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朋友是用来出卖的

沈括因撰写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名垂青史，他属于文理工兼修、复合型通才、百科全书式的国宝级科学家，《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完全可以说，沈括是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收藏家、地理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兵器专家、军事家等等，就连现在世界各国争夺最紧俏的战略物资石油，都是沈括最先发现并命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现代有人开玩笑说，沈括大致相当于大宋的牛顿加爱迪生加诺贝尔加伽利略，再搭上李四光、黄老邪。

但同时不为人所知的是，沈括也是个猥琐的投机政客，尤其擅长卖友求荣、见风使舵、玩阴招，《宋史沈括传》记录了北宋宰相蔡确对沈括的“高度”评价，即“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北宋文豪苏轼就曾深受其害。沈括与苏轼曾经同在崇文院任职，两人关系不错。后来，沈括支持王安石变法，受到其重用；苏轼则与司马光等人一起，对变法持反对态度。

据南宋王铚《元补录》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遭到新旧两党攻击的苏轼主动要求下放杭州挂职。第二年，沈括作为特派员去浙江省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宋神宗特意嘱咐他说：“你的老同事苏轼在杭州当通判，你可要善待他哟。”沈括点头答应，果然对苏轼极为“关照”。

见面后，苏轼热情接待了这位政见不同的老朋友，两人很有默契地不谈政治，只叙交情。临回京前，沈括对苏轼说：“现在你在杭州，我在京城，咱哥俩聚一场不容易，你可否把你最近的新作给我留个念想呢？”苏轼也没多想，欣然答应，回去很快就整理了被贬杭州后的一批诗，包括后来引起祸患的《咏桧》《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交给了沈括。

沈括回京后，逐字逐句仔细研读苏轼的诗词，并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捕风捉影，把他认为出格的词句用红笔圈起来“上纲上线”，譬如“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沈括认为这是诽谤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到九泉去找龙，居心何其毒也！他把这些“反动论调”实名举报给御史台，想以此向皇帝邀功。宋神宗鄙夷他的卖友求荣，没理他。沈括讨了个没趣，十分丢脸，但他却没就此死心。

没几年，苏轼改任湖州太守，按惯例写了份《谢上表》刊登在北宋官方报纸“邸报”上：“皇上，您知道我土老帽，跟不上那些政坛新贵的脚步，您看在我年纪大、人又老实的份上，让我去管管地方小民……”沈括看后，又心生歪点子，跟神宗告黑状说：“苏轼好坏哦，这《谢上表》满纸怨言，还有他的诗词反动，影响忒坏，不收拾他不行呀。”再次拿出苏轼的诗词老调重弹。

有了始作俑者沈括的冲锋在前，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变法集团的中坚分子，以沈括圈出的“苏轼反动诗词”为引子，对苏轼展开新一轮的围剿。宋神宗将这件案子发给御史台处理，结果苏轼遭贬，牵连到很多人，这就是“乌台诗案”文字狱。虽然这件冤案的制造者不止沈括一人，但他却是唯一一个出卖朋友的人。

即便出卖起伯乐王安石来，沈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就调头。王安石当宰相搞变法，沈括马屁拍得山响，逢人就夸新法好，上蹿下跳着推行新法。王安石认为沈括是匹难得的千里马，对他是一再提拔重用。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在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下，黯然罢相下台。作为变法派的骨干，沈括怕受牵连，赶紧转变风向，向新任宰相吴充递了份洋洋万言的秘密报告，从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及法学的角度论证王安石新法的种种恶处。吴充看得头疼，沈括这货左右逢源、双手互博术玩得也太熟练了吧，这也太两面三刀、落井下石了吧！转手就把报告呈给了宋神宗。这一来，就连神宗也受不了沈括了，没多久就将他贬去宣州（今安徽宣城）。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沈括全家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东）。当时，苏轼任职杭州知州。沈括居然跟没事人一样，隔个仨月俩月就大老远地跑到杭州，觍着脸找苏轼叙旧，每次都恭敬得跟孙子似的，搞得苏轼对这个厚脸皮很无语。

柳宗元有句话说得好：“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朋友之间，过多言利，友谊的小船只能说翻就翻了。对于沈括这样的投机者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节操何在！即便他的科学成就再大，屡次出卖朋友的污点却是洗也洗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