砍杀了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将南阳弄成了三不管地带，交给四世三公的袁术统治。袁术完全不顾家族声望，军费不够就带兵在南阳郡明抢，弄得东汉功臣后裔大量败落，没败落的也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因为刘焉治南阳时跟他们有愉快的过往，而且也是他们要保护的汉室宗亲，所以相当一部分南阳豪族逃到益州，托庇于刘焉。另外董卓躲避关东联军，裹挟汉献帝迁都长安后，刘焉的三个儿子左中郎将刘范、治书御史刘诞、奉车都尉刘璋在长安做官，对关中也有一定影响力，所以不少受不了西凉军肆虐的关中人也逃入蜀中，从这两个地方入蜀的人数有几万家之多。刘焉就大力笼络这些南阳人和关中人，组成“东州兵”，作为自己镇压益州豪族的利器。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焉就开始拿益州豪族王咸、李权开刀，杀了以他们为首的十几个豪族立威，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益州豪族的反弹，蜀郡豪族、犍为太守任岐起兵攻打刘焉，被刘焉消灭。董卓听说蜀中大乱，派司徒赵谦带兵收川，赵谦出身于蜀郡赵氏，这个家族连续出过多位三公，声望堪比袁绍、杨彪，在蜀中号召力极强，于是先前镇压黄巾、迎接刘焉的蜀郡名将贾龙也反水攻打刘焉。刘焉出动了东州兵和王牌青羌部队才击杀贾龙，这青羌部队有可能是信奉了道教随张鲁投奔刘焉的，也有可能是刘焉自己招揽的。总之有了这张王牌以后，董卓派出的收川军队最终偃旗息鼓了，刘焉完全掌控了巴蜀。

至此，刘焉利用外地人压制本地人的策略获得成功，东州集团成了他的基本盘，也成了益州的统治阶层，大肆压榨、凌辱益州豪族，吃香的喝辣的好不惬意，益州豪族悔不当初。但刘焉也没得意多久，董卓死后，李傕、郭汜占据长安，与董卓招引到关中的马腾、韩遂发生矛盾，刘焉通过在长安做官的儿子刘范与马腾联络，准备一起袭取长安，不料事泄，马腾、刘焉联军被李傕击败，刘焉在长安做官的儿子除了刘璋先被汉献帝放回来晓谕刘焉之外，刘范、刘诞都被西凉军残杀，同时刘焉的治所绵竹又被天火烧城，烧了个干干净净，只能把治所迁去成都。双重打击之下，刘焉气恨交迸，得背疽而死。

这是益州豪族的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趁着刘焉新死，团结起来驱赶东州人，兴许可以成功。但他们看到刘焉的儿子刘璋性格宽仁，有望调和益州人与东州人的矛盾，而且刘璋还有汉室宗亲的名分在，他们在刘焉身上设想的巴蜀豪族小王国也许能在刘璋身上实现，于是益州豪族赵韪、王商等推举刘璋为益州刺史，接了他老子的班。

刘璋确实性格宽仁，也确实想对益州豪族好一些，但是他老爹刘焉招纳的那些东州兵当惯了大爷，突然不让他们当了，以刘璋的威望和能力都是做不到的。对于东州兵的肆虐，如果说刘焉是不想禁止，有意纵容，刘璋则是想禁而禁不了，毕竟东州兵是他老爹和他的基本盘，不能一味强制打压。这一下益州豪族不满意了，荆州别驾刘阖乘机鼓动巴郡豪族甘宁等人攻打刘璋，但没有成功，锦帆贼甘宁等人逃入荆州。刘璋命令赵韪攻打荆州，但赵韪对刘璋压制东州人已经不抱希望，率军到达边界后以优厚的条件与荆州联合，反过来联络巴蜀豪族攻打刘璋，蜀郡、广汉、犍为等郡的土著豪族蜂起响应。刘璋的地盘一下子丢完，只剩一个成都城在手里，但是东州集团害怕以往的恶行被益州豪族清算，为刘璋死战，最终击杀赵韪，把益州豪族的反抗镇压下去。

但是刘璋跟东州人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刘璋远不如他老子刘焉毒辣，对益州豪族不愿用狠辣手段大规模迫害，导致东州集团没办法继续作威作福，同时刘璋的才能也比较平庸，不能让东州集团服气。首先是刘焉的道教盟友张鲁不给刘璋面子，刘璋轻率地杀掉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跟张鲁结为死仇。这时的张鲁已经袭杀张修，独自统治汉中，在蜀地也有不少信众，巴地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多信奉道教，对益州的威胁其实是很大的。刘璋只好派出身东州集团的亲家庞羲镇守巴西，抵御张鲁，但又猜疑庞羲招兵买马，弄得人心解体，统治不稳。

第二批殖民者

刘璋把巴蜀治理得一团糟，令东州集团很不满意。一来刘璋不肯纵容他们欺压益州土著，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同时因为要拿出一部分官职来安抚益州豪族，导致许多东州人仕途不理想，如法正这样的奇才熬了很久也只能当个县令；二来刘璋御下无能，巴蜀政治涣散，很有可能被人灭掉，巴蜀本地人倒是无所谓，本来就是被外地人统治，刘璋被灭了也不过是再换一拨，但他们东州人却很可能会被新的外来集团清算，或者至少不会再享有任何特权，所以他们有意自己主动邀请一支势力来消灭刘璋，占据巴蜀，这样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至少能够保留，李严就是这些人里面的一员。同时益州豪族对刘璋也不尽满意，因为刘璋即便没有纵容东州人欺压他们，但依然是东州人的后台，另外刘璋镇压过赵韪，也得罪了不少益州豪族，益州人里也有人想邀请一支势力进来取代刘璋，对益州人实行较宽和的统治，反正是被人统治，不如找一个更宽和的来。

刘焉、刘璋父子的情况其实跟孙策、孙权兄弟很相似。不同的是，孙策率领淮河、泗水流域的外地人对江东本地人进行屠杀之后，孙权也坚定地倚仗淮泗集团对本地人又拉又打，手段高明，同时得到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承认，建立了东吴政权。而刘焉残杀本地人后，刘璋却在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摇摆不定，导致两头都没落好，其政治水平比孙权差得太远，最后只能被刘备取代。

这种情况下，首先提出邀请刘备入川的是益州豪族张松就可以理解了。张松出自蜀郡张氏，应该也是门第较高的士族，给人外交世家的感觉。曹操平定荆州后，刘璋派张松的哥哥张肃给曹操示好，张肃捞了个广汉太守，再派张松去进一步交结时，曹操以为天下统一在即，骄狂起来，不理会张松，结果赤壁之战却惨败而归。张松怀恨在心，回益州后劝刘璋跟曹操断交，结好同宗刘备。这时刘备在赤壁战后夺取了荆南四郡，又从孙权手上借了南郡，也算是一州霸主，说强不强，说弱不弱，正适合做刘璋的外援，不像曹操来了就只有吞并一条路。所以刘璋也很心动，派了东州集团的法正和孟达去结好刘备，这两人本就不看好刘璋，立即投向了刘备。张松又蛊惑刘璋说迎接刘备入川做外援，不但可以抵抗张鲁，还可以帮他镇住庞羲等不服的将领。引进外地人或者外国人来镇压本地人和本国人，原本是专制君主常用的手段，刘璋当然也不陌生，于是就决定听从张松的建议，请刘备入川。

但是大部分益州豪族还是不愿意找一个不确定的人入川取代刘璋的，毕竟刘璋对益州豪族释放了善意，即便不理想也很难得。益州豪族巴西黄权为刘璋陈说厉害，强烈反对引狼入室，广汉王累则把自己倒挂在城门上进谏。刘璋不但不采纳，对于刘备入川反而采用高规格的迎接仪式，命令沿途好生招待刘备，令刘备宾至如归。刘璋与刘备相会，欢饮百余日后，赠送了令人瞠目的海量物资，把刘备安排在巴郡，一方面帮刘璋抵御汉中的张鲁，一方面也压制刘璋不放心的巴西太守庞羲。

刘璋被人忽悠的根本原因是对多方力量的判断不准确。请外地人来杀本地人历史上固然是有，但那必须是外地人全无根底，除了给雇主效力别无后路，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为竭忠尽智地为雇主服务。而刘备是有班底、有地盘的，根本不是必须靠刘璋才能活下来，搞不好大不了回荆州，正因为有退路，所以他敢反客为主搏一把，尝试夺刘璋的基业。另外，刘璋连自己的亲家庞羲都搞不定，让刘备去对付，要是做成了，自己岂不是更搞不定刘备？而且刘璋在实力如此孱弱的情况下还不经意地大肆炫富，在全国饥荒的情况下一次性就送给刘备“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和缯絮锦帛无数，还“前后赂遗以巨亿计”。这在刘备看来不亚于一个毫无力量的三岁小儿手持大块黄金在闹市招摇而过，不抢了他的都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刘备驻扎在靠近汉中的葭萌关，并不以张鲁为意，只顾着收买益州人心，可能这时刘备就已经与东州集团达成了某些交易。时间一长刘璋也觉得不对劲了。一年以后，正好曹操发大军攻打孙权，濡须口之战爆发，刘备借口要回荆州救孙权，不但啥事没做还狮子大开口问刘璋要一万精兵和大批补给。刘璋只给了四千老弱，其他补给也只给了刘备要的一半，刘备借此激部众攻打刘璋，纠合三万兵马杀向成都，很快就夺了涪城（今四川绵阳），距离成都只剩下绵竹、雒城（今四川广汉）两道关卡。

刘璋派吴懿、张任等到绵竹抵抗刘备。吴懿是东州集团的一员，兖州陈留人，何进心腹武将吴匡的侄子，其父与刘焉关系极佳，因此全家随刘焉入蜀。刘焉为儿子刘瑁娶了吴懿的妹妹，所以吴懿跟刘璋是姻亲关系，相当亲近，但因为其东州集团的属性，战败一次后就降了刘备，后来还把寡居的妹妹献给刘备当夫人。张任是蜀郡人，寒门出身，却力保刘璋，战败后还退到雒城固守，在这里东州人与益州人的不同选择已经很清晰了。

刘璋又派李严、费观去统帅绵竹诸军，抵抗刘备。李严是南阳人，本是荆州的干吏，曹操平定荆州后才入川投靠刘璋，很快就凭才干出人头地，算是东州集团的边缘人物。费观是江夏人，属于东州集团，他姑姑是刘焉的老婆，也就是说费观是刘璋的姑表兄弟，刘焉又把女儿也就是费观的表姐妹嫁给了费观，两家亲上加亲。这两个人一个蒙刘璋破格提拔，一个与刘璋如此亲密，却都因为派系主张，一到绵竹就投降了刘备。反而是蜀地土著张任继续为刘璋守雒城，刘备的军师庞统都死在雒城的流箭之下。后来交战中张任被刘备俘虏，宁死不屈，壮烈捐躯。后来刘备让诸葛亮率赵云、张飞从荆州前来支援，诸葛亮等溯长江西上，攻略巴地，刘璋的儿女亲家、东州集团的庞羲轻易地归降了张飞，反倒是巴蜀土著严颜与张飞激战到底，被俘后还义正辞严，得到张飞的尊敬，最终张飞义释严颜，成就了一段佳话。

刘备刚反水的时候，益州豪族广汉郑度就建议刘璋坚壁清野，驱民到涪水以西，可令刘备军乏粮自退，可以说是真心为刘璋着想，都不顾本乡本土老百姓的意见了，因为刘璋不愿意扰民而没有实行。后来刘备攻破雒城，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会师围困成都的时候，刘璋虽然仅有一孤城，城中吏民却愿意为刘璋死战。刘璋不愿兵连祸结投降后，属官还无不流涕，可见刘璋的宽仁作风还是得到了本地人至少部分本地人的认可。而且本地人通过刘备的做派，可能已经知道好日子要结束了。

殖民者的合流

刘备之前转战四方，至此也有了一帮部属，不管他们原来是哪里人，最后在荆州凝聚成一个统治集团，所以可以称之为荆州集团或者刘备旧部。等到占领益州后，刘备虽然贴标签似的也起用了黄权、彭羕等少数益州豪族，但其根本方针是联合东州集团，压制益州豪族。像彭羕很快就因为高调得罪了诸葛亮，被贬为江阳太守，又因为发牢骚被马超告发，最终被处死。蜀汉名士张裕因为不给刘备面子，预言刘备政权国祚不长，被刘备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除”这样不是罪名的罪名处死。黄权虽然一直存在于蜀汉中枢，但也没有得到刘备的真正信任，后来夷陵之战进计不用，被吴军隔断退路，投降了曹魏。刘备做姿态重用的益州豪族在几年内就全军覆没，此后益州豪族就陷入了长期的边缘化地位，除了当一些南中地区不重要的太守之外，再也无法掌握重权，憋屈无比。

对于东州集团，刘备则不遗余力地拉拢。推举刘备为汉中王的奏章中，署名的十一人除马超是凉州降将，不属于东州集团或荆州集团之外，剩下的十人中东州集团五人（许靖、庞羲、射援、法正、李严），荆州集团五人（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赖恭），人数上平分秋色，东州集团的地位不亚于刘备嫡系。在权位上，东州集团也不比荆州集团逊色，刘备称帝后，虽然用荆州集团的诸葛亮为丞相，但辅助自己行使皇权的三任尚书令则先后使用东州集团的法正、刘巴、李严。此外，东州集团在战略等方面被刘备倚重的程度还胜过荆州集团，如夷陵之战失败后诸葛亮就曾经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而自己却办不到。东州集团对刘备也尽力辅弼，法正帮刘备策划了汉中之战，夺取了蜀地的门户汉中，使蜀汉政权进可攻退可守；刘巴帮刘备发行大面额货币，掠夺民财，解决了入川后滥封滥赏带来的财政危机；王连则帮刘备重建了盐铁专卖制度，从民间攫取了大量财富；李严更是带头制造祥瑞，搞出很大的动静，向刘备劝进。

其实在刘焉入主益州之前，益州跟其他地区一样，土著豪族经济发展，实力强劲。但是蜀汉以益州为根据地建国，却不像东吴对江东豪族、曹魏对中原士族那样善待，益州豪族几乎没什么存在感，这是益州豪族被刘焉、刘备带不同的外地人清洗过两次的缘故，而且这两拨人没有自相残杀，反而联合起来欺压益州豪族。连遭两次清洗的益州豪族比不了只受到一次清洗的江东豪族和中原士族，实力大衰。蜀汉得以在他们头上建立严酷的秦制，榨取他们的军政力量。

刘备如此重用东州集团，使其隐隐有与嫡系分庭抗礼的样子，主要是两个考虑。一是蜀汉政权需要大量人才，需要新血，所以对东州集团大力笼络，东州集团的人才也确实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二是让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形成制衡，使皇权能够在两派的互相牵制中如鱼得水。所以直到刘备临终前，仍然维持了这个思路，让诸葛亮担任丞相、录尚书事，从东州集团里找了李严担任尚书令。但是李严性格乖张，并不是一颗制衡的好棋子，诸葛亮也有自己的考虑。刘备是以一个皇帝的角度设计政局，而诸葛亮是以宰相的身份治国，对政局有自己的要求，最终诸葛亮的设计取代了刘备的设计。李严却不能识时务地自己转向，反而想联合皇权加以破坏，自然只能以悲剧收场。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从地域上看，南阳郡也属于荆州，但判断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不能只看籍贯，而是要看此人是第一拨还是第二拨入蜀。比如董和（董允之父）、费祎虽然籍贯是荆州人，但因为是第一拨入蜀的，所以应该归入东州集团或者说刘焉旧部；关羽、张飞虽然籍贯是并州、幽州，不是荆州人，但因为是第二拨入蜀的，所以应该归入荆州集团或者说刘备旧部。

所以李严虽然籍贯是南阳，属于荆州范围，但因为是第一拨入蜀的，还是应该视为东州集团的人物。《军师联盟》里说他是益州人，是一个错误。当然，东州集团的人如果同时是荆州籍人士，跟荆州集团共同语言会比较多，升迁顺序会比较靠前，比如董允、费祎、李严以及大量南阳籍的人士，而非荆州籍人士有时候则会受到排挤或敌视，如出身关中的法正和孟达。

《三国演义》里面李严能够跟黄忠大战四五十合，诸葛亮还说李严可敌陆逊，那都是夸张太过，没影的事。就是因为这些描写，让很多读者以为李严很强，其实李严远没有这么厉害，所以对蜀汉政权也就远谈不上多么重要。

李严是文法吏出身，用法深刻，做事只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属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那种，在乡间的风评并不好，乡党都说“难可狎，李鳞甲”，认为这个人肚子里有鳞甲伤人，无法亲近，所以李严不能算名士，社会地位不高。

不过李严也还算一个军政方面都有两把刷子的能吏。从当郡吏开始就以才干著称，在刘表手下当过不少郡县的地方官。曹操南征时，李严逃到蜀中，给刘璋当成都令，投降刘备后又当犍为太守，都是颇有政声。他还跟诸葛亮、法正、刘巴等人一起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

刘备攻汉中的时候，犍为发生多起叛乱，李严不声不响，没要援军，率几千州郡兵就把这些叛乱平定了。刘备称帝，李严又是第一个制造祥瑞，串联官员劝进的，拔了一个头筹。

可见李严军政上都有一手，对蜀汉政权也颇有功劳，虽然不能跟陆逊比，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人才了。所以当刘备伐吴惨败而归，驻兵白帝城时，因为随军的贤臣程畿、马良等纷纷阵亡，急需一个军政多面手来总揽东线事务，诸葛亮身为丞相不能轻动，于是就选中了李严来东线救场。

龙与蛇的过招

不久刘备病逝，李严和诸葛亮一同成为托孤之臣。李严获得尚书令、中都护的职位，“统内外军事”，很多人据此认为李严的地位比诸葛亮还要高，理应是李严主政，只是被诸葛亮用阴谋诡计夺走了军政大权，于是说诸葛亮如何如何阴森可怖。

不得不说这完全是误会，是对两汉官制不了解所致。汉光武帝把三公的部分权力收归尚书台后，尚书令确实是实权颇大，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在朝议时专席而坐，并称“三独坐”。但诸葛亮从蜀汉建立开始就以丞相的身份录尚书事，地位在尚书令之上。“录尚书事”的意思是总领尚书台的事务，是一个弹性较大的职位，因为尚书台归根结底是向皇帝负责的，如果皇帝有能力自己处理政事，那么对皇帝负责的尚书令职权就比较大，录尚书事就会变成一种荣誉职位。但如果皇帝幼弱，无力理政，则对皇帝负责的尚书令也就没事做了，尚书台的主要权力归于录尚书事。刘禅即位时不到二十岁，面对危局自然是无力理政的，所以尚书台的主要权力要归于录尚书事诸葛亮而不是尚书令李严，加上诸葛亮本身是丞相，可以说是统管内外的一把手，李严的尚书令一职也就成了一种荣誉职位，这跟刘备理事时掌握了实权的尚书令法正、刘巴很不一样。另外，就在刘备死的当年诸葛亮还获得了开府治事的权力，有自己的僚属，李严则没有，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李严在蜀汉的地位是完全不足以与诸葛亮相比的。不过蜀汉建立后，三任尚书令都由东州集团的人来担任，形成了一种惯例，成了东州集团在蜀汉政权里的代表人物。所以李严的尚书令虽无多大实权，但确实成了蜀汉政权中东州集团的代表。

再看中都护，名义上护所有的中军，类似于曹魏的都督中外诸军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责是统领都城内外的中军，中都护亦然。但刘备在永安设立了行宫，永安有了陪都的意味，又特意把李严留在永安，其实意思是让李严统帅以陪都永安为中心的东面部队，并不是把蜀汉军权交给李严。当然李严掌握了东线部队，也确实成了东州集团掌军的代表人物，在蜀汉也有了相当的话语权。

刘备这样做，一是要给东州集团以充分的尊重，二来可能也有制衡荆州集团的意思，但大权则交给诸葛亮无疑，还说刘禅要是不行，诸葛亮可以自代。但刘备选李严来代表东州集团，却无形中激化了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的矛盾。因为李严此人个性高傲，不能为人下，人际关系处得不好，“乡党以为不可近”，完全无法当好刘备给他指派的角色。从辅政伊始，李严就上蹿下跳，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干了很多让人观感不好的事。

刘备在位的时候，出于帝王心术，需要让政府官员分为两派，互相制衡，这样可以方便他的皇权侵夺政府权。但当诸葛亮掌权时，本身就是名正言顺的政府首脑，并不需要在政府里面制造派系，反而需要政府成员团结一致，贯彻自己的政令，所以他追求的是弥合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的裂痕，把他们整合成一个殖民统治集团，一起从益州人那里汲取资源北伐，而不是两派不停地内斗。李严却为了自己的权位，以东州集团的领袖自居，处处跟荆州集团的老大诸葛亮闹别扭，制造两派的裂痕，逐渐让诸葛亮无法容忍。

一开始，李严想讨好诸葛亮，劝诸葛亮加九锡，进位为王，想撺掇诸葛亮改朝换代，自己通过率先投靠，得到更大的权位，当年劝进刘备的时候他就是急先锋。孰料诸葛亮心存汉室，不想当曹操那样的权奸，心里对李严此举十分恼怒，但回信拒绝时还是给足了面子，没有一口回绝，说等北伐成功再考虑。

既然无法在诸葛亮那里落好，国家大政又没自己的份，李严就利用职权，在江州、永安一带也就是巴地发展自己的小势力，即诸葛亮所谓“平（李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命，无忧国之事”。对此诸葛亮当然不能容忍，但为了东州集团的面子又不好直接对李严发作，于是建兴四年（公元227年）第一次北伐之前，让李严从永安回防江州，准备带兵到汉中做北伐军的后援，同时让名声仅亚于赵云的老将陈到统帅永安军马，虽然名义上仍归李严指挥，实际上却被中央掌管，这算是一次警告。但李严对手上的兵马看得比命都重要，不但不听命去汉中，反而在江州大兴土木，兴建水利，修筑大城，想把江州建成像成都一样的名城，然后分益州东部五郡为巴州，以江州为巴州治所，自己当巴州刺史，与诸葛亮的益州牧相抗衡。诸葛亮当然不会答应，但大敌当前也不能跟李严打内战，所以调兵的事暂时作罢。

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起三路大军，大举攻蜀。诸葛亮让李严率兵两万支援汉中，李严不愿失去东部的根本，但又不能违抗军令，提出要以让自己开府为条件来交换。要是李严也开府，跟诸葛亮就会形成一东一西两套政府班子，等于分裂蜀汉，诸葛亮绝不能同意，但为了使用李严的部队，诸葛亮同意李严之子李丰都督江州，李严见根本未失，才同意支援汉中。次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又把相府事务委托给李严，委以运粮重任，向李严展示和衷共济的诚意，希望李严能够明白自己的苦心，同心为国。

在诸葛亮看来，李严作为蜀汉官吏，掌管蜀汉一小部分势力，政府居然不能自如调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让李严为国效力，自己给地盘、给重任、给尊重，除了要统一事权，一些违背根本行政方针的要求没满足之外，已经是仁至义尽，包容至极。在李严看来，则是自身的权力和地位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而且还被诸葛亮一步步削弱。两人互相都很不满意，矛盾一触即发。

为时过早的总决战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上邽之战大破司马懿，形势一片大好，却因李严的军粮供应不上，被迫撤军。诸葛亮撤回来以后，李严居然很惊讶：粮食很充足，丞相怎么就这么退回来了！还给刘禅上书，说丞相撤退肯定是诈退，引诱司马懿跟他交战。

诸葛亮把李严前后文书拿出来对证，李严言辞矛盾，逻辑荒谬，被蜀汉群臣愤怒地一撸到底。诸葛亮随即把李严之子李丰调离江州，江州的部队才重回蜀汉政府的控制，诸葛亮到这时才真正做到了巴蜀地区的事权统一。但为了照顾东州集团的感情，诸葛亮用李丰为从事中郎，参与丞相府事务，并且表示只要李严改过自新，还有复起的机会。

到这里，很多人会认为李严年老荒悖，所以会做出如此搞笑的举动。但是，以李严的精明强干，他真的会如此愚蠢吗？当然不会。李严这一次的动作，其实是跟诸葛亮的总决战，是给皇帝刘禅的投名状，表示自己愿意为皇帝扳倒大权在握的丞相诸葛亮。因为随着诸葛亮威望的日益提升，他的筹码已经越来越少，再不动手的话就只能成为诸葛亮的一员部下，即便诸葛亮不计前嫌放手任用，跟以前做一方诸侯相比也是落差太大，不能接受。李严放出这个信号以后，如果刘禅出来为他撑腰，那么他的前后矛盾就可以变成指鹿为马，他就可以利用皇帝的权威来清洗朝廷大臣，是十足的佞臣做派。然而刘禅此时年纪尚轻，还没有那个胆量和手腕跟诸葛亮作对，更重要的是，诸葛亮设计的一整套制度把皇权关进了笼子，他就是想为李严撑腰用处也不大。

诸葛亮自任丞相、录尚书事，总领国家大事，用费祎、董允等担任侍中，掌管宫禁，避免刘禅及其代理人宦官胡作非为。这其实是恢复了西汉初年经典的君相制度，即皇帝只过问大政方针，以及根据才能和绩效任免宰相；宰相总领政事，赏罚官吏，不受皇帝掣肘。这种体制下，政府功能可以较正常地运转，避免皇帝个人意志的干扰，在古代是比较理想的中枢体制。皇帝刘禅在体制里面是无力的，但其帝位是神圣的、安全的。李严想找这样的刘禅给自己撑腰，也确实是利令智昏、强人所难了一点儿。

诸葛亮对李严的严肃处理，逼迫东州集团停止了与荆州集团的争权活动，而处理李严的同时留下极大余地，又让东州集团心服口服。在接过诸葛亮主动伸过来的橄榄枝后，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相处日益融洽，被捏合成了蜀汉的统治集团，对内压迫益州豪族，攫取资源北伐，对外联吴抗魏，借军权巩固国内统治，内外政策相辅相成，保证了蜀汉政权的安全生存。

随着诸葛亮的去世，荆州集团日渐凋零，东州集团尤其是其中的南阳人日益成为蜀汉依赖的主要群体。诸葛亮去世不久，荆州集团一文一武的两位大佬杨仪、魏延就自相残杀，同归于尽。继诸葛亮主政的蒋琬虽是荆州集团的元老，但因荆州被东吴夺去，荆州集团无法再获得新血，而进入蜀地的荆州名宿又因为老家的丢失而家族势力受损，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像东吴的淮泗集团一样，其后人多不能成才，相反东州集团比他们先入蜀一二十年，根基虽不及当地人却比荆州集团要强固得多，人才不断涌现。蒋琬因此不得不提拔东州集团的英才费祎、董允等主政，费祎、董允死后，东州集团里的南阳人接过了政权，这些人里面颇有东汉功臣后裔，对蜀汉的忠诚可以保证，蜀汉也要借助他们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所以蜀汉末期以南阳人主政，这些人也真正做到了与汉室相始终。

诸葛亮对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捏合是卓有成效的，东州集团主政后不但没有对荆州集团反攻倒算，反而延续了诸葛亮奠定的经典君相体制。绝大多数皇帝对这种体制都不会满意，包括刘禅在内，不过诸葛亮在世时，刘禅对这套体制无从破坏；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对蒋琬、费祎虽有分权措施，但先后担任尚书令的东州人费祎、董允依然秉持诸葛亮的方针，对刘禅不假辞色。刘禅仍然无法从整体上败坏这套体制。

直到诸葛亮去世将近二十年后，费祎看重的陈祗担任尚书令，事情才开始变化。陈祗虽然不是出身南阳的东汉功臣后裔，但他是汝南平舆人，是东汉名臣陈蕃的族人，也有点功臣后裔的味道，他又是大名士许靖的外孙，沾了外公的光名气也说得过去。但欣赏他的费祎、许靖实际上都是道德水平一般甚至偏差的人物，费祎是小报告之王，坑死坑惨同僚无数；许靖则受刘璋重用，在成都被围时见势不妙却想投降刘备。同时得这两个人赏识，陈祗的风格也高不到哪里去。而皇权经过两汉诸帝的加持，其威力已经深入人心，哪怕像刘禅这样权力被体制关进了笼子，借助陈祗这样一个偶然因素依然可以复兴。陈祗不但不像蒋琬、费祎、董允那样限制刘禅的权力，反而加以迎合，导致刘禅的皇权复兴，其代理人宦官黄皓的权力也随之大增。陈祗又用支持北伐交换了名义上的宰相姜维对政事的放手，一手把持蜀汉政治，蜀汉政治就在昏君奸臣的肆虐下，飞速地腐败下去，不过十年就被曹魏灭亡。

如果到这个时候李严再发难，即使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也会跟他合作一起对付诸葛亮吧？因为只有放倒了政府的首脑——丞相，他这个皇帝才可以不受限制地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而要达到这一点，正需要李严、陈祗这样的奸佞小人、皇权奴仆。

虽然诸葛亮用法均平，政治清明，尽量减轻百姓负担，但是实行的毕竟是残酷的秦制，再好的秦制依然是秦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潜力的破坏依然十分严重。到蜀汉灭亡时，户籍上只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虽然兵户和吏户加起来有十四万户，不应算在民户里面，但哪怕按每户五人计算，民户、兵户、吏户的总数也不过一百六十多万人，即便把投靠益州豪族的依附农民也算作一百六十万，总计也才三百万人，距离汉末巅峰时期的七百万人也相去甚远。鉴于东州集团和荆州集团入川的战斗都不甚激烈，人口减少有限，益州人口总体上的减半与秦制的残酷可以说有莫大的关系。

由于经过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的两次清洗，益州豪族的实力大损，对于秦制帝国的予取予求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全社会笼罩在强大的政府统治之下。巴蜀地区没有强有力的中间环节与秦制帝国博弈，为民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空间，其社会活力远不及蜀汉入主之前，经济上因为官营成分大大增加，除了传统的强项蜀锦和漆器之外没有新的发展，文化上因为秦制帝国的严厉管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相比于曹魏促成了玄学这种高级哲学的诞生，东吴商贸发达、佛道两教大昌的繁荣局面来说，蜀汉的社会成就实在是相差较远。

由于两次清洗和蜀汉政权一如既往的压制，益州豪族的实力一直难以壮大，蜀汉的统治阶层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虽积累了一些实力，但蜀汉灭亡以后就被魏晋政权迁回了原籍，益州的地方势力依然比较薄弱。等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板楯蛮李特率领的流民部队就战胜了孱弱的益州豪族，夺取了巴蜀，建立了十六国中的成汉政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声势更大的廪君蛮张昌在东吴故地体会到了义兴周氏等强大豪族的力量，铩羽而归，走上败亡之途，豪族林立的东吴故地也成为华夏政权最后的希望。

东晋中期，板楯蛮建立的成汉政权被东晋名将桓温消灭，东晋连续镇压了几次成汉残余势力的起义后，把大量蜀人迁往荆州，原来从南中入蜀的大量獠人（壮族的先民）趁势从山林中杀出，进入平地与汉人杂居。他们好勇斗狠、残忍好杀，而本地人的力量不足以与之抗衡，安宁富庶的巴蜀地区因此成为动荡之地，在整个东晋南朝都没有恢复元气，从汉代的天下第三堕落到排名比较靠后的地区。直到唐代，汉獠融合完毕，巴蜀才得以复兴，“扬一益二”的盛况重现了两汉时的西蜀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