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南宋理学家）

朱熹简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婺源县）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

生卒年：1130～1200年

性格特点：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历史功过：朱熹是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体系博大、严密，集孔子以后学术思想之大成，并深远地影响了身后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发展达数百年。不过，朱熹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的一生。学术固然是他自觉的追求，而“致君行道”更是他一生的梦想。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

名家评点：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门人黄斡日：“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

朱熹传记

学生时代 考中进士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生于南剑州（今南平）尤溪一家馆舍里。建炎时期正是金兵南侵，南宋小朝廷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朱熹的父亲朱松本来是要到建州上任，可是有一支金兵从江西杀人福建邵武，朱松官也不做了，携家南奔。到了四年初，金兵被打退了，可是叛兵又起，于是朱松又仓皇买舟南下，于四年五月来到尤溪避难。刚来四个多月，就喜得麟儿，他给自已的第三子取小名沈郎（一说沈郎），小字为季延。

据说这孩子出生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婺源南街朱氏故宅的古井突然冒出紫气如虹，仿佛在预告圣人降临。也有人说他一生下来，脸右角就有7颗黑痣，更神奇的是这些黑痣排列成北斗七星的样子。朱熹脸上有黑痣倒是真的，不过没有那么多，当然也没有什么北斗七星。朱松还曾经请过高人看风水，问将来富贵，高人回答道：“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朱松大概不会当真，他对这个第三子并没有寄予多大的期望。在第三天的洗儿会上，朱松写下了两首《洗儿》诗，其中一首写道：“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戌，肯令辛苦更儒冠？”现在这个年头，百无一用是书生，生个男孩将来当兵打仗，还读什么书啊，更不用谈什么生个孔夫子了。不过朱松这话也是当不得真的，仕途不顺，他有的是时间亲自调教这个小孩儿，很快他就发现小朱嘉是那么的聪明过人。

朱熹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朱松指着天空告诉他：“儿子，这是天。”没想到小朱熹竟然问道：“天上面是什么？”这令朱松惊异不已，于是在朱熹五岁的时候把他送进了学校。上小学时的朱熹就非常喜欢独立思考，儿时的那个问题一直在缠绕着他。

他经常仰望太空，苦苦思索：“这天地四方之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总听人说四方无边，可我想应该有个尽头。就像那墙壁一样，墙后面应该是有东西的。”朱熹后来说自己那时因为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几乎想出病来。朱熹对儒家的蒙学教育接受得也较常人快。有一次，朱嘉与一群小孩在沙滩上，别人在玩沙，他却独自端坐，以指画沙，大家一看，画的竟然全是八卦符号。在学校里，老师初授《孝经》的时候，朱熹心领神会一学就懂，并在课本上题字：“不若是，非人也！”对《孟子》也非常喜欢，在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这句话时非常兴奋，觉得做圣人也不难。这时候的朱松也早忘了要让朱熹去当大兵的话了，在朱熹五岁上学的时候就对他寄予了厚望：“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

绍兴八年（1138年），因为父亲在朝为官，朱熹第一次来到临安。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文坛、政坛上的成名人物，并第一次耳濡目染了朝廷对金和战问题上的激烈交锋。绍兴八年正是在秦桧主持下宋金议和的时候。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板对议和，请斩秦桧等主和三人以谢国人，结果被罢斥。朱松也是坚决反对和议，看到胡铨被贬后，朱松联络同僚共六人联名上书痛斥和谈之非。最终反对无效，和谈达成，忠义之士都为之愤慨。朱松感慨地对小朱熹说道：“太祖受命，到现在刚好180年了！”父辈们的抗争也激发了朱熹胸中的忠义之气，朱松的无奈与叹息直到晚年还留在他的心里。在朱熹去世前一年，他在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之后，不禁也是一声长叹：“建隆庚申（960），距今刚好240年了！”比朱松那时又过了一个。

甲子，仍然是破碎山河，恢复无望。

绍兴十年三月，朱松被秦桧出知饶州，朱松不就任，自请做了闲官，带领全家搬到了建州（今建瓯）城南的建溪定居。十二岁的时候，朱熹在诗文创作上已经有了相当不俗的表现，家乡的前辈曾题诗云：“共叹韦斋（朱松的号）老，有子笔扛鼎。”

朱松也为有子如此感到十分欣慰，在这一年朱嘉的生日那天，一连写了四首诗祝贺。然而不幸的是，次年的三月，朱松因病去世。临终前将朱熹母子托付给好友屏山刘子羽，这样朱熹寄居刘家，师从刘子羽的弟弟刘子晕刘勉之、胡宪等武夷三先生问学。刘氏兄弟是忠义之后、当地名门，三先生又都是学尊二程，政治，上坚决反和主战，这些都对朱熹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跟着三先生问学是朱熹读书最刻苦的时期。除了苦读儒家经典外，朱熹还广泛汲取各种知识，所学习的内容十分庞杂，禅、道、文章、楚辞、诗，无不涉猎，连医学、兵法都学，此外还练习书法，并学会了弹琴。朱熹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书！”“我从少年求学，16岁就爱好上了理学，17岁时就已具有了现在学者的见识！“

16岁是对于朱嘉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刘子晕给他取字为”元晦“，希望朱熹能够像”木晦于根，春荣晔敷“那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厚积薄发，充实而后有光辉。朱熹后来又自号晦翁、晦庵、沧州病叟、遁翁，等等，显然都是不忘乃师教诲。

绍兴十七年十一月，朱熹参加了建州乡贡考试，一举高中。考官蔡兹对朱熹非常满意，对别人称赞道：”我录取了一个后生，三篇策论都是要为国家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朱嘉也是意气风发，作《远游篇》：”举坐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九州何茫茫，环海以为疆……上有孤凤翔，下有神驹骧。孰能不惮远，为我游其方。为子奉尊酒，击铗歌慨……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荒。无为蹩楚者，终日守空堂。“这是现在所存朱熹最早的诗歌。

在经历了”十年寂寞抱遗经“的苦读之后，朱熹对即将到来的省试和未来的事业充满信心。十八年，朱熹怀揣着一一本高僧宗杲的《大慧语录》就进京赶考了一在近来的几年中，朱熹迷上了禅学。结果在经义的考试中，朱熹援用了禅宗的学说，标新立异，竟然得到了考官的赏识，顺利地考中进士。三年后，朱熹再次进京，通过了铨试，授官泉州同安县主簿。

坎坷仕途 自甘淡泊

绍兴二十三年五月，朱熹南下到同安赴任。在此之前的几年间，因为朱熹早早摆脱了科举的羁绊，得以尽其所好，出入于佛、道两教之间，尤好禅学。在赴任途中经过南剑时朱熹去城南樟林拜见了名儒延平先生李侗，他对于禅学的信仰遭到了学主二程的李侗的批评。后来朱熹又多次专程拜访李侗问学并通过信件讨论学问，终于又重新返回到了儒学乐地当中。

在同安，24岁的朱熹给自己居住的西斋取名”高士轩“，白天在衙门里恪尽职守作主簿，晚上躲到高士轩里刻苦读书作高士。朱熹把县衙门中的”祐贤堂“改名为”牡爱堂“，悬挂上”视民如伤“的匾额，又在县城的同山上大书”大同“二字，表达了朱熹的仁以爱民的理念。同安曾流传着一则朱熹处理民田纠纷的故事。当时有依仗势力强夺人家土地的，朱熹就题了几个字，写道：”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后来得地之家果然不吉利。这个故事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朱熹重视吏治、疾恶如仇，大约不会容忍良民的良田如此简单地就被夺走，而仅仅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天理。

朱嘉看到县里土地簿籍多年不经核查，有的百姓破产失田，税籍仍在，有的富户则吞并田产，隐匿赋税，为此朱熹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正籍均税。看到农民赋税太重，尤其是经制钱和总制钱这两种附加税最为困民，朱熹上书财政部官员，痛陈两税之弊，提出蠲免。经、总制钱已通行几十年，已经成为朝廷命脉，朱熹这个年轻的小小主簿成为第一个提出废除的，显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勇于直言的胆识。但人微言轻，朱熹正经界和减免百姓赋税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朱熹较为成功的工作是振兴了县学。

年轻的朱熹从入仕之初，就表现出对于教育的非同一般的重视。他刚到同安时县学已经是学舍毁坏，藏书朽烂，学纪松弛，名存实亡。朱熹重整县学，将学舍由两斋扩充到四斋。朱熹整理了原有的藏书之后，又向民间募取，同时向上级申请，终于使得一个破败的县学焕然一新。为加强师资，朱熹聘请了本县进士和名儒担，任教授工作。朱熹还重新确定了学校的宗旨大纲和学规，为了严肃学风，他又开除了两名品行不端的学生。朱熹还亲自为学生作33个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针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的，表明朱熹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朱熹如此在同安努力工作了三年，”海邑三年吏，勤劳不为身“，而老百姓”输尽王租生理微“的困苦生活又使得他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不堪从更役，憔悴欲归休。“这样在干了五年之后，便奉祠不出了。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朱熹被差至监潭州南岳庙，做了祠禄官，没有什么实际职事，但只领取半俸。从此朱熹一心学问，对于朝政不抱什么希望。绍兴三十年的时候，他的老师辈的胡宪到朝中为官，朱熹在送行的诗中写道：”猿悲鹤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归。“不过在经过李侗的开导之后，次年朱熹就从书斋中走了出来，又开始高度注意起现实来。

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朱熹密切注视着战局的推进。十月名将刘绮指挥在皂角林大败金兵，斩杀金统军高景山。在得到皂角林之战的捷报后，朱熹连写了四首诗庆祝，其中第二首写道：”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祝愿能够尽歼强敌，收复失地，南北一统。十一月，文臣虞允文指挥取得采石大捷，不久完颜亮被部下杀死。兴奋的朱熹又写了七首诗加以赞颂，希望能够乘胜追击，”汉家原有中兴期。“这些诗歌是朱嘉第一次涉及重大的社会现实事件，在朱熹的诗歌中占有特殊位置。

然而令朱熹失望的是很快就传来了高宗以战求和的消息。于是朱熹投书主管军政的枢密院长官，批评朝廷的主和倾向，提出重用已经被废居十年之久的主战派张浚。

第二年六月，高宗退位，赵奋即位，是为孝宗。孝宗即位后起用了张浚，恢复岳飞名誉，并下诏臣僚就时政问题上书言事。孝宗虽在位，但实际上受到高宗的掣肘，虽然起用了主战派，但仍然沿袭了高宗主和的政策。朱嘉在八月份在老师李侗的指导下，上书慷慨言事，从思想、政治、军事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批评了孝宗对佛老的崇尚，强烈反对同金议和：”我们同金有不共戴天之仇，绝不可和。‘这个意见其实也是老师的主张，李侗曾经说过：“今日就是将’不共戴天‘四个字贴在额头上，其他都是次要的！”朱熹接着指出讲和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十年来金一直就是以讲和为辅助战争的手段，导致南宋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然而孝宗却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十一月在川陕前线因退兵而导致金的追击大败而归，得地尽失之后，这才下定了北伐的决心。由于这次北伐准备得并不充分，朝论也没有统一。结果先胜后败，隆兴元年五月宋军在符离溃败。形势急转直下，主和的论调重新得势。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朱熹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忧虑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朝廷议论不一，和战分歧，不能上下一心，又怎能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呢。他想起了当初吕夷简在庆历新政时对范仲淹说的话：“想要经略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正是抱着这种想法，当八月份朝廷因为汪应辰的推荐召朱熹人京时，他一反以前屡屡辞官的态度，决定进京，借着这个机会陈述自己对于和战的意见。在去之前他就先写一封信给宰相陈康伯，批评了他的主和之说。但朱熹对于自己的这次进京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他在给朋友刘珙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矛盾心情：“这种论调，他们不能接受是可以想象的。但人京之后，我要说的肯定比这个还要严厉，那时候他们又会怎样呢？”但朱熹虽明知不可也决意一行了。

此时的朝廷已经分为主和、主守、主战三派，坚决主战的惟有一二人而已。在朱熹看来，主和、主守没有什么分别，他要求孝宗尽快罢去讲和之议，使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复仇雪耻的本意。这种声音在满朝主和的合唱中实在是太微弱了。孝宗一面听着朱熹的慷慨陈词，一面派人同金议和。朱熹在临安待了两个多月，一事无成，这时候老师李侗去世的消息传来，于是朱熹在愤激与悲痛中失意而归。次年宋金隆兴和议达成，朱嘉只有空自浩叹：“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

和议之后，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朱熹被召人京任武学博士，结果到任不久就与主和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抨击和议道：“现在最根本的大患在于讲和。坏我国家恢复大计的，是讲和！坏我边陲防御的，是讲和！沮我民忠义之心的，是讲和！忘宵旰之忧而养成异日宴安之毒的，是讲和！讲和之祸，岂可胜言！”朱嘉再也忍受不了京城苟安的气氛，一个月后，朱嘉请得祠官，再次愤然离京。这一去就是十四年。

朱熹从19岁起科举中第，少年得意，然而在高、孝时期习于苟安的时代里，他的主张得不到重视，他的仕途也充满挫折，他宁肯固穷山林，也不愿意违道干禄蹈利，以自己的立身行事印证了一个道学家的品格。在接下来的这十四年中，他在政治上继续自甘淡泊，在学术上却勇猛精进。清算湖湘派，大体上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他的政治主张不能施之于政，而他的学术主张却有着强大的冲击力。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建立自己的学派，朱嘉同当时的众多儒学大家如张拭、吕祖谦、陆九渊等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并在论战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自已的学说。当淳熙六年再次出山时，50岁的朱熹实际上已经成为完成了《四书集注》、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和学派的旷世大儒了。

再次出山 不避权贵

其实在这十四年中，朱熹并没有忘怀政治。正如朱熹在隐居期间所作的《感怀》诗所言：“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索期。几年霜露感，白发忽已垂。”在砥砺学术、著述讲学的同时，他也关心着朝廷的局势和地方政事。学术上的老朋友张试要人朝，他就献上自己关于改善朝政的意见。在地方事务上，他曾经在崇安的开耀乡设立社仓，解决凶年饥荒之患。又曾在灾年向建宁长官进献切实可行的赈济之法，但有功不受赏。所以朱熹常常是人在江湖，心忧朝廷，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朝廷其实也不断地在征召朱嘉人朝，但朱嘉审时度势，屡屡推辞了。他认为在小人当道的时候，自己出山无益于治，而且自己性格耿介，不肯与时俯仰，所以宁愿退藏。

淳熙四、五年间，朝中形势发生了变化，连续几任宰辅都极力想请大儒朱嘉出山为官。五年三月，曾做过孝宗老师的史浩做了宰相，一上台就荐引了吕祖谦、张械、朱嘉等理学名家。他对吕祖谦说道：“我第一想起用的就是朱元晦，然后才是其他诸贤。”他希望吕祖谦能向朱熹转达这个意向。在考虑给朱嘉的官职时，参知政事赵雄建议道：“不如先任命为外官，待之以诚。”他们考虑到朱熹此次出山，肯定又要多发议论，所以就先处之以外郡，任命朱熹知南康军（今九江星子），直接赴任，不必进京。朱熹果然请辞。宰辅们纷纷劝慰，吕祖谦也写信道：“就是孔夫子在世，恐怕也得勉力出山。现在是使世人见到儒者之效的时候了。”诗人王质也在诗中写道：“晦庵今年登五十，晦庵不急苍生急。”在推辞达半年之久以后，淳熙六年三月朱熹才接受了任命，赴任南康。大儒终于出山。

朱熹上任伊始，就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砺士风三条施政纲领。宽民力的具体体现就是减免百姓赋税。南康军所属有星子、都昌新昌等三县，星子人少地荒，朱熹决定从星子人手。他上书给朝廷请求蠲免星子县的税钱，结果遭到了反对，此后一直到他离任南康，先后六次请求减税都没有得到同意。于是朱熹又上书请减三县木炭钱，结果福建漕司出面反对，气得朱熹写信大骂了一顿。接着朱熹又谋求减免百姓当年的秋粮缴纳，也没有成功。大儒刚刚出山不久，就遭受如此挫折，朱熹感到无可奈何：“平生读书，就是要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现在到这里，却连这几件事都做不到！”

朱熹想要有番作为，不免触犯豪强之家的利益，而朱熹向来嫉恶如仇的性格使他根本不避权贵。有一次一名贵胄子弟在大街上马踏一小孩，朱熹正在学校，命令送到军院审讯。晚上朱熹返回时，有吏员报告，已经拷问完毕。朱熹到军院查看，结果发现那人衣服光鲜，根本不像拷掠过的样子。大怒，第二天就将此人与吏一块儿杖脊。还有一名豪右纠集乡民报复仇人，被朱熹处以编管。朱熹对南康豪强的强硬打击，终于导致了流言纷纷，受到了“治财太急，用刑太过”的攻击，指责他在南康的所作所为是“苛政”，这也使得朋友们为之担心，连吕祖谦都写信给朱熹劝他在打击豪右方面谨慎从事。但倔强的朱熹不以为意，他上书朝廷，如果不论是非，那就罢免好了。

为了敦厚风俗，朱熹充分发掘了南康一地的历史资源，为前朝忠臣烈士立庙修墓，重建白鹿洞书院，旌表义门节妇，并宣讲《孝经》，提倡儒家礼仪，抵制佛教影响等等，通过这些手段来倡导忠孝节义。其中白鹿洞书院的重建尤其是朱熹整顿教育、振作士风的最突出的成就。

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南，因唐末李渤在此隐居读书时，养鹿自娱而得名。南唐时在这里建立了学校，称为庐山国学，成为当时的文化胜地。人宋后不久洞主将南唐朝廷给学校的学田捐献了出去，书院从此就衰落了。到了南宋后更是连地基都找不到了。朱嘉通过樵夫找到了书院废址，很快修复了书院，盖了20多间学舍，并增置了学田，请朝廷赐了书院洞额。书院不可无书，朱熹除了向朝廷请赐九经之外，又写信给江西各地的同僚好友求书，并由此认识了为书院藏书帮忙的大诗人陆游。朱熹自任洞主，并为书院讲了第一次课，以后每逢假期都到书院同学生们一起讨论。朱熹为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书院的学规体现了朱熹的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念，也成为了此后中国古代后期的通行的教育原则。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讲的第二天，孝宗下达了地方官就民间利病上言的诏书。

朱熹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给孝宗上书、畅所欲言的机会，他决定不管只就“民间利病”上书的规定，继续向皇帝宣扬他的正心诚意之学，因为在他看来，君心正否，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核心，“从头到尾只是此一个病根也。”朱熹对这次上书的后果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是卷好铺盖卷回家。他给吕祖谦写信道：“生死祸福，全在圣上，自己已不能做主。现在只有三五担行李和一两个外甥，走人也不费力，就等着屏住呼吸承受雷霆之威了。”

朱熹在上书里历数朝政、军队之腐败和社会问题之尖锐，然后将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指向了孝宗君心不正，用人不当。最后朱熹说道：“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知之。”孝宗果然大怒。这时候曾经推荐过朱熹的宰相赵雄道：“以天子之贵，何必跟一个狂生过不去。如果治他的罪，反倒是助他成名。不如留用，时间长了，能否自见。”参政周必大以及吏部侍郎赵汝愚等极力救解，孝宗这才放过朱熹。

说来也巧，就在赵雄以留用察看为名救解朱熹的时候，南康的一场特大旱灾的到来迅即证明了朱熹的能力。在朱熹上书不久，南康遭受连续干旱，“禾苗数十里无一穗可收”，朱熹从减负和赈济两个方面展开救灾。朱熹对于给农民减负和救灾本来就有不少的想法和经验，在此次救灾中，朱嘉在争取朝廷蠲免一些赋税之外，还制定了严密的救灾措施，防止奸商、豪右的趁火打劫，而且还实行了以工代赈的方式。在朱熹的努力下，南康终于平稳度过旱灾，而且他赈荒的成功措施也被推广到了其它的地区。朱熹一展儒者之效，赢得了从百姓到孝宗的赞誉。八年三月，朱熹因为赈荒有功迁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九月，因为浙中发生特大水旱灾，新任宰相王淮推荐朱熹，于是改为提举浙东。

六劾仲友 正义凛然

淳熙九年初，朱熹来到浙东就任。为了调查灾情，推行赈荒措施，朱熹开始巡历各州。在巡历中他发现由于贪官污吏和豪强的阻挠与破坏，赈济活动中黑幕重重，如有的地方官员漏报饥民数额，有的官员侵吞赈济钱米等等。朱熹向朝廷奏劾了这些赃官奸吏，但很多却依靠同朝廷要员盘根错节的关系逃脱了惩罚，而朱熹却横遭中伤。朱熹义愤填膺，就上书举荐自已的宰相王淮，指责王淮身为宰相，不以荒政为急，“忧国之心，不如爱身之切”。这时候希望“安静”的王淮还能够容忍，然而在朱熹接下来的弹劾中，王淮再也无法回避了，因为朱熹这次弹劾的是台州知州唐仲友。

唐仲友字与政，号悦斋。进士出身，博学多闻，著有《帝王经世图谱》等，以经制之学著称，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文人。然而同时满口仁义道德的唐仲友又是一个劣迹斑斑的赃官，朱熹的奏状给我们提供了宋代官僚士大夫文人学者背后的另一面。

七月十六日，朱熹启程巡历台州。在一路上朱熹看到两拨共四十多人的台州饥民扶老携幼逃荒外地，经查访从中了解到了知州唐仲友不积极救灾和贪婪酷虐的大量事实。

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是同乡，他的弟妻是王的胞妹，因此唐家跟王淮是姻亲。朱熹提举浙东又是王淮所荐，对朱熹来说，要弹劾唐仲友就显得格外艰难，但朱熹并没有犹豫。在了解到大量的情况后，十九日，朱熹还没有到达台州地界，就写出了弹劾唐仲友的第一状，指出唐仲友不积极救灾，反而更加刻急地催督赋税，以及在任上有很多不公不法之事。二十三日，朱熹到达台州，又写了弹劾唐仲友的第二状。经过审讯相关人等，朱熹获得了唐仲友更多的犯罪证据，于是在二十七日，上弹劾唐仲友的第三状，分残民、贪污、结党、淫恶等四个方面，全面揭露唐仲友的违法犯罪行为24条，并请求将唐仲友先行罢黜。八月八日，上弹劾的第四状，继续上奏唐仲友不法事及藏匿伪造官会人蒋辉事。唐仲友为了隐瞒罪证，还将本州的公：

库文书给藏了起来，拒不交出，不过还是被人发现了一些漏下的草簿。

在朱嘉上奏状的时候，唐仲友也上了自辩状，声称朱熹“搜捉轿檐，惊怖弟妇王氏，心疾甚危。”此王氏，即王淮之妹。王淮将朱熹的奏状连同唐仲友的自辩状一起交给孝宗看，孝宗感到难以分辨，就问王淮，王淮道：“朱主程学，唐主苏学，秀才之间争闲气罢了。”王淮知道孝宗崇苏学，所以才这样解释，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两个文人之间的学术之争。孝宗果然信以为真，唐仲友逃过一死。

本来惶恐不安的唐仲友得到了来自于王淮的消息后，重新变得有恃无恐，竟然派遣吏卒冲人关押人犯的司理院大打出手。然后又遣人通知说朝廷已派浙西提刑前来审理，现在不能给相关人等结案。八月十日，朱熹立即上了第五状，对这些事情提出疑问，指出唐仲友气焰重新嚣张，是因为党援众多，有后台，矛头直指王淮。提出要么罢黜唐仲友，要么治自己的罪。八月十四日，果然有命令下达将这个案子交给浙西提刑来管，不准朱嘉再过问此案。王淮更为阴险的是又宣布罢免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命，改任朱熹。这给人造成了朱熹弹劾唐仲友目的不纯的假象。朱嘉直到九月初才得到自己改命的消息，于是又上了第六状，详细揭露了唐仲友贪污和造假钞的罪行。当然这都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几天之后，朱熹请求辞职，然后不管朝廷同意与否，就飘然南归了。唐仲友之案遂不了了之。

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原因后人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吕祖谦与唐仲友不和，有的说是朱熹的朋友陈亮与唐仲友不和，所以朱熹为朋友报仇，这才弹劾了唐仲友。也有的说是朱熹自己与唐不和，还有的说是朱熹受人挑拨离间。实际上我们看到朱熹做了大量的调查，审讯了大量的相关人犯，在弹劾唐仲友的奏状里，他所揭示出的唐仲友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茶毒百姓、生活腐败等等罪证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其贪污公款的手法也令人叹为观止。他对唐仲友的弹劾证据确凿，完全是出于对于贪官污吏的痛恨而秉公办事，一查到底。

在朱熹的第三次弹劾状里，提到了一些与唐仲友沆瀣一气为虎作伥的娼妓，其中有被唐仲友包养的严蕊。在朱熹将她们也捉拿归案后，她们很多都招认了自已与唐仲友勾结的罪行，其中唐仲友贪污的公款有好多就是花在严蕊身上。然而就是这样一朵生长在肮脏的官僚文化肌体上的恶之花，仅仅在十几年之后就被演绎成了勇敢面对酷吏的才情冤女。

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十三年后，朱熹的政敌洪迈在自己编写的《夷坚志》中，记载了一个严蕊的故事，大致意思是：台州官妓严蕊才艺双全，为知州唐仲友所看重。

朱熹弹劾唐仲友时，逮捕严蕊下狱，对严蕊施加酷刑。后来岳霖为提点刑狱，到台州时，严蕊上状自请。岳霖令严蕊作词，严蕊应声而作：“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当即判严蕊从良。

不管是在朱熹的劾状，还是洪迈的记载里，严蕊到底有何才何貌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这毕竟令无聊文人颇感不足。到了南宋晚期终于出现了形象丰满的严蕊形象，同时也有了令人生厌的道学家的形象。在周密《齐东野语》里所记载严蕊的故事里，严蕊已经是能诗词，通古今，琴棋书画丝竹歌舞无所不精，色艺冠一时，“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的名妓。她先是为唐仲友赏识，后又被一谢姓豪士包养了半年。朱熹弹劾唐仲友的时候，就指称他与严蕊有奸情。严蕊系狱月余，虽备受棰楚，但绝不诬陷唐仲友，因此又不免受杖。有狱吏看不下去，就劝道：“你早认了，顶多就是杖罪，何必遭受这种痛苦？”严蕊回答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也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怎可安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严蕊的回答很坚决，于是再痛杖之，委顿几死。后来的故事就跟洪迈的大体相同，严蕊作《卜算子》词后，岳霖将她放良，不过多了个严蕊被赵氏宗室纳为小妾的最后结局。

这两个故事里，除了名字是真的外，其他几乎都是假的。那首系在严蕊名下，至今流传不衰的《卜算子》分明就记录在朱熹劾奏唐仲友的第三状里，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在一。次宴会上为严蕊所作。高宣教为什么要作这么一首词呢？据严蕊交代，唐仲友打算给严蕊落籍，先将严蕊送到婺州永康县亲戚家，并对严蕊说道：“如果在那里住得不好，就来投奔我。”后来唐仲友又将她送到黄岩暂住。“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准确地道出了名分不正的严蕊当时所处的尴尬境地和复杂心态。谁会想得到脍炙人口的《卜算子》背后隐藏着一个不折不扣的赃官名士狎妓的真实故事？如果没有朱熹的劾状，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严蕊何许人，然而在多年以后，严蕊却成了既有情，也有义，既美丽，又坚强的女词人，她的作品和她的故事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直到现在。与此相对的则是，那个嫉恶如仇，勇于揭露贪官污吏和。官场黑幕的大儒朱熹则成了罗织罪名的酷吏。才子佳人的故事更容易勾起人们的艳羡与想象，口诛笔伐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不但比探究历史的真相来得容易，而且更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怜香惜玉和正义凛然。于是终生秉持了最高道德规范的道德哲学家却饱受正义的人们最无情的道德评判，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大儒出山不满四年，亲自体验了官僚制度的腐败，感受到了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自己一己力量的微弱。朱熹说：“我就是要试一试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现在试过了，真是长见识啊。”他越发相信，在这个官僚腐败、物欲横流的社会，如果法制坏了还可以更改，如果人心坏了，那整个社会也将不可救药，而挽救人心，改变风俗，唯有靠儒家伦理道德。

三度出山 致君行道

浙东之行铩羽而归后，“归来犹幸此身轻”，朱熹建武夷精舍，继续读书讲学，一晃又是六年。期间朱熹连续做了几任祠禄官，尽管俸禄微薄，生活清苦，但朱熹倒也不以为意，“名教众自有乐处”。淳熙十四年（1187年），朝廷任命朱熹主管南京鸿庆宫的祠官，而南京实际上在金人占领之下，宫中还有神宗像。这样的一个任命，怎能不触动朱熹心事，“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这个任命之后过了不久，由于著名诗人杨万里向新任宰相周必大的推荐，朱熹又被任命为江西提刑。朱熹听说孝宗还是念着他，士大夫也有很多推荐的，才有这次任命，不禁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但又觉得事情恐怕难尽如人意，“脚甚涩，懒向前。”当陈亮劝他出山的时候，他回信道：“再过几天，就是60岁的人了。最近刚刚种了几畦杞菊，若一脚出门，就吃不着了，这可不是小事。奉劝老兄别撺掇我了，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争，了却几卷残书吧。”但朱熹四上辞呈都被拒绝。同时在这一个过程中，朝廷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理学派的重要变化。十月，高宗去世，早有恢复志向的孝宗终于从高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王淮渐渐失去信任，周必大受到重用，朱熹终于决定二度出山了。

十五年五月朱熹到达京城，六月初七，拜见了孝宗。八年多未见的君臣二人，在这次相见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浙东之事。孝宗道：“浙东救荒费心了。很久不见，浙东那件事情我自己有数。现在当处卿以清要之官，不会再以州县相劳了。”第二天，朱熹就接到了到兵部任职的诏书。朱熹在这个职位的顶头上司是福州福清人林栗。林栗，字黄中，在7天前刚刚与朱嘉有过一场很不愉快的学术辩论，为此朱熹不愿意与林栗共事，就以足疾为由请辞新命。于是林栗立即上书弹劾朱熹本无学术，欺世盗名，故意不肯就任。孝宗就采纳了周必大的建议，仍以朱熹为江西提刑，朱熹坚决请辞，于是再为祠官。朱熹的再度出山因为林栗的阻挠一事无成就早早地结束了。

几个月之后，孝宗再召朱熹进京，朱嘉在上书辞免后，又写了一封长篇奏疏。

朱熹认为，用其人不如用其言，自己即使进京，所说的也不过就是这些。这就是著名的《戊申封事》。到朱熹的奏疏递到宫中后，已经是深夜，孝宗本已就寝，急忙又点起蜡烛，一口气读完了这封近两万言的奏疏。在这篇奏疏里，朱熹将恢复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提出，其论政的核心在于改革内政的六大当务之急，这也正与孝宗的想法一致。在第二天，孝宗下诏任命朱嘉为崇政殿说书，意在让朱嘉辅佐太子。但朱熹鉴于当时周必大推荐理学派的活动遭受挫折，多名理学派官员被劾的局势，没有接受这次任命。三个月之后，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

光宗朝受重用的宰相留正为了争取道学力量的支持，亲笔写信邀请朱嘉出山，而就在此前不久，留正刚刚清除掉了道学人士极力反对的近习姜特立，这使得他贏得了朱熹的高度信任，因此在十一月，朱熹终于应留正之请接受了知漳州的任命，三度出山。

在漳州，朱熹深感土地兼并、租税不均之害，请求推行经界，重新丈量土地，编制账籍，按籍纳税。然而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中央下令实行的时候，这命令却迟迟不下。朱熹对这种官僚作风气愤之极，对学生说道：“碌碌无为，可以做到公卿；只管纵容富人收田置田，让贫者纳税，便是好牧守！”“现在的人都是如此见识短浅，有个天下国家，却无一人肯以天下为己任！”当行经界的诏令下达时，已经是春耕时节。朱熹只好再为秋收农闲时实行经界做准备。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病卒，朱熹请求离任奉祠。十月，漳州进士吴禹圭上状诉称经界扰民，结果朱熹为之筹划了一年的漳州经界失败。愤怒的朱熹写信批评留正表面上支持经界，却在暗地里阻挠，“以后决不再登相公之门！”朱熹连续三次出山，“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黄中，今又遭此吴禹圭”，仕途多蹇，志不能伸，不禁仰天长叹造化弄人，再一次归隐山林，卜居考亭。这次出山仅供职一年。

一年以后，杨万里也罢官。他写信给朱熹说从此以后要退隐山林，畅游武夷山水。朱熹表示，如果真能那样，当然是再好不过，“但恐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他担心杨万里耐不住山林寂寞，早晚会出仕。然而到了明年年底，当宰相留正推荐朱嘉担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时，不能忘世的朱熹却再度应召出山了。

光宗即位以后，由于李皇后和左右近习的挑拨，加上自身的病情，他同已退居重华宫做太上皇的孝宗严重不和，并不再去朝拜孝宗。这引起了朝臣们旷日持久的谏诤和对近习的弹击。绍熙四年五月，光宗准备召用近习姜特立，众多朝臣上疏反对都失败了，这时候朱熹曾经反对过的宰相留正不惜以140多天的罢工来抗议，终于迫使光宗停止召回姜特立。留正的这一。壮举再度赢得了道学派的信任，他对道学人士的大量荐引，也使得道学派在朝中的力量空前壮大。正是这样的一个形势才使本来决心归隐的朱熹动摇了，他觉得此番形势转折，是在朝理想的方向发展，决定“勉强一行”，同时，他又反过来劝正在享受归隐之乐的杨万里“不能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希望杨万里也能够同自己一起复出。

朱熹在绍熙五年五月到达潭州之后，就着手整顿吏治和清理狱讼。潭州本来形成初一、十五不接待办事人员的惯例，有的甚至十天半月都不见客。朱熹很看不惯这种作风：“不知道出来接待一会儿，有什么辛苦的？让别人等得久了，或者有急事想离开却又走不了，那时什么心情？这种人真是不仁之人！”于是下令每天都要接见来访者。对于狱讼，朱熹坚决反对不分是非善恶，一味从宽的处理方式。朱熹曾捉到一个姓张的恶霸，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此人凶恶不可言：他家门前有一木桥，商贩从桥上过，只要用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打。朱熹认为这种人“若不痛治，何以惩戒！”据说不久朱嘉在离任的时候，不顾新君即位天下大赦，仍从牢中提取了十八名这样的恶棍处死。

几乎与朱熹在潭州努力刷新政治的同时，朝中却接二连三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从而也深刻影响了朱熹个人的整个晚年生涯。

“伪学”党魁 落职罢祠

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当朱熹还在去潭州的路上时，孝宗病重，尽管大臣们苦苦哀求，光宗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去重华宫看望病重的父亲。六月九日，孝宗病故于重华宫。即使到了这种时候，光宗仍然不肯去重华宫，丧事也无人主持。临安城为骚动不安的情绪所笼罩，好像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很多权贵、富商，甚至朝臣都在做着逃离京城的准备。六月中旬，叶适找到留正，提出既然光宗有病在身不能为孝宗发丧，请让太子参决政务。留正不敢做主，竟然偷偷溜出京城躲到外边去了。七月五日，副宰相赵汝愚在外戚韩侘胄和宗室赵彦逾等人的帮助下请出来高宗的皇后主持大局，搞了一幕内禅，光宗退位，其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

有定策之功的赵汝愚升任宰相，成为道学派的核心。在赵汝愚的推荐下，宁宗召朱熹入京议事。宁宗早在读书时就已经熟知朱熹的大名，因此在不久后他亲自开列的十人的经筵讲官名单中，朱熹赫然名列其中。一生都在梦想着“得君行道”的一代儒宗朱熹终于在垂暮之年像他素来敬佩的程颐一样成为帝王师。

朱熹对于宁宗的钦点讲官有点受宠若惊了，他认为当今圣上如此好学，有求治的愿望，自已是“义不可不一往”，朋友们也对朱熹的这次进京充满厚望。“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当朱熹还在进京的路上时，便已经在筹划助新君施政的方略了。

然而就在朱熹踌躇满志的时候，陆续传来的其他消息，却令朱熹稍感不安。外戚韩侘胄已露专权之迹象，当宰相留正对宁宗宠信韩侘胄提出反对时，却又引起了宁宗的不快。八月二十日，光宗以内批将宰相留正罢免。别人都在赞叹新君英明，朱熹却产生畏惧之感。有学生问：“留正当逐，何惧之有？”朱嘉回答道：“大臣进退当以礼，怎可如此轻易？派人晓之以理，让他自己请辞，然后允许，这样才得体。人主新立，怎可诱导他轻逐大臣？”作为天子，不能正心诚意，这正是朱熹所担心的。

九月底，朱熹到达了临安城外，在距城二十里的六和塔待命。这时候，朝中的一大批道学派官员都赶过来相见，就朝中动向商议对策。朱熹也没有好办法：“我们现在如同几上之肉，哪能管得了这么多！”在朱熹看来，他们根本无法同韩侘胄等人直接对抗，只能寄希望于宁宗，而这也正是自己的帝王师身份意义所在。所以尽管项安世认为“莫遣晦翁闻世事，怕教兴尽却思回”，朱熹自己还兴致正浓。

十月二日，朱熹人临安，十日正式就任，开始了自己的立朝生涯。十四日，朱熹给宁宗上了自己作为帝王师的第一课，讲的是《大学》。朱熹告诉宁宗，要时刻记着“以修身为本”，每出一言，每行一事，都要反省一下是否对自己的修身有害；每当夙兴夜寐之际，都要反省今天对于父母有没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朱熹希望，能够通过君主自身修养的提高来防止权力的滥用。

按照惯例，正常情况下经筵是两天一进讲，早晚各一次。朱熹觉得这样不够，就像修身不可一日无一样，帝王学术也是要天天讲，因此请求改为每天早晚都讲。

宁宗竟然同意了朱熹的请求，这令朱熹大感欣慰：“圣上是可与为善之人，如能常得到贤者辅导，天下就有望了！”而天下大贤，又舍我其谁呢？

十月二十三日，朱熹第三次进讲。讲完之后，朱熹向宁宗面奏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全都是对宁宗的批评。第一件事是批评宁宗大兴土木，修造宫室三百间；第二件是批评宁宗对太上皇孝心不够，希望宁宗下诏自责，向太上皇请罪；第三件事是批评朝廷纲纪紊乱；第四件事是关于孝宗陵址的选择。其中尤其以第三事为朱熹这次上奏的主要问题。他严厉批评了宁宗即位数月的朝政之失，指出君主不能遵守法制，独断专行，即使处理得当，也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是遗患将来；独断的背后更有左右近习如韩伲胄辈的盗窃政柄。朱熹对宁宗和韩侘胄的批评，撕开了以前经筵之上君臣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更引起了韩詫胄的嫉恨。韩侘胄指使优伶峨冠博袖，扮成朱熹的样子，戏于宁宗之前，借以丑化朱熹，而宁宗内心里也已经开始厌倦朱熹了，他受不了朱熹每次讲课的说教，尤其受不了朱熹总是愿意就职分外的事情指手画脚，发表意见。

闰十月十九日晚上，是朱熹的第七次课。朱熹再次强调了《大学》的正心诚意之说，批判宁宗言行不一，讲完之后，又再次重申以前所陈四事，请求宁宗付诸实施。宁宗终于无法再忍受了。朱熹刚刚退下，宁宗就发出了驱逐朱熹的“内批”：“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韩侘胄知道这个内批如果按照正常手续发下，一定会遭到大臣们的阻拦，于是就派宦官直接送到了朱熹的手里。朱熹当然不会赖着不走，当即就上了《谢御笔与宫观状》，表示对宁宗怜惜自己衰病余年，感恩之至，当天就迈出国门。满打满算朱熹立朝仅46天，就帝师梦碎，黯然去国。朱熹被逐，举朝震惊。第二天开始，道学派官员纷纷上书，批判宁宗乱政，请求复留朱嘉。但宁宗只是任命朱熹知江陵府，拒绝朱熹返朝，而绝望的朱熹也坚决不受新命：“这次就是死也不出！”朱熹准备“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然而，真正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当道学领袖朱熹被逐出京城之后，道学派的政治领袖赵汝愚也岌岌可危了。

韩诧胄苦于没有赵汝愚的把柄时，有人献策道：“他是宗姓，就说他谋危社稷，就可以一网打尽了。”于是从第二年，庆元元年（1195年）正月开始，韩詫胄指使党羽谢深甫、何澹、刘德秀等连续弹劾赵汝愚以宗姓居相位，对社稷不利，终于迫使汝愚罢相。接着，道学派成员相继被罢。四月，六名太学生，后来被称作“六君子”，因为上书为汝愚以及太学中被罢的老师鸣不平而被逮捕。六月中旬，太学当中的四名教师又接连被弹劾去职，朝中的道学派官员已经是寥寥无几了。从六月底开始，这些被朱嘉称为“新贵”的当权者又开列了一个46人的道学邪党名单，打出了反“伪学”的旗号。一时间，风声鹤唳，朱熹预感到更大的迫害就要来临了：“时论日新，汝愚等人，必将另有贬斥，只是不知道贬谪的轻重远近罢了。”到了十一月，新贵们果然开始发难。赵汝愚曾“梦孝宗授鼎，背负白龙升天”，于是监察御史胡站弹劾赵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的“十不逊”大罪，赵汝愚被贬到永州（治所零陵，今永州市），又有人上书请斩汝愚。第二年的正月，赵汝愚在途中经过衡阳时发病暴卒。三月刘德秀等人借科举考试上疏请禁绝“伪学”，并不点名地将朱熹称为“伪学之魁”。在这一年的科举中，凡文章稍涉“伪学”的都被黜落。朱熹等众多理学家的著作遭到毁版，叶适等大批“伪徒”或罢或贬。这时候一些假道学、理学家的伪信徒开始显出本性，或者媚事新贵，或者另选老师，或者变易衣冠，以同“伪学”划清界限。朱熹对学生说道：“以前还担心来求学的真伪难辨，现在朝廷如此锻炼一番，鱼目混珠之徒，再也无法掩饰了。”反“伪学”的目标最终必然指向“伪学之魁”朱熹，但朱熹知道在这文化迫害的大网笼罩之下，任何人都无处可逃，“死生祸福，早已置之度外。”十二月，新贵们终于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朱熹，新任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弹劾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六大罪”。

沈继祖弹劾这个弹疏的真正作者是胡兹。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的时候，胡弦前往拜谒。朱熹与学生们共食的一直都是糙米、茄子，也就以此招待胡兹了。胡兹很不高兴，回去后对人说道：“这不是人之常情。一只鸡、一杯酒，山中应该还是有的。”从此对朱熹怀恨在心。他在做了监察御史时写成了此奏疏，后来因为改官，才将此疏交给了沈继祖上奏。这所谓的六大罪全都是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比如第一条朱熹不孝，证据是建宁米白，闽中第一，而朱熹只让母亲吃仓米，不给建宁白米吃。胡兹和沈继祖大概不会不知道，建宁白米固然好，却不是老百姓天天都能吃得上的。还有说朱熹图谋霸占建阳县学风水宝地为葬地之类，更是纯粹的诬陷。就是这样看似荒唐的构陷竟然冠以“大罪”之名堂而皇之地上奏，也算是今古奇观了。

而更令人称奇的还在后面。在六大罪之外，沈继祖又罗列了一大堆的罪名，如朱熹的儿子盗牛宰杀，婚嫁必择富民，收徒必引富家子弟，发掘别人坟墓以葬其母，引诱尼姑二人为妾等等。对于以宣扬修齐治平忠孝仁义为己任的道学家朱熹来说，以上罪名无疑是最恶毒的攻击了。当落职罢祠的小报送到来时，朱熹正在与学生们讲论，朱熹看了看后，不动声色，继续上课。朱熹对此已经不屑于一辩了，在谢表中，朱熹说对他的弹劾是尽发阴私，骇人听闻，这么严重的罪行，真是众恶交归，群情共愤了。然后朱熹不无揶揄地写道：“自己年老昏聩，竟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罪恶。”后来又有诏书只落职，仍为前官，朱熹又上谢表道：“贪夺朋友之财，纳女尼为小妾，改县学为寺庙之类，想必都已经考察属实，不是诬陷，没想到却给予保全，仍居散官，都是靠皇帝陛下仁义啊。”在私下的通信里，朱熹则是气愤填膺地说道：“这些人一点都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东西，竟然敢这样，真是可怜可笑！”

也许是出于对朱熹四朝老臣的顾忌，被弹劾了诸多大罪的朱熹只是被罢官，免遭流放，而他最好的学生和朋友蔡元定则难逃厄运。在朱熹落职罢祠的同时，普通士人身份的蔡元定却被流放道州（治营道，今道县）。有个学生算了一卦道：“先生无處，蔡所遭必伤。”第二天，朱熹带领弟子们为蔡元定送行，元定作诗告别：“断不负所学，此心天地知。”这一。天，朱熹罕见地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年八月，蔡元定病故于贬所。尽管新贵们还没有置朱熹于必死之地，但对于道学的打击则变本加了。三年二月，下令“凡是权臣之党，伪学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闰六月党羽刘三杰上书言：“前日之伪党，至此变而为逆党，防之不至，必受其祸。”于是前宰相留正被贬邵州（今邵阳）。九月又下令地方长官荐举改官，必须声明自己“非伪学之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则必须在家状上标明“确实不是伪学”才准进考场。在这种情况下，不免有学生把持不住，背弃师门而去。朱熹写信勉励他人：“风力愈劲，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住，千万更加勉力，以副所期。”十二月二十九日，“伪学”之禁达到顶点，一份五十九人的“伪党”名籍终于出炉。病中的朱熹写信问田澹：“听说道学党籍已出，我颇居前列，不知是出自谁手？其他人还有谁？”其中宰执四人，以赵汝愚为首；待制以上十三人，以朱熹为首；其他文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

党籍的确立对于道学派的打击是沉重的。庆元四年春间，病魔缠身的朱嘉大病六十多天，几乎不起，都做好了托付后事的准备。更令朱熹伤感的是故交渐零落，有的死于贬所，更多的在困境中郁郁而终。其他有的再遭贬斥，有的杜门不出，“其他吾人往往藏头缩颈，不敢吐气。”无情的政治压迫竟然使得这些学高身正的儒学信徒变成了这般模样，朱熹感到自己晚年碰上的真是一个可悲又可笑的时代。

大病不死的朱熹默念平生遭遇，不禁越发怀念起孝宗来。当初孝宗去世时，曾经下诏书规定近臣可以进挽歌，朱熹本想为孝宗写一首挽歌，可是仅仅写了四句就写不下去了，等过了几天之后心情稍平静些的时候，他却被罢职东归，失去了写挽诗的资格了。现在身处党禁中的朱熹越想越是不能自已，于是取出旧稿。恭恭敬敬地续完了这首《孝宗皇帝挽歌词》，“以明孤臣无状，死不忘君之意。”在挽词里，朱熹高度评价了孝宗欲恢复中原的志向和赍志以殁的遗憾，诉说了君臣际遇的经过。在这个凄风苦雨的时刻，朱熹对孝宗的追念，实际上便是对现实政治的否定。

儒学大师 虽死犹生

道学家的苦难和文化的禁锢时代，也必然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时刻。韩侘胄和他的党羽们借助伪学之禁，清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全面掌控了朝政。朱熹反对了一辈子的近习专权在他的晚年却眼看着变成现实。庆元五年九月，韩侘胄封平原郡王，其权力、地位如日中天，“求进者纳忠不已”，其中也不乏无耻文人和道学叛逆。如本有道学声誉的许及之，在韩诧胄生日的时候，晚来一步，便从旁边的小洞中钻了进去，成了臭名昭著的“由窦尚书，屈膝执政”。韩侘胄的气焰甚至使朱熹也随时感到危险的存在，他对学生们说道：“我现在的头颅就好像是粘在脖子上的一样。”但处在严厉的党禁之中，仍不乏学子前来求学，又使朱熹看到希望所在，他写信给黄干：“近些年来道学为世所排斥，但年轻人中向学的依然不少，这真是天意！”

朱嘉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大量学术著作的整理：“但恨目前文字可以随分发明圣贤遗意、垂示后来者，笔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庆元五年，可令朱熹感到欣慰的是在建阳刊刻了最后一次他修订成的《四书集注》以及在广南秘密出版了他文集的第三版。

不过这时候为病魔缠身的朱熹已经预感到自己可能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在六年初春“雪花寒送腊，梅萼暖生春”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画像上题了一首诗“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即使在最后的日子里。朱熹也没有忘记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在著述与讲学中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周：

三月初二，看蔡沈《书集传》，给全体学生讲说数十条，并论及时事。

初三，改《书传》两章，晚上，讲《书》数十条。

初四，到溪岸边亲自规划筑小亭事宜，晚上讲《太极图》。

初五，本县县令张揆带着礼品来看望朱熹。朱熹拒绝了张揆的礼品，说道：”知县若宽得百姓一分，即某受一分之赐。“晚上讲张载《西铭》，又讲为学的要点。

初六，改《大学章句》中《诚意》一章，学生誊写好后，又改了几个字。又修改《楚辞》一段。午后大泻不止。

初七，严重腹泻。

初八，作书信数封，主要交待《礼书》有关事宜。

初九，学生们过来问疾，口不能言，执笔却无力运笔，气息渐微而逝。

朱熹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诸生距离近的奔丧，远的哭祭。学生们决定十一月份在信上举行会葬。这个消息传到了朝廷后，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十一月十日，有人上奏疏道：”四方伪徒，定于某一日聚于信上，欲送伪师朱熹之葬。臣闻伪师往在浙东，则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于一室，伪师身据高坐，口出异言，或更相问答，或转相辩难，或吟哦怪书，如道家步虚之声。或幽然端坐，如释氏人定之状。至于遇夜则人，至晓则出，又如奸人事魔之教。观其文，则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杂之以魔书之诡秘，倡之以。

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殁，其徒不忘，生则画像以事之，殁则设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会聚之间，必无美意，若非安谈世人之短长，则是谬议时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约束。“这个奏疏将朱熹和他的学徒们的讲学描写得像是邪教的聚会，并以莫须有的口气认为这个会葬会成为妄议时政的场所，请求令当地官员注意管束。这个对朱熹最后的污蔑与攻击，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十一月二十日，朱熹葬于建阳县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仍有近千人不避党禁参加了朱熹的会葬。61岁的辛稼轩也作了沉痛的祭文往哭朱熹：”所不朽者，。

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